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广州起义的再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国际论文,广州起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3)-06-0066-07
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初期领导的三大起义之一，与联共（布）、共产国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向为党史研究者所重视。随着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新的档案资料的公布，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广州起义进行再研究，以便重新认识联共（布）、共产国际在土地革命初期指导中国革命的总体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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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广州起义，由于资料的原因，党史研究论著一般只提到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也译作牛曼、纽曼、威尔曼、罗曼）的指导，而对联共（布）、共产国际的最高决策层的指导却很少谈到。从新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档案资料看，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广州起义的指导，从南昌起义后就开始了，而且与联共（布）最高领导有着密切的关系。
1927年8月3日，南昌起义军按预定计划，开始南下广东东江，准备占领出海口，以取得国际援助，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再举行第二次北伐。与此同时，广州起义也开始准备。8月11日，中共中央决定张太雷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8月19日，张太雷到香港，即于20日召开会议，改组省委，组织了广州等地暴动委员会，决定“广州暴动即在我军进攻石滩时，沿三条铁路之工农及市内罢工工人、工代会工人同时动作”（注：《广州起义资料》（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页。）。
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是加伦的提议。在大革命时期，广东一度是革命的中心，工农运动开展得比较好，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占领广东寄予很大的希望，因此，加伦的提议很快就得到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同意。8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致电加伦：“您关于汕头等等的意见，我们认为都是正确的。”8月13日，苏联最高领导机关在给罗米纳兹、加伦的电报中指示：“广东的暴动应在成立真正革命的国民党政府、切实实行土地革命并同共产党结成紧密联盟的口号下进行。”（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8、21页。）斯大林亲自签署的这份电报说的广东暴动当然包括计划中的广州暴动，占领广州，成立“真正革命的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是整个广东暴动的最终结果。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后，9月14日，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举行会议，讨论起义军南下广东后的前景问题，参加者多为大革命时期驻华军事顾问。戈列夫乐观地认为：“如果对这支队伍进行相当大胆和精明的军事领导，它就会有足够的力量来占领不仅汕头地区，而且整个广东。”他轻视广东敌军的战斗力，以为“只要有1.2万到1.5万人，打败李济深的4万人是毫不困难的。……如果他们勇敢作战，他们可以打到广州去”。契赫伊泽还对广东的农民运动有很高的估计，认为“在广东，农民运动一直在蓬勃发展，如果有有力的军事领导和有高超的政治领导，它在军事方面就能够更加扩展开来。部队的到来将大大加强这个农民运动。占领广州，然后占领湖南，并向长江一带进发——这是可以指望的前景，是完全可能的事”。但在这次会议上，也有人对起义军的前景抱悲观态度。斯卡洛夫认为：“这支队伍去了大约12000人。……要占领广东，这么点人是相当危险的。”但他又认为，发展广东的农民运动，“在善于理解农民心理情况下，在善于把这个农民运动同我们打出的军事拳头结合起来的情况下，这次运动成功的希望是很大的。”（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第46、46～47、50、54、55页。）叶夫列莫夫、捷斯连柯等赞同斯卡洛夫的观点。
