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期维特根斯坦批判形而上学之策略与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特根斯坦论文,形而上学论文,路径论文,后期论文,策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3)11-0120-12
后期维特根斯坦彻底改变了他的语言批判策略。此时，他不再像前期那样试图借助严密的逻辑分析方法澄清命题之意义，进而揭示语言、思想与世界的本质，而是将目光转向语言的实际用法。我们身处各种语言现象之中，和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语言游戏，而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想象一种语言就叫做想象一种生活形式。”①作为一位哲学家，他主张通过密切关注语言的日常用法而尽力消除哲学家们对语言的误用，进而消解哲学问题本身：“哲学家诊治一个问题；就像诊治一种疾病。”②这样一来，每消除一个哲学问题，也就相当于医治好了人们的一种理智疾病。不过，维特根斯坦也清楚地意识到了这项工作的难度：“由于曲解我们的语言形式而产生的问题，有某种深度。它们在深处搅扰我们；它们的根像我们的语言形式本身的根一样，深深扎在我们身上；它们意义重大，重如我们的语言本身。——我们问问自己：我们为什么觉得语法笑话具有深度?(那的确是一种哲学深度)。”③
概言之，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批判策略就是：通过细致观察语言现象，描述出日常语言游戏的多种不同类型与特征，突显它们彼此的关联与差异，以此表明传统哲学家们使用语言的方式大都违背了语言的正当用法，并借此指明哲学家们的这些使用语言的方式恰恰表明他们的理智受到了迷惑。而要使人类的理智复归常态，就必须将这种日常语言批判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随时防止理智疾病的暴发与泛滥。
维特根斯坦有时被称作“哲学家们的哲学家”，意指他自觉地站在了一个更高的高度上，向下审视哲学家们所苦心经营的一个个哲学体系，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哲学体系的弊病，呼吁他们迷途知返，从困境中脱身出来。不过，这一策略却明显有背离常理之处：欲以哲学的探究方式企图达到消解一切哲学问题的目的。这看似一个永远也无法达致的目标，正如医生永远也无法治愈每一个病人。不过，维特根斯坦采纳这样的策略自有他的理由，而且他也切切实实地展开了他的日常语言批判，其功过是非，自有后来者予以公正的评判，更何况他本人也不会意识不到这项任务的背谬性。或许他并不在意这一点，只是勇敢地直面这种挑战，而全然没有想到要去摆脱这注定的宿命。
后期维特根斯坦的目标是要根除形而上学，而从语言批判的角度来看，形而上学的根源在于对意义的确定性的追求。这样看来，要达此目标，就要破除意义确定性的神话。那么，如何才能破除这一神话呢?
我们知道，前期维特根斯坦关于命题意义的图像论有两个基本的理论要求：一是作为命题的基本要素的名称与作为事实的基本要素的对象之间有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二是命题与事实具有相同的逻辑形式。只有同时满足了这两个要求，才可说一个命题是相应事实的逻辑图像。而说一个命题是世界中的一个事实的逻辑图像，就是说它具有确定的意义。这种意义又是这个命题表达的思想内容，而这种思想所表现的就是事实的本质。命题、思想、事实这三者均具备自身的本质特征，而逻辑分析方法的运用正是为了揭示出这些本质特征，或者说，是为了确定这三者的共同本质的存在。这便是前期维特根斯坦的可言说的形而上学的基本内容，而后期维特根斯坦则试图通过日常语言的用法分析(亦即他所谓的“语法性考察”)来从根本上摧毁这种本质主义的形而上学。他的语法性考察以他的“语言游戏说”为基础而展开。不过，他关于“语言游戏”的各种描述严格说来并不构成什么理论学说，而这和他后期的思想风格——即否定任何形式的理论建构——是完全吻合的。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一开头便举出了各种各样的语言游戏，并对它们逐一加以考察。他在全书第一节里便设想了一个买苹果的语言游戏，并以此来反驳奥古斯丁式的意义理论(其实这也是弗雷格、罗素、前期维特根斯坦等人的意义理论)。在引用了奥古斯丁《忏悔录》中的一段话之后，维特根斯坦接着写道：
在我看来，我们在上面这段话里得到的是人类语言本质的一幅特定的图画，即：语言中的语词是对象的名称——句子是这样一些名称的联系。——在语言的这幅图画里，我们发现了以下观念的根源：每个词都有一个含义；含义与语词一一对应；含义即语词所代表的对象。
奥古斯丁没有讲到词类的区别。我认为，这样来描述语言学习的人，首先想到的是“桌子”、“椅子”、“面包”以及人名之类的名词，其次才会想到某些活动和属性的名称以及其他词类，仿佛其他词类自会各就各位。
