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消解正统意识形态”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正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消解论的提出
在我国的文化界，一些人公开提出一种“消解正统意识形态”的理论。这种消解论鼓吹以不同的形式削弱或消解社会主义文化，这使我们不得不认真而严肃地来考虑社会主义文化的命运问题。
消解论的倡导者提出“知识分子文化”的概念，主张“知识分子文化”与大众文化“合谋”，共同来削解社会主义文化。请看下面一断话：
从目前情况来看，中国的知识分子文化在将来的命运及其可能起的作用，很大程度上联系着知识分子如何处理自身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我以为，知识分子要想真正获得自身的文化话语权，就必须做一项工作，就是如何同大众、大众文化更好地“合谋”。这种“合谋”乃是一种文化上的联合，其中必定会产生出一些意识形态的问题。（李泽厚、王德胜：《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东方》1994年第5—6期。以下凡引此文，只注《对话》）
首先，我要对所谓“知识分子文化”表示一点不同的看法，知识分子是文化方面的一个重要生力军，他们所从事的文化工作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其中也包括为知识分子服务。就是说，社会主义文化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共同享有的文化。如果从事文化工作的知识分子离开或者放弃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针而使文化单纯“为知识分子服务”、单纯“适合知识分子的需要”，从而单纯营造所谓“知识分子文化”，这就完全违背了社会主义文化的方针。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消解论的倡导者所主张营造的“知识分子文化”根本不是也根本不可能为广大知识分子服务，而是一种消解社会主义文化的力量。这样，它就从根本上违背了人民的利益，也违背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利益。消解论的倡导者说：
在中国，目前有一批搞文化的文化人，他们的意识不同于正统意识形态的意识，也不同于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但其实，真正搞正统意识形态的以及搞大众文化的人，也还是知识分子。所以，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文化”就是有特定含义的。它与其它两者都不同。它有一定的使命感。这是中国士大夫早就有的道德传统，也与萨特等人对知识分子的定义相吻合。（《对话》）
按照这种说法，“知识分子文化”具有特定含义，它是“不同于正统意识形态”的文化，实际上是与社会主义文化对立的文化。从事这种文化活动的知识分子只占知识分子的极少数。他们的意识形态“不同于正统的意识形态”，不仅如此，他们以“消解正统意识形态”作为他们的使命。这就是他们的使命感。因此，“知识分子文化”在目前的中国是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否定力量和反对力量而登场的。
消解论的倡导者在营造“知识分子文化”的同时要求知识分子“真正获得自身的文化话语权”。应该说，在改革开放的中国，知识分子事实上获得了“自身的文化话语权”，他们在文化上可以自山地进行创作，也可以自由地发表各种不同的学术见解。但是消解论的倡导者所要求的“文化话语权”不是为了创造社会主义文化，而是为了消解社会主义文化。消解论的倡导者对这一点说得非常清楚：“我觉得，我们应当正视大众文化在当代中国文化变革中所起的那种潜移默化的作用——消解主流文化的意识形态。”（《对话》）他们企图在消解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真正获得自身的文化话语权”即文化的领导权。用大众文化之矢去射“主流文化的意识形态”之的，联合或利用大众文化来反对并消解社会主义文化，反对或消解马克思主义，从而真正获得文化的领导权，这是消解论的根本目的。为了进一步了解这种根本目的，不妨再看一段话：
说到知识分子文化与主流文化、大众文化三者间的关系……就是当前知识分子要与大众文化相联系。因为大众文化具有雄厚的基础，从“策略”讲，也应该从这方面入手。而知识分子文化和大众文化之所以可能构成联盟，在于它们都是在新的经济基础之上所提出的要求，只是层次不同而已。知识分子文化的要求更高一些，其中包括政治上的要求（大众文化不大管这个），对社会未来远景的担忧，等等。知识分子文化是与这些要求联系一起的。大众文化一般是盲目的、自发的，跟随着大众消费趋向走。知识分子文化与之联系将可以引导大众文化，也可以塑造大众文化。所以，它们的联盟有两个作用：一是消解正统意识形态，二是引导大众文化走向一个健康的方向。知识分子文化在这两方面都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关键是知识分子要能够较好地自我认识这一点。（《对话》）
消解论的倡导者在这里明确提出知识分子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联盟以“消解正统意识形态”作为首要的任务。他们把“正统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消解，就是说，他们以全部而彻底地“消解正统意识形态”作为目的。谁都知道中国现在的“正统意识形态”是什么。简单地说，中国现在的“正统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杰出代表就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消解论的倡导者处心积虑以图消解的恰恰是这种“正统意识形态”，而消解了这种意识形态，也就从根本上消解了社会主义文化，消解了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苏联和某些东欧国家曾经发生的那种局面就会在中国重演。消解论的倡导者曾经企图通过“政治批判”来达到这个目的，结果失败了。但是他们没有也决不会甘心失败。现在他们总结了教训，改变了策略，以实现他们原来的企图。让我们来看一段话：