尽管这次会议上有两种不同意见，但持乐观态度的人稍占上风。9月1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即决定：“在三周内准备好向中国派遣两名高级军事人员和十名中级军事人员”。“将呆在库伦的41名中国人分成几个小组派往广东，听候H部队（H为贺龙的第一个字母，指南昌起义部队——引者注）革命委员会的调遣。”（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第70、71页。）可见，联共（布）决策层对占领广东越来越重视。同时，中共广东省委正在准备的广州起义也引起了联共（布）、共产国际的注意。
9月20日，沃林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书面报告中称：“只要叶挺和贺龙部队取得初步的巨大的胜利，基层群众的革命自发力量就必然会爆发出来。”（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第83页。）报告提出在广东举行暴动，在广州和其他城市建立工农兵和城市贫民代表苏维埃问题。
9月24日，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代表希塔罗夫在给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中，兴奋地报告了整个广东的形势，并说：“我们现在广州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情景：我们来到这里并推动他们一下以后，组织就迅速开始活跃起来，现在已经切实地帮助党准备干‘大事’。”（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第90～91页。）希塔罗夫这里所说的“大事”，显然是指中共广东省委为迎接南昌起义军而正在组织的广州起义。
沃林、希塔罗夫的报告很快就得到了联共（布）最高决策层的重视。为了增加广州起义的力量，9月2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立即从孙逸仙大学学生中选出十名最坚强和最忠实可靠的共产党员，派他们经欧洲去广州。”“向广州汇去必要的经费以便安排用中文和英文出版的两家共产主义日报。”并决定致电罗米纳兹：“认为有必要在广东的工业城市里建立工人、士兵和手工业者代表苏维埃。”（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第97页。）为了加强对广东方面的指导，共产国际还派德国共产党员诺伊曼前去广东。
这时，南昌起义军已经占领潮州和汕头，成立了汕头和潮州的革命政权，并准备成立革命的中央政府。广州方面，“暴动的准备积极进行”（注：《广州起义资料》（上），第22页。）。共产国际对即将成立的政权表示了极大的关心。10月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会议讨论中国问题，其中占领广州后建立什么形式政权问题，是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洛佐夫斯基认为：广州离海岸只有80到90俄里，而英国和日本军队大部分在广州，新成立的革命政权有受到外国军队武装干涉的危险。因此，伪装问题十分重要，主张新政权“不能以苏维埃工农共产主义政权等等名义公开出面”。他建议新政权可命名为“人民代表国民政府”，即“共产党员在苏维埃或革命委员会中实际掌握权力的情况下使政府不具有纯共产主义的性质”，在这个政府里分几个席位给非共产党人士。布哈林在发言中赞同洛佐夫斯基的意见，并进一步指出：外国军队不仅可以从海上对广州进行封锁，也可以进行轰炸。为了避免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布哈林提出了“革命人民政府”、“工农国民政府”两个政权名称供选择，但他倾向强调“国民因素”。（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第105、114页。）
10月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接受了洛佐夫斯基和布哈林的意见，在给罗米纳兹和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示：“在成立广东政府时要考虑到国际上的情况作必要的伪装，因此最好称为人民代表国民政府或者诸如此类的名称，政府的构成中要共产党员占优势，实际权力集中在广州代表苏维埃手里”。“在广州立即恢复工人纠察队，把尽量多的可靠工人和省港罢工者武装起来。对这些工人纠察队应该加强军事训练，使他们成为苏维埃的支柱。”（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第119页。）
然而，也就在同一天，南昌起义军在潮、汕失败。联共（布）、共产国际关于广州起义后建立政权的设想也就无法实现。
