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陈之佛工笔花鸟艺术的形成论文_赵静

浅析陈之佛工笔花鸟艺术的形成论文_赵静

(山西大学,山西省 太原市 030006)

处在怎样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时期,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的成长轨迹和理想抱负。陈之佛1896年生于浙江省余姚县浒山镇(今慈溪县),这是一个山清水秀,民风淳朴的小镇,陈之佛祖辈多为读书人,在当地是个颇有影响的大户人家,但家中兄弟姐妹众多,所以家境并不富裕。陈之佛原名陈邵本,6岁入私塾后取名陈子伟,后又自取名为陈之佛,号“雪翁”。陈之佛十二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余姚高小,在此期间结识了同学胡长庚,胡长庚酷爱铅笔画,受胡的影响,陈之佛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12年陈之佛抱着“振兴实业”的朴素理想,在浙江工业学校机织科学习机织图案,并编写了我国第一本图案讲义。1918年,陈之佛参加了留日实习生考试,一举成功,而后,他努力学习水彩画、素描,一年后便考入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工艺图案科,成为我国第一个前往日本学习工艺美术的留学生。留学期间,他深受教授岛田佳矣的影响,除了学习世界各民族文化艺术的精髓,同时不忘队民族传统艺术的钻研。他还坚持绘画写生,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为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基础。

陈之佛在日本留学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艺术欣赏的品味,扎实了造型功底他留日的目的是在于回国后致力于图案研究。1923年,陈之佛从东京美术学校工艺图案科毕业,回国任上海东方艺专图案科教授,其教育生涯由此开始,对工艺美术的研究与实践也真正的展开。

1931年,陈之佛赴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科任教,六朝古都南京,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在此任教期间,陈之佛欣赏到许多艺术名迹和珍品,最让他激动的是那些富丽堂皇、精美绝伦的重彩工笔花鸟画,可能工笔花鸟画的画面精微与图案装饰达成某种内在的默契,这两种艺术形式的邂逅在陈之佛的心里撞出火花,他的内心受到极大的触动,他希望把内心的感受付诸于笔墨,走出自己的工笔花鸟画风格,从此他便与工笔花鸟画结下了不解情缘。而当时,工笔花鸟画正处在最为低迷、濒临衰竭的阶段,“由于他对民族绘画艺术有着深刻的认识,尤其对花鸟画的形式发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花鸟画的形式发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亲眼观赏过历代许多名家精彩流瞻的工笔花鸟画真迹,被那些工细典雅、严谨不苟的大师作品深深打动。一种对民族文化艺术的高度责任感,激励他去为挽救和振兴濒于衰亡的工笔花鸟画而努力奋斗。”开放的艺术思想以及对传统扎实的研究,使得陈之佛集现代人的审美情感和古人的意韵于一身,成为传统工笔花鸟画变革的旗手,他“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开启了中国工笔花鸟画现代生机。

陈之佛的工笔花鸟画来源于传统,虽无直接的师承关系,但有历史性的继承之佛十分注重传统,他说过:“大概是二十五年前的事情,在一个古画展览会里,我被宋、元、明、清各时代花鸟画大家的作品吸引住了,特别是一些双钩重染的工笔花鸟画,时刻盘旋在脑际,久久不能忘怀,于是下定决心来学习它。我方百计的找机会欣赏优秀作品,看画册、读画论,日夜钻在笔墨丹青中,致废忘食。”

