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全国文化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中心论文,中国文化论文,当代论文,全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F299.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4917(2012)01-0039-07
“北京建设中国文化中心”这一话题的提出，有三个语境：一是全球发展方式迅速转型，由以资源开发和利用为主体的现代工业为发展主流，过渡到以资源建设、生态保护、环境建设为主体的后现代社会；现代工业社会作为衡量标志的物质生产力的领导地位，让位于文化力。二是环太平洋区域基本形成了中华文化圈，中国的大陆、香港、台湾、澳门，以及新加坡、朝鲜半岛、日本、澳洲乃至北美等地区，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社会交往影响越来越深远，文化交往成为彼此关注的主要后继元素。三是中国适时提出转变发展模式、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国策，对国家文化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文化必须承担国家文化产业发展、和谐社会所赋予的责任，为全国产业发展模式的转型起到引领作用。
长期以来，中国文化发展格局形成了京城文化为正体、区域文化为补充的传统。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作为首都，在文化建设引领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核心作用。为了适应新的国际国内形势，提出北京建设中国文化中心就成为不能回避的课题。
本文提出，理解“当代中国文化”的路径是：首先，“全国文化中心”的核心是“文化”，而这一“文化”不可能专属儒学、国学，或者新儒学意义上的文化，而只能是三者之上的文化。其次，当代的“文化”概念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物质与精神的分裂、精英与通俗的对抗范畴，已经广泛渗透到物质—日常生活深处，导致其存在较之传统意义上的文化有重大差别，形成了物质文化、日常生活文化等范畴；“当代中国文化”是一种大文化，体现为广泛包容和汇集，文化内部分类替代分层，文化关系的和解代替对抗，文化价值分享代替对立。第三，北京作为中国当代文化成就的最集中体现者，建设有世界影响力的全国文化中心，具有战略意义。
一、当代文化实践与“文化”范畴的变迁
“全国文化中心”这个命题的核心范畴是“文化”，关于这一点，已经没有疑问。但是，“文化”这一核心范畴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则没有获得一致的认识。
有国外的学者、政治家认为，中国文化是儒教文化，他们因此构建了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和儒教文化三个文化圈，认为在未来的冲突中更多地表现为宗教文化之间的冲突。这个貌似正确的学说，在亨廷顿的著作里作为支柱而出现，影响了欧美很多媒体的思想。它的错误在于：第一，中华文化从未表现出明显的宗教性，相反，却表现出相当强烈的世俗性。在这一点上，与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不同。其次，中华文化的本质是融合、兼容性，而不具有排他性。因此，在历史上，与其他民族的文化总是和谐相处，存在着彼此兼容的关系。
有些国内的学者提出了“国学”这个范畴，认为弘扬“国学”即是弘扬中华文化。“国学”这个范畴的内涵是什么?从言说这个概念的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类观点：一是“五四”以来一些学者，他们专注于研究先秦到晚清的学术，主要包括经学、文学、史学、小学等，著名的学者包括王国维、梁启超、钱玄同、钱穆等人。他们的学术倾向主要是针对西方学说的，强调维护中华学术的正统地位。二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大陆学术界渐次兴起、而后在1990年后形成规模的新国学运动。1950年代以来大陆中断了严格意义上的纯粹学术研究后，在1990年代兴起的新国学，不是民国时期国学的简单回归，也不是海外国学的简单引进，例如，它与台湾学者的学术倾向不同，与民国时期国学研究的趣味也不一致；环绕它的学术对象，既有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学说，也有正在探索中的中国特色的学说、思想和流派，有的是主流意识形态，有的是非主流意识形态。新国学作为一种文化，与上述学说具有怎样的关系，值得认真研究。上述两种国学的内涵，既包括先进的文化，也包括一些落后的、愚昧的内容。以“国学”来统称中国文化，显然挂失了20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成就。
