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中知识的界定和分类及其对情报科学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经济论文,其对论文,情报论文,科学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知识经济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知识与经济融为一体，知识成为主导的生产要素之一。而情报科学与情报事业在许多方面同知识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知识在知识经济中是一个最活跃的生产要素，在情报科学中是最主要的研究对象，在情报事业中又是一个最基本的运作对象。知识已成为知识经济、情报科学和情报事业的汇合点。这股汇流必将冲刷传统的情报科学研究思路和方式，同时也必将为情报事业开辟新的领域和航线。可以预料，从社会基础设施来看，情报业务部门将成为知识经济基础设施的有机组成部分；从产业布局来看，情报产业将成为新兴的知识产业的重要内核；从人类社会活动来看，情报活动将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普遍的活动方式；从理论研究来看，情报科学将为知识经济中知识的产生、扩散和利用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鉴于知识和知识经济对情报科学和情报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首先研究知识的界定、分类及其对情报学的影响，作为我们对知识经济与情报科学之间关系的探索的初次尝试。
1 知识的涵义
什么是知识？这是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古今中外，许多学者为探索知识的真正涵义，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迄今未获得统一的认识。从柏拉图、笛卡儿、莱布尼兹、洛克、休谟、康德、黑格尔到波普尔、乔姆斯基和皮亚杰，对知识的本质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并展开激烈的争论。这些见解虽有唯心与唯物之分，但都带有形而上学的色彩。
翻开《现代汉语词典》，发现对知识是这样解释的：“知识是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在《辞海》中也把知识定义为：“人们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从本质上说，知识属认识范畴。”
上述传统的定义，都把知识作为实践经验或实践活动的认识成果来看待。这是正确的。然而，知识的这种定义不足之处在于未能揭示认知活动中主体与客体的动态关系，而这种关系正是知识的本质。
根据认知的信息加工理论，人们的认知活动是在信息传输水平上发生着的主体与客体双向投入的过程，也是主体以本身的认知图式、观念体系和意会能力掌握客体的属性、结构、关系、本质规定的过程。这一过程淀积的成果，就是知识。
知识的生成，主要有两个依据：
（1）内源性依据：生成知识的主体是人的大脑。 它是整个信息传输、加工、贮存、转换及输出的自我控制的系统，是人的认知运作的中枢。认知主体的认知定势、观念体系以及信息加工、编码和意会能力就构成了知识生成的内源性依据。
（2）外源性依据：客观世界中的事物、现象、过程， 作为客体有其外在表现和实质内容，对主体来说，这是一种实在的或假定的先在性和外在性。在认知过程中，客体的状态、属性、结构、关系和本质规定通过信息化方式，被主体适应、同化进而转化为主体所能理解的观念内容。这种被主体认知图式所适应、所同化的客体状态、属性、结构、关系和本质规定的信息内容就构成了知识生成的外源性依据。
知识的生成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动态过程。它体现着主体与客体的双向投入，既包括适应、同化、意会，又包括编码、转译、重构等操作。实际上主体与客体的双向投入也是信息的传输与反馈。一方面，客体的信息内容，经过主体的适应、同化、意会、编码、转译、重构后被观念化，成为主体可理解的信息组合，这就为知识淀积了意义；另一方面，客体的信息内容，经过主体的适应、同化、意念、编码、转译、重构后被符号化，成为原则上可用语言符号或非语言符号再现的有序性信息组合，这就为知识淀积了逻辑结构。这里，客体信息内容的观念化与符号化是交织在一起、密不可分的。
基于上述的论点，我们将知识定义为：“认知主体以其认知图式适应、同化被认知客体的信息内容，经整合重构而再现的观念化、符号化的有序信息组合。”