现在来想一下语言的这种用法：我派某人去买东西，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五个苹果”。他拿着这张纸条到了水果店，店主打开标有“苹果”字样的贮藏柜，然后在一张表格上找出“红”这个词，在其相应的位置上找到一个色样，嘴里数着一串基数词——假定他能熟记这些数字——一直数到“五”，每数一个数字就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和色样颜色相同的苹果。——人们以这种方式或类似的方式和语词打交道。——“但他怎么知道应该在什么地方用什么办法查找‘红’这个词呢?他怎么知道他该拿‘五’这个词干什么呢?”——那我假定他就是像我所描述的那样行动的。任何解释总有到头的时候。——但“五”这个词的含义是什么?——刚才根本不是在谈什么是含义：谈的只是“五”这个词是怎样使用的。④
维特根斯坦这里所举的是再平常不过的一个日常活动，我们每天都在这样的活动中度过，只是没有像他那样去考察这样一些活动。从他的一番考察中，我们可以读出他的良苦用心来。首先，他将这个买苹果的语言游戏做了一些夸张的处理。实际的情形肯定要简单得多、直接得多。我们不用派人去，只要我们腿脚还灵便；我们不用写纸条，只要我们的发音系统没有毛病；店主勿需对标签，伸手就拿到苹果，更不必查色谱来比对苹果的颜色，甚至不用数数便可准确地卖给你五个红苹果。我想，维特根斯坦之所以要这样来描述这个语言游戏的过程，是想表明日常语言游戏的完成并不需要按照他所批判的那种意义理论所要求的去做。真照那样做的话，会显得十分滑稽可笑。在对这种刻板的意义理论大加讽刺的同时，维特根斯坦也不失时机地表达了自己的正面主张：第一，他明确提出，我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跟语词打交道，或者说，我们时时刻刻都在用语词来做出行动。这便是由他最早提出并由牛津日常语言学派加以系统阐述的言语行为理论。他本人将由语词和行动交织而成的整体称作“语言游戏”。第二，他敏锐地意识到，所有语词的含义都绝不仅仅是它所代表的对象，而只能是它在每一语言游戏中的实际用法。不只是像“五”那样的数量词的含义只能在它的使用中去寻找，甚至也不只是像“红”这样的形容词的含义不能仅仅靠查对色谱去确定，就像“苹果”这样的名词的含义也无法简单凭着标签的指示去找到。也就是说，任何一个词语的被假定下来的字面含义均不足以让我们单凭这种“既定的”含义，去做出任何一种行为，去完成任何一种事情。除了要知道“五”、“红”、“苹果”这样的一些词的含义之外，我们还得知道很多很多的东西，才能胜任语言游戏的角色。试看维特根斯坦的这个反问：“但他怎么知道应该在什么地方用什么办法查找‘红’这个词呢?他怎么知道他该拿‘五’这个词干什么呢?”他这样反问，显然是要强调我们为玩好语言游戏所需的训练。他在接下去的第5节中明确地说出了这一点：“看看第一节的例子，也许想得到，语词含义的通常概念形成了多浓的一团雾气，使我们无法看清楚语言是怎么起作用的。而在某些运用语言的原始方式那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综观语词的目的以及语词是怎么起作用的；因此，从这些原始方式来研究语言现象有助于驱散迷雾。孩子学说话时用的就是这一类原始形式。教孩子说话靠的不是解释或定义，而是训练。”⑤教孩子说话，就是训练他们学会使用语词，而只有当他们足够熟练地使用足够多的语词的时候，他们才能顺利地进入语言游戏，成为一个合格的参与者。第三，维特根斯坦告诫人们，绝不要迷信任何解释，因为我们总会遇到解释不了的东西。解释是什么?简单地说，解释就是指明语词、语句的含义。前期维特根斯坦的奥古斯丁式的意义理论就是这样一个解释系统，它企图指明每一个词、每一个句子的确定意义是什么。对于语言表达式的意义的解释也就是对其进行逻辑分析。这种逻辑分析所达到的理想化的结论就是：每一个表示一个复合物的语词都可以分析为最简单的名称，而每一个最简单的名称都代表着构成复合物的一个最简单的元素；每一个描述事实的句子都有一个而且只有一个完全的分析，而这种完全的分析就是对其含义的最终解释。但是，维特根斯坦现在的考察则要表明，这些关于含义的解释都不可能是完全的、最后的。而且，更糟糕的是，这些所谓的解释对于我们的语言实践而言，往往是很难发挥作用的。就是说，我们在日常语言游戏中根本就用不上这些解释，真正重要的是我们被训练得能自如地使用语词，而不是我们“掌握”了多少语词的含义。
维特根斯坦的上述这些正面主张都体现在他后期的意义理论中了。他坚决否认语言表达式本身已拥有现成的意义，我们只管按着这些意义去用它们就行了。相反，他认为词不过是工具，其意义只能在使用中才能表现出来：“想一下工具箱里的工具：有锤子、钳子、锯子、螺丝刀、尺子、胶水盆、胶、钉子、螺丝。——这些东西的功能各不相同；同样，语词的功能也各不相同(它们的功能在这一点那一点上会有相似之处)。”⑥“在使用‘含义’一词的一大类情况下——尽管不是在所有情况下——可以这样解释‘含义’：一个词的含义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⑦“符号自身似乎都是死的。是什么给了它生命?它在使用中有了生命。它在使用中注入了生命的气息?——抑或使用就是它的生命?”⑧这种新的意义理论不再认为语词的意义是在使用之前便已确定下来的东西。毋宁说，意义是语词在被使用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功能，而且是在使用的过程中生成出来的。那么，能否说“意义”的可能性已经潜藏在语词中了呢?因为毕竟不同的工具是按照所预期的不同功能被制造出来的。