中国人口科学发展的二十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十年论文,中国人口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它标志着我党从左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进一步促进了思想解放，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成为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根本出发点。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市场逐渐放开，市场调节的比重加大。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我国进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新时期，改革在全社会各个领域全面展开。
一、中国人口学发展的历史回顾
建国前，接受西方思想影响的社会学、人口学学者积极研究中国的人口问题，提倡节制生育，做出了一些积极的努力和贡献。节制生育的思想是在十九世纪中叶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首先在欧洲产生。节育，通常指利用各种科学的方法，对人类生育过程进行控制。
二十世纪初，一批留学欧美的学者开始翻译外国著作，进行各种社会调查，研究中国的情况，逐渐出现了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学者，并且在中国也产生了节制生育的思想。二、三十年代在一些报纸书刊上曾经刊载过不少节育方面的文章，也进行过热烈的讨论。美国节制生育倡导者玛格丽特·桑格夫人于1922年访问中国，对中国节育思想的形成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年，在苏州成立了中华节育研究社，开始传播节育知识。北京也成立了产儿限制研究会。但是不久便停止了活动。1930年2月中国近代第一个节育指导所在北京建立， 由“北平妇婴保健会”创办。该会是民间团体，存在了五、六年时间，对倡导节制生育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节育思想和为倡导节制生育而做的部分努力未能对我国的人口发展产生什么作用。
梁启超极力主张提倡晚婚，禁止早婚，以提高人口素质。他虽然没有直接提出节育主张，但是其晚婚主张对节制生育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陈达于1923年回国在清华大学任教，并在中国最早开设人口课程，1932年编著《人口问题》一书，后来长期从事人口研究。陈达早年便主张节制生育。他从人口数量、人口品质、生活程度、社会环境、国家患难等方面，认为中国需要节制生育，而节制生育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根本办法之一。可以说，陈达人口思想的核心是“限制人口的数量，改善人口的品质”。
吴景超在三十年代也积极主张节制生育。他在1936年写的《中国的人口问题》一文中认为，节制生育是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最好办法，是中国目前应当采取的人口政策。与陈达、吴景超同时期的许仕廉、陈长蘅等人在人口问题上也都有类似的观点。
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个多世纪里， 中国人口由4亿1千多万增长到近5亿5千万，净增1亿3千多万， 年平均增长率约为2.6‰。中国的人口问题不是建国后才出现的，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解决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人口问题的任务。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口变动状况、 人口政策演变和人口理论研究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1949 ～1978年期间，中国的人口发展可划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即人口盲目发展时期（1949～1962年）、过渡时期（1963～1970年）和人口有计划发展时期（1971～1978年）。在这三个不同的时期内，人口变动状况、人口政策演变和人口理论研究均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
（1）人口盲目发展时期（1949～1962年）
新中国建立后，从1949～1957年底，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人民休养生息，生活改善。战乱后的和平生活总是使得人们的生育愿望更加强烈。于是人口生育水平不断上升，人口规模迅速膨胀。其中1950～1954连续5年的出生率高达37‰～38‰，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超过6.0。直到1957年，出生率一直保持在30‰以上。每年新出生人口约1700万。在出生率保持高水平的同时，由于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人口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从1949年的20‰下降到1957年的10.08‰。因此， 人口自然增长率居高不下。8年间净增人口1亿486万，超过1950 的日本加上韩国的总人口（8362.5万+2035.7万），年均净增加1311万。形成了新中国第一个人口生育高峰。
从1957年底到1962年，这一期间由于国家政策和发展方针的某些失误以及严重自然灾害的影响，导致人口出生率锐减，死亡率骤增。1959年的出生率降到24.78‰，1960年为20.86‰，1961年为18.02‰。 1960年由于出生人数锐减，死亡人数增加，自然增长率为－4.57‰，全国人口总量减少1000万，是建国以来唯一的负增长年。