最近几年，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一点上也取得了一定的共识。大家重新冷静地反省自己的身份、角色以及所能起的作用，变得较为理智了。我觉得，这可能是践行一种真正有效的文化策略的开端，即在文化边缘发出平静深沉的声音。当然，这种文化策略的实施，是与80年代末的中国文化裂变相联系的。而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努力在寻求一种新的文化策略，就是放弃激进的社会/政治批判话语， 转而采取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话语。不过，尽管策略改变了，但由于知识分子具有一种批判的天性，所以这种文化保守主义话语仍然隐喻了某种意识形态的企图。（《对话》）
这段话把消解论的倡导者所隐喻的企图多少泄露了一点。他们“具有一种批判的天性”，但是他们在经过上一次失败以后，不得不改变策略，即“放弃激进的社会/政治批判话语， 转而采取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话语”。但是，这种“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话语”或文化保守主义，只表明策略的变化，即突破口有所变化。如果说消解论的倡导者以前选择社会政治批判作为突破口，那么他们现在改变策略而以文化作为突破口，即首先从文化上进行工作，消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消解社会主义文化，这就是他们所说的“某种意识形态的企图”。但是，实现“某种意识形态的企图”只是“一种真正有效的文化策略的开端”，这种策略的最终结果仍然是实现政治上的企图。我们始终不要忘记，消解论的倡导者“具有一种批判的天性”。他们不会不发挥这种天性去实现政治上的目的。事实上，他们表明了政治上的目的：“知识分子文化的要求更高一些，其中包括政治上的要求（大众文化不大管这个）。”（《对话》）先文化而后政治，或者说先舆论而后政治，这是历史上不少政治集团使用的策略，消解论的倡导者当然熟悉并事实上正在使用这种策略。这里也给我们一种启示：我们要完善并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不能不注意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能不注意清理文化上的污泥浊水。
现在消解论的倡导者已经亮明了他们的意图，提出并在实施他们的新策略，在这种情况下，一切关心社会主义文化的人们，一切关心社会主义前途的人们，都需要冷静地想一想：我们自己应该作些什么。
二、消解论和大众文化
消解论的倡导者反复声称要与“大众文化”合谋，共同来“消解正统意识形态”，即共同来消解和瓦解社会主义文化。因此，有必要弄清他们所说的“大众文化”究竟是什么样的文化。
从本质上说，社会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文化。就它的社会基础和服务对象而言，它显然是人民大众的文化，因为它是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广大群众的实践基础上产生的，是为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等广大群众服务的。现在，消解论的倡导者却拿“大众文化”作为反对社会主义文化的工具。原来，他们所说的“大众文化”同我们党所历来提倡的面向人民大众、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化完全不是一回事。
“大众文化”在当代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学者们对这种文化现象作出了不同的解释与界定。但是若就基本性质而言，说它是与高雅文化相对的一种通俗的文化，则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在西方，“大众文化”“是指由‘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并被投入市场供人们消费的文化产品”，它的“真正含义，或者说，它的第一层意思，是指‘大量生产的文化产品’”，（程代熙：《从“Mass Culture”一词的翻译想到的》，载《文艺报》1995年3月25 日）它具有商业文化的明显特征，完全适应市场消费的需要，因而是一种商品文化或市场文化。它在西方国家不过是交换价值和利润的承担者，充当了一些人发财致富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日益淡化，就像一次性使用的餐巾纸一样，用完就扔；它片面地追求娱乐性、消遣性甚至肆无忌惮地渲染性与暴力，从而在西方国家的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青少年中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这种在西方国家盛行的“大众文化”并不代表人民的利益，传达人民的呼声，“它并不真是大众的，与其说它是由人民创造的，不如说它是被用来欺骗人民的。它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并潜在地服务于极权主义”。（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必须认识西方“大众文化”的阶级实质，不能照搬西方“大众文化”的模式。