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行的力量：ICT精英如何嵌入并影响社会运动——以“弗格森事件”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弗格森论文,力量论文,精英论文,事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今天充满变数的媒介环境中观察社会运动的变迁，无论对全球化语境下的“反制创新”政治过程，①或是中国持续协调发展中的国家社会关系②，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尽管20世纪以来西方最重要的社会运动学者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在论述运动与传媒的关系时，曾提醒说：“我们应当避免科技决定论：仅仅发明一种新的传播媒介并不足以自行改变社会运动的性质。”③然而，当下一些重要的新型社会运动案例却显示，因ICT(信息通信技术)精英的嵌入，部分社会运动的形态随之改变，这些现象不仅向既有社会运动理论的主流框架提出了疑问，也某种程度上指向社会运动的结构和本质，并在反观中评价旧的社会运动理论是否会妨碍对新型社会运动的认识?在此，并无意批评梯利反对技术决定论的态度，而是尝试希望在关于新型社会运动的研究中，引入ICT精英所带来的运动参与本体改变，从而回到ICT所触发的变化是否会影响社会运动或变革的本质这一根本问题。 本文选取发生在美国的弗格森事件作为讨论案例，主要在于：其一，该案例提供了一个ICT精英参与社会运动的鲜活样本，使我们能够通过互联网数据观察一个地方事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舆论和行动影响的可能要素。其二，案例本身所承载的问题具有历史延展性，也是美国社会长期蕴藏的核心冲突，该问题的行动模式符合制度语境下的社会运动理论框架，因而也更易看出由ICT精英的嵌入所带来的变化。这两个条件，都能够帮助研究者从中考察ICT精英在新型社会运动中的特殊意义。 一、“ICT精英”可成为社会运动理论要素的补充 关于“社会运动”存在各不相同的概念界定，④然正如梯利所言，没有人拥有“社会运动”这一术语的所有权。⑤他将社会运动定义为一个政治复合体，其中包含3个要素：针对目标当局开展群体性的诉求伸张运动；进行一连串的诉求表演；价值、统一、规模和奉献的公开表达。梯利将社会运动作为一种政治参与形式进行研究，强调社会运动的组织及协作、社会运动的规模及参与者等方面。这一界定在20世纪中期以来社会运动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尤其是梯利和塔罗(Sidney Tarrow)对“政治机会结构”的强调，在20世纪80到90年代关于社会运动研究的英文文献中，该解释框架几乎成了任何能够影响社会运动结构性因素的代名词。 这种将社会运动兴起和发展的原因归于政治机会多寡的解释，在互联网新技术越来越多地嵌入社会运动中的今天，隐现出一定的理论局限性。主要表现在：1.政治机会是存在于国家和公民关系中的一项条件，西方主流政治社会理论中国家被认为是有自主性的，⑥这种自主性源自国家在信息、专业知识以及资源方面所拥有的特殊资源。⑦然而，ICT精英的出现和其在社会运动中的嵌入，使这种“自主性”的资源不再仅属于国家这一特定范畴内所拥有的特殊资源。2.政治机会结构主导的社会运动理论将新媒体政治作为传统政治的一种补充⑧或者一种新的政治传播方式，然而，ICT在社会运动中的应用，尤其是ICT精英对社会运动的强介入，正在显示，当代新型社会运动逐渐从一种相对单一的互联网政治或赛博民主发展成一种全新的政治形态，并引发局部地区的政治震荡。⑨ 这种新型社会运动朝向新媒体政治发展的底层原因可追至社会运动与社会变迁、转型之间的内在亲密关联。学者们普遍认为20世纪60年代欧洲社会运动反映了二战后从工业到后工业社会的转型，本质上是一场现代化价值与后现代化价值之间的冲突。⑩这种转型以“信息社会”为标志性特征，信息科技被作为引发后发达工业国家社会结构变化的产物。在社会理论上表现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和全球化理论范式的演进，互联网作为一个变量被广泛纳入研究视野。比如，布雷默通过J曲线模型对革命和转型国家的兴起与衰落的模式进行了解释，(11)其中互联网被作为一个开放的变量用以解释封闭或开放与国家稳定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以后，组织学方法和网络研究方法被大量引入社会运动动员研究，在英文世界里发表了大量探讨人际网络和组织在运动动员中功能的论文。到20世纪90年代末，“网络运动”的研究将互联网技术动员和虚拟网络空间推向关注的重点，研究的问题主要涉及“社会运动组织如何使用互联网等新信息和沟通技术进行动员和抗议”和“直接发生在网络空间的社会运动”两个方面。研究视角包括：工具理性、心理特征和政治效能等，提出新媒体技术能够“降低运动参与成本”(12)，“提供新的斗争方式”(13)，“提高了个人的政治效能，从而促进了社会运动的参与”(14)等判断。这些研究大多仍在传统的理论框架中游移徘徊，很多研究集中于对事件的组织和扩散形式的分析，而在基本理论框架上的突破不大。 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运动研究者在政治过程理论的框架下关注运动与媒体的关系，注重分析运动话语框架的形成过程、运动的动员方式等。当代西方社会运动研究者认为，社会运动在今天所呈现的新结构形式和新的需求，是社会政治经济转型和变革的构成和延续，在过去的数十年，这一转型已经向我们指示了新的研究视域。 近年来，ICT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在研究中的受关注度大大提高，尤其在对2011年后的社会运动相关研究中，ICT和社交媒体的应用被作为一个重要的考虑。较具代表性的观点如：认为社交媒体为抗争提供了一种以全球网络为核心的、去中心化的场域，通过搭建线上和线下的行动关联，推动政治实践(15)；在促进公共领域民主化、推动中东地区的反制创新和塑造对抗政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6)在东南亚国家半民主或威权体制的框架下，给政治活动家和改革者增添新能力(17)等。