从政策上看，新中国建立之初，国民经济处于恢复时期，百业待兴，各项建设都需要劳动力。这种状况以及当时主观认识上的偏差，受苏联人口理论的影响，认为人口迅速增长是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是社会繁荣和生活改善的标志，认为社会主义并不存在人口问题。国家采取了鼓励生育的政策，如严格限制人工流产，禁止绝育，奖励多生育的“英雄母亲”等，促进了人口自发盲目无计划的增长。
由于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开始显露出来，如青少年升学难，城市住房紧张。于是学术界对人口问题的研究活跃起来。一些学者先后发表了控制人口的著作和论文，如陈长蘅的《谈过渡时期的中国人口问题》、陈达的《节育晚育与新中国人口问题》、吴景超的《中国人口问题新论》、费孝通的《人口问题研究搞些什么》、孙本文的《八亿人口是我国最适宜的人口数量》、钟惠澜的《有计划控制生育》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当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他于1957年7 月5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新人口论》的文章， 分析了中国人口状况，指出了存在的人口问题，分析了中国的人口状况同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提出了一系列控制人口的建议。
但是，1957年以后的一段时间，党内外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又片面强调人多是好事，忽视人不仅有一双劳动的手，还有一张吃饭的口，忽视人不仅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的主张受到批判，人口理论研究成为禁区。结果是“错批一人，误生三亿”。
1953年进行了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用科学方法进行的人口普查。它以1953年7月1日0 点为时点， 以个人常住所为计算基础， 全国动员了250万统计员、记录员、调查员、监察员，并经过培训。 普查进行一年时间，经过普查，获得了1953年人口总数、性别、年龄、民族构成及城乡人口分布情况。第一次人口普查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提供了可靠的人口数据，为1953年开始的“一五”计划做出了贡献。政治上，为选举各级人民代表的选民登记提供了根据。
（2）过渡时期（1963～1970年）
在经历了3年自然灾害后，国民经济随着“调整、巩固、充实、 提高”的贯彻实施，工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增长，给人民生活改善和社会经济稳定提供了必要条件。此时，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次空前的补偿性生育高潮，1963年达到顶峰，全国人口出生率高达43.6‰，其后在较长时期内居高不下。其中1963年、1964年1965年、1966年1968年的出生率均超过35‰。加之死亡率已下降到较低水平，因此，这一阶段成为人口增长最快的阶段，全国总人口连续突破7亿（1964年）和8亿（1969年）大关，并向9亿逼近。
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自然增长率显著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困难时期过去以后，人口又重新膨胀起来，控制人口的主张再度被提出。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明确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状态，逐步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既定政策。”之后，计划生育的宣传指导工作逐步展开，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1964年，成立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部分省区市设立了相当的机构，加强了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我国计划生育开始在少数城市试点，逐步扩大到多数城市和一些农村试行。
1966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展的计划生育工作受到严重的干扰和破坏，人口生育继续处于无政府状态。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从1962年开始一直持续到70年代前期。
1964年6月30日24时，进行了第二次人口普查。人口总数突破7亿，为723,070,269人。
（3）人口有计划发展时期（1971～1978年）
基于60年代我国人口增长失控而引起的人口数量的剧增，政府领导人认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从而强调人口非控制不可的决心。1971年7月，周恩来总理排除“文革”的干扰， 亲自部署并由国务院批发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强调“人口在生育上完全无政府主义是不行的，也要有计划生育”，要求各级政府在“除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外，都要加强领导”。在1973年制订的第四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中，正式提出了“一个不少，俩个正好，三个多了，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最理想”的倡议。在1973年12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汇报会上又提出了“晚，稀，少（晚婚晚育，增大胎次间隔实践，少生优生）”的要求。1973年以后，国家和省都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从1973年开始，人口发展被列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70年代，由于全国城市和多数农村地区广泛开展了计划生育，人口出生率由1970年的33.43‰降低到1978年的18.25‰， 自然增长率从1970年的25.83‰，下降到1978年12.00‰。1970年净增人口2,114万，1978年净增人口已减至1,147万。总和生育率1970年为5.812，1978年为2.716。以1970年的总和生育率为基础，推算以后各年少出生人口数，则1971～1978年共少出生人口8,900多万。