譬如，锯子是用来锯东西的，螺丝刀是用来拧螺丝的。这就像名词、动词，是为着不同的功能而被创造出来的一样。维特根斯坦当然不否认这种词类的划分，他只是提醒人们不要因为语词的一些表面的类似而去试图做进一步概括，试图找出它们的共同本质。他在第11节将语词比为工具之后，立即这样告诫我们：“当然，我们听到这些语词，看到写出来印出来的语词，它们的外观整齐划一，而这让我们感到迷惑。它们的用法却并非明明白白地摆在眼前——尤其在我们从事哲学的时候!”⑨这也正是维特根斯坦常常提到的语言的迷惑作用：我们总是禁不住想去探究语言的一般性功用，而这种探究的欲望总会引导我们去假定语词与对象之间的标示关系、语句与事实之间的描述关系等，而这些关系又往往被理想化、纯粹化、逻辑化。维特根斯坦指出，这种寻求理想化解释的努力是毫无益处的：“设想有人说：‘所有的工具都是用来改变某种东西的，例如，锤子改变钉子的位置，锯子改变板子的形状，等等。’——尺子改变的是什么?胶水盆和钉子改变的是什么?‘改变我们对某样东西的了解，改变胶的温度和箱子的稳固程度。’——表达法是弄得一致了，但我们得到了什么呢?”⑩
这种无限追求一般概括的努力，不仅对于促进理解毫无助益，而且还会导致哲学上的混乱。我们幻想着一下子掌握词的全部用法，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当我们从事关于语言、思想与世界之本质的探讨时，我们便被这样一种幻想控制着。我们总想绘制出一幅完美的图画来，而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目标便是要揭穿这幅图画的实质，并力劝人们从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中挣脱出来，投身到对语词日常用法的考察中去：
115 一幅图画囚禁了我们。我们逃不脱它，因为它在我们的语言之中，而语言似乎不断向我们重复它。
116 当哲学家使用一个语词——“知”、“在”、“对象”、“我”、“句子”、“名称”——并试图抓住事情的本质时，我们必须不断问自己：这个语词在语言里——语言是语词的家——实际上是这么用的吗?
我们把语词从形而上学的用法重新带回到日常用法。(11)
“把语词从形而上学的用法带回到日常用法!”——这便是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批判要求我们去做的事情。是语言将我们引上了形而上学的迷途，而要让我们迷途知返，看来只有从考察语言本身入手了。语言本来一切如常，实实在在地为我们的所有日常活动提供恰如其分的服务，让我们得以顺利完成每一项生活任务。语言的日常用法是多种多样的，而且会不断地花样翻新。维特根斯坦对于语言实践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的这种多样性和变化性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并将这种情形生动地描述出来：
23 但是句子的种类有多少呢?比如：断言、疑问、命令?——这样的种类多到无数：我们称之为“符号”、“语词”、“句子”的，所有这些都有无数种不同的用法。这种多样性绝不是什么固定的东西，一旦给定就一成不变；新的语言类型，新的语言游戏，我们可以说，会产生出来，而另一些则会变得陈旧，被人遗忘。(对这一点，数学的演变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幅粗略的图画。)
“语言游戏”这个用语在这里是要强调，用语言来说话是某种行为举止的一部分，或某种生活形式的一部分。
请从下面的例子及其他例子来看一看语言游戏的多样性：
下达命令，以及服从命令——
按照一个对象的外观来描述它，或按照它的量度来描述它——
根据描述(绘图)构造一个对象——
报道一个事件——
对这个事件的经过作出推测——
提出及检验一种假设——
用图表表示一个实验的结果——
编故事；读故事——
演戏——
唱歌——
猜谜——
编笑话；讲笑话——
解一道应用算术题——
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
请求、感谢、谩骂、问候、祈祷。
——把多种多样的语言工具及对语言工具的多种多样的用法，把语词和句子的多种多样的种类同逻辑学家们对语言结构所说的比较一下，那是很有意思的(包括《逻辑哲学论》的作者在内)。(12)
语言的用法是丰富多彩的，可是形而上学家们却试图在这无限多样的用法背后找寻到整齐划一的共同结构。从维特根斯坦列举的有限的事例中，我们便可窥得如下这样一些人的日常生活之一斑：军人、科学家、记者、文学家、演员、学生、翻译家等。他们使用语言的情形实际就是他们日常生活的过程。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时时刻刻在同语言打着交道，在用语言做事，在用语言实现交流。我们所参与的每个语言游戏都会顺畅地进行着，假如一切如常，没有什么意外的话。维特根斯坦认为，参与语言游戏的过程，其实就是遵守特定规则的社会性过程。我们所接受的训练都是为了让我们得以顺利地进入各种语言游戏，并在其中如鱼得水般地延续着我们的生命。这该是多么宁静、平和的一幅生活图景啊!不曾想，会有好事的形而上学家前来打扰!他们如此地好为人师，居然想引导人们钻进活生生的生活场景底部，去找寻静止不动、恒定如常的根基，并许诺一旦找到这种根基便可化解一切纷争、消除一切烦恼了。