还有学者认为，尽管社交媒体和在线新闻在社会动员的信息扩散和对话语框架的塑造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很难确定其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行动的转化。而亲友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网络具有高信任度，与社交媒体共同作用于社会运动。(18)蒂戈(Thigo)通过对肯尼亚的研究得出ICT与新型政治关系的3个看法：1.ICT拓展了市民社会中的政治权力空间，这种空间可以被个人创建，因而与通过程序注册组建的非政府组织有根本性的差异。2.ICT为新型政治提供了舞台，在这个舞台上组织化程度不高的团体介入政治的效能得到大大提高。3.对ICT的广泛使用增强了国家的渗透力。(19)研究者从不同的研究中强调了ICT对新型政治样态的影响，也对不同的社会体制下社会民主化发展路径予以了技术视角的观察和反思。这些研究几乎无一例外地肯定了ICT在社会运动中作为一种对抗力量的存在，但也无一例外地将其作为一种环境性的对抗力量，强调ICT所塑造的环境对社会运动的动员及其对公众赋权的意义。尽管本研究也将ICT精英看作是当代社会运动中的一种对抗力量，但这种对抗力量却是具体资源性的，即通过掌握一般公众所不具备的技术资源，与运动中的其他力量构成对抗或协作关系。 历史地看，农民起义、奴隶暴动等朴素的社会运动与18世纪以来以劳工运动为代表的抗争形式构成了西方社会运动历史的两条互不相干的线条。(20)而后者才是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孕育的土壤，这也决定了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的诞生是在欧洲和美国逐步制度化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建立起来的。因此，其理论及相关模型，都不可避免地具有西方社会制度结构的特征。而事实上，当代社会运动理论对“社会运动”的概念界定也主要源自西方学者。(21)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如：“社会运动是许多人为改变社会制度与结构进行的一种有目的的集体尝试”，(22)“社会运动是许多人集体解决他们共有问题的一种行为”，(23)“社会运动是为建立政治制度和权威所产生的断断续续的社会冲突而出现的制度化政治之外的行为”，(24)“社会运动是基于共同目标和社会的团结一致，与精英阶层、反对者和政府当局之间的持续互动的集体挑战行为”(25)等。 综观学者们对“社会运动”的定义，制度化与非制度化的理解是一项内在的差异。这所带来的另一个现象就是关于“集体行动”“社会运动”“革命”和“反叛”等概念在不同研究者那里使用的不同。赵鼎新在《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中对上述概念进行了辨析：集体行动是有许多个体参加的、具有很大自发性的制度外政治行为；社会运动是有许多个体参加的、高度组织化的、寻求或反对特定社会变革的制度外政治行为；革命是有大规模人群参与的、高度组织化的、旨在夺取政权并按照某种意识形态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制度外政治行为；反叛是组织化程度相对较低，所追求的社会变革也相对较小的制度外政治行为。(26)他将这些概念之间的差异归结为组织化程度、制度化程度、追求社会变革的程度。而当代经验却显示，随着互联网环境和ICT在变革性的社会变迁中角色的转化，社会运动、集体行动、革命等之间在这三个方面的程度区别越来越模糊。 为了避免大而空泛地谈论社会运动，本研究将关注的重心集中于较为典型的政治社会运动，从而对流行于公民框架下的环保运动、女权运动、同性恋运动等不做考察。ICT精英在新型社会运动中的角色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的，他们的影响力是在最近几年的一些事件中才逐步显现出来，尚未有社会运动理论将其作为要素考量。我们这里所说的ICT精英，是指在社会运动中，掌握技术绝对优势，使用他们所掌握的技术以不同方式参与并影响社会运动的人。通常而言，他们具有以下特征：1.掌握绝对技术优势，不仅是新技术的使用者，而且能够通过所掌握的ICT再创造完成一定的网络操控行为；2.不以国家、族群或阶级群体作为身份特征，其身份隐藏于互联网之下；3.通常并不暴露其真实身份，且游离于剧目表演之外，却往往使用技术优势与社会运动中的权力方形成对抗。这些特征赋予了ICT精英在当代社会运动中与政府和相关社会组织形成对抗关系的可能性，也使他们能够潜行于运动之中，却难以被定位和把握。本文所探讨的弗格森案例中，ICT精英直接指向的是“匿名者联盟”。 二、研究方法 事实上，西方关于社会运动的研究已经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指向：一个指向以ICT为基础或补充的政治参与，尤其是新型政党政治和选举，典型的如关于美国右翼社会运动中新媒体政治的研究(27)；另一个指向借助ICT进行网络动员的“草根运动”，典型的如对“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新媒体动员策略、话语建构与传播的研究(28)。前者的研究方法多以质化为主，也在研究中与政治选举常用的网络统计相结合，但这类统计分析并不直接为学者们分析社会运动所改造的新媒体政治结构服务。后者的研究由于与互联网信息传播规律和行动组织紧密相关，网络信息和传播动员方式本身被作为研究对象，网络数据的挖掘和分析被作为一个重要的方法。借助信息数据技术研究新型社会运动的方法不仅为理论的拓展提供了有效的补充，而且在新型“城市游击战”(29)中被推到崭新的领域。比如，空间诱导理论(spatial abduction)的提出就缘于2009年美国一小群青年研究者在军方资助下所展开的对巴格达的反恐研究，他们编写并运用SCARE软件，通过结合GIS网络分析对恐怖分子的活动进行追踪和精确判断。 受到上述研究启发，结合目标案例弗格森事件在线上和线下同时展开的实际情况，在该案例中，Twitter被用来组织游行、发布现场信息，甚至发起对敌对势力的攻击。基于此，本研究主要采用案例分析与网络数据分析的方法。