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与亚洲高等教育发展——呼唤当代大学“公共意识”的回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主义论文,亚洲论文,高等教育论文,当代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尽管全球化对当今世界的影响程度众说纷纭，但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由于在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领域所处的支配地位，新自由主义及市场化毕竟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随着新自由主义的不断盛行，非商品化公共领域正不断缩减，公立学校、教堂、公共广播、图书馆、商业协会和各种自发机构减少了自身的重要性，不再忙于追求自身和公众生活的关系以及公民广泛要求的社会责任。为了减轻公共服务的成本，如住房、教育、交通、医保和其他社会保障服务，私有化、市场化、商品化和企业化策略不断成为改革公共部门和移交社会服务所使用的政治工具。新自由主义日益形成的控制以及在公共部门的广泛实践已经深刻地影响了文化和信仰，从而威胁到人们发表批评言论的自由，并削弱了公共机构的社会职能。
一、提升国家竞争力与高等教育改革
作为对全球化压力的回应，各国政府都试图通过改革来提升国家的竞争力，如国有企业或公共机构的私有化、为多方供应者开放新的市场、采用新的调整制度等。在亚洲，为了通过发明创造和强化竞争来提高国家的根本利益，一些发展中国家抓住经济改革的机遇，积极培育市场机构促使市场的产生。然而，与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背景不同，亚洲的政府是在一个由强大政府和自由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背景下出现的，是一个“权威自由主义模式”。因此，为了提高在市场中的竞争力，一些国家的政府正试图转变为“市场的推进器”。
在这样的社会政治背景下，以正面竞争的策略来转化公共部门的管理方式被采纳。因此，与其他公共部门一样，高等教育部门也变成了“私有的”。同时，在新自由主义及经济理论的不断影响下，亚洲各国政府在大学的教学、研究和管理方面采用了鼓励竞争的策略，从而极大改变了亚洲大学的面貌。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公立大学的法人化；第二，寻求大学的企业化管理；第三，世界一流大学运动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二、新自由主义支配下的亚洲大学改革
1.公立大学的法人化
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尤其是在美国大学模式的示范作用下，亚洲开始了高等教育改革：用“市场主导”取代“政治主导”。针对以“政府主导”和“高度集中”为特点的高等教育传统模式的弊端，亚洲各国政府采取了“法人化”或“企业化”和“私有化”的措施对公立大学进行管理，并相信这种转型可以使大学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的变化。而由于不再受本国或本地区教育部或相应部门的支配，亚洲的公立大学在寻求财政支持方面变得更加积极和充满活力。
例如，香港地区的大学就是按照市场导向原则运行的。为了提高大学管理的效率，大学资助委员会提出，大学之间应开展“深入协作”，并认为如果大学能更好地一体化，就可以产生协力优势，有助于香港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地区中心。同样，台湾地区的教育部门决定通过采用企业化的理念来改变“国立”大学的地位。为了刺激大学改革，台湾地区政府最近正试图以法来确认大学成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在中国内地，中央政府进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力度也很大，1995年《关于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提出的共建、调整、合作、合并可以看作是四大重要策略。日本的高等教育改革体现在把所有的国立大学都改组为“国立大学公司”。改革的目的在于三个方面：提高教育和科研的竞争力、引进竞争的同时提高责任感、从战略上和职能上加强对国立大学的管理。同样，通过对大学管理模式的反思和对近年来新加坡管理大学采用企业运作模式的经验总结，新加坡教育部决定通过“法人化”的过程使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技术大学成为独立的法人实体。而马来西亚的公立大学从1998年就开始实施类似的计划。