还有的学者提出了“新儒学”的概念。所谓“新儒学”显然针对着传统“儒学”概念，但是，作为20世纪出现在中华文化中的一种现象，它还具有当代意义。新儒学是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的儒家学派。狭义的新儒学，即梁漱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学。广义的新儒学则可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关于儒学变革的所有学说。也就是说，新儒学是在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后，传统儒学做出的一种应对和调整的姿态。所谓“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应对模式，可以说是对它的简略表述。
上述三种对中国文化的表述，显然都不是“全国文化中心”概念下的文化含义，而之所以出现这种表述模式，除了政治倾向外，更深远的原因在受制于对“文化”的当代理解。简而言之，当代意义上的“文化”观念，已经远不局限在古典意义上的含义，远不限于精神、意识、艺术和传统文本形态，它广泛渗透在物质形态的生产和日常生活的实践活动中。
古典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包括四种形态：一是物质形态；二是历史形态；三是精神形态；四是艺术形态。其中，历史形态、精神形态、艺术形态上的“文化”获得了比较一致的认同。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文化”的认识，定位在“以文化人”的基础上，即认为人作为一种自然生命存在，是无善恶、无是非的，要使人变自然人为社会人，就需要文化。所以，非自然、非物质的状态，是文化存在形态。西方古典思想传统基本上也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文化，例如，西方思想史上的经典二元对立，物质与精神、自然与人为等。大体上认为文化即人化，物质状态非文化状态。黑格尔就认为，绝对理念渗透的程度越高，文化的程度就越高；反之就越低。物质状态和自然状态是绝对理念无法渗透的世界，是最低级的存在。这个思想基本上沿袭了基督教哲学以来的欧洲近代哲学传统。
但是，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下半期以来，人类的文化实践和理论成果改变了这个结论。首先，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提出了“物化”概念。他认为，“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1]147马克思认为“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2]88～99在这里，马克思和卢卡奇强调的是从生产的角度看商品里物化着人们现实中的“社会关系”，而换一个角度，从消费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商品被消费着的不仅是物质形式，还包含着消费“社会关系”。这个“社会关系”既包含人们之间的劳动关系、经济关系、意识形态还有文化关系等等。资本和政治权力在运行过程中合谋实现两个目标——利益和价值。这个实现不得不经由商品实现。其次，波德里亚提出了“仿真”和“内爆”概念。他认为，现代社会是围绕商品的生产和消费组织起来的，而后现代社会则围绕着仿真以及形象与符号的运用组织起来，因此，编码、模型、符号成为由仿真控制的新社会秩序的组织原则。社会阶级、社会性别、政治差异和区域文化的边界和差异都分崩离析，都内爆为一体；经济就基本是由文化、政治和其他领域构成，艺术这一原本具有潜在差异性和对立性的领域，也被融入政治和经济范畴。经由超真实的后现代社会，仿真世界比真实世界更其精彩，娱乐和媒介、信息技术提供了诸如迪斯尼、现场直播、世界公园、商业区和消费天堂，乃至战争直播，比乏味的日常生活更精采。
“物化”“仿真”“内爆”和“超真实”这些理论成果改变了“文化”的边界。在当代语境下来讨论文化的存在形态，古典意义上的文化界分已经完全失效了。我们必须摆脱物质与精神对立这个传统思维来研究当代文化形态，特别是研究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对于当代文化建设来说，世界公园、中华民俗文化村，例如三里屯酒吧、衡山路酒吧街、鸟巢、水立方、“大裤衩”，还例如iphone4、汉堡包、麦当劳……这些表现为物化形态的文化，具有崭新的意义，较之于其他形态文化具有一种深刻的丰富性、隐蔽性和渗透性。它们与茅盾文学奖、大众电影奖、金鹰奖、文华奖、金钟奖、全国美展以及丰富的网络文化等所代表的精神形态的文化，一起构建着当代中国文化的宏大景观。
