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背景、经验和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背景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之际，回顾一下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从中总结和领悟出一些经验教训，则不仅具有一般的纪念意义，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能够使我们在当前及今后更为艰难的征途上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
从总体上讲，中国的改革开放确实是非常值得称道的。我们至少可以列举出四个事实：其一，人类四大古代文明至今仍然发挥现代光辉的，唯有中国；其二，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的短期内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唯有中国；其三，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能够使之与市场经济较好结合的，唯有中国；其四，在亚洲金融风暴肆虐下顾全大局发挥地区经济稳定作用的，唯有中国。所有这些，如果没有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没有改革开放的实践，没有亿万中国人的努力，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
中国经济改革的国际背景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根本上讲，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内在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我们在分析中国改革成败和研究中国改革特征时，自然也应该将发展现状及其内在矛盾作为第一性因素考虑。然而，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一个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中展开的，这同样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忽视了外部环境条件的影响制约，同样也会产生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迷惑，甚至难以把握住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势。因此，我们感到在对本文正题作出全面分析之前，似乎有必要先从全球角度考察一下，中国的改革开放究竟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特殊背景下展开的，外部国际环境变化与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之间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互动关系。
我们认为，至少有两个因素是至关重要的：第一个涉及经济体制方面，即全球范围内在本世纪下半叶形成了以经济市场化为核心内容的改革潮。中国改革是这个国际改革潮的组成部分；第二个属于经济增长方面，即世界经济进入了第四次康德拉杰耶夫长周期的衰退阶段。这给中国改革带来了一些有利条件，同时也形成了诸多影响和制约。
众所周知，在战后经济恢复时期国际上曾经出现过一股政府干预经济的特殊潮流，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建立了计划配置资源和集中经济管理的体制框架，西方国家也奉行了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就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也大都实行了政府推动市场发展和产业发展的增长方式。在整个50年代，全球经济总体上发展很快，而实行计划经济和政府推动型发展战略的国家和地区则显得更加突出。此时，起始于战后初期的第四次全球经济增长周期（即所谓的“康德拉杰耶夫长周期”），也拉出了一条大“阳线”，全球经济基本上位于周期性的上升阶段。不少国家和地区借此时机抓紧完成了自身的资本原始积累，并为经济起飞作了物质准备。
到了60年代中后期，由计划体制和政府干预所实现的战后经济“增长第一波”，出现了明显的边际效应递减趋势。原先被高速增长所掩饰的集权体制弊端，随之逐渐地显露了出来。全球经济由此而出现了增长势头减缓的迹象，并随着70年代两次世界性石油危机的冲击而“转晴为阴”，开始从周期性的上升阶段转入衰退阶段。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主义国家的传统经济理论受到了挑战，西方国家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受到了挑战，发展中国家的结构主义理论受到了挑战，而以崇尚市场经济机制为主要特征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则重新占据了主导地位。各国纷纷在反思和反省的基础上作出了相应的反应，由此而开始出现了全球范围以经济市场化为核心内容的改革浪潮。甚至原苏联东欧国家也从60年代中期开始，先后出现了市场导向型的经济体制改革。
据此，我们可以进一步作出这样一个判断：经济改革或体制转型之所以成为20世纪中后期全球政治经济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潮流，其根本原因有两条：其一，政府干预型管理体制适应经济恢复时期和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发展需要，而当这一时期和阶段完成以后，这种体制的边际成本就迅速上升，边际收益则迅速递减，总体收益突破“收支相抵点”的底线后迅速下滑，旧有体制已不适应新时期和新阶段发展的需要，改革具有历史必然性；其二，由于全球经济周期发生了由上升阶段转为衰退阶段的变化，各国为了争夺相对萎缩的市场和谋求生存发展机会而加剧了国际间的竞争。竞争的主要手段是降低生产成本和调整产业结构，前者与传统体制的高成本低效益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而结构调整和相应的产业转移则更是一个复杂的磨合过程，政府干预型经济或计划经济难以对此作出及时和有效的反应。而且，一国经济如若不能及时作出调整，则马上会同他国的发展差距拉大。换句话说，即使这个国家在50—60年代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此时若不及时改革体制和调整政策，则会马上落后，甚至有可能存在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因此，改革又具有历史必要性。