但凡一切理想主义者，都是既可爱又可恨的。可爱在于他们表达出了美好的愿望，可恨在于他们所许诺的美好图景却永远不会成为现实，枉费了自己及他人的良多心思，甚至会严重妨害本来平静如水的日常生活，为其平添上了不该有的迷惑与烦恼。后期维特根斯坦正是要医治这种形而上学痼疾，破除关于语言之本质的理想主义神话。他选取了这样一条路径来消除形而上学问题：首先破除简单性假定，接着戳穿存在的幻相，最终抵御住本质的诱惑。
我们知道，前期维特根斯坦所追求的意义确定性，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他关于简单性的设定的。也就是说，正是逻辑分析所要达到的基本要素的简单性，从根本上保证了意义的确定性。而这种理想化的设定在《哲学研究》中被当作了一个神话加以揭露：“这同把命名看作偶像崇拜式的活动有关系。命名似乎是一个词和一个对象的奇特联系。——哲学家为了揭示名称和所称的东西之间的独一无二的那个关系，盯着面前的一个对象，一遍一遍重复一个名称甚至重复‘这个’一词，于是乎这种奇特的联系当真发生了。因为只有在语言休假的时候，哲学问题才会产生。这时候我们当然可以把命名想象为任意一种令人惊异的心灵行为，仿佛在给对象施行命名洗礼。我们甚至可以向这个对象说‘这个’一词，就像在用‘这个’和它打招呼——这是这个词的一种奇特的用法，大概只有在从事哲学的时候才会出现。”(13)哲学家们在进行形而上学的沉思时，总是倾向于把词与物之间的对应关系神秘化。他们固执地认为，若对一个句子进行彻底的逻辑分析，最终总可以达到只标示简单物的简单名称，尽管这些简单名称并不是我们日常所用的专有名词。
崇信逻辑分析的哲学家们坚持要求名称以其所标示的对象为其意义，因为在他们看来，唯有将名称与对象之间的标示关系牢固地确立下来，语言与世界之间的图像关系才得以确定。通常的专有名词显然无法满足这种要求，因为许许多多的专有名词都已经没有了所标示的对象：这些对象已不再存在了，或者说，它们已然解体、粉碎了。崇尚逻辑分析的形而上学家们显然并不在意这种情况，因为他们所要寻求的只是逻辑分析之后的简单剩余物，至于这些剩余物到底是什么，他们似乎并不关心。维特根斯坦本人在前期的《逻辑哲学论》中就没有给出任何简单名称和简单对象的例子。他只是逻辑地设定了这两类简单对象的存在以及两者之间的理想化的一一对应关系。但是，他在《哲学研究》中则坚决抛弃了这种逻辑假定，转而从语言的实际用法着手来探讨意义问题。他明确指出，要求名称严格标示对象，是不符合语言使用习惯的，必须破除这种要求，才能看清语言到底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维特根斯坦接下来便对简单性神话做了具体的剖析。在展开分析之前，他追溯了这种神话的历史由来：
46 名称本来标示着简单物，——这一说法里面是些什么?
——苏格拉底在《泰阿泰德篇》中说：“假如我没有弄错，我曾听人这样说过：对于基本元素——姑且这样称谓它们——即对于我们以及其他万物都由它们复合而成的东西来说，是不存在任何解释的；因为凡自在自为者，只能用名称加以标示而已；其他任何一种规定性都是不可能的，既不能确定其是又不能确定其不是……但我们只好不靠其他所有规定性……为自在自为者命名。因此，我们不可能用解释的方式谈论任何基本元素；因为对它来说，只有名称，另无其他；它所有的只是它的名称。由这些基本元素编织起了复杂的景物，同样，它们的名称这样编织成了可以用来解释的言语，因为言语的本质是名称的编织。”
罗素所讲的“个体”和我讲的“对象”(见《逻辑哲学论》)也都是这种基本元素。(14)
维特根斯坦很少关注哲学史，不过，上述引文是个例外。在这里，他力图探明哲学家们最初是如何受到简单性神话的迷惑的。苏格拉底和他的对话者一起探讨基本元素如何只能被命名为不能被描述和解释的问题。他给出的理由是：这些基本元素是自在自为的，没有可供我们去描述和解释的规定性，我们只能勉强给它们加上一个不带任何描述性的名称。维特根斯坦在引述了苏格拉底的谈话之后，明确将罗素的“个体”和他早期的“对象”列为苏格拉底意义上的简单元素，一方面这表明他清楚地意识到了他前期依据逻辑分析而确立的形而上学结论乃是简单性神话所达到的历史顶峰，另一方面又表明他将在其后期哲学探讨中坚决摧毁这一由来已久的哲学神话。
维特根斯坦通过对“简单的”、“复合的”等词语进行语法性考察来澄清由它们的非正常使用所导致的哲学困惑：
47 然而，什么是合成实在的简单成分呢?——一把椅子的简单成分是什么?——是制成椅子的小木块吗?抑或是分子，是原子?——“简单”的意思是：非复合的。这里的要点是：在什么意义上“复合”?谈论“一把椅子的简单成分本身”毫无意义。
或者：我对这棵树、这把椅子的视觉图像是由部分组成的吗?它们的简单成分是什么?复合色是复合性的一种；另一种，如由一小段一小段直线组成的间断轮廓。一条曲线可以说是由一段渐渐上升的弧线和一段渐渐下降的弧线合成的。
如果我对某人说：“我现在眼前看到的东西是复合的”而不做任何进一步的解释，他就有理由问我：“你说‘复合的’是什么意思?因为什么都可以这样说!”——已经确定了所问的是哪一种复合，即确定了这个词的哪一种特别用法，“你看见的东西是复合的吗?”这个问句当然是有意义的。假使已经确定，只要我们不仅看到树干，而且也看到树枝，我们对树的视觉图像就应称作“复合的”，那么“这棵树的视觉图像是简单的还是复合的?”或“它的简单成分是什么?”这些问题才会有清楚的意义——有清楚的用法。当然，第二个问句的答案不是“树枝”(这样就是在回答一个语法问题：“在这里什么叫作‘简单成分’?”)，而是对一根一根树枝的描述。(15)