二、“当代中国文化”的视域和维度
建设和认知“当代中国文化”必须具有文化政治视域。
“文化政治”视域的提出，基于两个考虑：一是在一般意义上，认为文化即文化政治，特别是针对所谓“普世价值”而言。有一种思想很盛行，认为在人类文化中存在着一种普世价值，往往把西方文化所推崇的近代人道主义思想价值观念作为其内涵。笔者认为，对于普世价值问题，不能简单地臧否，而应该在文化政治视野下来讨论它，即讨论在一个价值多元、权力多级的世界，谁在操纵话语权力言说普世价值、以何种价值为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具有时代性和文化立场，是话语权力操纵造就的表面共识；一切文化价值观念本身都具有时代性，本身都渗透着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而在若干时期的具体使用过程中，并未消减或泯灭这个性质。因此，文化即文化政治。赛义德说：“文化不但不是一个文雅平静的领地，它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战场，各种力量在上面亮相，互相角逐。”[3]4
另一考虑是：当下文化生产已经广泛渗透着文化政治内涵。文化工业作为一项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已经成为发达社会的支柱，特别是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生产的主要支柱。文化生产不仅生产着消费品，还生产着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当我们观赏着松下电视机提供的美丽景色时，同时接受着日本文化；当我们驾驶着本田汽车奔驰时，同时在接受日本文化。但是，这种物质形态产品提供的文化消费，毕竟带有很大的间接性、或然性，然而，当你观赏着《一休》电视节目或玩珍珠港作战游戏时面对的，就直接体现为消费日本文化传统了，它的价值观念直接作用你的认识功能和审美功能。因此，在当下文化工业中，文化即文化政治。
有人归纳说，“文化政治”不是指文化可能具有政治功能，也不是指文化革命作为政治革命的先导，而是文化本身就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权力和斗争的场域，它既可以巩固社会的控制，也使人们可以抵制与抗争这种政治。……文化不再是普遍的观念性存在，而是物质实践、政治斗争的一种形式。相对而言，假如说，中国文化在前现代和现代进程中表现为政治的宏大叙事，那么，在当代形态下则表现为微观政治性，即文化政治。因此，当代中国文化与国际后现代文化一样，其最根本含义和最显著特征就是文化政治。
媒体言论习惯把文化作用称为“文化软实力”，这个称谓下面包含的含义是丰富的。最显著的含义是它借助着某种“硬实力”而衍生出来的——物质生产硬实力。也就是说，当下人们认为物质生产拥有硬实力，而文化生产拥有着软实力。软实力和硬实力虽然不能构成高下之分，但是，多少存在着推崇物质生产的嫌疑，存在着工业文明的印迹。在文化政治的视域下，文化生产所拥有的力量，与其称为“软实力”，不如径直称为“文化力”，特别是在当下国际政治和世界范围内生产模式转型的过程中，物质生产在人类全部生产活动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数字化生产、信息生产、话语生产和文化创意行为及其产品的作用迅速凸显，它们有着物质生产不能比拟的力量。文化工业作为这个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门类，广泛渗透到上述生产活动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三、当代“文化”观念面临的挑战
当代文化发展处在一个特殊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简而言之，是全球化时代，以经济全球化为起点，逐渐对政治、文化领域产生影响。这种文化全球化给我们的文化定义带来了新的内涵。詹姆斯·彼得拉斯在《二十世纪末的文化帝国主义》里说：“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有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经济的，一个是政治的。经济上是要为其文化商品攫取市场，政治上则是要通过改造大众意识来建立霸权。娱乐商品的出口是资本积累最重要的来源之一，也是其替代制造业出口在世界范围内获利的手段。在政治上，文化帝国主义的重要作用在于将人们各自从他们的文化之渊源和团结传统中离间出来，并代之以新闻媒介制造出来的、随着一场场宣传攻势变幻的‘需求’。在政治上的效果则是把人们从其传统的阶级和社会的圈子中分化出来，并使得人和人之间产生隔阂。……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要目标是对青年进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剥削……文化干涉(在最广泛意义上而言包括意识形态、思维、意识、社会行动)是将客观条件转变为有意识的政治干涉的关键环节。似乎有点荒谬的是，帝国主义的政策制定者们看来比他们的对手更懂得政治实践中文化层面的重要性。”①