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亚洲“四小龙”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把握住国际条件这一变化是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这些国家和地区先是得益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而后又及时地转换体制和调整战略，抓紧发达国家调整产业结构和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利用自身劳动力和土地成本相对便宜的优势，迅速实现了经济起飞，独领风骚二十年，成为战后一代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改革开放晚了10年，未能赶上60年代中后期亚洲地区“雁行式”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的那一次机会。其实，中国在70年代中前期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感觉到了国际间政治、经济、军事竞争压力的增强，并且也在设法为摆脱这样一种困境而作出努力（如迅速改善了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和中欧关系），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存在着严重的错误，致使“左”的路线长期占有统治地位，在经济管理体制上仍然保持着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粉碎“四人帮”为纠正这个错误奠定了政治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则进一步为经济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舆论基础和理论基础。只有通过改革和开放，才有可能使中国在这个正在发生急剧变化的世界里得到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中国将改革开放确定为基本国策以后，它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是复杂的。既有相当有利的一面，又有非常不利的一面。有利条件包括：第一，由于这一决策顺应了时代潮流，国际社会对此表示普遍的欢迎，并在政治上予以很大的支持；第二，由于许多国家（包括前苏联东欧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已经先期实行了经济改革，它们的经验教训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提供了借鉴；第三，由于全球经济正处于衰退阶段，国际金融市场上游资充斥，中国需要引进外资，而外资也正在寻求有利可图的投资方向。中国这个十多亿人口的潜在大市场对外资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而外资的大规模进入则不仅为中国带来了资金、技术、管理，也带来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启蒙；第四，由于石油危机的影响，发达国家争相投入巨资研究新技术，开发新产业，力图降低生产成本和保持竞争优势（由此又促进了“新科技革命”和所谓“知识经济”的迅速发展），随之出现的是新一轮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的大幅度调整（前者导致产业在国际间的转移，后者导致大规模的并购），这样就给我国提供了一次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发挥“后发优势”的机会。
所谓不利条件，主要是指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的约束：从政治上讲，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既希望中国稳定，不要导致“黄祸”，又害怕中国强大，担心出现“中国威胁”。因此，在国际政治上缓和与摩擦交替出现，总给你周围安上几枚钉子，如经常性地在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人权问题、GATT问题上折腾几番，总让你不很顺。从经济方面看，主要问题在于三点：第一，由于全球经济衰退和国际市场相对萎缩，各国出于自身国家利益考虑，分别采取了不同程度的贸易保护主义，国际间贸易摩擦明显地加剧了。对于中国，或是抓住贸易顺差问题，或是抓住贸易规范问题，不时地引起冲突，美国国会每年还得围绕“最惠国待遇”问题折腾一下。第二，80年代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游资尽管很多，但投机性很强，经济行为短期化，因而对于这些资金既不能不用，又不能过多地利用。一旦考虑不周或使用不当，就会给日后的金融危机造成隐患。第三，国际间的产业转移尽管给后发国家带来了机遇，但由于转移出来的产业技术层次很低，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又竞相转移这些低层的产业，这些产业尽管对于我们发展初期来讲是需要的，但同时也留下了日后国内中低层次产业严重过剩的隐患。
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特征
中国在这充满着危机和挑战的地球村里，走过了改革开放的二十年，并且出人意料地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至少是国民经济取得了持续高速的增长，社会政治保持了基本稳定的局面，人民生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国际地位得到了举世公认的提升。许多外国政治家和学者都将之称为“中国奇迹”。所谓奇迹，无非是指发生了按照常规思路所不可理解的事。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现在之所以认为是奇迹，无非是因为在这以前人们曾经普遍对此持有怀疑态度。事实上也是如此，70年代末的时代，谁也无法想象中国经济会有持续二十年的增长强势；即使在80年代末，人们也大都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前途持有悲观的估计。然而，到了现在90年代末，面对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局面，大家都感到有必要对中国的改革作一番总结。
根据我们的看法，如果讲中国改革确实出现了奇迹的话，那么，首先应该归功于邓小平同志所倡导的现实主义思维方式和实践主义行为方式。
如果我们回顾以往的话，可以看到，中国改革开放起步于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出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是问题的关键。实践真理标准的核心内容包括两点：一是突破传统的思想束缚，不搞两个凡是，反对本本主义；二是考虑问题和研制方案从现实出发，从实践出发，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前者是破，后者是立。立的基石就是现实主义的思维方式和实践主义的行为方式。
以思想解放为先导，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得出三点：其一，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已经完全不能成为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其二，前苏联东欧60年代中期以来的改革实践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经验教训，但一方面由于我们有自己的特殊国情，另一方面因为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还得走自己的路；其三，我们在反对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搞“凡是”的同时，也不能对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搞“凡是”。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所借鉴，但同样不能照搬照抄。新古典经济学是以发达的西方国家为考察样本，以成熟的市场经济为描述对象，而我们则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之中。