从南昌起义军南下到潮、汕失败，是联共（布）、共产国际指导广州起义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1)联共（布）、共产国际最高领导层从南昌起义军南下后便开始关注广州起义，多次发出指示，并派出斯大林比较信任的诺伊曼前往广东去指导。但在这一时期，他们更重视南昌起义军的作用，把南昌起义军作为占领广东的主要力量，而把在广州举行起义只是作为起义军攻打广州时的配合力量。(2)他们轻视国民党新军阀的军事力量，存在“速胜”思想。他们以为南昌起义军到广东后，只要得到农民运动的配合，就可以轻而易举地里应外合占领广州，建立革命政权，再进行北伐。因此，他们在军事上采取了很多支援措施（尽管这些措施由于南昌起义军的很快失败而没有付诸实施）。(3)他们注意到了广州离海岸很近，帝国主义会直接干涉，提出了在广州建立“人民代表国民政府”的设想，以避免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尽管这个设想因南昌起义军的迅速失败而没有实施，但反映了联共（布）、共产国际当时对于在广州建立什么样的政权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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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义军在广东潮汕失败后，中共中央致信广东省委，认为“叶、贺既已溃败，在最短时间暴动夺取广东全省政权的计划，暂时已经不可能，因叶、贺之溃败而停止各地之暴动。”“广州暴动的计划应即停止。”（注：《广州起义资料》（上），第29、30页。）
这时，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到达香港，并参加了10月15日举行的中共南方局和广东省委的联席会议。诺伊曼在这次会议上指定张太雷、周恩来等六人为南方局委员。这次会议通过了《通告第十四号》，认为：“贺、叶军队的失败，并没有增加敌人的稳定，反而更引起剧烈的内部冲突。”“工农运动的高潮非特不因东江军事失败而低落，实际上更形高涨。”因此“广东的暴动……决不能叶、贺军队失败而取消之”（注：《广州起义资料》（上），第39、40页。）。
这次会议后不久，中共广东省委第一次会议对广州市委作出决议：“训令市委应积极领导工人利用汪派在广州得势时所给与的机会，尽量发展工人之政治、经济斗争”，“揭破汪派的假面具”，“扩大工人群众的政治斗争以推动［翻］反动政权。”（注：《广州起义资料》（上），第45页。）
可见，在诺伊曼的指导下，广州起义的准备没有停止，而在继续进行。
关于参与广州起义指导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代表，聂荣臻在他的回忆中说有三个人，即诺伊曼、何锡思（也译作哈西斯，苏联驻广州总领事馆副领事），另外一个他记不上名字（注：参见《广州起义资料》（下），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5页。）。由于过去史料的限制，学术界在关于广州起义的研究论著中提到诺伊曼的比较多，而对联共（布）、共产国际的其他代表却很少提到。
从最新资料看，聂荣臻记不上名字的那位代表，应是谢苗诺夫（化名安德烈），时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顾问。谢苗诺夫曾于1928年2月15日在莫斯科向苏联军事人员作关于广州起义的报告（注：关于报告的内容，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第316～332页。）。报告介绍了广州起义前前后后的情况，说明他始终参加了对广州起义的指导，并在起义中起了很大作用。实际上，直接参与广州起义指导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代表不只是聂荣臻说的三个人，当时苏联驻广州领事馆的总领事波赫瓦林斯基（化名韦谢洛夫）也参与了广州起义的指导。
在指导广州起义的过程中，联共（布）、共产国际代表们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11月中旬，张发奎与李济深、黄绍竑的争斗日趋激烈，中共广东省委认为“当这场争斗达到顶点时，那么也就是夺取广州政权的最有利时机”。11月17日，张发奎部队驱除了李济深、黄绍竑驻广州的武装，夺取了广州政权。广东省委曾计划张、李发生武装冲突时发动广州起义，但遭到了谢苗诺夫的坚决反对。他认为这时广州有张发奎的重兵，“尝试暴动当然是不行的”（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第321页。）。在谢苗诺夫的说服下，广东省委没有实施起义计划。在张发奎主力部队聚集广州的情况下，谢苗诺夫阻止起义是正确的。