全球化的局面对“文化”内涵产生了重大影响，可简单归纳四点。
第一，物质与文化的传统对立面临着挑战。物质生产是作为满足人作为类的生存需要而出现、为满足人对物质和财富的占有而存在，但是，在当代，以物质生产作为谋生唯一手段的人类生存阶段业已过去，物质生产本身也逐渐脱却它纯然的实用性质，而具备有超越物质的性质，也就是说，物质生产的成果具有了非物质的性质，生产出来非物质、亚物质，生产出与物质生产相对立的东西——艺术品、文化来。那么，物质生产就成为文化生产了。
第二，文本形式作为文化的载体受到挑战。文本作为文化的载体，也长期局限着人们对文化的认识。一般认为，文本形式似乎是文化存在的唯一方式。甚至波普艺术，人们也不得不把它文本化才进行研究。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甚至一定程度上的解构主义思想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展开对资产阶级文化批判。然而，两个事件改变了文本固定的观念：一是巴赫金提出了开放文本和文本间对话的理论，克里斯蒂瓦依据对话理论提出了互文性的理论，击破了文本固定不动的神话；二是网络世界和虚拟空间的出现、大众传播媒体的互动节目出现后，改变了文本作为文化存在唯一方式的局面。文本作为文化的生存条件被彻底改变。
第三，文化内外部的对抗思维模式受到挑战。文化内部各种形式有高低贵贱之分，文学、艺术、建筑、电视、广播、网络、波普、游戏等内部层次分明，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小众文化与大众文化、小资趣味与民工生活方式等，价值区分也沿袭着惯例；文化与非文化(例如文化生产与非文化生产、艺术生产与商品生产)、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物品生产与话语生产、文本活动与实践活动之间，存在着传统意义上的对抗。对抗作为一种批判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思维方式，是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思想家率先使用的，最先的模式是文明与自然的对抗、工业文明与自然规律的对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把对抗思维集中在资产阶级文化内部的矛盾上，强调其内部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对抗。而当代文化发展的局面呈现着对抗非主流化、在一定的文化共同体下对抗消解弱化的倾向。精英文化、通俗文化、大众文化、亚文化等等形态之间彼此交互、妥协、融合、共生，特别是1990年以后，一个共同体内部的文化层次之间的对抗呈逐渐消弭趋向。不同的利益群体在文化差异的背景下渐次达成共识，成为文化形态之间消除对抗思维模式的前提。当代中国文化实践呈现出这样的趋势：不同文化类型间相互借鉴甚至呈现互文现象；不同文化层级之间在价值取向上彼此接近、包容和整合；民间文体、亚文化文体和文人文本形式交互成为关注对象，文本形式的中心与边缘的绝对边界被打破了。文化内部和外部之间的对抗思维遭到挑战。
第四，文化内部的分层观念让位于分类观念。文化分层观念起源于欧洲文化精英主义传统，他们认为，存在着少数人的文化和多数人的文化，前者属于精英文化，后者属于大众文化。里维斯在抵抗英语里越来越明显的异质文化侵袭时，就表现出这个思想。阿多诺在研究严肃音乐和流行音乐时也持这样的观点。这一思想受到了威廉斯的批评。文化的分层有其历史背景，甚至不妨称其也有历史的合理性。但是，随着后现代社会的来临，一个深刻的变化发生了：深度模式遭到了普遍批评，而间性理论和关系学说成为知识的主流。换句话说，文化种类的高低序列的认识，让位于文化种类之间的对话关系认识。例如，小众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存在着的不是小众文化高于大众文化，而是它们彼此之间以何种性质相区分、相关联；书写文学与网络文学的价值孰为高低问题让位于社会学关系；身体文化与精神文化的雅与俗问题让位于各自受众的心理分析，等等。文化种类之间对话作为文本建构的另一种基础，也对文化层级观念提出挑战，原因很简单：对话必须是平等的，不能居高临下。
四、“当代中国文化”：一个新的范畴