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论是高雅文化还是通俗文化，都毫无例外地必须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针。即使是通俗文化也要把思想性、艺术性、娱乐性有机地统一起来。这种思想性、艺术性和娱乐性相统一的通俗文化才是真正的大众文化，它无疑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消解论的倡导者所说的“大众文化”，当然不是指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真正的大众文化，而是指盛行于西方国家的那种“大众文化”，其中主要是指有色文化。这种有色文化分为黑色、灰色和黄色三种。黑色文化主要是指以宣扬暴力凶杀为主要内容的文化；灰色文化主要是指以宣扬迷信、巫术、愚昧和“游戏人间”的人生观为主要内容的文化；黄色文化主要是指以宣扬色情、淫乱为主要内容的文化。这些有色文化是境外的资本主义势力向社会主义文化渗透的重要内容。它们的腐蚀作用和毒害作用很大，是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经常清除的对象。因此，清除有色文化，发展真正的大众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消解论的倡导者则与此完全相反。他们所说的“大众文化”恰恰只限于有色文化，因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大众文化正是他们要消解的对象，只有有色文化才能与之合谋来达到“消解正统意识形态”的目的。消解论的倡导者在谈到大众文化时说：“大众文化就是市民文化。中国从明代中叶起就有，清朝入关以后又扭转了。现在的大众文化也仍然是市民文化，主要在大中城市，其产生的原因仍然是商品经济。”（《对话》）他虽然把大众文化定义为市民文化，但是，他所说的市民并不是指以城市工人为主体的民众，而是指城市里的暴发户即所谓“资本家”。他在1989年3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呼唤中产阶级的诞生， “希望能看到出现几百万个‘资本家’（企业家）”（李泽厚：《五四的是是非非》，《文汇报》1989年4月1日）。他所说的资本家是带引号的资本家。这是不是指所谓新资本家呢？论者没有明说。但这种带引号的资本家具有一般资本家的本质则是毫无疑问的。消解论的倡导者希望看到出现几百万这样的资本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形成强大的势力而与工人阶级相抗衡。所谓“大众文化”即有色文化恰好成了他用以抗衡的工具，用以“消解正统意识形态”的工具。这正是“知识分子文化”需要“大众文化”并与之联盟的基础。因此，消解论的倡导者所期望和需要的大众文化就其基本性质而言，是与社会主义文化对立的。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领域存在某些消极因素并不奇怪。只要我们采取恰当而有力的措施，这些消极因素不难克服。但是如果有一种社会势力有目的地有计划地利用、提倡和发展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并把这些消极因素引向反对社会主义文化的道路，那么问题的性质便发生了质的变化，即由原来文化领域自我调整解决的问题，变成了所谓“大众文化”消解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消解论的倡导者正属于这种社会力量。他们处心积虑与“大众文化”合谋，发挥“大众文化在当代中国文化变革中所起的那种潜移默化的消解作用——消解主流的意识形态”（《对话》）。“注意追求一些超乎吃、喝、拉、撒、睡的东西，提高人们的精神享受；同时消解正统的那种控制、统治、主宰，使大家能比较自由的发展。”（《对话》）非常明显，这是当前文化上很值得注意的动向，它关系到社会主义文化的命运。还要看到，消解论的倡导者打出了“使大家能比较自由的发展”这样的旗号，可是，“消解正统的那种控制、统治、主宰”即消解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在这种情况下，真正“能比较自由的发展”的所谓“大家”，就决不是人民群众，而是消解论的倡导者心目中的资本家。由于消解论以消解社会主义文化开始，而以消解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告终，所以，消解论不仅关系社会主义文化的命运，而且关系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
三、关于“消解正统意识形态”的几条线索
消解论的倡导者定下了“消解正统意识形态”的目标，并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奔走呼号。这方面的事实很多，我在这里只想举出几条线索。这几条线索概括地说就是三个“否定”，即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革命、否定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1）否定马克思主义，使“正统意识形态”变质。 消解论的倡导者公开声称：“我不认为中国目前需要一个共同的东西，来统一人的思想。现代和后现代的特征之一是多元化，中国迫切需要多元化。你愿意信佛教，信基督，信马列都可以。不需要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来管制。”（李泽厚：《五四回眸七十年——香港答问录》，《文论报》1989年6月15日）他在这里毫不掩饰地表明，他反对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地位。他在“多元化”的口号下，把马克思主义与佛教、基督教相提并论，视为宗教信仰。这进一步表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由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处于领导地位，在中国人民中有着崇高的威信，这种情况迫使消解论的倡导者更多地采用换血的办法使这种意识形态变质，使之变成对他们无害的东西，纳入他们的“主体性实践哲学”的体系，或者纳入弗洛伊德的思想体系。比如，消解论的倡导者把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一条”真理归结为应付吃和穿等本能需要的原则，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同弗洛伊德的本能论协调一致。他说：
