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的民主能终止恐怖主义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布什论文,恐怖主义论文,民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由带来的后果
美国正在向阿拉伯世界灌输“民主”，这被布什总统称为“跨世代的挑战”。布什政府及其拥护者声称，在阿拉伯世界推行民主不仅可以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还能提升美国的安全。他们认为，随着阿拉伯世界民主制的逐渐确立，该地区便不会再产生反美的恐怖主义。因此，促进中东地区的民主不仅与美国的安全目标相吻，而且是实现这些目标的必要条件。
但如以上述观点作为论据，便会产生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不是一个国家越“民主”，就越不可能滋生恐怖分子和恐怖集团？换句话说，促进阿拉伯世界的“民主”是不是实现美国安全的一个充分条件？
不幸的是，答案似乎是否定的。人们承认，尽管还不完全了解恐怖主义，但现有资料并没有揭示民主与恐怖的消失或减少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滋生恐怖主义的其他因素比政体类型的影响更明显。同样，民主化也不太可能中止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基地组织和有类似主张的组织不是为穆斯林世界的民主而战，而是为建立他们想象中的伊斯兰国家而战。更没有证据表明，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可以“抽干沼泽”——消除阿拉伯民众对恐怖组织的理解和支持，减少参加恐怖组织的潜在人员数量。
即使中东实行了民主，这种民主又会催生出什么样的政府呢？它们会在一些重要的政策目标上与美国合作吗？这些政策目标包括遏制恐怖主义、推进阿以和平进程、维护波斯湾安全、确保石油供给稳定等。没人能预料到新的民主会带来什么，但据民意调查和最近阿拉伯世界的选举情况来看，实行民主可能会产生新的反美政府，它们与目前的威权政府相比，更不愿意与美国合作。
上面这些问题的答案应该使华盛顿缓行其政策了。布什政府推行民主的正当性可以被当作是一次不惜一切代价传播美国民主价值的行动，也可当作是一笔长期的赌注。然而，美国强调的民主选举既不会立即服务于美国的利益，也不利于反恐战争和其他重要中东政策的推行。
因而，美国该重新考虑是否该把政策重点放在推进阿拉伯世界民主上了。美国不应该把重点放在推动阿拉伯世界迅速举行大选上，而是应该把重点放在鼓励世俗的、民族的、自由的政治组织的发展上，使它们在与伊斯兰政党的竞争中享有平等的地位。只有这样，华盛顿才可以确保当最终选举真的来临时，选举的结果会与美国的利益相一致。
缺失的一环
为什么推进阿拉伯世界的民主是美国的核心利益，这一点布什总统说得很清楚。他在2005年3 月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们维护较长时期和平的战略是帮助阿拉伯世界改变产生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条件。该地区的某些区域已形成暴政、绝望和激进主义的世代循环。当某一独裁政体控制国家政治生活的时候，负责任的反对派没有生存空间。人们只好转入地下反抗并逐渐走向极端。执政者为了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糟糕的社会和经济事务中转移出来，便把责任推卸给其他国家和民族，并激发人们的仇恨，从而导致暴力。这种暴政与怨恨既不可忽视，也无法平息；既不能束之高阁，又无法解决。”
目前，学术界对相关研究作了广泛的调查，但很难证实：是否更多的民主就可以导致更少的恐怖主义。西方新闻界对跨国恐怖事件的报道要比本土恐怖袭击的报道更具体。更有甚者，大部分统计是以恐怖事件的发生地来区分的，而不是以恐怖袭击者的身分来区分的。考虑到这种信息的不完全性，从学术文章中得出初步结论是可能的。但是，即便如此，布什政府所强调的恐怖主义与威权主义之间存在密切关联的逻辑似乎仍无法令人信服。