在上述背景下，“当代中国文化”这一范畴便具有新的含义。我理解，“当代中国文化”这个范畴是一个整体，不是“中国文化”的“当代化”“当代形态”等。“当代中国文化”指的是20世纪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的共同体验以及所创造的文化成就。这一文化成就体现在文化建设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包括物质文化形态、精神文化形态、历史文化形态和艺术文化形态。她充分吸收了当代世界文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成就，文化成为全民生活的重要性质，不仅体现在某一部分活动，而是生活的全部，包括传统的生产活动、生活方式、精神活动和艺术活动，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共同的生活体验。“当代中国文化”是一个“大文化”范畴。②
所谓“大文化”范畴，即它超越了物质与精神之间的传统对立、单一文本的局限、文化内部的传统对抗思维模式和分层模式的局限，表现为自然与人为、物质与精神的合一，文本间性的广泛存在、文化间的价值对话和分类代替分层的价值形态，从而体现为全人类共同创造文化的局面。在后现代成果的基础上，它化解了深度模式与平面化之间的冲突，弥合了各民族间文化彼此对峙的传统局面，文化作为一个消费的平台的功能得到强化，而弱化了意识形态间的简单对立。
“当代中国文化”是当代中国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共同体验，这个共同体验具有下面四种属性。
首先是当代性。我们所说的“当代中国文化”以当代成就为核心，20世纪，特别是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的国策以来，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历经艰难曲折追求民族崛起，谱写了人类历史上一幅酣畅淋漓的进行曲，占据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民族，不仅站立起来了，而且富裕起来了，成为推动世界前进的巨大动力。在这个历史时代背景下，讨论“当代中国文化”问题，仅仅局限在传统的儒家文化主体，就远远不够了。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变化更新、心理结构的变化、情感结构的变化、趣味的变化等等，以及上述带来的各种表征形式等等，是当代中华文化成就一个关键部分，是它的核心，也是它的重心。需要就此总结。
其次，当代中国文化的价值追求集中于全人类利益，即“人类大同”的思想，而不是狭隘的民族利益和地方利益。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进步，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既是民族自救，又不局限于自救；应该放在民族利益和全人类利益相结合的层面上去思考。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里从来就具有“天下”“兼济天下”“惠及天下”的思想，当代中华文化的时代使命，在这个思想基础上，对人类的大同负有责任。在这个意义上，简单的GDP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和片面的世界主义或西方主义立场，就显得十分不合时宜。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清醒地面对意识形态消解论、意识形态简单化、意识形态终结论和历史终结论等观点。
第三，文化政治的思想。中国文化中心事实上需要体现的，不是文化软实力，也不是文化硬实力，而是文化力。也就是说，当代中国文化的呈现方式，是政治与经济、意识形态与商品、生活方式和精神追求，甚至货币和艺术形式等因素融为一体，表现为一种文化综合体。物质化的文化形态与精神化的文化形态密切结合于一体；日常生活形态的文化与艺术生产的文化结合于一体；GDP与文字、语言结合于一体；商业住宅与诗情画意融合一体。这种世界潮流赋予当代中国文化创意以领先的意义。
在这个共同认识的前提下，仅仅把“文化”局限为精神生产的观点，就显得非常贵族化。把“当代中国文化”的视野向政治经济开放、向日常生活开放、向物质生产开放、向商品和艺术同时开放，是一种世界潮流。当代的文化实际上已经渗透到生活本身的各个部分，体现为一种综合形态。里维斯主义和种种文化精英主义、文化贵族化话语，显得非常不合时宜。
第四，开放意识。当代中国文化假如离开了改革开放，就不成其为先进的文化，也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所以，开放意识是中国当代文化一直坚持的原则。开放有两个方向：一方面把胸怀敞开，面向世界，把世界其他民族、地区的文化吸收进来；另一方面，把自己的文化输送出去，让世界各民族、地区都了解中国文化，认同中华文化价值观。坚持开放意识，就是坚持文化的与时俱进。
五、“当代中国文化”视野中的北京中心地位