2 知识的分类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1996年发表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报告中系统地提出了知识的4个W的概念[1] ：①知道是什么（know—what）；②知道为什么（know—why）；③知道怎么做（know—how）；④知道是谁（know—who）。
这种对知识的重新分类，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有的学者认为这种分类“显然不当”；有的学者给这种分类以补充[例如，吴季松教授在《21世纪社会的新趋势——知识经济》一书中提出6个W1个Q，增添了“知道什么时间”（know—when）、“知道什么地点”（know—where ）以及“知道是多少”（know—quantity）][2] 还有的学者从经济学的角度评说这种分类，认为它是恰如其份的，是有创见的。我们赞同最后一种观点。
学术界对经合组织提出的四类知识的理解，不尽一致，尤其对最后一类知识的认识有一些差异。“知道是谁”的知识究竟指什么涵义？有的学者解释说：“它涉及到知道谁和谁知道如何做某事的知识。”另一些学者认为第四类知识指关于“人力资源”的知识，或“谁具有某种知识的知识”。
袁正光教授对知识经济里的知识作了比较详细的阐述。他认为经合组织提出的知识概念比我们传统的知识概念大，包括四个方面：
（1）知道是什么的知识（know—what ）：指关于事实方面的知识。如纽约有多少人口？中国有多大面积？
（2）知道为什么的知识（know—why）：指原理和规律方面的知识。如牛顿三大定律，市场机制，供求规律等等。
（3）知道怎么做的知识（know—how）：指操作的能力，包括技术、技能、技巧和诀窍等等。
（4）知道是谁的知识（know—who）：包括了特定关系的形成，以便可能接触有关专家并有效地利用他们的知识，也就是关于管理的知识和能力[3]。
我们认为，经合组织对知识的重新分类，反映了当代知识体系的结构性变化，有利于对知识、情报及其活动进行经济分析，便于经济领域中知识、情报的管理。因此，上述四种类型知识的划分是适宜的，符合实际的，而且具有可操作性，增添“时间”、“地点”和“数量”等知识类型没有必要。
经合组织的知识分类，具有以下特点：
（1）继承并包容了传统的知识概念。
第一类知识实质上是一般认为“知识是一种判断”的扩展，凡是对事物、现象、过程、状态的判断，都属于这一类知识。第二类知识实质上是一般认为“知识是规律性的揭示”的扩展，凡是自然界、社会和思维活动的原理和规律的知识都属于第二类知识，它既包括自然科学，又包括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第一、二类知识是我们传统上认为的知识，因此，经合组织对知识的划分并没有割断与传统概念的联系，而是继承和吸收了它的内核。
（2）将经验和能力请进了知识的殿堂， 这是对传统知识范畴的突破[4]。
通常，我们把知识分为经验知识和理论知识。但经验知识不等于经验。在黑格尔看来，经验是称不上知识的。知识包含普遍性和必然性，而经验却不能提供必然的联系。因此，在传统的观念中，经验常常被排除在知识之外。我们认为，时代在变迁，在当代科技革命日益深化的今天，经验和能力虽然具有鲜明的个性，但它们在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从发展知识经济的角度看，经验和能力具有普遍的意义，不应排除在知识领域之外。经合组织将经验和能力纳入知识的殿堂，确立其在知识系统中的地位，是一个创造。
（3）重点突出，强化了各类知识中经验、技巧和能力的重要性。
在经合组织的知识分类中，第一、三、四类知识，都涉及到经验、技巧和能力。它们在四类知识中占据三席，由此可见经验、技巧和能力的显赫地位和功能。
第一类判断性知识中经验对生产的发展尤为重要。例如，养鸡专业户能迅速而准确地识别雏鸡的雌雄。
第三类知识包括技术、技能、技巧、诀窍，它们能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第四类知识涉及人力资源状况。这里的人力资源主要指有专门知识、能力和特长的人。他们懂得的东西比自己明确意识的多，而自己意识的，又比自己表达出来的多。也就是说，他们有大量不能言传的经验、技巧和能力，而这种经验、技巧和能力更为宝贵，人们从语言文字材料上是得不到的，必须与这些人亲自接触，通过他们的“身教”、“反复实践”才能学到。这类知识强调了管理知识和行为知识的重要意义。
（4）体现了知识与经济的密切关系， 揭示了各类知识在知识活动与经济活动互动链上所处的地位和作用。