黄绍竑逃到广西后，即在梧州布置军队，准备从西面反攻广州。此时驻潮、汕的陈济棠和驻阳江的徐景唐部根据李济深的旨意，准备从东、南两面夹击广州。这样，张发奎处于三面受敌的境地，主力部队不得不从广州调出迎敌，留守广州的只剩下第4军教导团和警卫团及少量部队和保安队1000多人。广州防务空虚，张发奎为解除后顾之忧，多次派代表要求同共产党谈判如何保护广州，抵抗李、黄军队。广东省委对张发奎不抱幻想，再次主张起义。这时广州起义的时机成熟，广东省委的主张是正确的，但联共（布）代表却主张拉拢张发奎。11月22日张太雷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曾说：“毛子对张幻想，主张我们拉拢张发奎，曾与省委同志吵过一次。现张发奎又要见我们最高负责同志，毛子又与广市争论，现市委来信要我即去广州解决。”（注：《广州起义资料》（上），第62页。）不少论者都认为，这里的“毛子”说的是诺伊曼。据此说诺伊曼对张发奎抱有幻想，阻止发动广州起义。笔者认为，这是在资料缺乏情况下的一种误解，这里的“毛子”是指谢苗诺夫，不是诺伊曼。诺伊曼是坚决反对拉拢张发奎，支持广东省委准备起义意见的。查阅有关资料，当时诺伊曼未在广州。广州起义领导者之一黄平回忆，他在11月初曾奉中央之命到上海去过一次，“在那里，遇到第三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纽曼，……罗当天就要离沪回国，纽曼留下来。我记得某天晚上到过拉祖英娃家里，纽曼也在那里，向他们报告了广州斗争的情形。”（注：《广州起义资料》（下），第39页。）罗米纳兹是在临时中央政治局11月扩大会议之后离开中国的，黄平在上海见到罗米纳兹和诺伊曼，应该是在11月中旬了。这说明诺伊曼参加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十一月扩大会议后，在上海停留了几天，而恰恰在此期间发生了驻广州的联共（布）代表与广东党组织关于同张发奎谈判的争论。那么诺伊曼是在什么时候到广州的呢？查阅《广东政治报告（二）》，其中有“二十六日□□、□□、□□、□□及□□□及新由港返之德国毛子在广州开了一个常委会，讨论广州暴动问题，决定立即暴动”（注：《广州起义资料》（上），第84页。）。“德国毛子”即诺伊曼，就是说，诺伊曼原先在香港，是在11月24日或25日到广州的。
《广东政治报告（二）》还提到：11月18日群众大会后，“在粤之毛子对省委的意见认为暴动是不应该的，他即召集□□□、□□等开会，他发表意见主要的是说：张发奎与李济琛的冲突是小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冲突，我们如果现在广州暴动，即是帮助了李济琛。他主张以共产党军事委员会名义和黄琪翔说话”（注：《广州起义资料》（上），第82页。）。这里提到的是“在粤毛子”，与“德国毛子”有明显的区别，据查是谢苗诺夫。谢苗诺夫是中共中央军事部的顾问，只有他才能“以共产党军事委员会名义和黄琪翔说话”。谢苗诺夫后来也承认他是主张同张发奎谈判的。谢苗诺夫说：“说服张发奎，特别是说服黄琪翔投诚的工作，一点有没有做。本来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他是张发奎的助手，是个杰出的年轻将领，对苏联和共产党有一定的好感，他在自己军队里留容共产党员比谁都久。……我一直坚持必须同他进行谈判。共产国际代表团却对谈判下了‘禁令’。只有个别一些军事人员主张谈判。”（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第330页。）非常清楚，这里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就是指诺伊曼。正因为诺伊曼赞同广东省委不同张发奎谈判的意见，11月26日晚，有他参加的广东省委常委会议才作出了准备起义夺取广州政权的决定。
11月28日，广东省委把广州起义计划报中共中央。29日，诺伊曼即致电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报告了广州的情况。诺伊曼说：张发奎“采取了明显反动的方针，逮捕工人，驱散罢工者。工人强烈不满，情绪激昂”。“市内除警察外只有三个团，其中在特别独立团（即教导团——引者注）里，共产党支部很强大，领导着大多数士兵和党员，在第二团（即警卫团——引者注）也很大。海丰地区的农民暴动正在迅速发展……我们决定在广州采取准备起义和成立苏维埃的坚定方针。……张发奎和黄琪翔不止一次非正式地要求会见，……我们拒绝了。实际上我们还没有确定起义日期，因为鉴于上述决定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恳请你们立即向广州发出指示。”（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第140页。）
这时，苏联驻广州总领事馆仍坚持要拉拢张发奎。就在同一天，苏联驻广州领事馆总领事波赫瓦林斯基致电加拉罕：“立即举行暴动的方针是错误的，因为党没有力量在广州夺取和建立政权。举行暴动除了无谓的残杀外只会导致消除现实的改革派（指汪精卫、张发奎等——引者注），他们尽管有其反动性，但在国民党内是个特殊的派别……拒绝同张发奎会见，我认为是错误的。”（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第141页。）