维特根斯坦这里所做的事情，就是将语词从形而上学的用法带回到日常用法。形而上学家们总是将语词从日常语言游戏中抽离出来，企图赋予它们以不同寻常的含义。或者说，他们在从事哲学思考时，总是受到诱惑去寻找其实并不存在的所谓语词的精深含义。他们受着某种幻觉的支配，徒劳地追逐子虚乌有的东西，由此深深陷入困惑、迷乱之中：“哲学问题具有这样的形式：‘我找不着北’。”(16)维特根斯坦这里所讨论的简单性问题就是让形而上学家们迷惑了几千年的老问题。他们为此绞尽脑汁、殚精竭虑，创造出了一个个天才的伟大构想，并成功地给崇信他们的人带来极大的鼓舞和满足。可是，这种满足感却一再被证明是虑幻而短暂的。整部形而上学史就是一个个汽泡被无限吹大随后又瞬间破灭的循环往复的过程。这便是维特根斯坦所描述出的一幅悲壮的图景：形而上学家们妄想摆脱地球的引力，奋力飞向空中，却无一例外地重重地摔回地面!正如上面所引述的第47节所列举的那些例子所显示的，我们日常使用“简单的”、“复合的”这些词的时候总是依赖于特定的语境的。也就是说，它们本来就不具有某种超出其实际用法的固定不变的含义。维特根斯坦一再强调的是，我们必须尽量仔细地从近处考察这些语词的实际用法，而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望看清这些被赋予了哲学含义的语词的本来意义。而只有当我们足够仔细并且足够多地考察了这些语词的用法之后，我们才能探明围绕这些词而产生的种种哲学迷惑的根源。维特根斯坦接下来又举出了多个有关简单性的例子并详加考察，以此表明形而上学家们关于简单性的一切假设都是引人误解的。所以，他经过考察后表明了自己的主张：拒斥这类哲学问题，不去提“复合物的简单成分本身是什么?”之类的无意义的问题。
如上所述，形而上学家们设定简单性，目的是要达到意义的确定性。不过，要使语言表达式具有确定的意义，最关键的是确保它们所代表的东西是存在的。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第55节中这样表述道：“‘语言中名称所标示的东西必定是不可毁灭的：因为我们一定可以描述凡可毁灭的东西都已毁灭的状态。这种描述里将会有语词；而与这些语词对应的东西就不应被毁灭，因为否则这些语词就没有意义。’我不应把我坐在其上的树枝锯断。”(17)看来，对象的存在乃是我们的命名活动和描述活动的必备前提。当然，这里提到的对象的存在应该既包括当下的实际存在，也包括过去曾经的存在或者将来可能的存在。不过，这样一些存在样态都还是对象在经验世界或现象世界中的存在，或者说在时空中的存在。这些存在实际都是可以毁灭的，而许多哲学家并不满足于这样的存在。维特根斯坦在第57节中谈到了柏拉图式的永恒存在：“‘红色的东西可以被毁灭，但红色是无法被毁灭的，因此“红色”一词的含义不依赖于某种红色的东西的存在。’——诚然，说红这种颜色(不是说红颜料)被撕碎或踩碎是没有意义的。”(18)这样的说法势必会诱导形而上学家们去做出最根本的本体论假定。柏拉图就把由各种相或理念所构成的世界设定为永恒不变的本质世界，而现象世界不过是它的摹本。维特根斯坦在接下来的第58节中运用他的语法考察手段对传统的存在问题做了深入的剖析：
58 “我将把‘名称’只用来称谓不能在‘X存在’这样的句式中出现的东西。——从而就不可以说‘红色存在’，因为假如没有红色，就根本不能谈论它。”——更正当的说法是：如果“X存在”说的不过是：“X”有含义，——那么它就不是关于X的命题，而是关于我们语言使用的命题，即关于使用“X”一词的命题。
我们说“红色存在”这话没什么意义，这时我们看上去像在谈论关于红色的本性似的。红色恰恰“自在自为”地存在。同样的想法——这是关于红色的形而上学命题——在我们说“红色是无时间性的”这话里也表达出来，也许用“不可毁灭”这个词表达得更加强烈。
其实我们真正想要的只是把“红色存在”看作“‘红色’一词具有含义”这样一个命题。也许更正当的说法是：把“红色不存在”看作“‘红色’没有含义”。我们并不想说：这句话说出了这个意思，而是说：假使它有含义，那它一定说的是这个意思。但这个说法由于企图说出这个意思而自相矛盾——恰因为红色“自在自为”地存在。矛盾只是在于这个命题看起来是说颜色的，其实应该是在说“红色”一词的用法。——但在现实中，我们挺习惯说某种颜色存在；这相当于说某种有这个颜色的东西存在。第一种说法同第二种说法同样精确；尤其所说的“有颜色的东西”不是一个物体。(19)
这一节的内容可以说是后期维特根斯坦所倡导的语法性考察的一个典型的案例。这里涉及的是古老的存在问题，也是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自巴门尼德最早提出这一问题以来，一代代哲学家为之付出过多少精力啊!尤其是在亚里士多德将作为存在的存在自身确定为形而上学的研究主题之后，一个个富丽堂皇的形而上学体系被构建了出来。整部西方哲学史似乎就是形形色色的形而上学体系不断更迭的历史。从巴门尼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再到康德、谢林、黑格尔，直到柏格森、怀特海、海德格尔，这些伟大的形而上学家无可争议地成为哲学舞台上的主角。维特根斯坦本人在其前期哲学探讨中也曾坚定地持有形而上学立场，就像他的同道弗雷格和罗素一样。然而，他在后期哲学探讨中则反戈一击，向形而上学发起了攻击，大有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势头。