在现代哲学和现代思想中，除维特根斯坦提出语言本性的重大关键外，以马克思、弗洛伊德所揭示的问题最为重要。他们两个人实际上提出的是人的食、色两大课题。（李泽厚：《美学四讲》第44页）
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主要解决吃的问题，弗洛伊德主要解决性欲问题。“它们从不同角度在不同种类和层次上都紧紧抓住了人的感性生存和生命存在。这生存和存在是非理性的。”（同上书第44页）按照这种观点，马克思主义只能解决人的“非理性的”感性生存的问题。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被弄成了一种非理性的生存原则，它的革命性和科学性也就荡然无存了。
不久以前，消解论的倡导者干脆宣布：“我相信马克思主义不是斗争哲学，而是吃饭哲学”。（《理性的眼光看中国——哲学家李泽厚探访录》，《岭南文化时报》1995年4月18 日）我倒要请教这位学者：马克思主义是教人为什么要吃饭、吃饭对身体有什么好处的哲学？还是教人怎样去吃饭、怎样把一碗饭吃完的哲学？这与其说是谈马克思主义，还不如更确切地说是在歪曲和糟踏马克思主义。歪曲和糟踏马克思主义，使它变质，也就从根本上挖掉了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基础。
（2）否定革命，从而否定中国的革命传统和革命文化。 消解论的倡导者在否定中国革命时说：
谭嗣同是近代激进主义的开头。以前我曾专门研究过谭嗣同，我当时对他是百分之百的肯定。现在来看，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相当大，这一效应从谭嗣同影响到革命派，甚至可以说一直影响到现在。对于辛亥革命，我从“文革”起开始怀疑，但没法发表文章，海峡两岸都会反对。我认为，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清朝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它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痛快地把它搞掉，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战。所以，自辛亥革命以后，就是不断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护法”、“大革命”，最后就是49年的革命，并且此后毛泽东还要不断革命。直到现在，“革命”还是一个好名词、褒词，而“改良”则成为一个贬词，现在应该把这个观念明确地倒过来：“革命”在中国并不一定是好事情。（《对话》）
不久前，消解论的倡导者进一步“提出告别20世纪中国的基本思路，既要否定像‘文化大革命’这样‘左’的‘革命’，也要拒绝来自‘右’的‘革命’”。“当代中国需要改良，而不是革命”。（《理性的眼光看中国——哲学家李泽厚探访录》，《岭南文化时报》1995年4 月18日）他不仅否定中国近代和现代一切阶级和一切形式的革命，而且提出告别一切革命的基本思路。他对革命的否定是十分彻底的。
在我看来，改良和革命并不是根本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社会改良的作用和意义。但是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革命的学说，这是因为社会改良固然也有它的意义和作用，不过一般说来，社会改良只是社会革命的准备和前奏。改良不能代替革命，更不能取消革命。革命优于改良，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解决改良所无法解决的那些根本性的全局性的社会问题。无数的历史证明，没有革命精神和革命目标的单纯改良是幼稚的、浅薄的，往往以失败而告终。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革命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武装革命只是革命的一种形式。此外还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思想的等形式。否定夺取政权的武装革命固然不对，否定夺取政权以后的多种革命形式也是不对的。辛亥革命以后，革命党内部出现了“革命中兴，革命党消”的错误思想，孙中山对这种错误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指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他深信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马克思主义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观察世界，科学地分析了革命的原因、条件和规律。在这种情况下，重弹改良而反对革命的老调，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是十分有害的。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新时期，保持社会的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是不是还需要呢？“革命”还是不是“一个好名词、褒词”呢？