经合组织将知识划分四种类型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知识与经济的紧密结合。第一类判断性知识蕴含着人们丰富的经验，对诊断企业弱点、解决技术故障、鉴别质量，都有巨大的作用。第三类技能性知识，包括专利和诀窍，可直接运用，变成生产力，对改善产品结构、增加花色品种、降低费用成本是必不可少的。第四类人力资源知识对于充分调动专门人才的积极性，挖掘他们的潜能，改进企业管理，提高企业生产能力是十分关键的。而第二类理论性、原理性知识，对经济活动的关系，虽较第一、三、四类知识间接，但其功能和作用是相当深远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创建理论性知识、原理性知识正是知识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上海市长徐匡迪院士说：“实际上知识经济不是技术改革、技术改造这一类概念，也不是说技术含量高就是知识经济。知识经济的来源往往是理论研究上的重大突破。比如现在的计算机软件、软件包，已不是传统软件的概念。现在已做到触摸式计算机，接下去是人机对话，然后发展到‘傻瓜’计算机”[5]。由此可见，理论性、 原理性知识的重大突破，能大幅度地提高企业的生产能力，甚至引起产业革命，创造一个新的时代。
3 编码知识（Codified knowledge）与意会知识（Tacitknowledge）
世界经合组织的年度报告，把第一、二类知识，称为编码知识，把第三、四类知识，称为意会知识。所谓意会知识就是不显露的、难于用语言表述的知识，它是不脱离认知主体的。意会知识的获得，主要靠“实践”。师傅带徒弟，就是学习意会知识的典型事例。一般说来，技巧、诀窍、个人经验、技能，是不能通过正式交流与传播渠道转移的，必须靠“亲身体验”、“身教”来扩散。而编码知识是社会上通用语言文字符号表述的知识，它可以通过读书、听讲、传授和查阅数据库来获得，一般通过正式交流渠道进行转移和扩散。
经合组织将知识分为编码知识与意会知识有其历史根源。早在50年代，英国哲学家波兰尼（Michael Polanyi ）对于人们在认知中未曾表达出来的意会的知识，给予极大的关注。他在《个体知识》（1958），《人的研究》（1959）和《知识存在》（1969）等著作中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意会知识的产生问题，进一步揭示了人的认识的底蕴与人类活动的关系[6]。
波兰尼认为：“人类的知识有两种。通常所指的用书面的文字、图表或数学公式表达出来的知识，仅仅是知识的一种形式，而非系统阐述的知识，像我们行为中的某些东西，是知识的另一种形式。如果我们称前一种知识为言传的知识，后一种则为意会的知识。”
言传知识与意会知识是怎样产生的呢？波兰尼提出三个连续体的概念：觉察连续体、活动连续体、知识连续体。
（1）觉察连续体。人对事物的感知觉察可以划分为两类， 一类是“集中觉察”，另一类是“附带觉察”。人的知识不能仅认为是集中觉察的知识。为了充分实现“集中觉察”，必须有某些“附带觉察”的因素。因此，人的任何感知觉察都是由集中觉察为一极，附带觉察为另一极所组成的一个觉察连续体，即是说，人的觉察是由两极构成的混合物。
（2）活动连续体。 人的活动可以划分为两种：概念化活动（通常大都是语言行为）和身体化活动（属于非语言行为）。绝大数人类行为是一种语言活动和身体化活动密不可分的混合体。不仅思维活动伴随着身体化活动，身体化活动也包含着概念化因素。人的概念化活动与身体化活动构成了活动连续体的两个极。
（3）知识连续体。 当觉察连续体与活动连续体联系起来的时候，就产生了知识连续体。即
┌集中觉察+概念化活动→言传知识
知识连续体│
└附带觉察+身体化活动→意会知识
由于每一觉察和活动都是两个极的混合物，所以每一个知识形式也是言传和意会因素的混合物。
根据波兰尼的上述观点，言传知识与意会知识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我们认为，这一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言传知识以语言符号表述的知识为主，但仍有意会的成分。而意会知识以非语言符号表述的知识为主，但仍有言传的成分。在一定的条件下意会知识可能转化为言传知识。
言传知识也就是编码知识，它与意会知识的分水岭在于：①是否脱离认知主体。意会知识不能脱离认知主体，而言传知识可以脱离主体并附着于载体上。②表达符号系统的性质不同。意会知识虽不外露，但仍是人们的一种思维形式，它并不意味着意会认知没有任何载体和符号。实质上没有符号和载体的纯粹认知活动是不存在的。即使动物的思维也不是赤裸裸的纯粹思维，而是借助某种信号进行的思维。因此，意会知识和言传知识的根本区别在于各自借助的符号性质不同所造成的。言传知识主要是用社会公用交往符号（语言、文字）来表述的，而意会知识主要是用个体自然形成的符号（知觉、表象）来表述的，它属于经验性思维活动。
