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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师从白先生学习中国史学史，后来又因科研与撰述的关系，无数次面聆白先生的教导，半个世纪中如沐春风，如饮甘泉，温心解渴，始终受益。
“进进出出”
我于1962年夏，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师从白先生进修中国史学史。
1958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在辽宁大学当教师。众所周知，那个年代，1957年“反右”斗争，1958年“大跃进”，1959年“反右倾”斗争，1960年始三年“饥荒”，1962年始高喊“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阶级斗争”一步深一步，教书的难以安心认真教书，学习的不可能踏踏实实地学习。我先是担任中国现代史课程的教学，实际上只讲中共党史，只能照本宣科，心里觉得没味道，没法教下去，就要求换换工作，提出搞中国古代史的要求。于是被认为“不识抬举”，思想有问题，更没有跟上“跃进”步伐；于是被批判思想“右倾”，不能胜任中国现代史教学；于是在1962年初春下放到辽北山沟里去养猪。我出身于江南的一个耕读之家，父祖辈都是教师，家里有廿亩水田，可谓自给自足。少时四岁入学，读书尚可，稍大在学习之余，尤其农忙季节，还参加一点劳动，车水插秧之活也能干，可谓耕读有点基本功。下放养猪，虽感到艰苦，但还能干下去。肚子常饥饿，咬咬牙坚持干。总算表现尚可，经得起考验，被认为是老老实实地接受了思想改造。于是，养猪算是“毕业”，调回学校养人，当上哲学系食堂管理员。那个困难的年代，人们吃饭是个大问题，我才真正体会到了“民以食为天”这个古训的份量，当个食堂管理员，在那个年代是吃香的，被人认为一定能吃饱肚子，“近水楼台先得月”，可以捞一点，至少揩点油嘛！？因此，羡慕者有之，妒忌者有之。唯我自己战战兢兢，认认真真，管好账目和饮食，强调勤俭节约，曾制了一枚“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的长方印章，刻印在发放的每张饭票和菜券上。我的辛勤与用心竟然得到好评，以账目清清楚楚，饭菜足斤足两，还注意思想教育，得到肯定和表扬。群众满意，赞语不胫而走，我的原单位历史系也有所闻。于是我被历史系要了回去，并安排从事中国史学史教学工作。
我觉得自己在学业上“营养不良”，难以承担教学重任，便要求报考研究生或者求名师进修。我认认真真地请求，领导竟然也实事求是地同意。当时高教部新定由白寿彝先生主编中国史学史教材（古代部分），我自然以师从白先生学习为最佳选择，经过联系，果然如愿以偿。在那个年代，有个较稳定的学习机会，是多么不易，多么可贵呀！
来到北师大后，住在西斋西楼，与邹贤俊同志同室，他稍长于我，学习勤奋。白先生约定到他家会面（后来也多如此）。那时他住在西单北师大宿舍。院子较大，同院有李长之先生等及家属。到了白府，首先得到了两个印象，一是白师母的厚道，断定她是个贤内助；一是客厅一角有只单人床，肯定是白先生焚膏继晷后赖以休息之具。初次见面，没有寒暄。白先生要求我们五人简单地作自我介绍。我是与邹贤俊、陈可青、蔡秋萍、杨燕起等同去的。杨起着学术秘书与联络员的作用。白先生在重点了解了我们各自的学术兴趣后，就开门见山地说：现在浮躁风盛，政治上且不说，教学与科研上是很突出的，你们能来学习很不易，应该抓紧机会读点书。咱们搞中国史学史的，更应该多读书，读好书，读名著。你们每人先选一本名著读起来（当时我选定读《史记》）。一定要读进去，了解古人的身处及其旨趣。白先生的河南普通话，表达清楚，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进”字音很重，显然是特别强调的。
大约过了一个月，白先生又约定在他家交谈学业。我们简单地作了汇报，并透露出一点畏难情绪。说实在话，我们几个人都已工作了好几年，年近“而立”，天天朗读死啃，那种滋味难以名状。言谈中自然有所流露。白先生未言是否，只是要求每人谈点读书心得，例举任何一篇皆可。我谈读《淮阴侯列传》的体会。白先生听后，说道：这篇传记，司马迁是花了心血的，你对有的地方还要再“进”去一点，如对“且喜且怜之”这句，“喜”的什么？“怜”的什么？又为何如此？又如，“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云云，究竟是指责，还是同情？同情到什么程度？为何如此？他这样的指点，给我的印象很深刻。自此以后，我与白先生会面交谈，始终都感到他不像教师爷，不是板起面孔教训人；而像向导，正确地指引。