在文化政治的视野下，“当代中国文化”必然以北京为中心展开。以文化的四种形态观察，北京是当代中国物质文化、历史文化、精神文化、艺术文化生产的中心区域和最先进成就的体现者；同时它拥有的强大的文化力，具有典型的文化政治形态。
北京成为中国文化中心的基础是什么?这是一个未能廓清的问题，而没有十分明确这一点，就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错觉。本文认为，北京建设中国文化中心绝对不是作为历史的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中心，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华文化中心，而是建设当代“中国文化中心”，是当代的选择，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事业迅速发展及所取得的成就赋予的使命。先进的社会制度、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加之上千年的文化积淀，造就了北京目前的文化力，也具备了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基础。
这里存在着一种强烈的文化政治倾向。文化政治跨越了文化作为单一精神领域话题的界限，把文化和相关的体制、制度、机构、评价标准、历史沿革、基本建设以及中国封建专制下的君王意志——权力机制联系起来，放在一个更加多元、复杂的语境下来研究中国文化的生态环境。
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似乎很流行，认为北京作为中国国家文化中心是历史积淀的结果，似乎北京作为国家文化中心已经成为定论，这是错误的。作为元明清三朝国都，北京发挥的文化作用需要具体分析。我认为，直到清末，北京都没有完全成为中国文化中心，没有作为中国文化中心发挥至高无上的文化引领作用。它仅仅发挥着政治核心作用。诚然，北京在元明清三代的文化作用呈逐渐加强、中心化功能的局面，这个时期，文化有多元格局；早期发挥全国文化中心作用的，是形成了拥有中国最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以杭州、苏州、南京、上海为核心的文化区域。这一区域承担着中华文化传承、创新作用。也就是说，明清两朝虽然建立了北京的政治权威，但是，并没有确立北京的经济中心和先进文化代表地位。民国时期，中国文化中心在南京、上海，一度在广州、重庆。由于政治原因，北京也没有形成文化中心。因此，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具体实际看，北京没有因积淀而成为传统中国文化中心。
讨论清朝、中华民国时期的文化中心问题，必须避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例如，讨论元朝时期的北京文化地位，需要与汉族士人对蒙古人政权的抵制心理、文化上的逆反心态联系起来加以研究；讨论明朝北京的文化地位时，又需要与士人对明成祖朱棣帝位的合法性质疑联系到一起；考虑清朝时期北京的文化地位时，需要考虑到汉满两族文化政治对峙和汉族士人的立场取向；讨论中华民国时期文化中心问题，会考虑到北洋军阀、袁世凯时期南北局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等影响到中国文化中心的政治问题。总之，元明清三朝北京作为首都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但是，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都没有完全成为中国文化中心，类似汉唐两朝的长安。其中，对于近代北京的文化中心地位影响深远的，是中华民国时期的首都南移、进而中心涣散局面。从1927～1949年，古都北京十分寂寞。这一点直接影响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北京文化建设的薄弱基础。
放宽历史的视野来理解北京作为当代中国文化中心问题，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首先，北京成为当代中国文化中心是时代的选择，具体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北京作为首都、作为中国政治中心，承担着新中国文化政策、文化制度和文化管理的职责，着力加强首都精神文明建设造就的。60年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使在中华民国时期各方面长期落后于上海、南京的北平，一举成为具有重要政治影响的现代大都市，成为体现先进科学技术、社会文化、现代文明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四个形态的文化、整体文化力和文化政治都处在全国先进水平。要达到这个水准，光靠燕山文化和元明清三朝的封建文化政治积淀是不可能的。应该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先进文化造就了北京作为中国文化中心的时代地位。