2.寻求“企业化”管理
为了应对由于国家财政支持的削减和东亚经济危机的影响，亚洲大学力图通过发展与工商业部门的联系以获得额外资助，如合作研究项目、付费学术项目等。这样，在教学、科研这些传统职能之外，亚洲大学的第三职能也得到了扩展。
为了在公立大学机构范围内形成筹措资金的氛围，香港特区政府在2003年制订了针对八所公立大学的配套拨款计划，根据“美元对美元”的原则支付了100亿配套资金。最近，台湾地区政府的研发政策也发生了功能性的变化：即从“市场构建政府”转变为“市场推进器政府”。政府不再担负指导研发和企业活动的职能，而是委托其他公共机构对研发进行监督和管理。同香港和台湾地区一样，新加坡政府也通过授权国家科技部监督和协调相关的研发活动，自身则部分退出了经济事务的管理和研发。并且，新加坡政府建立了新加坡管理大学，尝试全新的企业化管理。在马来西亚，大学教授被大力鼓励走出“舒适区”到工商业机构中去冒险，从而加强了大学和这些部门的伙伴关系。在中国内地，在最近几年公众—大学—商业—工业的伙伴关系的强烈激励下，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科技园逐渐兴起，并积极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联合开发科研项目。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情况。
3.寻求“一流大学”地位
为了提升大学的竞争力，实现“后来者跟上”的目标，亚洲政府和大学甚为看重大学排名。为了争创世界一流，亚洲各国或地区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以提高本国或本地区大学的水平和地位，并把科研作为衡量大学水准的主要标准之一。
例如在香港地区，政府十分注重大学的科研成绩表现。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经过几次科研评估后，香港的大学为了提升自己的实力和优势，更加关心学校的排名。和香港一样，研究性评价主导了台湾地区的学术活动，台湾地区教育部门和科学委员会所发布的“促进大学学术卓越项目”无疑是对相关活动的支持。在中国内地，为了支持大学争创世界一流大学，政府实施了211工程和985计划，另外还建立了国家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和国家重点实验室推动科学研究。然而，岳和郭指出了中国政府的政策目标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日本政府也非常关注国内大学的世界排名，如通过发布“旗舰大学”来确立和发展一批世界一流大学；通过增加资源分配来促进国际化，并大力鼓励学生和教师参与国际合作与交流。为了进一步确立新加坡高等教育在地区的中心地位，新加坡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战略性地确立了几所世界顶尖大学并邀请他们在新加坡设立分校；努力吸引世界一流学者和当地学者的合作等。[23]在东亚的一些国家如马来西亚，也有类似的做法。
三、新自由主义对亚洲大学改革的负面影响
1.寻求一流大学地位与科研文化的“短视”
重组大学并最终形成几所一流大学，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如同阿特巴赫所指出的，一个国家中只有极少数大学才能达到个目标，其所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只有少数获胜者，大多数将成为失败者。
为确保少数大学的“世界一流地位”而导致的研究资金的高度集中，对于国家高教系统的发展必然产生影响。大学在追求国际地位的过程中，可能会牺牲大学的国家地位（在东亚，在英文刊物上发表文章比其他语言要优先）。一份关于“资助研究差异”的英国大学调查报告表明，对一些地区大量资助的减少会导致“地区研究能力被削弱而对地区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能力产生打击性影响”。在其它国家也存在类似情况。
