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环境及其实施效应研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应论文,宏观经济政策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股市与经济齐飞，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却陷于全球性经济萎缩的困顿局面而举步维艰。作为全球经济“大家庭”一员的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及国内经济体制结构深层次矛盾集中暴露的双重“压力”之下，也正在不遗余力地采取综合性宏观调控对策，以有效启动经济，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一、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1999年上半年，总体而言，由于宏观面进一步加大了旨在扩大国内需求的财政、货币政策实施力度，稳步推进各项改革，中国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稳定增长的较好局面：上半年GDP增长7.6%，夏粮、油籽获得较好收成，工业生产持续增长，增加值约9.4%，企业效益有所改善，国有及其它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5.1%，社会零售消费品总额增长6.4%，财政收入快速增长，金融体系平稳运行……
种种数据，表明了扩大内需的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是正确的，效果是明显的，形势是令人乐观的。然而，也应当看到，今年特别是三、四月份以来，国际国内形势的进一步变化，也导致了经济生活中一些问题、矛盾更加明显地暴露了出来（其中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尤为突出）：
首先，随着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经济增长速度亦逐步趋缓。
上半年，GDP增长7.6%，低于一季度0.9个百分点， 工业增加值增长9.4%，低于一季度0.7个百分点，国有（国有控股）工业，集体工业，三资企业增长速度亦均低于一季度。总体而言，随着固定资产投资增幅的逐月回落，经济增长速度还会步步趋降。与此同时，经济结构调整速度加快，生产结构调整幅度十分明显。上半年工业制成品库存大幅度下降，产销率明显上升，企业利润增加。表明经济增长的质量有所恢复、提高。
理论而言，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乃是整个经济系统中高度关联的要素，彼此相互作用、配合对整个经济的增长至关重要。而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采取兼顾速度和质量的战略，以一定增长速度弥补增长质量的不足，以一定的增长速度促进增长质量的提高则尤为重要。有研究表明，对中国而言，8%—9%的增长速度，是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加快改革进程的最适宜速度，而超过10%及低于7 %将不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进一步提高及改革的推进。特别地，若经济增长速度低于7%， 则各种经济结构中深层次的问题、矛盾，将会更加突出，经济系统中各种不安定因素将十分活跃，进而必然会影响到整个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式与力度，使经济增长质量急剧恶化。可见，迅速地进一步采取有效的经济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已是宏观当局的当务之急。
其次，消费需求不足，物价指数持续走低，失业人口数继续攀升。上半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比上年同期下降3.2%，居民消费价格下降1.8%，下降幅度比第一季度为大。为粮食价格下降所系，上半年，价格总水平比年初下降2.6%，比去年同期下降3.8%，呈总体继续下滑趋势（如表1）
表1 上半年物价（去年同期为100）
全国重庆市农村
商品零售价格96.5 96.4 96.6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97.8 97.8 97.9
与此同时，失业人口却由1998年末的1200万，上升到6月底的1500万人。数字呈攀升趋势。
物价持续走低，失业继续增加，表明社会总需求不足的状况令人担忧。由于企业经济效益持续低下，转机建制效果不明显，造成下岗职工增多，居民总收入增速减缓，居民对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制度改革、教育支出等方面的支出预期空前上升，而收入预期即呈下降态势，因此即期消费倾向明显减弱，且呈继续弱化趋势，加之市场消费热点匮乏（住房、汽车等消费激励可操作性较差），可以预见，在短期内，消费需求低迷的现象难以改变。
由于中国经济增长仍属典型的发展型增长，菲利普斯曲线较缓，倘若社会总需求长期持续不振，社会贫富差距将会进一步加大，失业人口数还将大幅攀升，社会体制、结构性矛盾将会更加尖锐，严重时将会成为整个国家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因而，有效启动总需求，特别是非生产性消费需求也成为了宏观当局的当务之急。