研究者自2014年11月24日美国密苏里州大陪审团宣布不对威尔逊警察提起诉讼的判决，引发美国民众大规模抗议开始，针对Twitter进行关键词数据抓取，抓取时间为2014年11月24日至12月7日，共获取数据127688条。抓取内容包括：用户名、发布时间、信息内容、URL地址、发布平台、粉丝数和转发数。信息采集之后，使用MySQL数据库对信息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并对重复和不规范信息进行了数据清洗，最终得到用于分析的数据100145条。使用数据分析软件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需要说明的是，由于Twitter数据在重大事件议题上的信息更新速度很快，因而需要对数据进行即时抓取。在该案例中，研究者抓取数据的频率为每3小时到5小时一次，根据数据更新时段有所不同。比如在晚上8点后至凌晨1点之间的数据量较大的时段，抓取的频次也相对高些。这样做的目的是尽可能更为完整地获取弗格森事件的Twitter数据，但即便如此，也无法保证数据的绝对完整性。 弗格森事件发生之际，研究者正在距离弗格森1.5小时车程的密苏里大学访学。该事件在附近的哥伦比亚市和圣路易斯等地都产生了巨大的波澜，借助条件的便利性，研究者还采用了实地调研方法，并结合对当地相关社会环境材料的考察，通过建构客观环境要素对研究所主要依靠的数据分析加以补充。 三、弗格森案例隐现ICT精英的潜行力量 (一)事件起因 2014年8月9日，美国密苏里州弗格森黑人少年迈克-布朗被击毙的事件，引发了弗格森公民示威抗议，并扩散到临近的密苏里州最大城市圣路易斯。在与当地警察发生冲突并出现打砸商店后，8月18日在市长杰·尼克松(Jay Nixon)的要求下，国民卫队进驻弗格森。此后的两个多月里，弗格森及其周边地区的小规模游行抗议持续不断，但未能引起大的波动。2014年11月24日，美国密苏里州大陪审团宣布决定不对威尔逊警察提起诉讼的消息一出，即引发了当地新一轮更大规模的抗议游行，这个消息让示威者情绪激动，当天傍晚民众点燃并推翻警车，当地警察使用了催泪弹，示威游行演变为骚乱，并在当晚就扩散到圣路易斯。经过一天的发酵，11月25日晚蔓延到全美170个城市。在随后的两天里，美国增加了国民卫队进驻弗格森的数量，100余人因骚乱过程中的打砸抢行为被捕。在Twitter的推动下。英国伦敦也展开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乌克兰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相关信息表示也将以游行的方式支持弗格森。11月27日至28日，圣路易斯的抗议者借感恩节和黑色星期五全美大促销的机会，在商场附近组织活动，迫使黑色星期五当天，圣路易斯的部分商场关门停业。弗格森事件成为近年来美国种族、人权、平等议题框架下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事件。(30) (二)社交媒体的作用与ICT精英的嵌入参与 发生在弗格森的这场抗争运动，Twitter作为运动发动和组织的主要平台，甚至得到网络黑客组织“匿名者联盟”的支持；运动以线上和线下两个空间同时开展，Twitter被用来组织游行，发布现场信息，甚至发起对敌对势力的攻击。 在迈克-布朗8月9日被击毙后的不到一周时间，全美就有100多个城市开展了请愿和游行活动。这次全国范围内的活动最初由Twitter账号＠Feminista Jones发出，并通过#NMOS14话题号召组织。 紧接着，一个以行动主义和黑客实体组成的松散国际网络组织“匿名者联盟”设立网站和Twitter账号，以代号为“弗格森行动”的网络攻击来支持示威者。该组织承诺，如果有示威者遭到骚扰和伤害，就将攻击这座城市的市政计算机服务器，给他们断网。 “匿名者联盟”因通过DDoS(阻断服务攻击)攻击政府、宗教团体和公司网站而闻名，在2012年曾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前100之一。在弗格森当地警察局尚未公布涉事警察的姓名时，8月14日，有以“匿名者”为名称的账号发布推特信息，公布涉及枪击案的警察信息。警方随机表示该用户发布谣言，Twitter随后暂停了该匿名用户的账号。有报道显示，由于KKK党对弗格森骚乱中的黑人示威民众发出死亡威胁，“匿名者联盟”对其采取了网络宣战。他们黑掉了KKK党的推特账号，攻击了若干KKK党的网络服务器，并公布了一些成员的个人信息。(31) 在弗格森事件的游行人群中，不乏见到盖伊-福克斯面具。这个面具是匿名者们的象征，在近年来世界范围的社会运动中频频出现，如，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巴林反政府示威活动，2012年的反对波兰签署《反仿冒贸易协定》的示威，抗议印度政府对互联网的审查制度，2013年的土耳其革命和埃及革命中，都使用了该面具。从这些抗争运动的发动渠道来看，其中大多都使用了社交媒体，并且通过Twitter、Facebook等社交媒体，将地方抗争运动的影响扩展到世界范围。(32) (三)Twitter数据分析隐现“匿名者联盟”网络表征力 本研究采集弗格森事件Twitter数据的初衷是希望透过这些数据观察美国黑人反抗运动中信息传播的规律。并没有刻意瞄准“匿名者联盟”这样的ICT精英在运动中扮演的角色。换句话说，“匿名者联盟”在弗格森案例数据中所显示出的符号表征，促使我们尝试进一步考量ICT精英在当代新型社会运动的功能角色，这也是本文认为弗格森案例为此提供了一个典型的鲜活案例的原因。 使用“谷歌趋势”分析工具对“Ferguson，MO”(弗格森，密苏里)检索的结果显示，在2014年11月下旬到2015年初的时段，位于密苏里州的小镇弗格森忽然引起巨大关注。这一趋势线的变化体现出英语世界的新闻媒体对弗格森事件的公共关注度，其中的一个峰值反映的就是在11月24日密苏里州大陪审团判决白人警察无罪后所形成的对大范围民众抗议事件的反应。
图1 “谷歌趋势”对弗格森事件的反应 检索时间：2015年6月20日。 在涉及弗格森事件的组织动员和传播机制时，新闻报道中通常将Twitter作为其重要的组织动员渠道，这也接应了近年来世界范围的社会运动所呈现出的新媒体政治样态。本研究对Twitter上以“弗格森事件”为话题的内容进行了抓取，从这些数据中，可以大致观察“匿名者联盟”是如何参与和影响这一社会运动的。 1.话题榜的变化 对11月24日至12月7日的话题进行整合和排序得到每天排名前l0位的话题，共140条。其中存在同一话题不同拼读表述的情形，如#mikebrown(人名，被击毙的黑人少年的名字)话题有#michaelbrown和#mikebrown两种常见的标示；#handsup(“举手”，以面对警察的反应作为一种符号)还有#handsupwalkout(#举起手来走出去)和#handsupdontshoot(#举起手来不要被击毙)的不同标示形式。为了统计的便利性，我们将这类名称合并后得到活跃话题榜如下：