另外，追求一流大学运动最具有破坏性的影响还表现为，在相应的研究氛围下，会促使“工具性”和“短视”价值观的形成。在亚洲，当本地学者面临必须在国际出版物上发表论文的压力，他们就可能不再关注所居住国的内部事务和社会问题。由于过分强调研究的应用价值，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公立大学在公民、政治、社会和文化上应起的作用都将被忽视。由于媒体上的公众争论、社区行动和政策研究被束之高阁，亚洲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在实现知识共享方面正面临越来越多的障碍。
亚洲的大学在促进人类文明和人类幸福上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如亚洲的很多核心价值观都与促进社会和谐、相互尊重和强调共同利益有关。然而，这些价值观正受到以个人化和工具化为特征的研究氛围所威胁。因此，当我们采用世界大学排名的标准衡量亚洲大学时，有必要反思下列问题：这些西方通用的标准和惯例适用于亚洲的传统文化吗？在没有深入分析其背景的情况下，这些惯例在使用中会不会被扭曲？更为重要的是，难道只有一种盎格鲁·撒克逊人所规定的唯一的“国际标准”吗？谁应该参与“国际标准”的制订？如果无视不同背景之间的差异，使用这些“全球流行策略”或“全球改革措施”，结果很可能适得其反。
2.大学教育的国际化与教育的重新殖民化
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大大影响了大学的课程设计。除了要适应市场驱动的课程和强调职业之外，越来越多的高等教育机构正通过扩大班级规模或采用新技术进行网上学习来减少成本和获得利润。由此，当更多的公司管理和规定运用于大学的时候，大学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另一个大学教育“标准化”的主要趋势是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在最近十年，互换学生和教师，增加录用国际学生数，用英语上课在东方的大学也开始流行。试比较一下东方和西方大学的国际化。本人认为，英、美等国的国际化是为了招募海外学生来增加经济收入，而亚洲的大学则是为了在全球大学排名中重新定位而紧跟国际潮流。如新加坡把重点放在宽基础、跨学科的大学教育上；日本学生和教师的国际学术交流变得非常流行；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学开展了与海外大学的国际科研项目合作，几所一流大学还把英语作为在教学语言之一。在其他亚洲地区也可以发现类似情形。
然而，把英语作为教学语言，使用欧美国家的课程，派学生到海外学习，加上对英语世界所支配的世界一流大学的追求，表明亚洲的大学系统不仅开创了新的“依赖文化”，而且加强了美国的“霸权”。从19世纪开始，亚洲国家似乎是把“国际化”当作了“西化”、“现代化”或“美国化”。因此，不仅是欧洲，亚洲国家也应该意识到学习政策和复制政策的差异。如果没有对政策进行适当地调整，在当地的背景下认真研究，我们很可能会遭遇难题，一个重新殖民化的过程会再次产生不适于东方特殊文化政治环境的学习体验。
3.企业化管理的增强与学术自由的削弱
新自由主义和企业文化在大学管理改革中取得了优势，不但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而且在欧洲和亚洲的其它许多国家所受到的影响也很大。同时，采用企业化策略提高大学管理效率在东方变得更为普遍。
在企业管理文化的影响下，大学的管理不再从道德、公平和正义等更广泛范围上去考虑。当经济理性主义和管理主义付诸实践时，效率原则、可计算原则、可预测原则和可控制原则都可能极大地破坏珍视大学领导权和学术自由的传统。香港地区的大学学者认为，在市场化影响和企业化管理的支配下，他们的学术自由受到了威胁。同样，在去中心化的政策背景下，新加坡、中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公立大学在财政“授权”上的灵活性并没有使学者们感到更加“自由”和“不受约束”。相反，他们强烈感到这种去中心化政策在大学机构中形成的是一种“中心化的去中心化”形式。
简言之，新自由主义的盛行和大学的企业化管理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学术自由，并阻碍了学术界的批评。为了实现公立大学的崇高理想，我们应该向新自由主义所主导的领域发出挑战，大力呼吁大学教学、科研和管理中“公共意识”的回归。
四、当代大学“公共意识”的回归
1.对大学的重新界定与广泛关注公共领域
由于企业文化和新自由主义不断地侵蚀着师生的身心，尤其是高等教育变得“商业化”，公立大学已面临深度危机。正如威廉姆斯·琼斯在他最近的论文中所提出的令人深思的问题：“知识共有还是经济发动机——大学的目的是什么？”在大学工作的学者，最有资格决定大学的研究、教育和管理方式。为了矫正过多市场压力和企业影响所带来的缺陷，学者们应该联合起来重新界定这个“真理的政权”。由于“大学不再是几个世纪前的教学、按部就班做研究和探索宇宙的安静场所”，学者们应该担负起改革机构的社会责任，重新激发现代大学的“公共性”。