那么，中国人究竟作出了什么样的战略选择呢？如果概括起来的话，可以归纳为四点：第一，为了摆脱贫穷落后状况，为了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我们必须改革开放。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道路可走；第二，改革开放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手段。同样，经济市场化本身也不是目的，而实现“三个有利于（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的体制保证；第三，既然我们不是为改革而改革，不是为市场化而市场化，那么，就不应该将思维定式局限于西方经济学所描绘的理想模式。相反，我们必须从现实出发，设计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和经济改革道路；第四，中国的最大国情，就是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众多而资源稀缺，地域广阔而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均不充分。对于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如何实现现代化，我们没有经验，国际上也没有现成的道路可循。因此，就只能“摸着石头过河”，通过我们自己的实践逐步摸索出一些经验，逐步开拓出一条道路。这样就决定了中国走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渐进式改革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80—90年代的改革从总体上讲是较为平稳的，从一般意义上讲，也可以归功于渐进式改革道路的选择。然而，如果我们作进一步分析的话，就可以看到，在渐进式改革道路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改革力度与社会可承受能力之间的矛盾协调问题。我在《论中国转型期的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载《上海经济研究》1998年第6、7期）一文中，曾经提出了一个如何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进行成本与收益比较问题。在此需要作进一步强调或补充的有以下这么几点：
第一，如同其他任何社会经济活动一样，经济体制改革是在“成本与收益”的矛盾运动展开的。具体地讲，改革会产生收益，同时改革也需要付出成本。这种成本收益有其特殊性，主要表现为三点：其一，改革的收益是一种预期的收益，而成本则是现实的成本；其二，预期的收益会受不确定性的影响，而现实的成本则是确定的。换句话说，改革有可能取得成功，并带来收益，也可能不成功，但同样必须付出成本；其三，改革的收益对社会是直接的，对个人来讲是间接的，而改革成本的付出则在相当程度上直接由所有人承担。
第二，这种预期与现实的矛盾、不确定与确定的矛盾、直接与间接的矛盾，集中地通过社会对一定时期实施的改革措施的“可承受能力”集中表现出来。中国之所以最终选择了渐进式的改革道路，除了我们只能从实践中不断地摸索和总结自己的经验以外，实际上还考虑到了如何使我们的改革成本与即期可得利益相协调。改革措施能否真正取得成效，除了改革方向是否正确以外，如何将特定时期的改革力度与同期社会可承受能力很好地结合，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
第三，社会可承受能力是一个变量，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定量。从中国改革二十年的实践来看，渐进式改革并不是一种等速的缓慢运动，也不是一种简单的从慢到快的加速运动。而是渐进中有突变，突变过程中又讲求渐进。然而，不管渐变还是突变，无论渐进还是激进，最为根本的还是两条：其一是改革的方向必须牢牢把握，其二是改革的步骤必须控制节奏。所谓节奏，就是该慢的时候要慢，该快的时候要快。快与慢取决于什么？取决于社会可承受能力。改革进程的加速固然是一种理想状态，但加速运动需要条件，条件就是社会可承受能力的提高。
第四，社会可承受能力的核心是个利益问题。经济体制改革必然引起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的革命性变化，由于既得利益的丧失，或是由于预期收益未能实现，或是由于改革成本的非均衡分布，都会造成一部分人对改革产生抵触情绪和抵触行为。如果不能正确处理改革过程中的利益矛盾和摩擦，则会降低社会对改革的可承受能力，进而延缓或推迟改革的进程。因此，利益协调问题就构成了我国改革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正是由于我们在渐进式改革的过程中非常注重改革、发展、稳定之间内在关系的协调，使利益矛盾逐渐展开，分期消化，从而减少转型摩擦，降低改革成本，增强了改革的有效性。
中国经济改革的继续推进
中国经济改革在取得了重大进展和成就的同时，也不断地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在总结二十年改革经验时，实际上经验中有教训，教训中也可以提炼出一些经验。在新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回顾以往，憧憬未来，我们必须认真思考以下这几个问题：
第一，在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情况下，如何保持我们稳定增长和深化改革的势头。
中国在以往的二十年间，曾经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政治风波迭起时期遇到过一次外部政治环境恶化的状况。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使得不少西方政治家额手称庆，欢呼雀跃，声称20世纪已经成为“埋葬社会主义的世纪”，并预言21世纪将仍然是“美国的世纪”。这对于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中国形成了很大的政治压力。由于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指导和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正确决策，使我国在深化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呈现出勃勃生机，相反，当初迅速私有化的俄罗斯则迅速陷入了混乱和困境之中。结果导致欢呼声烟消云散了，使预言者沉默不语了。
当前，亚洲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突然爆发，使我们的外部经济环境急剧恶化，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又面临着一次新的严峻考验。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改革开放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概括地讲，至少包括三个大的方面：其一是经济方面，其中进出口和外资两项直接影响到国际收支平衡，汇率压力影响到经济稳定，国际市场萎缩与国内市场疲软的同时并存，则进一步加剧了企业的经营困难，增加了下岗工人再就业的难度，甚至有可能进而激化社会经济矛盾，影响社会稳定局面。其二是体制方面，我国在以往二十年的经济改革过程中，相当程度上借鉴了东亚模式的体制格局，现在这种模式的弊端暴露了出来，而我们如何作出相应的调整，则任务十分艰巨。不仅如此，而且我国目前正处于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的关键时刻，外部经济条件的恶化同样使调整和改革的难度大大增加。其三是心理方面。这次亚洲金融危机提供的重要启示之一是决不能忽视人们心理预期对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的影响。目前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经济状况给社会层面造成的阴影，形成了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增长经济的一个非常不利的因素。会否因此而进一步引发出一系列复杂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尚是个变数。因此，尽管中国在这个风风雨雨的时代经历了改革和发展实践的二十年，并且在相当丰富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走向成熟，但是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取得了改革的成功，转型和现代化的全程远未走完，以下的路程可能更艰巨。