政治学者尤班克（Eubank）和威恩伯格（Weinberg）对20世纪80年代的恐怖事件进行了研究。他们证实，大部分恐怖事件发生在民主国家，而且，总的来说，受害者和袭击者都是民主国家的公民。培波（Pape）在最近一本名叫《以死取胜：自杀式恐怖主义的战略逻辑》的书中得出结论：自杀式袭击的目标几乎总是民主国家，但实施袭击的恐怖组织的动机是反抗外国的军事占领，寻求自治。驱使恐怖分子行动的不是民主理想，而是反抗他们所认为的外国控制。
美国政府所公布的数据也无法证实恐怖主义与威权主义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在2000年至2003年间，据美国国务院《全球恐怖主义模式》年度报告的统计，全球范围内共有269起重大恐怖事件发生在“自由”国家里，119起发生在“部分自由”国家，138起发生在“不自由国家”（这里不包括巴勒斯坦针对以色列的袭击， 这些袭击肯定会增加发生在民主国家中的袭击数量，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这一事件是在其他国家策划的）。当然，这组数据并不能说明自由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可能滋生恐怖主义，但也不能表明恐怖主义事件与特定国家及其公民所享自由程度之间有特定的联系，更不能表明民主政体与其他政体相比就更不易于孕育恐怖主义。
当然，恐怖主义的分布也不是随机的。根据美国官方的资料，绝大多数恐怖事件仅仅发生在少数的几个国家。确实，2003年有一半以上的恐怖事件发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两个“不自由”的国家。民主化似乎很难制约恐怖分子的行动，它甚至可能会对恐怖主义产生刺激作用。而在“自由”国家中，印度的恐怖事件占了75％。可以公正地假定，这些恐怖事件中，有很多是由扎根于巴基斯坦，尤其是克什米尔的恐怖组织所为。但是，很明显，并非所有的袭击者都是外国人。在印度发生的恐怖事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发生在远离克什米尔的地方，这反映出其他地方对中央政府的不满。与印度的民主同样震撼人心的是，在职总理和前总理都曾遭刺杀。如果民主能够达到减少恐怖主义的预期目标的话，那么印度恐怖事件的数字就不应该如此之高。
同样，有很多证据让人怀疑政体类型与恐怖主义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在20世纪70、80年代，民主国家出现了一批凶残的恐怖组织。如意大利的红色旅、爱尔兰的共和军、日本的赤军，西德的红色军团等派别。西班牙过渡为民主制后，也没有根除名为巴斯克祖国和自由的分裂主义恐怖组织。土耳其的民主一直经受着十余年的政治暴力的折磨，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结束。以色列稳固的、令人钦佩的民主体制同样孕育了自身的恐怖分子，包括对拉宾总理的刺杀。7 月份伦敦的连环爆炸案中，至少有3名人体炸弹在英国出生并长大。 伊拉克几乎每天都有遭到恐怖袭击的受害者。伊拉克的民主化是与严重的恐怖主义相伴的。奥克拉荷马城的纪念碑可以作证，即便美国的民主也仅能免于源自国内的恐怖主义。
换言之，没有任何强有力的证据能证实民主或任何其他政体与恐怖主义之间存在稳固的正相关或负相关。斯泰恩（Stern）在《上帝名义下的恐怖》一书中指出，“民主化不是战胜伊斯兰极端主义必需的最有效办法。”因为研究发现，民主转型期是“国家与外界互动的一个特别敏感时期”。恐怖主义是原生的，而不在于国家的统治形式。因此，没有理由相信，阿拉伯世界越民主，恐怖分子就越少，光看到民主的优点是不够的。
缺陷
把推进民主作为反恐战争一部分的主张还存在逻辑问题。称民主可以减少恐怖主义的主张隐含着一个信念：通过参与公开的政治竞争，潜在的恐怖分子及其同情者的主张能够被公众所关注，他们就没有必要诉诸暴力来达到其政治目的。即使他们在一轮选举中未能获胜，但在下次选举中还可能获胜的信念会抑制其使用非民主手段的冲动。民主的习惯会消解极端主义，并把阿拉伯民众的不满情绪集中到本国政府身上，而不是对准美国。
这种看法也许对吧，但从逻辑上假定，恐怖分子可能拒不遵守自由民主赖以生存的原则，即多数人统治，同时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因为他们的政治主张很少能代表多数选民的利益。如果他们无法通过民主政治达到其政治企图，难道他们还会让民主程序优先于其政治企图吗？下述情况倒是很可能发生——鼓励潜在恐怖分子通过民主程序来实现其特定的目的。他们的愿望极其强烈，所以不惜用暴力手段迫使手无寸铁的民众支持他们。如果民主程序未能产生他们所希望的结果，他们便会破坏民主。就新生的伊拉克民主来说，尽管非常成功地举行了选举，但伊拉克国内外的恐怖分子从未停止过对新生政治制度的攻击和破坏。