鉴于越来越多的大学校长对商业进行妥协，“复兴学术价值和坚守学术操守的重任只能由大学教师来承担。”作为学者，应该通过提升学生的理想主义，提高学生对社会和政治的关注来抵制高等教育日益增强的商业化潮流。为了防止学生误解大学正在放弃学术价值，并公开地投入到开创性、竞争性和赢利性的商业活动中，教师们应积极关注公共事务和社会问题。当谈到当代大学“公共意识”的三个含义时，克宏呼吁公共利益的重要性，因此大学应该代表整个社会承担更多的责任。公共学术事务不能被公司利益所主宰，企业利益所支配的议程应该由公共部门塑造成公共话语和专门化政策。
克宏、布赖恩认为，大学本身是一种公共领域，它为合理辩论和存在争论的价值观提供公共空间。与此相似，威利斯也指出，大学是一种机构，它为持不同文化观点的人提供一个平台。同样，吉鲁认为，高等教育必须被信奉为民主空间领域，因为它能够为学生提供很好的场所学习质问权威、复兴公民理念、重新确认公共利益的重要性，并发展他们的能力。凭借固有的社会责任感，学者们应该勇敢地向现存的秩序和价值观提出质疑。在策略上，学者们可以组织成为一个社会联合体，通过积极的方法培育公共话语。在谈及公共知识分子的时候，乔姆斯基和布尔迪厄指出，学者们应该参与到所有滥用职权的批判中，“为现实主义者乌托邦的大量产生创造社会条件”。
2.培育知识共有与提升公民责任感
为了抵制新自由主义的侵蚀，大学和学术界应该积极参加课程设计改革和教学实践。在对亚洲终身教育的比较研究中，李指出，终身学习的口号体现了一种理想化色彩，但通过对终身学习课程的审查，可以发现终身学习能被当作经济事务来看待。据李所说，自由理想和价值观仅仅被视为达到经济目标的工具性手段。因此，他与威廉姆斯·琼斯一样，也提倡学者们把失去的价值观，如民主和积极的市民责任带回到课程中来，把发展高等教育作为保护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平的一部分。鉴于学者们的观点，我们需要重新强调全球公民职责和权利的重要性。正如卡耐基教学发展基金会主席舒曼在他最近出版的《教育公民》一书中所指出的，一个民主的社会要求一个“受过教育的公民拥有智慧和道德”。
在此方面，高等教育机构在培养和发展学生的公民责任和公民身份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社会研究清楚地表明：教育的市场化导致了教育标准的下降，加剧了社会和教育的不公，学者和大学在道义上都有责任质疑市场的霸权，并远离市场机制。虽然世界贸易组织的指导原则认为高等教育是可交易的服务，然而我们不能追随这一原则，相反，国际学术团体应该挺身而出，提倡个人和团体参加民主的、公民的和文化方面的生活，抗击种族主义和仇恨外国人，享受多样化，产生欧洲成人教育协会所提倡的社会凝聚力。作为“变革的催化剂”，学者们有能力和责任指出市场短视的真相，和学生、社区就大学的理念和大学的公共职能展开交流。为了实现杜威参与制民主的美好社会，大学责无旁贷。
五、市场万能论和民主价值观之间的平衡
本文考察了新自由主义如何通过对大学教学、研究和管理的影响而渗透到亚洲的高等教育之中。上述讨论还反思了在当代社会中，学者和公立大学应该扮演的重要角色，即积极培养公众话语和挑战由新自由主义所支配的管理。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应该继承和发展葛兰西和布尔迪厄所提出的批判性知识分子传统。因为，影响知识分子场域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在于知识分子及其在此场域中的社会连接，虽然这个场域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但有其自身的逻辑。理念与机构、实践、社会关系是不可变的，这些因素在学术背景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根据这个推理，我认为信仰系统是院校和社会关系的导向及其所继承传统的糅合物，而这个信仰系统是理性的、传统的和意识形态要素的复杂集合。为了把学术场域的影响引向宽广的公共领域，知识分子应发展出一种有凝聚力的社会组合，以保存知识分子的批判传统。尽管完全避免市场化和企业化的影响非常困难，但大学，尤其是学术团体应该抵制高等教育中正在延续的殖民化和新自由主义倾向，最为重要的是，大学应该建立一种平衡机制，在民主价值观与市场万能论之间，获取建立在民主原则上的身份与建立在个人私利上的身份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