图2 2014年11月24日至12月7日弗格森事件相关话题榜统计 注：左图根据话题在该时段内在话题榜中的出现次数得出；右图根据该话题在该时段内所呈现的平均每小时话题量得出。 图2显示，在该时段的话题榜中涵盖了两个黑人与白人警察之间的冲突事件，一个是弗格森事件，另一个是扼喉事件。其发生地点#ferguson(#弗格森)和#nyc(#纽约市)分别都成为话题榜中的显著性话题。除此之外，分别在两个事件中死亡的#michaelbrown(人名)和#ericgamer(人名)也成为话题榜上的显著符号。作为行动口号和标语的#blacklivesmatter(#黑人的命关乎紧要)和#icannotbreath(#我无法呼吸)不仅是这两个事件中线上和线下的高频词，也是网络话题的常见项。而当天话题量超过3000的无一例外地集中于#ferguson话题单下，11月25日#fergusondecision(#弗格森判决)话题是引发全美更大范围内抗议运动的缘由，具有同质性。 如果深入对比每天话题榜的变化，可以发现抗议运动在地域空间的扩展。表1是该时段内每天排列前10的话题榜中除弗格森外所涵盖的城市和地区名称，可以看到该事件在11月24日在纽约、奥克兰、丹佛就有回应；25日在华盛顿、波士顿、孟菲斯得到响应；26日拓展到加拿大西雅图；27日之后在伯克利、圣路易斯、纽约等地得到显著响应。其中，有趣的是，弗格森从地缘位置来看位于圣路易斯旁边，然而，在话题榜的排名中，圣路易斯并不显著，也只是在11月30日才进入该事件的话题排行。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互联网社会运动的去地域特征。有趣的是，11月29日出现在话题榜中并没有出现具体的地名，却看到#ftp这个指向“互联网文件传输协议”的话题项，有意将之列入此表的原因是研究者认为ftp代表了互联网空间的一种连接方式，认为这种方式出现在弗格森事件的Twitter话题榜中代表了话题榜对信息跨地域性的强调。
需要说明的是，以#ferguson作为主检索词得到的话题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该事件在11月26日引发伦敦大规模游行后，并未能在排名前10的话题榜中看到伦敦。这是由于Twitter话题设定所具有的相对随意和自主性，使得用户可以自行设定关键词，而伦敦的行动反应在#londonferguson(#伦敦弗格森)中相对集中。 这时，我们或许要问，话题榜上所呈现的这种短时间内一个地方事件所引起的全美范围的，甚至蔓延到加拿大和欧洲的行动反馈，其背后的动因是什么?除了网络动员所具有的便捷性和易扩散性，这种看似地方性的事件为何能够引发不相关参与者的支持?若要详细分析其中的原因，将是一项涉及种族文化、社会变迁和人口结构变化的复杂研究，而研究者在此所关注的是其信息传播的规律与社会运动所发生的变化之间具有何种重要关联。在对网络数据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了“匿名者联盟”(Anonymous)。 2.“匿名者联盟”的Twitter呈现改变弗格森事件中对抗力结构 “匿名者联盟”存活于互联网空间，其成员活跃于政治运动，并以“匿名者”自居，成员之间互不相识，在社会运动中却通过技术协作发挥影响力。该组织参与社会运会，从某种程度上再次说明了在全球化、网络化所带动的结构变革过程中，对既定身份的消解和重构。 在所抓取的数据中对重要话题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发现弗格森事件与“匿名者联盟”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相关关系。在#anonymous区域中进行话题分析发现，在11月24日至12月7日的两周时间里，弗格森事件与其重叠度较高。在排行前10的话题单中，#ferguson、#opferguson、#justiceformikebrown3项都直接指向弗格森。
事实上，在弗格森事态扩大的第一天(11月25日)，“匿名者联盟”的相关Twitter账号下当天最吸引人的消息几乎都与弗格森事件有关。其中，＠TheAnonMessage(＠匿名信使)在11月25日11：57AM就发布信息对24日晚弗格森事件表明态度，该份宣言声明“匿名者联盟”将会使用网络权力对事态发展中种族分裂的力量对抗，并发出相应的威胁。
在Twitter空间，“匿名者联盟”使用多种不同的用户名称参与社会运动及政治事务。弗格森事件中该组织下活跃度前10的匿名者账户及其粉丝数如表4所示：
可以看出，其中大部分的账户都以“Anon-”(匿名)作为字段名称，从名称的其他字段来看，信息、视频、新闻、地区、全球等分工合作特征隐现其中。在弗格森事件的活跃账号里，超过10万量级的占六成。 对抓取数据中“匿名者联盟”相关数据依照转发量绘制URL分布图，可得到图3中所呈现的不均匀分布样态。这说明，“匿名者”账号可能在区隔度较高的领域中活动，并将这些领域部分关联起来。图中最大面积的板块呈现的是美国关于弗格森话题的转发量分布情况。其次，是欧洲和中东，这两个地区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度也较高。亚洲相对较小，中国在图形中几乎显示不出。这一方面与Twitter的使用情况分布有关，另一方面，由于这个统计是以“匿名者”作为核心进行的网络统计，也与“匿名者联盟”在URL指向地区的影响力有关。这一呈现与以往种族运动中话题的分布更多地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种族多元化有关所不同。这种信息分布格局在一定程度上为发生在密苏里一个小镇弗格森的黑人抗争活动迅速扩展到全美其他地区，并在英国、加拿大和乌克兰等地引起连锁反应提供部分答案。
