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率影响因素实证研究：村域社会资本理论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养老保险论文,视角论文,参保论文,新型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23.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668(2013)05-0030-08
1 引言
从2009年下半年起，我国农村开始推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制度。新农保实行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中央财政免费提供基础养老金①，地方财政对参保农民进行补贴，制度设计充分考虑了农民的利益，理应能激励农民普遍参保。目前，学者对新农保制度运行现状进行了理论或经验分析。学界普遍认同新农保制度的同时也指出了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新农保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制度呈现“碎片化”(李冬妍，2011；范永茂，2011)，更为突出的问题是参保率地区差异大。徐立强(2011)基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对全国68个试点县(市)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我国新农保参保率呈现明显的地区差异，中部比东部地区参保率要略高0.67％，而西部比东、中部地区要低24％左右。新农保参保率地区不均衡的问题严重影响制度的有效运行。2012年上半年，国务院决定在全国所有县级行政区全面开展新农保工作，新农保制度实现全覆盖。由于新农保遵循政府主导和农民自愿相结合的原则，地区参保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制度覆盖面的扩展，所以有必要对新农保参保率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国外已有文献着重分析了经济因素对养老保险参保率的影响。这些研究分别从中观层面公司企业的利润水平、公司规模、工会，宏观层面地区经济水平、教育、贫困、非正规就业、自雇、交易成本等因素分析了养老保险参保率的差异(Horiba et al.，2002；Luchak et al.，2004；Packard，2001；Holzmann，2001；Mesa-Lago，2008)。国内学者认为地方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威信不够、民营和私人企业参保意愿不高、地方政府害怕影响招商引资等是参保率不高的重要因素(朱冬梅，2005；黄德鸿、姜永宏，2000；张旭，2003)。胡晓义(2002)论述了不同所有制结构参保率的差异，认为缴费水平过高、职业流动性等因素导致养老保险参保率低。张光等(2007)运用面板数据分析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这两个宏观经济因素，基本养老金给付标准和财政补助支出这两个政策因素共同决定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国内外已有研究比较多的从经济和制度因素出发分析养老保险参保率的影响因素，较少关注社会资本这种非正式制度、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因此，本研究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分析新农保参保率的影响因素，在对河南省某县47个村域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实证分析村域社会资本对新农保参保率的影响，对有关部门采取相应措施激励农民参保，扩大新农保覆盖面具有现实意义。
2 文献与理论分析