人的意会知识是一切知识的基础和源泉。波兰尼指出：“意会知识比言传知识更基本。”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种体会：我们想的比我们能说出来的东西多得多，这就是说，我们头脑中所考虑的首先是意会、表象，然后将所考虑的一小部分内容用语言符号表述出来。因此，意会知识和经验在时间上先于言传知识和经验，没有意会知识就无法产生和领会言传知识。
4 知识分类对情报科学的影响
经合组织提出的知识分类，重新界定了知识，明确了知识的类型和边界，勾画了知识的重点，这对情报科学的发展，必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第一，知识的界定和重点的明确，使情报科学最主要的研究对象变得清晰，为确定情报科学的研究范围奠定了基础。
经合组织提出了四类知识，这些都是情报科学主要的研究对象。其中经验与技能以及意会知识是以前研究对象中所没有的，这就扩大了情报科学的研究领域。同时由于经验、技能以及意会知识是知识经济中直接发挥经济功能的主要要素，所以情报科学触角伸向经验与技能激活的规律性的研究，必将极大地促进情报科学与经济的结合，有力地强化情报科学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与功能。
在经合组织的知识分类中，突出了各类知识中的重点：一是经验、技能和个人的意会知识（即第三、四类知识）；二是科技知识、管理知识和行为知识。这也就为情报科学研究知识和知识活动确立了重点。尽管情报科学涉及广阔的社会各个领域，但没有疆界，没有重点，情报科学就会发展缓慢。“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发展策略，对情报科学同样是适用的。
第二，编码知识和意会知识的提出，为情报科学的理论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如何发现、捕获和挖掘意会知识，使之尽快脱离认知主体成为编码知识。
情报科学传统的研究范围，局限于编码知识。这类知识散见于各类书刊、文摘资料，易于收集、传播和加工，其规律性也较易揭示。但情报科学对意会知识的本质及其转化的研究明显不足，几乎是一片空白。而这类知识是情报科学与经济活动结合的关键，对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知识的重新分类，向情报科学提出挑战——探索意会知识的本质及其发现、捕获和挖掘的方式、技巧和转化的规律。
第三，知识的重新分类，把经验、技能提升到知识的殿堂并置其于显赫位置，这就赋予情报科学以新的使命——如何组织、扩散和利用个人经验和技能。
经验、技能分属于第一、三、四类知识，过去曾把被激活的经验称为零次情报，它有着独特的性质和存在方式，与经济活动的关系十分密切。奈特在1991年所著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一书中指出，经济行为中不确定性的解决只靠信息是不够的，还需要直接的经验。经验、技能类知识，既有编码的，又有意会的，既有判断型的，又有身教型的。其离散程度也较理论知识为广。如何组织、扩散和利用个人的经验、技能，使之变为零次情报，融入经济活动，就成为情报科学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了。
第四，知识吸收机理是当代情报科学认知范式研究内容之一，意会知识的提出，为知识吸收的研究开辟新的方向。
人脑对知识的吸收并不是一个不能打开的黑箱，而是有规律可循的。波兰尼认为，言传知识的吸收是主体以意会能力接收和解码的过程。人的意会能力是人认知外界事物的接收知识的最基本能力。但是，人的意会能力具体指哪些能力？它是怎样产生的？它与人的知识结构又有什么关系？意会知识是怎样作为编码知识的背景和框架的？又如何演化为编码知识的？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情报科学中知识吸收机理的研究内容。
第五，人力资源知识的单独列出，指明了管理知识和行为知识对经济活动的重大作用。
传统的情报科学对科技知识的组织、传播和利用的规律性研究比较透彻，已取得丰硕的成果，但对管理知识和行为知识的特点、传播和利用方式的研究是比较薄弱的，有必要在这方面加强。在当代学科严重交叉、课题综合性日益强化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地组织人力资源，发挥各行各业专家的才能和积极性，把他们管理好，形成互补协同的集体，共同开展情报研究，生产优质的情报产品，也是情报科学的一项研究课题。
收稿日期：1999年4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