第二，在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矛盾回旋空间缩小的情况下，如何把握节奏和进度。
如前所述，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之一是使改革的力度与社会可承受能力较好地结合，这一经验对于我们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深化改革来讲，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回想一下，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由于思想、物质、政策、行为等准备都不充分，旧有体制的有形影响和无形影响都非常的强，社会对改革的可承受能力一般较弱。因此，先打“外围战”（如农村经济和个体经济），先搞增量改革，是个切实可行的明智选择。农村普遍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且取得成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社会基本层面的既得利益没有受到影响，改革利益矛盾不很尖锐，因而80年代改革相对来说比较顺利。然而现在，90年代中后期的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有利条件是物质准备、思想准备、政策准备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提高（尽管还很不充分），人们对于市场经济已经有了一定的适应性，不利条件是直接涉及到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尤其是就业、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不改是不行的，但改的话，则马上牵涉到所有人的切身利益。大家也都知道改革了这些制度对于今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会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所以大家支持改革，但由于改革过程中既得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受损，因而也就产生了这样那样的想法，出现了这样那样的议论。这就是预期收益与现实成本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一定时期内是可以容忍的，而一旦经济成效未能随后呈现，收入状况和生活水平未能及时改善，浮躁情绪也就有可能出现，矛盾也有激化的可能。因此，就当前而言，激进过程中保持渐进性，保持改革收益与改革成本的平衡仍然是十分重要的。
第三，在全球新科技革命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下，如何为发挥“后发优势”提供制度保证。
80年代以来，以信息产业为核心内容的新科技革命进程加速，美国在这一过程中占有先机，不仅使它继续保持了多年的经济持续增长，而且有可能在全球第五次增长长周期的上升阶段占据领先地位。这一格局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在原先第四次全球经济增长周期中已逐步缩小的同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有可能因此而再度拉开，而且差距拉大的速度和幅度会很大。尤其是发达国家利用信息技术优势和经济实力优势，在国际金融领域已站稳统治地位和控制地位，这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稳定和经济发展来讲，都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设法发挥“后发优势”，迅速赶上时代的潮流，可能是一个再次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存的大问题。中国积二十年改革开放所形成的经验和实力，应该讲有条件做到这一点，关键还是在于如何提供必要的体制保证。特殊时期的特殊发展要求所需要的体制安排，可能与常态条件下所要求的体制安排不完全一样。我们认为，就当前而言，重要的并不是实现一个最理想的模式，而是根据最为迫切的任务形成一个最有实效的模式。这也是“三个有利于”原则在当前条件下的具体表现。
第四，在内外部条件和环境都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况下，如何为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设定符合中国国情和三个有利于目标的特定体制框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改革的方向，是改革的目标模式，在这一点上，至少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已经形成了共识。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探究的话，可以引伸出两个问题：第一，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家各有各的解释，孰是孰非，可能所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才能真正深化认识。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有别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它就必然会具有两个特点，其一是会经历一个发生、发展和向新的经济形态过渡的历史过程。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应该可以区分初级阶段和成熟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关联。其二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同样存在着一个体制安排和模式选择问题。犹如在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与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不完全相同一样。因此，对于我们来讲，决不能以为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以后，体制设计的任务就已经解决。相反，如何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变化，根据我国国情的变化，根据内外部环境和条件的变化，不断地作出特定体制的选择和调整，这是我们在今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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