当时听了白先生的话，自知“进”的不深，尚须再读。又过了些时候，还在白府相见，汇报学业。我谈读《樊郦滕灌列传》的心得，记得有两点引起白先生的兴趣，一是，《灌婴传》云：“与汉王会颐乡。从击项籍军于陈下，破之。”接着又云：“项籍败垓下去也，婴以御史大夫受诏将车骑别追项籍至东城，破之。”我以为楚汉相争，自鸿沟分界至垓下之战间，除了有固陵之战，还有陈下之战，而且是一次大战。《项羽本纪》对此未提一笔，是个漏洞。二是传赞中“附骥之尾”云云，实际是是把樊哙、郦商、夏侯婴、灌婴等视为刘邦亲密的小团伙，是刘邦集团中的小帮派。白先生听了后说，不要先断定《项羽本纪》是否是漏洞，可推敲一下司马迁为何未在《项纪》写陈下之战。接着强调，这样的读书，就不只是“钻进去”，还得“闯出来”。进而不出，是死读书，将会读书死，这不是我们所提倡的。只有既进又出，眼界放开一点，眼光敏锐一点，联想丰富一点，“进进出出”，如此往复，触类旁通，悟之又悟，再能有更大的收益。听了这番话，我感到心明眼亮。过了20年，我写了《司马迁写战争》一文，以及《资治通鉴译注（战争卷）》一书。再过十多年，我连续写了《陈下之战与垓下之战》、《陈下之战、垓下之战是两事》等数文。同时，几十年来我写了一些有关司马迁与《史记》的论著，还写了《班马异同三论》的长文。从受教于白先生这方面来回顾反思，可以肯定地说，是深受了白先生要求读名著及“进进出出”思想的教益和影响的。
“小大由之”
1963年春初，我发表了《司马迁笔下的项羽和刘邦》一文。这是我在当食堂管理员时写成的。自有特别的甘苦味道在心头。我将此文送请白先生指教。
当时白先生因有痔疮，住进友谊医院准备动手术。我单独去医院探望，没送鲜花，更无什么礼物，只送上我的拙文。白先生非常高兴，说有时间可以多谈一会儿。我当时谈了出身耕读之家，少时在家塾读了几年，大学时受周予同先生启发读过《史记》。我谈话时，他一边听，一边看拙文。稍后，他笑着说，看来我说的“进进出出”，你早已在做了。又说：我看了你两篇文章，那篇《史评的先河——〈文心雕龙·史传篇〉》，觉得粗浅，可能没有把《文心雕龙》读进去吧？这篇《司马迁笔下》，显然是把《史记》读进去了，但“进进出出”还欠火候，我建议你重新修改一下。
白先生又说：你这篇文章写了15000字左右，发表在报纸上，占了一版半，可谓大文章。大问题可写大文章，但字数多不等于大文章，更不等于有学问。文章的关键是言之有物，言之中肯，旨深辞达。现在有的学术文章架势大，口气大，肚子大，其内容，这一点，那一条，这位云，那位曰，不免有点玄虚，有点乏味，似曾相识，没有什么新东西。古人云“开卷有益”，现在是见之生厌。你这文章能否挤掉一点水？精比粗好，粗则笨，精则细，要精细就得去水份。大文章也得写，就看有没有必要。该大则大，该小则小，应当“大小由之”嘛！文章的大小，应当恰到好处。
白先生的话到此戛然而止。遗憾的是，我始终没有修改《司马迁笔下》那篇文章，故也不可能再得到白先生对此文的具体指点。
过了十多年，到了80年代初，学术界似乎刮起了一股风，文章写大再写大，书写厚再加厚，否则不够意思。计稿酬是按字数算钱的，评职称是按字数权衡的，领导谈成绩也是满报字数的。近年来此风犹烈。至于论著的内容如何？有否新意？有何真正的学术价值？有的忽略不提，有的毫不计较，更有甚者，弄虚作假，吹牛蒙骗。我于1979年发表了《司马迁写当代史》，1980年发表了《论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有天晚上，我送去请白先生看。因为两文各达两万字，心想白先生是否会嫌文长，心里直打鼓。坐下后，牟师母端来一杯茶，脸带笑容，我还是有点心神不宁。白先生说：我有《历史研究》杂志，你的文章已看过了。他就这么一句话，停下了。我以为他一定不大满意。连忙说，写得长了一点，没有多加锤炼。想不到白先生却说：长倒并不算长。题目大，就得多写一点，扎实一点，才能丰满，说得清楚。还是那句话，“小大由之”。两个题都很重要，如有可能的话，还可写得大一点。接着，他与我商讨如何看待司马迁写汉武帝的问题。并说，不要简单地提态度的拥护与反对，而要从历史是非中去判断写作的正确与否。过了两年，白先生的新著《史记新论》出版了，其中着重论述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三题，文字精炼，多有新见。白先生在赠我书时，是这么说的：我长时期以来，主要思考大通史的事，对《史记》的研究，只是写出个纲来。
据我所知，史学界普遍以为《史记新论》对司马迁与《史记》的研究，抓住了几个重大的关键性的问题，提出了许多精辟的新见，实是一座新的丰碑。有些学者还认为，凭白先生的学识与才力，完全可以把这本书写得再丰厚一些。我也觉得，照白先生“小大由之”思想，他只要加点时间，把自己在读《史记》方面“进进出出”的心得体会，稍加整理编撰，就可成为鸿篇巨制。
其实，白先生在写《史记新论》与主编《中国通史》时，也是遵守“小大由之”的。《史记新论》数万字，人们觉其精。《中国通史》一千多万字，读者觉得丰。相比起来，也是恰当的。