对于驻广州联共（布）、共产国际代表之间的分歧，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对广州的情况还不太了解，没有马上作出表态。但在此后不久，来自驻中国的其他共产国际代表的消息，是倾向在广州举行起义的。12月5日，驻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佩佩尔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分析了广州的形势，认为张发奎同桂系之间的战争，如果“发展为真正的战争，如果统治阶层内部出现真正的裂痕，如果因为战争而在大城市里出现紧急的局势，如果我们能够不仅把自己的力量，而且把广大群众动员起来，那么我们党应该也必须转向直接组织武装暴动。在这种情况下，广州将自然而然成为暴动的中心”。与此同时，赤色工会国际驻华代表米特凯维奇也在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提到：“由于李济深和张发奎的争斗，很明显又造成有利于最大限度开展工作的局势”。“在像广州这样的地方，苏维埃可能也应该作为暴动机关在夺取政权的斗争过程中建立起来。”他认为：由于军阀之间的战争，广州政权瘫痪的状态还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如果在这个时候把工农武装起来，并把军队稍加分化瓦解，那么我们就能严肃地提出广州的问题，否则任何一派一旦腾出手来进行镇压，它的军事力量就会把一切打得粉碎。”（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第156、160、161页。）这两封信无疑对促使联共（布）、共产国际最高领导层下定批准广州起义的决心起了作用。
12月9日，诺伊曼从广州致电联共（布）最高领导机关，报告了广州的形势以及起义准备的情况、起义计划和口号等。诺伊曼在电报中说：“暴动时机已完全成熟，拖延会给力量对比带来不利变化，因为铁军将回来，我们的部队将调走，汪精卫的正式政府将成立以取代现时的空缺状态。工人的胜利对整个中国会有无可估量的意义。”因此，诺伊曼在电报中“坚决请求立即给我们指示”。在电报中，诺伊曼还批评了波赫瓦林斯基等，说：“这里的领事馆实行的是同张发奎进行谈判和不举行起义的腐朽的惊慌失措的方针。”（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第169～170页。）同一天，诺伊曼又致电联共（布）中央，表示：“如果我们收不到对今天这份电报的答复，我们就于星期一清晨发动（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第171页。）”。收到诺伊曼的电报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非常重视，立即在次日举行会议，讨论中国问题。会议批准了广州起义的计划，以斯大林的名义致电诺伊曼：“鉴于群众中存在一定的情绪和当地比较有利的形势，不反对你们的意见，建议行动要有信心要坚决。”（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第173页。）
这时，汪精卫已知道共产党人在广州的活动，于12月9日连电陈公博、张发奎等：“所部凡有纵容共产党者，立即严加惩办”，“请兄等坚决反共”（注：《广州起义资料》（下），第482页。）。由于形势紧急，起义指挥部将原定于12月12日的起义提前到11日凌晨举行。起义军在占领广州大部分地区后，坚持3天而失败。
从南昌起义军潮、汕失败到广州起义的失败，是联共（布）、共产国际指导广州起义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联共（布）、共产国际指导广州起义的特点是采取俄国十月革命和欧洲工人起义的模式，即在中心城市发动共产党掌握的军队和工农武装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模式。他们希望以广州起义为主，以广东各地农民起义为配合，争取革命在广东首先迅速胜利。在这一阶段，联共（布）、共产国际驻广东的代表们在是否同张发奎谈判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联共（布）的代表谢苗诺夫和苏联驻广州总领事波赫瓦林斯基等错误地主张拉拢张发奎，诺伊曼则支持广东省委拒绝和张发奎谈判、准备举行广州起义的正确意见。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共产国际最高层最终批准了诺伊曼报送的起义计划，表明其对举行广州起义，汇合广东各地的农民起义，迅速在广东取得胜利的决心。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对广州起义的发动，起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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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起义，是土地革命初期三大起义中联共（布）、共产国际最重视的一次起义，共产国际给予极高的评价，称：“广州工人空前的英勇精神实在是世界历史上伟大的事实。”（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7-1931)》（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9页。）广州起义仅3天就失败，联共（布）、共产国际是怎样总结广州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的？过去研究者很少论及联共（布）、共产国际关于广州起义失败原因的总结。笔者认为有必要根据新资料进行分析论述。