他在第58节中举出的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例子：某种颜色的存在问题。他首先指明，我们平常会很自然地说某种颜色存在或不存在，并在特定的语言游戏中实现顺畅的相互交流。但是，形而上学家则试图跳出具体语境，探究高深莫测的问题。他们会抛出类似这样的形而上学命题来：
1.红色存在。
2.红色自在自为地存在。
3.红色是无时间性的。
4.红色是不可毁灭的。
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这四个命题其实是等价的，因为尽管后三个命题似乎说了更多的东西，但它们也只不过是强调红色具有永恒的存在，而形而上学家用第一个命题所表达的也就是这个意思。即是说，形而上学家是想用这样一些看似有所差异的命题来表达同一种东西，即红色的本性。追求事物的本性——这恰是形而上学的终极目标!然而，维特根斯坦的语法性考察却力图指出这一目标其实完全是虚幻的：形而上学家们是受了语词用法的类似性的诱惑，才试图去捕捉到事物的本性的!我们在无数个语言游戏中使用“红色”一词去描述各种不同的事物，仿佛该词的这些不同的用法有某种共同之处似的：它们都描述着某种存在着的红色东西，或者说，它们之所以成为合适的用法，乃是因为它们都有存在着的某种东西作为其基础。维特根斯坦的语法考察就是想指明：这完全是因为他们受到了表面的语言现象的误导，其实根本就没有作为语词用法之基础的东西。事实上，我们只是照常使用“红色”一词而已，在不同的场合赋予它不同的用法，只要不妨碍正常的交流即可。而当形而上学家试图用“红色存在”表达关于红色自身的本性的断言时，我们应设法让他明白：他说这句话的意思，不外乎是说“红色”这个词有某种含义，或者说，我们可以在某种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探查形而上学家的“存在命题”到底对应着什么样的日常用法，而除去罩在其上的神秘光环，也即是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将语词以形而上学用法带回到日常用法上来。一旦到达这一步，形而上学的迷惑便可澄清了，语言便可恢复其正常状态。而正如他在第133节中所指出的，只要总能澄清语词的各种不同用法，那么哲学就真的该寿终正寝了。
维特根斯坦认为，形而上学家所受到的根本诱惑就是：于多样性的现象背后追求共同的本质。他本人在《逻辑哲学论》中就试图揭示语言的本质、思想的本质和世界的本质，而且他在经过异常艰苦的探讨之后，当真就认为自己精心构制的图像论已经完善地呈现了这三种本质了。正因为如此，他才在该书序言中宣称所有问题都已解决了，哲学的任务一劳永逸地完成了。于是，他决定放弃哲学研究，甘愿到山区做一名小学教师。然而，或许正是在做小学教师的过程中，他才真切地感受到了语言用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从而才让他对早年所勾画的那幅理想主义的语言图景产生了怀疑。
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探讨着眼于语言的实际用法，满足于对语言现象的描述，并从根本上放弃了对语言本质的追求。在经过充分的语法性考察之后，他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反本质主义立场，而这一立场正是他后期语言批判所导向的必然结果：“我无意提出所有我们称为语言的东西的共同之处何在，我说的倒是：我们根本不是因为这些现象有一个共同点而用同一个词来称谓所有这些现象，——不过它们通过很多不同的方式具有亲缘关系。由于这一亲缘关系，或由于这些亲缘关系，我们才能把它们都称为‘语言’。”(20)
确如维特根斯坦所说，本质问题一直是哲学家们最为关注的大问题。自从柏拉图首次将哲学明确界定为关于实在之本质的探讨以来，一代代哲学家们就为事物之本质而疯狂，皓首穷经，潜心钻研，以求窥得一斑。尽管这些伟大的哲人在经过艰苦的探究之后，大都诚实地断言本质是不容易被人的有限理性所把握的，然而，他们却一直坚定地认为，本质必定是存在着的，而且是永恒地存在着的，所以，我们的一切探究必须以把握本质为目标，尽管我们不可能最终占有本质。我们就这样被某种理想牵引着：“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想法里：现实里‘一定’有着理想。即使人们仍看不到理想是怎样在现实里的，而且也不理解这个‘一定’的本质。我们相信，理想一定藏在现实里；因为我们相信已在现实中看到它了。”(21)我们深信本质一定存在，甚至会达到迷信本质的地步。而维特根斯坦则把这种迷信诊断为人们所罹患的理智疾病，并力图帮助我们从这种病症中康复过来。他于是明白地宣示：本质乃是哲学家们生造出来的子虚乌有的东西。当我们力图去把握某类事物，如“语言”、“游戏”等的本质时，我们实际是受到了某种幻觉的支配。我们的考察只能从一个个的现象入手，这些现象各自发生着，就比如我们每天都参与到一个个语言游戏中，成为这些语言现象的构成部分。同时，我们也可以跳出来考察我们自己参与的这些语言现象，或者，专门考察别人参与其中的语言现象。在这样的考察过程中，除了对这些个别现象有所把握之外，我们往往还会注意到这些现象之间的某些相似关系。维特根斯坦更愿意称它们为亲缘关系，并由此发明一个专门用语来称呼这种亲缘关系：家族相似性。我们知道，家族成员之间由于遗传的原因而自然地表现出某些方面的相似性。每一个家族成员虽然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一个自然的存在者，但他(她)同时又因为与别的成员之间有某些亲缘关系而被视为该家族的成员。