70年代，是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的年代。1971～1978年的8 年间人口控制取得的初步成果，不仅降低了人口出生水平，而且在转变人们的婚育观念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为计划生育更广泛更深入更全面的展开，打下了十分可贵的基础。
这一时期，除了一些为培训干部，推动计划生育工作开展的人口理论学习班外，专业人口理论队伍也在酝酿、组建。1974年，北京经济学院成立人口理论研究室。但人口理论研究的全面恢复是在1978年后。
二、改革开放20年来的人口科学发展历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中国人口科学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20年改革、开放、发展的历史大环境，给人口科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机遇。人口科学在不断适应我国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需要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壮大，学科基础理论逐渐完善、研究内容不断拓展、研究方法日臻成熟、学科队伍不断扩大。人口学由稚嫩到成熟，由弱小到壮大，成为人文学科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政府有关部门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回顾中国人口科学20年来的发展历程，我们认为中国人口科学的发展基本上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理论工作者的思想被从左的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打破了对于人口研究认识上的禁区。在过去由于受“左”的思想束缚，对人口的研究基本是一个禁区。中国人口科学在马寅初之后基本上就处于一片空白状态。中国人口科学重新获得生命力的一个现实基础就是中国领导层对中国人口问题的现状有了新的认识。与过去认为人越多越好的认识不同，中国的人口此时已被认为是一个问题。诚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的人口问题，现在已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人多是中国的最大难题”。邓小平同志多次提醒全党，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底子薄、人口多这个国情出发。邓小平同志对中国人口现状的精辟分析使我们能够突破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藩篱，使我们能够认真地探讨社会主义社会人口发展的规律并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使我们从思想认识上真正又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上来。
第二阶段，中国人口科学的发展始终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努力搞好学科建设、研究队伍建设、教材建设以及国际学术交流的同时，以开展人口普查和大型调查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和邓小平的人口思想为指导，深入研究中国人口的实际问题。首先，从学科建设上看，由于人口发展的实质是一个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因此，对人口问题的研究也不能只局限于某一门学科，人口科学的发展需要多学科的知识。正是由于跨学科的协作，多学科的支持，中国的人口科学才呈现出万紫千红的特色。我国已经建立了包括人口理论、人口学方法以及人口学分支学科三大部分的人口科学体系。其次，从研究队伍上看，中国已经拥有一支世界上最庞大的，由老、中、青多学科专家组成专门从事人口科学研究的队伍。这支队伍分布在各个层次、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呈现多元化的发展状态，为我国人口科学研究提供了巨大的动力源泉。中国人口科学队伍从总的来说由五条线组成。第一条线是大专院校，如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吉林大学等学校的研究机构；第二条线是社科院和各省、市、自治区的社科院中的人口研究部门；第三条线是党校系统，如中央党校及其地方党校中的人口研究机构；第四条线是计生委所属科研单位，如中国人口信息中心以及各省的人口情报研究中心；第五条线是广泛分布在国家机关中的人口及相关领域的政策研究部门，如计生委、统计局、公安局、民政局、卫生部门中都有一批有造诣的人口专家。中国人口学会是一个把这些机构联系起来，把人口学者组织起来的群众性的学术团体。目前有会员2000余人，这些会员活跃在各个省、市甚至县一级的有关机构中，在我国人口科学研究和对群众的人口教育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第三阶段，进一步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为实现经济、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中国人口控制和人口发展应当采取的战略措施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人口理论和人口学的各个分支学科的理论体系。
回顾改革开放20年中国人口科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概括为以下特征：