图3 弗格森事件中“匿名者联盟”相关账号信息被转分布情况 注：本图为依据转发量绘制的URL分布图，颜色和面积表示色块的转发量差异，颜色越深转发量越大。 当然，若要更进一步探寻“匿名者联盟”在社会运动中的潜在力量，以及这种力量是如何在社会公众、国家和地区之间发生作用的，还需要对其中的关系网络和文本交叠进行深入的挖掘，这超出了本文所要完成的工作，但可为后续研究提供思路。 (四)语境回归：弗格森事件中的种族矛盾及其未解答的问题 尽管Twitter数据呈现了弗格森事件所引发的大规模社会运动中，ICT精英所扮演的特殊角色；然而，任何一个社会运动，其发生和发展都与社会环境甚至长期的历史积淀问题密切关联。传统社会运动理论中所强调的结构性要素，仍然是社会运动演进到今天的核心要旨，而ICT所触发的一系列新变化，使强调传统政治变革要素的重要性的讨论充满争议。为避免过于强调ICT精英在事件中的影响力，及其所可能引向的技术决定论误区，也必要俯身观察弗格森事件发生的社会环境条件。 弗格森事件被媒体看作是一次种族矛盾引发的社会运动。美国是世界上种族多元特征最为鲜明的国家，同时也是典型依托民主制度运行的国家。(33)前者所带来的种族差异和歧视问题，与后者在理念和体制上强调的自由、民主、平等价值时常发生冲突。尽管19世纪中期以后，黑人的公民权在法律上得到了规定，但种族歧视问题始终是美国社会的一个顽疾。基于种族的分化不仅体现在社会就业方面，居住社区的种族分化也非常严重。 密苏里州位于美国中部，是美国最重要的农业州之一。这个州目前的人口约598.9万，其中白人占到82％，黑人占11％，拉丁裔占3％，亚裔占1％，还有其他一些人种占极小的比例。相比美国其他州来看，密苏里总体为白人社会，受到基督教浸礼派的影响，当地社会文化相对较为保守，即便在密苏里大学，白人和其他族群的分化也显而易见。 弗格森位于密苏里最大城市圣路易斯附近，人口约2.1万。在1970年代，弗格森99％的人口为白人，黑人仅占1％。1980年代，弗格森的白人占85％，1990年代还占73.8％。到了2000年以后，弗格森居民中白人和黑人的比例发生逆转，白人占44.7％，而黑人占52.4％。今天，弗格森的白人仅占29％，而黑人占到67％。随着越来越多的白人迁出弗格森，这个城市逐渐成为以黑人为主要居民结构的地区。 在密苏里州，白人与黑人分化的情况非常普遍，甚至成为一种不成文的规约。1940年代，房地产商的销售合同常规性地划分白人填单和黑人填单，并在销售过程中划分了可购买的区域，也就是说黑人若想在白人区买房子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这种情况持续了很久，直到2010年，美国颁布《住房平等法案》已42年，圣路易斯仍然是全美居住社区种族分化最严重的地区。 尽管弗格森已经成为一个黑人聚居的地方，但该市市长、警察局长和90％以上的警察仍是白人。弗格森的社会治安一直都存在严重的问题，而圣路易斯更是在2014年一跃成为全美犯罪率最高的地区。在弗格森，警察在路上叫停黑人，并对他们例行检查成为常态。在布朗这次事件之前，弗格森已经发生过多起警察与黑人冲突，并导致严重后果的事件。在积怨已久的情况下，迈克-布朗的死更激发了当地黑人的不满情绪，并很快在美国受到种族向题困扰的各种群体中引发共鸣。 弗格森和圣路易斯市的相关资料显示，这次事件的发生是美国种族分化长期未能解决的深层次原因所致，地方人口的变迁和当地的居住政策是其中结构性的影响因素。然而，这些条件却并未能完全解释弗格森事件的特殊性，从相关的档案来看，白人警察打死黑人的事件已有多起，也不乏引发示威游行的案例。而此次的弗格森事件却演变为美国70年来最大规模的社会运动，甚至波及世界其他地区，这一演变与事件中的参与力量密不可分。而我们研究发现的ICT精英作用力，恰能从一个侧面回答这一问题。这种潜在的嵌入性力量，不仅反映出美国社会运动面临的一些问题，同时也折射出当代世界范围内社会运动发展的新情势。 四、研究发现 (一)ICT的发展和普及促使当代社会运动有更多的机会突破民族国家的地缘界限，改变了传统的社会运动样式，同时带来对民主政治的巨大冲击 弗格森事件在11月24日密苏里大陪审团宣判白人警察无罪之后，短短几天内，迅速从一个地方性的公民抗命事件发展到全国范围的社会运动，并在英国、加拿大、乌克兰等地引发较大范围的游行。这与ICT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和发展不无关系。20世纪后，以梯利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社会运动理论强调以“运动”“常备剧目”和WUNC展示(价值、统一、规模和奉献的公开表达)为基本要素的框架。该框架中的要素在民主国家范式中得到设定，民族国家是其重要的基础。这带来了20世纪后期“政治机会结构”被作为社会运动结构性因素代名词的研究取向。根据梯利和塔罗的解释，“政治机会结构”概念强调一个社会运动能够兴起、怎样发展，既不取决于人们的愤恨，也不取决于所能利用的资源的多少，而是取决于政治机会的多寡。这一理论解释在20世纪以来，在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骚乱等的“抗争政治”(34)语汇中被广泛使用。 弗格森事件中，ICT精英作为一股拥有技术资源的重要参与力量，其行为对社会运动中的权力结构形成挑战。然而其作为松散的国际组织的性质，在“任何人都可以宣称代表该组织或属于该组织”的口号下，消解了作为政治机会结构理论基础的民族国家身份，参与者的非相关性也使得在该框架下的解释很难对“政治机会”的诉求做出评价。与此同时，由于其成员多为ICT技术精英的特征，其活动依托网络虚拟空间完成，国家和地缘边界都变得不再重要，社会运动的WUNC框架要素也因此受到挑战。换言之，ICT精英作为一种嵌入性因素对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等概念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关联，甚至带来社会运动形态的改变。 (二)在弗格森事件引发的社会运动中，掌握着互联网信息传播技术的ICT精英群体高度参与，形成运动中与政治权力甚至激进暴力组织相对抗的潜行力量 统计数据显示，自2014年11月24日弗格森事件进一步白热化以来，平均每天有一万条左右的Twitter数据呈现出来。与CNN、BBC、赫芬顿邮报等主要媒体相当，匿名者联盟的推特账号和以“#anon-”为话题词的讨论，在推特上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从讨论和转发的情况来看，该组织的热度甚至超过了很多主流新闻媒体。很多从各地现场发出的即时信息，都会借助“#ferguson”“#anonymous”“#blacklivesmatter”等话题符号传播，从而形成了与实地参与者紧密相连的网络意见领域，通过社交媒体展开的“网络公民抗命”预示着未来社会运动的发展方向，在这一过程中，掌握着破坏性技术的组织将变得更具影响。 