恐怖组织不是大众化的组织，而是小规模的秘密组织。它们并非建立在民主原则的基础上。恐怖组织是由强有力的头目及其追随者组成的。恐怖分子甘愿实施恐怖行动，哪怕会使大多数民众，甚至那些支持其政治主张的民众适当地退缩，所以通过选举似乎很难让恐怖分子回心转意。
当然，即使世界上所有的穆斯林国家都实行了民主，美国反恐战争的主要对手基地组织也不会停止活动。本·拉登对民主的态度非常明确：讨厌民主。他所钟爱的是早期穆斯林的哈里发制度。在他看来，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是现代社会最接近这种模式的制度。2003年10月，本·拉登在一则“致伊拉克人民”的谈话中，谴责阿拉伯世界中的一些人“号召以和平民主方式取代以真主的名义与叛教的政府、犹太人及外国入侵者作战。”他把民主称作是“一种不正常的、错误的实践”，是“无知者的信仰”。扎卡维对伊拉克大选作出的反应甚至更直截了当：“民主制下的立法者是人，而不是真主。……这是异教和多神教的最基本特征，这是荒谬的，它违背了信仰和单一教的基础。因为它使软弱无知的人侵犯了属于真主的最核心、最神圣的特权，即统治权和立法权。”
基地组织的头目不信任民主，并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缘故，他们清楚自己不可能通过自由选举上台。没有任何理由使人相信，一场旨在推动阿拉伯国家更民主的运动能够使基地组织弃暗投明。同样，也没有理由使人相信，基地组织在更民主的阿拉伯国家里招募不到新成员，尤其是当这些阿拉伯国家继续与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与以色列和平相处，并且总体上仍按照美国能接受的方式行事的话。
如果自由民主制度能够运转的话，它确实是最好的政府形式。但是，人们无法证实它能减少或防止恐怖主义。布什政府在阿拉伯世界推进民主的基本假设有严重的缺陷。
愤怒之声
民选的阿拉伯政府绝不可能像目前的威权政府一样与美国政府合作。研究表明，阿拉伯人强烈拥护民主制。在现实的大选中，当他们有机会投票的时候，从总体上来说，最终的投票率远远超过美国的大选投票率。但是，许多阿拉伯人对美国持否定态度。如果阿拉伯政府是民选的，那么它们越代表民意，就越反对美国。在可预见的将来，中东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很可能产生伊斯兰政府。它们在一些重要的政策目标上更不愿意与美国合作，包括在该地区驻军的权利，与以色列和解及开展反恐战争等。
一般说来，尽管某些国家的意识形态与民主不相容，但阿拉伯人与民主之间并不存在问题。2003年佩尤全球民意调查计划就“民主是否只属于西方，是否适用于阿拉伯”这一问题在一些阿拉伯国家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是，83％的科威特人、68％的约旦人和53％的巴勒斯坦人认为民主适合阿拉伯世界；只有16％的科威特人、25％的约旦人和38 ％的巴勒斯坦人认为民主不适合阿拉伯世界。 据朱各比国际（Zogby International）民调公司2002年的调查，7个阿拉伯国家的受访者把“公民／个人权利”看作是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排在这之后的才是医疗保障、巴勒斯坦问题和经济问题。
最近，阿拉伯国家立法机关选举的投票率都比较高。在2005年1 月伊拉克议会选举中，有约53％的登记选民参加了投票，尽管大选受到了逊尼派的暴力威胁和抵制——逊尼派约占伊拉克人口的20％。2004年4月，阿尔及利亚总统大选的投票率达58％。2005年1月，巴勒斯坦的总统大选，虽然哈马斯拒绝参加，但据官方统计， 投票率仍达73％。科威特国会大选的投票率在正常情况下都超过70％。2003年也门立法机构选举时，73％的法定选民参加了投票。尽管阿拉伯也存在反民主势力，有些选举的投票率很低或者登记选民很少，但是，总的来说，阿拉伯人对投票和选举还是热情的。那种认为阿拉伯“文化”排斥民主的观点不过是无稽之谈。