1.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人口科学完全是在以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理论，特别是两种生产的理论以及邓小平同志的人口思想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关心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要大力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中国人口报》，1995年5月1日），“计划生育是一项战略任务，一定要抓好”（《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86》）。他指出：“我们的人口政策是带有战略性的大政策”，控制人口增长“是中国的重大战略决策”（《中国人口报》，1995年5月1日）。他把实行计划生育看作是我国脱贫致富的必由之路，是加快变不发达社会为发达社会的正确途径。他指出“有少数外国人骂我们的人口政策。他们的真正用心是要中国永远处于不发达状态”。“国外有些人希望中国不实行计划生育，这是想让中国永远处于贫困状态。我们认为，实行计划生育可以使中国更快地发达起来”（《中国人口报》，1995年5月1日）。邓小平的人口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是指导中国人口科学在经过解放后的一段沉寂之后重新活跃起来的主要力量。
2.人口学理论不断深入，研究领域不断拓展。
1978年11月，第一次全国人口理论科学讨论会在北京召开，与会代表重点讨论了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和人口基础理论。在此之后，围绕着紧迫的人口控制任务和计划生育工作，人口理论从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出发，以“两种生产理论”为基础，按照物质资料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相互适应的规律，逐步建立了我国人口科学体系。
随着改革实践的逐步深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两种生产理论”受到了挑战。人口科学在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两种生产理论”的科学性和应用价值的过程中，逐步摆脱了过去单一从人口的角度思考人口再生产与物质资料再生产的不适应关系。我国人口与经济发展不适应的矛盾不仅是人口的问题，同时也是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口吸收和承载力差的问题。理论研究从体制的角度和经济的角度重新阐释和发展了“两种生产理论”，“三种生产理论”、“四种生产理论”相继出现使人口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不断深入。
“两种生产理论”的发展以及“人口转变理论”和“中介因素理论”的应用，使人口学基础理论逐步从单纯论证我国人口控制的合理性，为计划生育工作提供理论依据，逐步向开始从以人为中心的，与社会经济发展协调一致的综合人口理论发展。进入90年代，许多学者开始重新审视包括马尔萨斯在内的传统人口理论，提出了“人口现代化”的基本思想。对人口发展的内在规律以及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的研究更加深入，边缘科学、交叉科学不断发展完善。人口经济学、人口社会学、人口地理学、市场人口学、医学人口学等学科相继建立。
3.中国人口科学的发展始终与中国人口的各种现实问题联系在一起。
这些现实问题包括与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变动等人口科学的基本范畴相联系的城镇失业问题、老龄化与社会保障问题、性别比偏高与婚姻挤压问题、城市化问题、生育健康问题、人口迁移与区域发展问题等。中国人口学者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和观点，从而丰富和发展了人口科学，同时由这些基于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所产生的政策建议为党和政府部门制定决策提供了依据，从而使我国在控制人口增长，促进人口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人口科学的发展与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紧密相连。改革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改革过程中各种问题、各种现象层出不穷，人口学紧紧抓住各种与人口有关的问题和现象，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农村生育控制问题、城市化发展问题、民工潮等等，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探讨原因、分析对策。在紧密联系实际的过程中，人口学不仅为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同时，也使人口学自身的发展走向成熟。
自70年代以来，全国人口出生率已由1970年的33.43‰下降到1997年16.57‰；人口自然增长率由25.83‰下降到10.06‰。据统计，70 年代初以来，如果生育水平不变，全国总人口将比现在多出3亿多。 婴儿死亡率由建国前的200‰下降到1995年的31.4‰， 先天畸形和智残发生率有较大幅度下降。人口控制与人口发展的这些成就的取得是与人口学者的研究和建议分不开的。
4.人口科学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不断增加。