弗格森案例中所蕴含的种族冲突，将除政府权力之外仇恨黑人的暴力组织KKK党也带入其中，而“匿名者联盟”在对抗中公开向KKK党发出警告的做法，让弗格森所引发的美国黑人平权运动具有了“反自主暴力”(35)的特征。该特征在2015年该组织宣战ISIS的事件中再次显现。 (三)ICT精英参与社会运动的模式，并不完全符合传统社会运动理论的“国家-社会关系”解释框架。这使得社会运动部分参与主体被“制度化”的过程，由于其“身份”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难以实现，但其作为网络表征符号却给社会运动涂上了“新平民主义”的色彩 学者赵鼎新在其研究中曾经尝试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有的国家，一场开始本来是改良型的社会运动也有可能被激化并导致革命性的结局；而在另一些国家，革命性的运动却有可能被国家逐渐制度化，最后导致改良性的结局。(36)他将这其中的原因归为“国家-社会关系”，认为这一对关系决定了社会运动能否被“制度化”，从而避免大规模的社会革命性结局。在传统的社会运动中，这两种不同的政治化过程，的确可以使政治精英集团能够以国家为核心，借助国家的“渗透性权力”(37)完成对社会的实际管理。 ICT精英与政治集团精英的不同则在于，这些存在于虚拟空间的技术精英，在对社会运动产生影响的时候，并非借助国家所具有的“渗透性权力”，亦不是借助社会环境或网络环境形成的参与赋权，而是通过其所掌握的技术资源，借助一般公众很难具备的技术资源性权力跨过国家和社会所设定的种种界限，直接对现实中的运动格局形成影响。弗格森事件中“匿名者联盟”对圣路易斯市政系统的攻击和对“KKK党”的宣战，都很好地揭示了这一点。 然而，这并不是说由于ICT精英的参与，会让“国家—社会关系”解释框架变得无效。事实证明，尽管弗格森事件中ICT精英扮演了不容忽视的角色，但该事件的本质仍然是美国种族矛盾下的黑人“平权运动”，并且，与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社会运动浪潮中累积的“认同危机”和文化失范的政治环境相关。 弗格森事件中，“匿名者”在Twitter空间中发布的挑战性宣言，及其相关账号的传播力，通过“#anon-”形成了该次运动线上的符号表征；在线下则表现为以福克斯面具在游行示威中的参与回应。这与当下流行于欧洲的“新平民主义”有着某种相似性，暗示着ICT精英参与下当代社会运动内在的深刻变化。 五、不足与讨论 窃以为，本研究的核心价值在于，在案例分析的过程中，发现了受到既有社会运动理论忽略的一个影响要素——ICT精英的潜行力量。其特殊性在于，ICT精英所构成的对抗性力量不同于通常社会抗争中对新媒体给公众赋权所形成的对抗性力量，前者是一种具体资源性力量，而后者是一种环境性力量。在社会运动的几种对抗力量中。ICT精英作为一种具体资源性对抗力，与政府、公众，或如KKK党这样夹杂其中的力量形成互相关联的格局。研究尝试通过在弗格森案例中分析ICT精英的嵌入和影响，对当代主流理论解释当前新型社会运动时表现的某些局限性予以补充。这并不是对既有社会运动理论的否定性批判，而是社会运动由于受到新技术影响而发生样态变化的背景下，从对抗性要素的角度进行的理论推进，同时尝试从中观察当前及未来社会运动发展的新趋势。由于这还是一个较新的现象和问题，当前还很难预测ICT精英对社会运动究竟有多大的推动力。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在一些重大的政治抗争和革命中，ICT精英的力量夹杂其中。但这种力量对运动事件类型的选择性标准是什么，也是下一步需要研究的问题。 在本研究中，弗格森事件被作为一个典型案例，但若要真正回答“ICT精英所触发的变化是否会影响社会运动或变革的本质”这一问题，仅靠一个案例尚不足够，需要通过更多的经验研究加以证成。而我们选择弗格森事件做具体分析的意义在于，可以通过对一个案例的深入探讨，观察其中ICT精英所扮演的角色、参与样式与话语呈现。然而，若要更深入地了解ICT精英在社会运动中所形成潜行力量的轨迹及其与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则需要借助诸如神经网络分析工具等，对其进行更为细致的关联分析。这在本研究中未能够实现，也是后续研究可能的角度。 此外，ICT精英在社会运动中的潜行力量所带来的社会运动形态变化，及其揭示的未来社会运动可能的走向，对中国社会管理和制度建设无疑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比如，中国基于行政区划的网格化管理，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会受到全球化过程中新型社会运动的挑战。本文并未能够对弗格森事件给中国带来的启示进行深入讨论。 如何评价社会运动中这种全新的现象及其所带来的互联网政治结构改变，在ICT嵌入社会运动的过去十余年里，存在很大的争议。一方面是颇为乐观的互联网革命论(38)和推特革命论，强调ICT在社会运动中的影响力和对新政治结构的改造，另一方面是将ICT所承载的价值作工具理性的思考，更强调传统政治变革要素的重要性(39)。类似的分析并不陌生，传统媒体和上一波颜色革命中的非政府组织、北非国家的内部经济与社会问题等仍然在发挥着重要影响力；同时，这些运动发生过程中的ICT精英所扮演的角色，已经打破了互联网作为信息渠道或政治补充的界限，而成为一种潜在的力量嵌入在社会网络之中，随着这种影响在一些社会运动演进过程中重要性的增强，很难再认同新媒体的作用有限。 注释： ①〔美〕冯·劳厄、赵合俊、李兆雄：《西化的世界革命》，《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96年第9期。 ②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二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谢岳：《抗议政治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美〕杰克·戈德斯通：《国家、政党与社会运动》，章延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页。 ③〔美〕查尔斯·梯利：《社会运动，1768～2004》，胡位钧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第116～118页。 ④Jenkins,J.C.and W.Form,"Social Movements and Social Change," in T.Janoski eds.,The Handbook of Political Sociology:State,Civil Societies,and Globaliz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331.Tarrow,Sidney,“State and Opportunities:The Political Structuring of Social Movement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eds.Doug McAdam et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41～61.Melluci,Alberto,Nomads of the Present:Social Movements and Individual Need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89,p.29.Toch,H.,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Social Movements,Indianapolis:Bobbs-Merrill,1965,p.5. ⑤〔美〕查尔斯·梯利：《社会运动，1768～2004》，胡位钧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第5页。 ⑥Mann,Michael,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A.D.176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⑦Szelenyi,Ivan,“The Prospects and Limits of the East European New Call Project,” Politics and Society,vlo.15,1986,pp.103～104.Koruai,Janos,The Socialist System: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 ⑧〔美〕杰克·戈德斯通：《国家、政党与社会运动》，章延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页。 ⑨吴强：《互联网时代的政治涨落：新媒体政治前沿》，《国外理论动态》2015年第1期。 ⑩Cohen,Jean,“Strategy or Identity:New Theoretical Paradigms and Contemporary Social Movements,” Social Research,vol.52,1985,pp.663～716. (11)Bremmer,Ian,The J Curve:The New Way to Understand Why Nations Rise and Fall,Simon & Schuster,2006. (12)Meyer,David,“Protest Cycles and Political Process:American Peace Movements in the Nuclear Age,”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vol.46,no.3,1993. (13)Walker,Jack L.,Mobilizing Interest Groups in America:Patrons,Professions,and Social Movement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1. (14)Hafez,B.Nabil,“New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Egyptian Spring:A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the April 6 Movement and the Revolutionary Socialists,” Perspectives on Global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y,vol.12,2013,pp.98～113. (15)Tewksbury,Doug,“Online-Offline Knowledge Sharing in the Occupy Movement:Howtooccupy.org and Discursive Communities of Practice”,American Communication Journal,SPECIAL ISSUE(vol.15,no.1),2013,pp.11～23. (16)Leila DeVriese,“Paradox of Globalization:New Arab Publics? New Social Contract?”Perspectives on Global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y,vol.12,2013,pp.114～134. (17)Abbott,Jason P.,“Cacophony or Empowerment? Analyzing the Impact of New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New Social Media in Southeast Asia,” Journal of Curr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vol.4,2011,pp.3～31. (18)Olga Onuch,“Euro Maidan Protests