先进制度和先进文化改变了北京的面貌，也必然在建设中国文化中心、引领全国文化发展方面发挥核心和关键作用。这也就决定了“中国文化”中心，不是旧的文化中心，例如儒学、理学、道学以及诸子百家意义上的传统文化中心，不是所谓“新儒学”、所谓“国学”意义上的文化中心，而是新的具有当代意义和世界视野的中国文化中心。
其次，北京作为当代中国文化中心，凸显出中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影响力，这与上海、香港、台北的文化含义完全不同。当代中国文化在世界影响力剧增、环太平洋西岸中华文明圈的形成，客观上提出了北京作为中国文化中心的课题。
第三，北京作为中国首都，随着中国国际政治地位、经济实力和文化影响力的提升，必然成为全世界关注的核心。特别是在太平洋西岸，在整个亚太区域——占据全世界人口一半以上，拥有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和印度文化等多元重要文化资源，以及全球经济生产的重心，中国毫无争议是这个区域关注的重点，北京不可避免成为关注的中心。在国际政治的视野下，在社会发展实现重要转型的时期，北京成为中国文化中心具有时代性意义。
第四，北京建设全国文化中心，开启了国家文化中心建设的新模式。放在世界近代国家的文化中心这个大背景下，看待北京作为国家文化中心，具有重要意义。古代国家的政治中心就是文化中心。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后，经历了长期的原始积累和工业化阶段，形成了财富聚集地，渐次，经济中心即成为民族国家的文化中心。伦敦、巴黎的国家文化中心地位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形成的。美国作为现代社会后起的国家，其国家文化中心的形成，具有标志性意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没有所谓“文化中心”，是典型的多元文化格局。随着国家实力增长、国际经济贸易量增加，特别是金融、信息等新型产业的发展，纽约、洛杉矶、芝加哥成为多元文化格局里的区域中心，以纽约最具代表性。纽约之所谓“文化中心”不是北京意义上的，也不是伦敦、巴黎、东京等城市作为国家文化中心的含义，而是典型的世界城市。它没有一种主导、主流或主体文化作为支柱，而表现为多元文化广泛汇聚，像万花筒；其他国家的文化中心则表现为主体文化与其他文化的融合，是支柱与补充的关系。
北京属于现代化后起、后现代多元主题丰富呈现的城市，文化层次十分丰富。按照西方理论看，北京同时并存着农业文明的村社文化、工业文明的现代文化、后工业——生态文明的后现代文化等不同文化层级。同时，文化渊源十分复杂。有专家说，从地理布局上看，北京有纵横两条文化轴。纵的轴即南北轴，以北京城的中轴线展开，钟楼、鼓楼、故宫、前门、地坛、天坛，体现的是北京城作为帝王之都的文化遗迹；横的轴即东西轴，以长安街为中心展开，南北两条线上，除了皇家寺庙群，孔庙、白云观、天宁寺、礼拜寺、法源寺、西什库教堂等，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道教文化星罗棋布，汇聚一体，表现出北京文化多样性和包容性。
作为一个汇聚着不同层级的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和不同社会形态(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的超大型城市，北京以当代文化成就为标志建设全国文化中心，极大地丰富了国家文化中心建设的模式，我以为，这是世界城市的中国模式。
(Tr.Zhang Jing; Cui Xianquan)
注释：
①詹姆斯·彼得拉斯：《二十世纪末的文化帝国主义》引言。
②我对大文化的不同形态略作分类：(一)日常生活文化(文化消费形式如酒吧、钱柜、KTV、美容美发、SPA)、生活方式(习俗、规范、活动)、文化遗产(思想传统、价值标准、观念形态、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物态文化、波普等。(二)亚文化、身体文化、性别文化、同志。(三)游戏、虚拟社区、互动空间。(四)文化工业(媒体、电影、动漫、会展、信息产业的一部分)、文化设施等。(五)文学艺术创作、评论与研究，文化创意(品牌、设计)。(六)精神文化活动、话语生产、宗教活动；文化生产(建筑、出版、新闻报刊)。(七)文化制度和政策。其具体关系则属于另一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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