宏观社会资本研究中，学界一般遵循普特南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理解。普特南(1993)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组织特点，如信任、互惠规范和网络等，它使得实现某种目的成为可能。普特南发现民主制度在意大利不同地区产生了不同的绩效，绩效差异应归因于地区社会资本含量的不同。在社会资本建构比较好的城市，地方政府在社会稳定、社会服务推行等方面都较其他城市要好。自帕特南开启宏观社会资本研究后，社会资本理论在各个领域都显示出来很强的解释力，它也被用来解释地区经济和金融的发展(Bergelsdijk，2001；Knack and Philip Keefer，1997；Knack and Paul Zack，2001；Grootaert，1999；Guiso et al.，2004)。社会资本范式强调一定空间内的社会互动和关系特征对个体经济决策行为的影响，社会资本通过人际之间的信任、互惠规范和社会关系网络等非正式约束机制，增强了人们之间的信任，降低了交易成本，抑制了机会主义行为，提高了金融交易的效率。张俊生、曾亚敏(2005)用中国省级数据为样本，研究了社会资本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地区保险购买比例具有显著的解释作用。卢燕平(2005)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对各省区股票、信贷等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宏观社会资本与金融发展水平呈正相关。杨小玲(2010)基于1997-2008年我国31省区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金融发展是一种增进效应，社会资本会通过创造信任、约束规范、扩大网络关系等推动地区金融的发展。
本质而言，参保跟金融投资一样，今天的投资是为了将来某个时刻能有收益。农民的参保行为嵌入在村域社会资本之中。吴玉锋(2011a；2011b；2011c)从个体层面理论、实证分析了社会互动、信任和社会资本等非经济因素对农民参与新农保的推动作用。目前，学界尚没有从宏观层面检验社会资本对新农保参保率的影响作用，而实际上，宏观层面的研究更契合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地区或组织特征的概念。村域社会资本作用参保率的机制有四个：一是降低保险信息搜寻成本；二是促进农民对保险的信任；三是产生社会互动效应(示范效应和伙伴群体效应)；四是产生互惠效应。
首先，村域社会资本降低了农民搜寻信息的成本。村域社会资本作为网络，充当了信息流通载体，能促进农民之间的信息共享。村域中，农民获取新农保制度信息有两个渠道：一个是政府宣传这种正式渠道，它具有制度性特征。一个是社会网络这种非正式渠道，它具有非制度性特征；另鉴于制度性渠道具有临时性、突击性和政策文本性的特征，农民更倾向于从社会网络中获得新农保信息，因为这种渠道具有易得、通俗易懂的特征。在正式渠道可得的情况下，尽管农民可以获得丰富、准确的信息，但这种方式运行成本较高，不具有可持续性，且这种传播方式具有文本性，难以被信息理解能力较低的农民所接受。而在正式渠道不可得的情况下，非正式渠道才能够满足农民获取信息的需求，且这种渠道对新事物态度的形成与改变，以及做出决策更具有影响力(Rogers，1995)。国内外关于职业流动方面的研究证实了社会网络对个体经济决策所具有的信息效应。获得信息的及时性和准确性被视为求职成功的重要因素(Granovetter，1974；Burt，1992；Bian，1997)，社会网络对购买保险、股票等投资行为具有信息效应，社会关系降低了信息搜寻成本(Duflo and Saez，2002；Hong et al.，2004)。就投资、求职等工具性行为所需信息而言，人际传播比非人际传播更有效(Katz，1957)，通过网络中密切的互动增加了新农保信息在农民之间交换的广度、深度和效率。村域社会资本作为信任使得农民更加认同新农保政策，从而积极参与信息宣传，也使得农民更愿意给彼此有用的信息。信任可以提供农民交流新农保信息的意愿和动机，加深信息交流的深度，使得农民更愿意给彼此有价值的信息，促进农民参与网络传播。信任将使农民更加愿意接受他人对自己的影响，从而提高农民之间信息交流的准确性和及时性。信任会使农民更愿意给对方有用的信息，倾听对方，接受对方的影响。相关的研究也证实了信任在知识共享、信息传播中的作用(Szulanski，1976；Zand，1996；吴玉锋，2011b)。
其次，村域社会资本促进了农民对保险的信任，降低了制度交易成本。按照制度的规定，农民在60岁之后才能从新农保制度中受益，一个16岁参加新农保的农民需要缴纳45年基金后才能获益，长期的时间差给农民受益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风险。中央和地方政府是否会对新农保继续补贴，地方政府是否会保证基金安全、不挪用，地方政府是否能够保证基金抵御通货膨胀、保值、增值，新农保收益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农民参保与否依赖于其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信任使得农民在面对不确定性风险时，倾向于判断政府会兑现制度的承诺，农民的信任水平越高，就越相信新农保的收益和兑现概率。吴玉锋(2011b)基于对1595名农民的调查实证分析了信任对农民参与新农保的促进作用，研究表明，村域信任降低了新农保制度交易成本，增加了农民对新农保的期望值。