in Ukraine Social Media Versus Social Networks,”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vol.62,2015,pp.217～235. (19)Thigo,Philip,“People,technology and spaces:Towards,a new generation of social movement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frican Studies,vol.31,no.2,2013,pp.225～264. (20)参见：〔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原始的叛乱：十九至二十世纪社会运动的古朴形式》，杨德睿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3页。 (21)〔美〕查尔斯·梯利：《社会运动，1768～2004》，胡位钧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第9页。 (22)Zald,Mayer N.and Roberts Ash,“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Growth,Decay and Change,” Social Forces,vol.44,1966,p.328. (23)Toch,Hans,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Social Movements,Indianapolis:Bobbs-Merrill,1965,p.5. (24)Melluci,Alberto,Nomads of the Present:Social Movements and Individual Need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898,p.29. (25)Tarrow,Sidney,Power in Movement:Social Movements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4. (26)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二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5页。 (27)McAdam,Doug,Sidney Tarrow,and Charles Tiily,“To Map Contentious Politics,”Mobilization,vol.1,1996.Meyer,David,“Protest Cycles and Political Process:American Peace Movements in the Nuclear Age,”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vol.46,no.3,1993.杨悦：《美国社会运动的政治过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62页。 (28)Gelder,Sarah Van,This Changes Everything:Occupy Wall Street and the 99％ Movement,Lanree:Read How You Want,2012. (29)城市游击战，指利用现代国家高度发达的通讯和交通，对目标进行打击或消灭并迅速撤离，以达到肉体消灭和心灵震慑的目的，如欧洲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影子军队。我们将在革命或运动中采用的新型网络战术称为“新城市游击战”。 (30)吴小坤：《黑人之死引发美国大规模抗命运动》，凤凰网《大参考》，http：//news.ifeng.com/opinion/bigstory/special/ferguson/，2014年12月5日。 (31)Scott,Vivienne,Ferguson:Anonymous Reveals KKK Members' Identities,Inquisitr,11～16～2014.http://www.inquisitr.com/1612812/ferguson-anonymous-reveals-kkk-memhers-identities/。 (32)吴小坤：《黑人之死引发美国大规模抗命运动》，凤凰网《大参考》，http：//news.ifeng.com/opinion/bigstory/special/ferguson/，2014年12月5日。 (33)参见：〔英〕迈克尔·曼：《民主的阴暗面——解释种族清洗》，严春松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 (34)参见：〔美〕查尔斯·梯利：《抗争政治》，李义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 (35)〔意〕多娜泰拉·德拉波尔塔：《社会运动、政治暴力和国家：对意大利和德国的比较分析》，王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页。 (36)Zhao,Dingxin,“Defensive Regime and Moderniz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no.7,1994,pp.28～46. (37)参见：Mann,Michael,State,Wars and Capitalism:Studies in Political Sociology,Oxford:Basil Blackwell,1988. (38)参见：〔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39)参见：张骥：《欧洲化的双向运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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