维特根斯坦认为，所有的语言游戏形成一个家族，这个家族就可称之为语言。我们对语言的考察必须从他本人早年所陷入的那种本质主义中脱离出来，转入对各种语言实践的具体而琐细的观察和描述。我们此时对语言的描述是如实的，因而也是多种多样的、丰富多彩的。那些描述所表现的是语言的各种不同用法，既琳琅满目，又呈现出一些相互的关联和类似。维特根斯坦意识到，那些惯于做出抽象概括的人仍然会锲而不舍地寻求所谓的共同本质，甚至不惜玩弄辞藻，人为地弄出一些莫名其妙的“本质”来。他敏锐地指出，正是这种对于本质的盲目迷恋，才导致形而上学家们企图超越家族相似性，去设定由语言中的概括性名词所表达的那些抽象本质，如语言的本质、游戏的本质、美的本质、善的本质，等等。而正是因为设定下了这些抽象本质，他们才力图为表达这些本质的概念下精确的本质定义。自从苏格拉底在同别人的谈话中，总是想方设法迫使对方就某个抽象概念(如勇敢、正义、美德、善、知识等)下一个定义以来，西方理性主义哲学传统中的哲学家们就一直将本质定义视作概念研究的恰当方法加以广泛运用。他们这样如痴如醉地追求着精确的本质定义，而维特根斯坦此时则满足于建立在相似性基础上的模糊性解释：“我们会怎样向别人解释什么是游戏呢?我想我们会向他描述一些游戏，也许还会加上一句：‘这个，以及诸如此类的，就叫“游戏”’。”(22)他不认为这种模糊性的解释会是一种令人遗憾的缺陷，关键不在于对概念的解释是精确还是模糊，而在于我们到底要拿这个概念干什么。只要不妨碍我们做好我们想做的事情，所做的解释模糊一点又算得了什么呢?况且，那种所谓的精确实在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我们又何必去追求这种虚幻的东西呢?让我们尽力做出足够丰富的描述，然后心甘情愿地接受交叉重叠的亲缘关系吧。
我们总想着要画出一种清晰的图画来，可是，这幅图画所对应的是什么呢?这个原型在哪儿?柏拉图认为，这样的原型永恒地存在于相的世界里，我们认识它们的过程也就类似于去给它们画出尽量清晰的图画来。在语言层面上，我们就是要追求关于它们的精确定义。然而，维特根斯坦却抛出一个釜底抽薪式的诘难：这种假定的原型，这种永恒的本质，根本就是不存在的，我们试图用精确的语言去描述的恰恰是模糊一片的东西。
然而，语言描述不正可以赋予这模糊以清晰的界线吗?先验哲学家们所津津乐道的“人为自然界立法”的理想在前期维特根斯坦那里表现为对命题的普遍形式的迷恋：
5.47 显然，对一切命题的形式，凡是从一开始就可以说的东西，我们一定能够同时说。
原初命题确已包含了一切逻辑运算。因为“fa”与“(
x).fx.x=a”所说的是相同的。
有组合之处，便有主目和函项，而有主目和函项之处，便已有一切逻辑常项。
我们可以说，唯一的逻辑常项是一切命题按其本性彼此共有的东西。
但是这就是普遍的命题形式。
5.471 普遍的命题形式是命题的本质。
5.4711 指出命题的本质，意即指出一切描述的本质，从而也指出世界的本质。(23)
后期维特根斯坦极力要求抛开一切所谓的本质，而这种要求势必会迫使我们改变对语言的考察方式。我们必须放弃寻求关于概念的一般定义，转而询问一个抽象名词是如何被使用的。而一旦我们将目光转向语词的实际用法，我们便会注意到这些用法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我们接下来的考察不再是试图找到这些相似性和差异性背后隐藏着的某种共同本质，而是继续追踪它们的由来。按维特根斯坦的要求，我们要这样来发问：我们到底是怎样学会使用这些语词的?这么一来，我们便被引导到关于语词意义的发生学考察上来了。
那么，我们是如何把握语词的意义的呢?维特根斯坦明确放弃了前期关于名称以对象作为其意义的观点。他以感觉名词为例探讨了这个问题：“语词是怎样指涉感觉的?——这似乎不成其为问题；我们不是天天都谈论感觉，称谓感觉吗?但名称怎么就建立起了和被称谓之物的联系?这和下面的是同一个问题：人是怎样学会感觉名称的含义的?——以‘疼’这个词为例。这是一种可能性：语词和感觉的原始、自然表达联系在一起，取代了后者。孩子受了伤哭起来；这时大人对他说话，教给他呼叫，后来又教给他句子。他们是在教给孩子新的疼痛举止。”(24)维特根斯坦着力强调的就是语言习得过程对于孩子掌握语词用法的重要性。我们说，孩子们就是在经过了足够多的这类训练之后才慢慢地学会了使用各种语词，从而渐渐地融入了生活，成为各种语言游戏的合适参与者。人们在沉浸于语言游戏之中时，绝不会想到去追问什么本质。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所谓本质纯粹是哲学家们企图跳出语言游戏的场景之外而生造出来的子虚乌有的东西，而只要我们满足于语言的日常用法，只在这些实际的用法中体察语言之意义，我们便可以融入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实现与他人的沟通与交流。相反，假如我们受到诱惑去追逐语词的确切意义，去追问所谓的本质，抑或去试图给出关于一切语言现象(亦即一切生活现象)的合理解释的话，我们就势必会陷入迷乱，无所适从。