再次，村域社会资本通过社会互动推动农民做出参保决策。格兰诺维特以社会网络为理论工具分析了社会网络对个体经济行为的作用，认为经济行为是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的(Granovetter，1985)。社会互动是社会网络的基础，没有持续的互动，就没有社会网络的形成。村域中，农民的参保行为是通过社会互动达成相对一致共识后的结果，社会互动对农民的参保决策具有伙伴群体效应和群体示范效应，社会互动水平越高，农民参保的可能性就越高(吴玉锋，2011a)。在面对一个新制度时，农民还比较缺乏理性的认识，加上农民自身的独立决策水平较低，农民的参保决策会受到邻里参保行为的影响，此时，农民参保表现为羊群效应，社会互动对农民参保具有推动作用。
最后，村域社会资本通过互惠对农民参保具有两个效应：挤入效应和挤出效应。互惠的挤入效应主要体现在正式保险的有效推行需要参保对象具备互助共济的观念。互惠的挤入效应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助于农民在抵御风险中互助共济，二是有助于农民在缴费行为中互相支持。农民的助人意愿越强烈，意味着他们越愿意在生产和生活中替别人分担各种风险，也有助于他们在缴纳新农保费用时互相帮助。但同时，互惠对农民参与新农保具有挤出效应。互惠提供了一种非正式支持，亲朋好友间的馈赠和礼金支出等互惠方式暗含着义务的特性，它对农民化解风险有很大帮助，这种非正式保险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农民对正式保险的需求，从而产生挤出效应。
3 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分析单位是村域，资料收集的主要方法是问卷调查和部门调查，调查于2011年5月至7月在河南省鲁山县进行。河南鲁山县地处中原腹地，辖20个乡镇，是河南省首批新农保试点县。调查采用立意抽样方法从鲁山县20个乡镇中选择了库区乡、下汤乡和赵村乡3个乡为调查点。在每个调查点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选择了若干村为调查对象，其中，从库区乡选取了10个村，下汤乡17个村，赵村乡20个村，一共获得了47个村作为本次调查的样本。在每个村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30个农民作为调查对象，一共访问1471个农民。问卷调查主要收集了村域社会资本的有关数据，为获得村域参保率等宏观数据，还分别从县统计局、县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中心、各乡社会保障所收集了相关数据。
3.2 因变量
本研究获取了河南省鲁山县47个村域分别在2010年和2011年的参保率，表1显示了参保率的分布情况。从2010年来看，参保率最低的村域为61％，最高为94％。从2011年来看，参保率最低为63％，最高为96％。2010年河南省鲁山县3镇平均参保率为79.57％，对比2010年全国试点农村参保率发现，79.57％的参保率高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比例②。但考虑到新农保参保率北方农村普遍高于南方农村的事实，样本的参保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具有合理性。
3.3 控制变量
根据观察和传统的解释，我们选择了村域4个方面特征，即“应参保人数、外出务工率、平均年龄和平均家庭年收入”作为控制变量。考虑到年龄和收入与参保率可能是一种非线性关系，我们构造了平方项。就2010年各村外出务工率而言，外出务工率最小为53％，最大达89％。从2010年各村应参保人数来看，应参保人数最少的仅有202人，最多达1948人。
3.4 自变量
社会资本是本研究的主要解释变量。依据普特南的定义，本文中村域社会资本指村域中农民之间的互动，以及在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关系特征，包括信任、互惠和规范。互动是结构性社会资本，反映的是农民之间的交往程度；信任、互惠和规范是关系性社会资本，反映的是农民在交往中形成的关系质量。考虑到以村域为单位，难以收集到主观性很强的关系性社会资本的数据，因此，本研究以农民个体为资料的收集对象，在资料处理阶段，把农民各方面的情况汇总成村域的指标。这样尽管可能会犯区群谬误，但通过农民个体的指标来测量村域社会资本有一定的优势，它更加契合社会资本的理论含义，在测量中可行性更高。依前文所述，村域社会资本的维度有四个方面：互动、信任、互惠和规范，测量从这四个方面进行。