“少戴帽子”
白先生于1963年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司马迁与班固》一文。这可算是大文章，占了整整一个版面。记得此文发表后不久，我问白先生，为何只提《史记》的“人民性”，而不提它的阶级性？他反问：如何提阶级性？我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已有不少文章提到了司马迁与《史记》的阶级性，而且近年来还有些具体的提法，如“代表中小地方阶级”云云，可否使用？白先生只是笑笑，未置可否。
当时我对他的不答态度有点不满。在那个时代政治空气影响下，我以为讨论古代史学家的阶级性问题也有必要。并逐步产生自己对司马迁阶级性的看法。有一次我在白先生面前流露出这种看法。白先生说，评价历史人物，判断阶级性有一定难度。还淡淡地一笑，说：最好“少戴帽子”。
我觉得他没能解决我的思想，而我也更没有理解他的用心，故还在思考这个问题，并于1964年春草成了一篇谈司马迁思想的文章，其中就有阶级性问题。因为是发抒己见，未遵白先生的“少戴帽子”之意，就没有送请白先生指教。后来参加了“社教”工作，几乎两年时间整天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气氛中，读书谈不上了，写文也不可能了，但有时想想那篇谈司马迁思想性的文章，还觉得有点味道，依然觉得有讨论的价值，于是就把它寄给《文史哲》发表了，其中就有关于司马迁思想“是人民性还是阶级性”的问题。发表此文时，我还在农村“社教”，听说白先生也被安排参加此运动了，一时失去了联系，我想他当时没有看到这篇文章，我更不可能听到他对此文的意见。
“文革”时期，我在学校复课教书中，也写了点文章，如《焚书坑儒辨》等等。这种文章我是不送给白先生看的。有一段时间，我住在北京，常去看望白先生。有次谈话中，白先生语气很重地说：看过你的大文章了。我感到且喜且惊，喜的是他在关注着我，惊的是他话中有话，第一次觉得他语中带辛辣味，当然没法吱声，只好静候着。过了一会儿，白先生才又说：“那种”文章，还是不要写吧！我沉思，无语以对。事后，我反复思考，感到白先生真正关怀我，在关键时候指点我。故我自“反右倾翻案”始，就再也不写“那种”文章。争取踏踏实实地搞点科研。
打倒“四人帮”之后，黎澍同志鼓励我鼓起勇气再写文章，并给我拟了一个论题《焚书坑儒再辨》。他大概是因我所写《焚书坑儒辨》有问题，让我主动纠错；或者他还有别的用意。我是把这作为善意而心领的，故草写了《再辨》，观点几乎依旧，只是以为当初《辨》文发表时机不对头，客观上效果不良，如此等等。这自然不合要求，故不能发表；而当时的《历史研究》上就用了其他学者评秦始皇的文章。事后，我向黎澍同志表达了认真写点科研文章的要求和想法，得到了他的体谅，并为我刊发了《司马迁写当代史》、《论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等文。说实在话，我这两篇文章的确不谈阶级性了，但还是很注意思想性的，而且很注意政治思想性，因为我觉得大史学家，如两司马等人，决不是“捡芝蔴”或无病呻吟，而是注意国计民生之大问题，寓有炽热的思想感情的。他们的著述中充满激荡的历史洪流，铸有崇高的民族灵魂的。
我于1991年发表了《中国史学经世思想的传统》一文。白先生只是刊用了它，没有给我一点意见，没有表扬，但也没有批评。时过不久，我们单位张显清同志给我看一张条子，那是王毓铨先生写给他的。条子上提到拙文写得如何，建议他们“一读”。王先生是明史大专家，是我所老辈，兼明史研究室主任，写这张条子给其助手（张为副主任）似乎是在安排一项工作。我感到惊奇，赶快表示拙文粗浅，请多提意见。至于王先生为何青睐拙文，我始终不明个中原因。我只是想到，王先生与白先生是知交，过从甚密，也许他俩一起谈过拙文，有点好感。
关于“阶级性”问题，现在一般认为是贴标签，是当初跟风跑的一种表现。我觉得，白先生于20世纪60年代，那个“阶级斗争”火热的年月，就不屑言此，而只使用“人民性”，确有卓识和胆量。
我记得大约是1981年，白先生问我对“人民性”有何看法，我说这是舶来品，再也就说不出所以然。白先生又说，这个提法是从苏联传来的吧？概念有点笼统，如何解释，如何使用，值得讨论。后来一直搁置，白先生无暇顾及于此。而学术界对此也淡忘了。可是，白先生晚年及其逝世后的论文集中，仍然还保留有“人民性”的提法。这大概是保持文章的历史原貌，或者还有其他原故，我不得而知。
我缅怀白先生，尤其是遇有问题之时，就想到当年请教与受益的情景。现在，白先生已逝世五周年。我这几年积累的问题再也无法得以请教，先生在九泉若有感知，定当同情我的苦衷！
写于2005.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