哲学家们对世界、进而对生活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理想主义的和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者怀着强烈的解释事物的愿望，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不断地追问为什么，试图把一切都弄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们崇尚逻辑，迷恋理性的解释力，沉浸在理想主义的美梦之中。可以说，他们便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家的化身。正是在这种对万事万物的所以然给出合理解释的强烈冲动的驱使之下，早期的希腊哲人们才开始了他们关于世界之本原与原因的沉思。巴门尼德被视作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位真正的形而上学大师。他的主要贡献就是提出了“存在物存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形而上学命题。他的哲学带有很强的思辨性，也就是说，他的观点并非得自于对经验世界的观察和思考，而是得自于对“存在者”、“存在”等这样的哲学术语的意义分析。他经过语义分析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所谓“存在者”就等同于“可思者”、“可说者”。于是，巴门尼德关于世界的形而上学解释就是：它是一个统一、完整、无限、永恒的存在者、可思者、可说者。自巴门尼德以降，一代代的西方哲学家们大都以穷究万事万物的根本原理为己任，精心构建出一个又一个宏大的形而上学体系。这种形而上的追求俨然成了贯穿西方哲学发展史的一根主线，并实质性地铸就了西方哲学的理想主义传统。这些传统也造就了西方知识阶层孜孜追求明哲生活的人生态度。
不过，这样的理性主义态度也不时地遭到质疑和批判。智者派的高尔吉亚就以他那三个著名的命题对巴门尼德的形而上学发起了强有力的攻击。他不仅否认事物的真实存在，而且否认我们的认识，甚至否认人与人之间进行思想交流的可能性。总之，他反对对事物做任何理性的解释，因为在他看来，任何这类解释都是苍白无力的，不仅毫无益处，反而会妨碍人生的实际事务。可以说，高尔吉亚所坚持的就是现实主义的立场。而现实主义者被指责为原始而迷信、只知道享受生活的。知道享受生活，本无可指责，关键是不能浑浑噩噩、糊里糊涂地度过每一天!然而，这样一种生活态度，恰恰是西方知识阶层厌倦了理智追求并对最终的解释感到绝望之后的一种选择。他们强烈呼吁人们回到生活世界中来，彻底抛开不切实际的形而上学幻想。
维特根斯坦就是这样一位在其一生中经历了这样一次大转变的哲学家。在其后期思想中，他坚决抛弃了早年那种对于语言的理想化的逻辑结构的追求，转而关注语言的日常用法。他认为，正是因为受到了最终的理性解释的强烈诱惑，形而上家们才不惜抛开语言的日常用法，企图生造出一套纯之又纯的语言用于言说他们炮制出来的那些高深理论，岂不知这样的语言由于缺乏生活根基而沦为全无意义的呓语，根本无法提供人们所渴求的那种解释。因此，维特根斯坦大声疾呼：回到现实生活中来吧，别再受制于空泛的形而上学追求!他大胆预言：只要能彻底抵御住这种诱惑，人们便可从千百年来的形而上学迷梦中苏醒过来，满怀热情地投入到日常语言游戏之中，过着正常的人类生活。
注释：
①②③[英]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39、72页。
④⑤[英]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
⑥⑦⑧⑨⑩(11)[英]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3、197、10、11、73页。
(12)[英]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9页。
(13)(14)[英]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1、33—34页。
(15)(16)(17)[英]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75、42页。
(18)(19)[英]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3、43—44页。
(20)(21)[英]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7、68—69页。
(22)[英]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0页。
(23)《维特根斯坦全集》第一卷，陈启伟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34页。
(24)[英]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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