第一个维度是互动。社会互动包含非正式互动和正式互动。非正式互动通常指朋友和邻里之间相互交往的形式，而正式互动通常以社团为载体出现。在问卷调查中，通过询问农民：“科技协会、宗教协会、娱乐组织、体育组织、合作社、妇女代表大会、借贷组织，这些组织您参加了几个”测量了农民的正式互动情况。通过询问农民：“最近两个周，您拜访邻居的次数”，“最近两个周，邻居拜访您的次数”测量了农民的非正式互动情况。第二个维度是信任。李伟民、梁玉成(2002)指出，中国人所信任的人群，虽然以有血缘家族关系的亲属家庭成员为主，但同时也包括家族之外的亲密朋友。这表明信任的结构是多样化的。本次调查测量了农民的特殊信任、普遍信任和规范信任。特殊信任反映了农民对血缘、地缘关系的信任，通过询问农民对如下三个表述的认同程度来测量：“出远门，钥匙可以托邻居保管”，“总的来说，邻居是可靠的”，“村里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普遍信任反映了农民对社会上大多数陌生人的信任，通过如下三个问题来测量：“一般来说，不管是陌生人还是熟悉人都是可以信任的”，“假如丢失有我家庭详细地址的钱包，一定会还给我的”、“一般来说，正规市场里不会有假冒伪劣的东西”。规范信任反映了农民对正式制度的信任，通过如下三个问题来测量：“在遇到较大纠纷时，我会寻求法律援助”，“一般来说，到政府机关办事不需要关系”，“政府相关部门及公务员是可以信任的”。第三个维度是互惠。普特南(1993)认为互惠有两种，均衡的互惠和普遍化的互惠。前者指人们同时交换价值相等的东西；后者指交换关系在持续进行，这种互惠在特定的时间里是无报酬和不均衡的。采用如下两个问题测量了农民的均衡互惠:“您是否同意我可以顺利从邻居那里借到东西”，“您是否同意我可以顺利请邻居帮工”，采用“您是否同意我经常做好事不求回报”，“您是否同意如果有地区受灾，我会捐款”两个问题测量了农民的非均衡互惠。第四个维度是规范。规范可以分为正式规范和非正式规范，社会资本中的规范通常指人们在日常互动中形成的为大家所接受的行为模式，是一种非正式规范。这种规范是不成文、不明确的，对人们的行为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规范程度越高的村域社会秩序越好，村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越强，因此，采用如下四个问题对规范进行测量：“本村社会风气好吗”，“如果可以的话，您会搬出村子吗”，“您时常为本村感到自豪吗”，“您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融洽吗”。表2列出了变量的测量及赋值。
为简化村域社会资本，对所有指标进行因子分析。KMO测度显示KMO值为0.788，Bartlett球形检验达到了0.01的显著度水平，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根据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一共提取了4个公因子，解释了68.684％的方差。分析因子负荷发现，“出远门，钥匙可以托邻居保管”，“总的来说，邻居是可靠的”，“村里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这3个指标同时负荷于两个因子上，存在交叉负荷的现象，“如果可以的话，您会搬出村子吗”这一指标没有负载于其所测量的潜在概念上。剔除以上4个指标，对修正后的16个指标重新进行因子分析，经过最大方差法旋转，一共提取了4个因子。结合因子负荷矩阵和各指标的含义，分别将4个因子命名为村域信任、村域互惠、村域规范和村域互动因子。因子分析结果提取了70.979％的方差，各因子的Alpha值均在0.757-0.880之间。具体结果见表3。
4 回归分析结果
本文重点分析村域社会资本对参保率的净效应，故引入控制变量。表4以2010年47个村域参保率为因变量构造了两个模型。模型1考察了村域层面6个变量对参保率的解释情况。模型2在1的基础上加入了村域社会资本4个因子。从调整后的R2来看，模型1解释了30.4％的方差，模型2解释了46.6％的方差，加入村域社会资本变量后，模型的解释力度提高了16.2％。由此来看，村域社会资本对参保率具有相当强的解释力。
从模型2来看，村域信任、村域互动因子都通过了0.05水平的显著度检验，回归系数皆为正，表明二者对村域参保率有正效应。村域信任、互动水平越高，参保率就越高，这印证了之前的理论预期。村域信任有助于农民获取新农保信息、增进了农民对新农保的信任，提高了农民的期望值，对参保率有促进作用。村域互动对农民参与新农保产生了伙伴群体效应和群体示范效应，从而提高了参保率。村域规范通过了0.1水平的显著度检验，且回归系数为正，表明村域规范水平越高，参保率就越高。与理论预期不同的是，村域互惠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互惠的正负效应相互抵消的结果。村域互惠契合了新农保对农民互助共济意识的要求，对农民参保具有“挤入”效应，但互惠也有“挤出”效应，对正式保险具有一定的替代效应。这两种相反的作用机制使得互惠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暗合之前互惠对参保正负效应皆有的理论分析。