五代至两宋是中国工笔花鸟画逐渐走向成熟且辉煌的时期。五代花鸟画形成了“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两种风格,而后,其追随者们又分别在西蜀和南唐形成了“黄筌画派”、“徐熙画派”。黄荃的“富贵”风格,传承了唐皇朝绘画雄风之遗韵,重视严谨的法度规矩,彰显了皇家正统的精神气质风貌。徐熙“野逸”风格的艺术,郭若虚在《论黄徐体异》中说:“大抵江南之艺,骨气多不及蜀人而潇洒过之也。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这两个不同面貌的绘画体系的形成,是由思想观念、审美标准、个人志向、生活环境所决定的。五代后每个时期花鸟画的风格发展,都受徐、黄体的影响,并逐渐发展成宫廷花鸟画与文人写意花鸟画两大流派从陈之佛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的艺术正是深根于传统。传统工笔花鸟画的表现手法多以工整写实为主,这在陈之佛的工笔花鸟画中正有体现,具体落实于造型、用笔、赋色。造型精谨,形象既得物象动态的自然之理,又得物象质感的自然之表。赋色层层晕染,沉着不失鲜艳,明丽而不漂浮。传统的工笔花鸟画多以“黄家富贵”一派为宗,而“黄家富贵”一派以写生为宗,陈之佛也始终坚守这一宗旨。“谁知现代有黄荃,粉本双钩分外妍,艺术元凭人格重,似君儒雅更堪尊”,岭南画派著名画家陈树人在给陈之佛《竹菊图》题诗中对他的花鸟画造诣给予了肯定,认为他在工笔花鸟画领域的贡献达到了足以和古人比肩的地步。陈之佛潜心研究、摹习宋代工笔花鸟作品,主要吸收黄荃、徐熙二家之长,对元、明、清以来的墨笔花鸟画技法和风神,也都深入地学习,对崔白、赵昌钱选、王渊、陈洪绶、边文进、林觉、恽寿平、任伯年等人的花鸟画作品的精神都有独到的心得领会。

中国画发展到明清时期,逸笔草草、求神似而不求形似的文人墨戏已逐渐成为中国的绘画主流,工笔花鸟画几度被认为匠气太重,为匠人之作,处于被排斥的地位,这种低谷的状态一直持续了两百多年。直至五四运动高举“科学”“民主”的旗帜,先进的科学思潮如滔滔江水涌来,清初“四王”的山水画和文人写意画被认为是脱离客观存在的摹古之作,受到画界的猛烈抨击,进而提出引进西方写实主义绘画,复兴宋代工笔花鸟画“精于体物”的精神,重新捡起工笔花鸟画“师造化”的传统,改革中国画成了时代的要求,一直停滞不前的工笔花鸟画在此迎来了新气象。

陈之佛在日留学期间所在的东京美术学校提倡西式教育模式,因此陈之佛在此学习期间接受了四年系统的西式美术教育,受西方文化影响很深,而那个时期,本大力提倡传播西方艺术文化,经常举办有关西方艺术的展览,陈之佛也在闲暇时穿梭于各个博物馆、展览馆间,这开阔了他的眼界,他得以欣赏到西方丰富多彩的艺术精品,了解到西方艺术的审美观念、审美态度,并对西方绘画的技法加以研究,西方思潮的涌进对陈之佛后来的工笔花鸟画艺术创作产生了有益的影西方绘画与中国绘画的区别在于,中国绘画意象的成分更多,在中国古典美占主流地位的是“气韵”论和“传神”说,即作画讲求“气韵生动”、“传迁想妙得”,个人的主观意识在绘画中占据主导。西洋画更注重对客观现实的再现,追求真实感。相比而言,中国绘画更具清新的趣味,更能勾起人心中微妙的情愫。而学习西方绘画理论中的透视、比例、明暗、解剖,有助于加深对造型的认识,培养准确塑造形象的能力,对画面整体构建的把握能力。那个年代,保守派认为中西艺术风马牛不相及,但陈之佛却独具眼光,不断地挖掘中西艺术间的共通处,认为如能为“我”所用,就当大胆吸收,将西方艺术的观念落实到工笔花鸟画创作中。丰子恺在《<陈之佛画集>序》中道:“我和他同客东京的期间,曾注意他的重视素描,确知他对写生长期下过功夫。他归国后,应用这写生修养来发扬吾国固有的民族凤格的花鸟画,所以他的作品能独创格,不落前人窠臼。他是采取洋画技法中的优点来运用在中国民族绘画中。”

陈之佛的工笔花鸟画恰当地突破了中国与西方的界线,呈现了新颖的面貌,使工笔花鸟画从夹缝中重新获得生机。

参考文献

[1]李有光、陈修范陈之佛文集[c].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6

[2]南京博物院南京王朝文化艺术公司《陈之佛画集》(香港)王朝文化艺术有限公司,1999

[3]李有光、陈修范.《陈之佛研究》江苏美术出版社,1990年,第192页.

论文作者:赵静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9年11月48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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