邓小平同志早就明确回答了这些问题，指出我们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引自中共中央宣传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第40页）“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同上）因此，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全过程中都要高扬革命精神，发扬革命传统，用革命精神来从事一切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文化在本质上是革命的文化。消解论的倡导者否定一切革命，对近代和现代一切革命活动大兴问罪之师，这种思想必然阻碍中国的改革，也必然消解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完全可以这样说，消解论的倡导者在中国改革的关键时刻鼓吹反对一切革命的思想和言论，实质上就是反对中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进行改革，就是消解社会主义文化。
（3）否定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用后现代观念瓦解社会主义文化。消解论的倡导者明确提出了这一点。他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得分几层来讨论。第一，现在，西方是讲后现代，中国好像也有点“后现代”的味道。比如不要管什么价值、意义、本质，反对“本质主义”，管它什么意义不意义，现在活得好就是了；最真实的实在就是我当下、即刻的感受或享受，管它历史、价值干什么？那些都是没有什么关系的；等等。记得好像是R1chard Rorty 说过，取消哲学，最真实的哲学就是私人的情书，那才是最个体化的真实。这种种所谓后现代观念，在现在的中国，有从客观上瓦解、解构正统意识形态的作用，这在上面已经讲过了。（《对话》）
他所宣扬的这种后现代观念是现代西方最腐朽的观念。这样的观念对于许多正直的西方人士来说，也是不能接受的。这种观念就是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纵欲主义。它否定正确的理想、否定人生的价值和目的，提倡“最个体化的真实”。在它看来，除了个人以外，一切都不真实，一切都是鬼话。它宣扬“最真实的实在就是我当下、即刻的感受或享受，管它历史、价值干什么？”这实质上是抛弃人性而向动物性复归。消解论的倡导者对这一点说得很清楚：“于是回到了动物性，回到了那真实的情欲和生命，因为只有这些才是一次性的‘我’的存在的实体所在。”（李泽厚：《美学四讲》第219 页）这种思想正渗透到当下大众文化之中，成为大众文化中消极因素或腐朽因素的精神支柱，成为有色文化的灵魂。消解论的倡导者正利用这种腐朽思想来消解社会主义文化。
消解论的三个“否定”（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革命、否定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主义文化。这三个否定以及其他“消解正统意识形态”的思想和行动，不但表明消解论的倡导者公开站到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对立面，而且表明社会主义文化正面临着挑战，社会主义文化的命运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严重关注。
从前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变化，使我们深深懂得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命运问题是工人阶级政权建立以后长期存在的问题。就是说，在工人阶级政权建立以后，社会主义文化是不是能够真正建立起来？或者它虽然在社会的各种文化成分中居于领导地位，但是这种领导地位是不是真正巩固？它会不会变质？这些问题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长期存在的。工人阶级的政权以及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固然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领导权的重要因素，但是，单有这些因素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文化的领导权问题已经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真正解决，意味着具有社会主义精神的文化产品复盖了整个文化领域，意味着社会主义文化以其高质量和优越性开辟了一个更高的文化时代。资产阶级文化的领导权也表现为它与封建文化相比，开辟了一个更高的文化时代。还要看到，对外开放为我们学习和借鉴各国优秀的科学文化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与此同时，境外的资本主义势力也更容易、更方便地向我们实施“文化战”，这种文化战往往通过大众文化的渠道和其他渠道影响到我们的各个文化领域。它的重要内容是用资本主义的腐朽文化（其中主要是有色文化）来削弱和瓦解社会主义文化。如果我们放松警惕，如果我们不是在理论上而是在实际上“一手硬，一手软”，那么，社会主义文化或者很难真正建立起来，或者它的领导权会日益削弱，以致变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应当密切注意消解论的倡导者消解社会主义文化的企图，并采取适当的措施使他们勿以逞其能。
写于1995年6月20～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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