此外，村域外出务工率对参保率有显著负作用，村域外出务工率在两个模型中都达到了0.01的显著性水平。从回归系数为负来看，村域外出务工率越高，参保率越低。这有两个可能的解释：一是外出务工人员在外参与了其他形式的养老保险，不参与新农保；另一个是外出务工人员对新农保制度不甚了解，无从参保，即使想参保，也可能错过了时间。此外，村域应参保人数等5个变量对参保率都没有显著作用。
再以2011年47个村域参保率为因变量对模型的稳定性进行检验。表5中模型1反映了控制变量对参保率的解释力，解释了全部方差的23.3％。模型2增加了村域社会资本4个因子后，模型的解释力达到了41.8％。村域社会资本依然有很强的解释力，村域信任、村域互动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村域规范对参保率的正效应不再显著。这有两个可能的解释：一是样本量小，导致模型稳定性不够；二是测量规范的指标没有直接反应农民的参保决策规范，测量效度不够，这些是以后研究需要改进的地方。
5 结论
从学界调查公布的参保率来看，新农保并没有激发农民普遍参与的热情，参保率呈现明显“东中部高，西部低”的地区差异。为什么不同地区的参保率不同，有哪些因素影响了地区参保率?本文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出发，以村域为分析单位，在问卷和部门调查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新农保参保率的影响因素。主要结论有如下四点：第一，村域社会资本包括村域信任、村域互惠、村域规范和村域互动四个因子。村域社会资本的因子分析结果基本印证了帕特南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第二，村域社会资本对参保率具有很强的促进作用。村域社会资本通过信任、互动对参保率具有正效应。第三，村域互惠对参保率没有显著性作用。第四，村域规范对参保率的作用不稳定。
帕特南(1993)用社会资本的概念解释了意大利北部城市政府绩效为什么比南部城市高。在社会资本含量高的意大利北部城市，地方组织网络密集，公民积极参与各项政治事务，公民共同体的公民们期望更高的政府服务，他们准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集体行动；在社会资本含量低的南部城市，政治和社会参与采用的是垂直组织形式，人们极少参与公民组织，他们更多的扮演离心离德、玩世不恭的角色。社会资本含量的差异使得北部城市政府在财政预算的制定、法律改革、社会服务的推行、工农业改革等政治绩效方面都较南部城市要好。本文的研究似乎表明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地区或者组织的特征，不仅能提高地方政府的民主绩效，更有助于地方政府推行经济政策。村域社会资本对新农保参保率具有很强的影响作用，村域社会资本通过信任降低了信息搜寻成本，增加了农民对制度的期望值，通过社会互动对农民参保产生了群体示范效应和伙伴群体效应，从而提高了参保率。
新农保覆盖面的扩展不仅受制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更受制于村域社会资本的含量，这也暗合了正式制度的有效推行受制于非正式制度的结论。本研究对解释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率的差异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本研究揭示出：提高新农保参保率不仅关乎政府的临时动员能力，更关乎到一种长期存在的村域社会资本的含量。尽管培育村域社会资本是一个长期而漫长的过程，但提高村域社会资本含量是促进包括新农保在内的社会保险政策有效推行的重要举措。
注释：
①对基础养老金部分，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给予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给予50％的补助。
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全国参保率为63.82％，数据来自中国财经报/2010年/7月/24日/第0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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