在阿拉伯世界推行“民主”，问题并不在于阿拉伯人不喜欢民主，而在于华盛顿可能不喜欢通过民主产生的阿拉伯政府。假如民主的阿拉伯政府比现在的威权政府能更好地代表民意，那么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将产生更加反美的外交政策。2003年2、3月份，朱各比国际对6个阿拉伯国家作了调查，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美国是很不友好的或相当不友好的国家。只有黎巴嫩人认为美国还不错，有32％的受访者认为美国非常友好或比较友好。而持这一观点的沙特人只有4％。
确实，伊拉克战争会对这些调查数据产生影响，这些民调是在伊拉克战争即将爆发或战争期间进行的。然而，这些民调结果与伊拉克战争后中东局势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所作的民调结果不相上下。2002年初，盖洛普一项民调表明：约旦和沙特的大部分受访者认为美国不友好，其比例分别是62％和64％，只有在黎巴嫩，认为美国友好与不友好的人差不多各占半数。与上述民调大约同时进行的朱各比国际民调的结果是，在科威特、约旦、埃及、沙特和阿联酋等国家中，认为美国不友好的受访者分别占48％、61％、76％和2个87％。伊拉克战争爆发1年后，佩尤的民调显示，有93％的约旦人和68％的摩洛哥人对美国持不友好态度。
尽管从民调资料中不可能找到阿拉伯世界反美的确切原因，但是有迹象表明，阿拉伯人的反美情绪源于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而不是源于对美国理想的拒绝。据朱各比国际于2003年2、3月份所作的民调，在6个阿拉伯国家中，有5个阿拉伯国家的受访者认为，决定他们对美国态度的，与其说是美国的价值，不如说是美国的政策。46％的埃及人认为，美国的政策左右着他们对美国的态度，与此相比，43％的埃及人认为，决定他们对美国态度的是美国的价值。至少有不低于58％的约旦人、黎巴嫩人、摩洛哥人和沙特人也强调他们反对美国的政策。
2004年，阿拉伯公众对华盛顿所谓的在中东推进民主的政策特别反感。据朱各比国际2004年5月的调查，在被调查的阿拉伯人中，只有相当一部分（44％）的黎巴嫩人认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重要动机是推进民主。而持这一观点的约旦人占25％，摩洛哥人、沙特人、埃及人和阿联酋人所占的比例低于10％。接受调查的大部分国家的大部分人认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目的是控制石油、保护以色列、削弱穆斯林世界的影响力。
据佩尤的调查，只有17％的摩洛哥人和11％的约旦人认为，美国的反恐战争与其说是一次真诚的努力，不如说是为达到其他目的而作的掩饰。至于美国的阿以政策根本用不着民调便知道很不受阿拉伯世界的欢迎。
毫无疑问，公众舆论变幻莫测。阿拉伯世界的反美情绪会因事而变。但是，如果华盛顿不再支持阿拉伯的威权主义政府，阿拉伯的反美主义可能会下降，然而，并没有资料验证这一论断，甚至有证据表明相反的情况。比如，即使布什政府不支持大马士革的威权政府，叙利亚人仍对美国持强烈的敌视态度。显而易见，阿拉伯世界反对美国，不是仅仅因为美国支持其威权政府，而是因为美国的政策。
展望
布什政府在阿拉伯世界推进民主的做法对减少该地区滋生反美的恐怖主义不可能有大的效果。事实上，通过民主上台的政府与现政府相比更不愿意在包括反恐战争在内的所有问题上与美国合作。不幸的是，美国政府除了和乐于与其合作的阿拉伯威权政府打交道外，没有好的选择。
包括布什总统在内的美国政府官员常说，阿拉伯世界向民主的转型任重道远，不应该期望短期见效。然而，每当布什政府为民主化公开辩护时，总是不厌其烦地提及阿富汗、伊拉克、黎巴嫩、巴勒斯坦以及沙特的选举，以此来证明其政策是有效的。但是，非伊斯兰政治力量在选举中具备竞争实力仍需要数年的努力。
令人疑虑的是，布什政府或任何一届美国政府是否有耐心等待这一过程。没有任何一个美国官员，至少是在非公开场合会持这样幼稚的观点：阿拉伯国家通过民主所产生的政府会永久和美国政府合作。这种意识形态用一句格言来表述就是“伊斯兰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华盛顿的妄自尊大在伊拉克已遭棒击。即使在伊拉克驻扎14万美军，也没能使伊拉克的政治进程如美国所愿。然而，布什政府在处理这一艰难问题上并未表现出丝毫必需的谦逊和耐心。如果美国真的把推进阿拉伯世界的民主看作是一项“跨世代的挑战”，那么所有的美国人都必须了解阿拉伯世界民主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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