中国人口科学发展过程中始终重视国际合作。人口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中国对稳定全球人口肩负着重大责任。中国在人口发展方面既需要总结经验，不断改进工作，也需要学习和借鉴国外的一些经验。因此，加强国际合作对于中国人口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国际合作方面，联合国人口基金对中国人口科学的积极支持是特别值得一提的。中国与联合国人口基金的合作已经持续了18年。在过去这18年中，联合国人口基金先后与中国开展了四个周期的项目合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8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第二十七届理事会通过了人口基金第一周期（1980～1984年）对华合作方案，简称P01项目， 向我国提供5000万美元的资助，在人口普查、人口学研究、人口与计划生育专业人才培训机构、国内外人才培训、计划生育科学研究、计算机设备、图书资料、人口情报等领域资助了20多个项目。目前，我国与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合作已经进展到第四周期，即P04项目。
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我国积极参与联合国亚太地区人口组织开展的有关活动，先后与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国际人口方案管理委员会、人口理事会、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等国际组织建立合作关系。1981年我国当选为联合国人口委员会成员，从1984年起我国开始派正式代表出席联合国人口委员会的历届会议，利用各种机会，积极宣传我国的人口政策和人口控制所取得的成就，赢得了国际社会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广泛支持。
在与国际组织加强合作的同时，我国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人口与计划生育等领域开展了双边国际交流。先后与巴基斯坦、埃及、埃塞俄比亚等发展中国家和日本、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建立了合作关系，在人口研究、人才培训、政策研究、避孕药品研制开发等领域开展合作。
政府与民间，多边与双边的国际交往，使中国了解了世界人口学发展动态以及世界人口发展变化的趋势，培训了一大批人口学人才，引进了许多先进的技术设备，为我国人口科学的发展和人口管理工作的迅速开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同时，通过国际交往也使世界了解了中国，了解了中国人口和人口政策。
5.人口资料更加丰富，研究成果日益丰硕。
中国成功地组织过多次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这些人口调查为中国人口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和资料，也使中国人口科学成果迭出。人口学研究以大量人口统计资料为前提条件，缺乏人口统计资料，人口学便缺乏成长壮大的土壤。1978～1998年，我国共组织进行全国性的人口普查两次，1%人口抽样调查2次，世界规模最大的中国1 ‰和2 ‰的生育率调查。除了全国范围的人口调查以外，各省组织的各种人口调查更多。调查涉及的内容越来越广泛，数据的精确性越来越高。人口普查、人口抽样调查、专项调查为人口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成为人口学长足发展的有利条件。目前，我国已经把十年一次人口普查，五年一次1%人口抽样调查制度化。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准备工作正有序地进行。
在人口学界，7次全国人口讨论会是值得大书一笔的。这7次讨论会分别在1978年、1979年、1981年、1985年、1990年、1994年、1998年举行。这些不间断举行的全国性人口讨论会，是人口学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学术会议。很多人口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得到了交流和展示，因此，每次会议都把中国人口科学向前推动了一大步。与此同时，1987～1994年每年一次的全国中青年人口学者学术讨论会，各种级别和类型的国内和国际人口研讨会，都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促进了中国人口科学的发展。
1997年10月，在北京成功地召开了第23届国际人口科学大会。来自世界80多个国家的1200多名人口和其它方面的专家参加了此次大会。
6.人口科学研究方法不断科学化。
人口学是以人口理论和人口统计学为核心的应用学科，其研究方法以定量和实证研究为基础，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互促进，有机结合。改革开放初期，人口学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相对较少，学者们探讨较多的是一些理论问题，如“两种生产理论”、“人口转变理论”等。随着国外人口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和国内研究方法的发展完善，定量研究的比重不断增加，人口学队列分析与时期分析的各种方法、模型被广泛应用。众多学者采用生育模型、死亡模型、迁移模型、间接估计法、人口动态模型等方法研究我国人口发展变化的规律性。根据国家级刊物《人口研究》对1977～1997年刊登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文章的统计表明，1977～1980年间，定量研究的论文的比重为35%；1981～1990年，定量研究的论文比重上升到46%；而1991～1997年，这一比重上升到54%，定量研究成为人口学研究的主流。
人口学在普遍应用定量研究方法的同时，把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使科研成果具有更高的科学性、可靠性。目前，我国人口学研究的方法、使用的概念、指标体系基本上可以和国际标准接轨，为我们从事国别研究、比较研究、区域研究创造了前提条件。
总而言之，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人口科学从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实现了学科重建的大飞跃。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