先看时任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委员的布哈林对广州起义失败的原因是如何认识的。
1928年1月31日，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和结束语中，分析了广州起义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广州青年组织不知道计划举行的暴动。(2)没有争取机器工会中工人的某些阶层，哪怕是争取这些阶层的中立。(3)没有足够广泛的社会基础来举行胜利的暴动，没有真正的总罢工。(4)暴动过早，应该再等一等。(5)没有报告给党中央、青年组织的中央，以便立即得到中国其他地方的支持。(6)至于敌军中的工作，可以说根本没有做。(7)没有把广州起义同农民暴动协调起来。（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第219～257页。）布哈林分析的这几条关于广州起义失败的原因，基本上就是后来《共产国际关于广州暴动问题决议案》的调子。
可以看出，布哈林强调起义失败的原因在于准备不充分，起义过早。
其实，广州起义并不是一次仓促的起义，而是经过了较长时间的准备；起义计划并不是没有报告中共中央，而是报告了中共中央，并在12月5日得到批准；共青团广东省委12月11日发布的《告青年士兵警察及保安队书》说明，他们知道计划举行的起义；起义也得到了农民武装的支持。市郊农军和南海、花县、清远等县的农军，与广州工人赤卫队配合，攻打省长公署、市公安局、观音山、石围塘广三铁路车站，并拆毁了广九铁路沿线铁轨。除了上述几个县外，宝安、新会、顺德、中山、惠阳、潮安、信宜、万宁、乐会等地的工农武装，也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在12月中旬按预定计划举行了起义。这些起义都支援和策应了广州起义。由此可见，布哈林分析的这几条失败原因是不正确的。当然，布哈林分析的几条失败原因中，也有两条是对的，即对机器工会中工人的争取和在敌军中工作确实做得不够。至于布哈林把没有真正的总罢工作为一条原因，笔者认为，起义不一定必须有一个固定的格式，即先进行总罢工，然后转入武装起义。要不要举行总罢工，视具体情况而定。起义取得胜利，不取决有无总罢工。
按布哈林的说法，起义过早，应再等一等。当时，汪精卫已经知道共产党在张发奎部的活动，如果拖延起义，张发奎就会对共产党掌握的武装动手，起义就会夭折。从起义开始时进展顺利的情况看，起义的时机是成熟的，发动起义是及时的，不是过早。广州起义的失败，不在于起义过早，而在于起义后怎么办，是撤出广州，到农村开展斗争，还是坚守广州。
布哈林对广州失败原因的分析，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
再看谢苗诺夫是怎样总结广州起义失败原因的。谢苗诺夫认为失败的客观因素是：(1)敌人的兵力占绝对的优势；(2)工人们不会使用武器和构筑街垒；(3)所有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4)起义指挥机关军事组织软弱无力。在敌军中的工作做得不够。军事工作经常被置于次要地位；(5)黄色工会组织——机器工会参加镇压起义。
谢苗诺夫同时认为，造成失败的决定性因素是主观因素：(1)暴动计划考虑的不周全。没有在暴动一开始就占领东山抓获张发奎，使张发奎得以逃往第五军李福林军部，并组织军队对广州进攻。(2)把占领第四军军部大楼置于次要地位。这使敌人有可能进行防御。(3)对四个据点的包围持续时间过长。本该留下小部分赤卫队驻守这些据点周围，把所有力量投入到对河南地区李福林部队、军械厂等地的进攻上，不给敌人有可能积聚力量并转入反攻。拖延一天到半天时间就使敌人有可能积聚力垃并转入反攻。这是主要错误之一。丧失主动性并由进攻转向防御是暴动失败的原因。(4)不善于利用俘虏和工人队伍。(5)没有占领粤汉铁路车站附近的弹药武器库。(6)任命叶挺为总司令是个很大的错误。叶挺不理解革命运动，实行机会主义的消极怠工方针，不相信暴动会以胜利告终。防御对于任何暴动来说都是灭亡。从进攻转向防御的责任主要由叶挺来承担。（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第325～326页。）
从谢苗诺夫的主要观点看，他把起义失败的决定性因素归结为起义后的军事指挥失误。在他看来，起义后不断地进攻，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组织力量进行反扑，起义就有可能胜利。
应该说，谢苗诺夫关于广州起义失败原因的分析及认识，其中不乏正确的，但他列举都是一些次要原因，不是根本原因。即使按谢苗诺夫所说的做得完美无缺，广州起义最后仍不免失败，顶多是再坚持几天。谢苗诺夫把任命叶挺为总司令作为失败的原因之一，指责叶挺在起义中实行的是“机会主义的消极怠工方针”，是非常错误的。而实际上，恰恰是诺伊曼拒绝了叶挺提出的起义军乘敌人主力没有回来前退出广州的正确建议，才导致起义失败的。广州是华南最大的中心城市，是敌人统治力量最强的地方，而且容易受到帝国主义的干涉，在起义后死守广州城，被动挨打，失败是必然的。谢苗诺夫也没有找到广州起义失败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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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论述，笔者谈几点认识。
首先，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广州起义的指导表现了其在土地革命初期这样一种思路：通过共产党掌握的革命军队和举行工农武装起义，迅速占领广州，建立苏维埃政权，汇合广东各地的农民暴动，首先取得革命在广东一省的胜利。然后再由湖南、湖北进行北伐，将革命向北推进，掀起革命的新高潮。这种思路，简而言之，就是广东“速胜论”。联共（布）、共产国际这个思路的产生，主要是依据大革命时期的经验。大革命时期，就是先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然后进行北伐。但这时和大革命时期的情况已经不同了。曾经是革命的国民党，随着蒋介石、汪精卫等的叛变，已经蜕变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革命政党，它和帝国主义相勾结，在广州，在整个广东，反革命的力量远比革命力量强大。因此，这个思路是脱离中国实际的，说明联共（布）、共产国际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存在着速胜观念。广州起义的失败，宣告了联共（布）、共产国际希望在广东“速胜”的终结。
其次，在上述思路的指导下，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政治书记处，以及联共（布）、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都非常重视广州起义，一度把占领广州，迅速取得革命在广东的胜利当做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心工作，并派出多名代表直接参加广州起义的准备和发动。在一个时期内，在联共（布）、共产国际最高层的会议中，在联共（布）、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同他们的上级机关电报、信件往来中，讨论广州起义是最重要的内容。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广州起义、在广东一省速胜寄予厚望，作出了很大努力。联共（布）、共产国际最高领导层及其驻中国的代表是广州起义的指导者和决策者，在其中起了主导作用。
第三，由于受上述思路的桎梏，使得具体指导广州起义的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等，在起义获得成功的情况下，没有接受叶挺立即撤出广州城，到海陆丰与农民起义军汇合的正确建议，从而使广州起义最终失败，党在广州的力量受到惨重损失。
第四，尽管在总体思路上、在采取的模式上是脱离中国实际的，但联共（布）、共产国际的最高领导机关和其驻中国的代表在一些举措上是正确的，表现在：(1)在11月中旬说服广东省委，放弃在不具备条件下举行起义。(2)诺伊曼支持广东省委不和张发奎谈判，坚决进行武装起义。他的主张最终得到联共（布）、共产国际最高领导的同意。放弃对张发奎的幻想，有利于揭破新军阀的面目，对于以后中国党的斗争有积极意义。(3)在起义时机上，做出了正确决断。当时广州局势紧张，拖延起义，就可能使张发奎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起义计划以最快的速度得到了最高领导斯大林批准。起义爆发后，进展顺利说明了这一点。
第五，广州起义的失败，联共（布）、共产国际是有责任的，它们应对广州起义失败进行认真的反思，审视自己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正确与否。然而，遗憾的是，无论是布哈林，还是谢苗诺夫，在分析广州起义失败的原因时，都没有从联共（布）、共产国际的指导思想是否与中国的情况相适应来出发，而是单纯从起义的准备、军事指挥等方面来分析，因此找不到根本的原因。总结经验教训，是为了避免以后重犯错误，更好地斗争。由于联共（布）、共产国际没有找到广州起义失败的根本原因，虽然此后它们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不再采取在广东“速胜”的方针，但其夺取中心城市，力图迅速在一省或者数省首先胜利的思路仍没有变，并在中国共产党内产生很大影响，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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