再次，外贸增长不甚乐观，资本外流压力巨大。上半年，进出口总额158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4.4%，增速比一季度（0.3%）有所提高。其中出口830亿美元，下降4.6%，较一季度有所改善（－7.9%）， 进口150亿美元增长16.6%，增速比一季度11.6 %， 提高明显， 且为1996年5月以来之最高。上半年贸易顺差80亿美元（其中二季度37 亿美元）。尽管宏观当局尽了极大努力，外贸形势依然未见明显改观，究其原因：一方面，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依然存在，对出口的滞后影响还在加剧，另一方面，东南亚国家经济开始复苏，而这种复苏是以出口为导向的，由于其汇率已较危机前总体明显降低且稳定，出口竞争力亦会空前提高，我国出口增长在下半年还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与此同时，国内连续7次降息， 在汇率固定的情况下反而加大了资本外流压力。1992—1996年， 每年资本外流规模200 亿美元， 去年达400亿美元。在美国提高利率，国内通胀加剧、投资机会匮乏、 制度不健全、安全性较差的状况之下，抑止资本外流，加大引资力度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可见，采取强力举措，刺激外资增长（特别是出口增长）改进投资环境，防止资本外流，进而拉动经济增长亦成为了宏观当局的当务之急。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宏观经济形势仍然相当严峻，在社会总需求长期不足，企业总体经济效益未见改观，外贸出口持续不振，且固定资产投资高峰已过的状况之下，下半年经济运行可能面临增速下滑的考验，需要宏观当局有所侧重地进一步加大启动经济政策力度。
二、宏观经济政策——侧重点及其效应探讨
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减少社会失业人口，维持社会价格总水平的基本稳定，及国际收支的宏观平衡，是任何宏观经济政策之核心所在。针对中国目前的经济运行周期特点，宏观当局在政策运用上理应着眼长期，有所侧重：
（一）加大力度，实质性地推进扩张性财政政策，有效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理论而言，有必要进一步认识赤字财政的积极意义：
首先，从长期来看，量入为出、相对平衡的财政预算，是有效增加社会积累，保持良好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之必然。然而，所谓预算“相对平衡”，却并不应简单理解为一成不变的“收支相抵”，而应从整个经济周期的长期去认识，繁荣时要求财政盈余，萧条时容许财政赤字，形成长期的补偿性财政政策，方可充分适应经济波动的客观实际。
其次，应以“充分就业预算”观点看待财政赤字，从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分析，推行扩张性赤字财政政策，大力增加政府支出，绝不会引致所谓“挤出效应”；相反，从政策效果分析，笔者以为目前的赤字财政政策，仍然存在“财政拖累”现象，实质上还存在缩减有效需求，遏制就业与产品进一步扩张的效应。宏观当局应当以高超的智慧与胆略，勇于尝试更大力度的赤字财政政策。
实际而言，上半年财政政策效果不佳，——投资拉动作用越来越小的主要原因，还在于政策越位与缺位并存的投入侧重点选择不佳。一方面财政供给范围过大，包揽太多，超出政府职能范围，使政府往往涉足于本该由民营投资经营的竞争性领域；另一方面，应由政府承担的社会公共需要（全社会失业，医疗，养老保险等）却无力足够保障，从而影响了扩张财政政策的效果。
鉴于上述，笔者以为：宏观当局在大力实施赤字财政政策的同时，应当着力优化资金投向的针对性，以有效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拉动经济增长：
首先，应着力加强农村农田基本设施建设，及其交通、电力配套设施建设。大搞农田水利基本设施建设，不仅可直接增加农村人口收入（以劳代资等），最可能地启动农村消费，亦可增加农业生产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保证我国粮食正常供给。加强农村交通电力设施建设可加速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的进程，进而提高农村人均消费水平及资源配置效率，这是启动我国社会总需求的重要一环。
其次，应着力增加政府的转移支付，建立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居民即期消费的信心。根据对北京、上海等城市抽样调查，我国居民消费预期投向依次为：未来的子女教育、养老、住房消费等。因而造成居民即期消费萎缩，储蓄居高不下。笔者以为，宏观当局应大力应用政府转移支付等手段，尽快完善养老、教育、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强化住房消费的可操作性，借鉴日本“振兴券”发放模式，着力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缩小贫富差距，以尽快改善居民的消费预期，有效启动非生产性消费需求。
此外，可借鉴德国等国家发达的累进所得税收体制经验，通过所得税、遗产税等手段，调节个人收入，合理配置资源。
（二）.强化扩张性货币政策，完善传导机制， 推进金融体制改革。
上半年，央行采取了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加强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各层次货币供应量及银行货款出现了适度快速增长的局面：M[,0]增长11.9%、M[,1]增长14.9%，M[,2]增长17.7%、 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增长15.0%（同比）。此外，连续7次降低了利率， 3次下调存款准备率， 下调了央行再贴现率——货币政策力度在不断加大。
然而，从实际效应来看，货币政策绩效却并不明显，除却经济走势“依然故我”之外，消费需求仍持续偏弱（物价继续走低），储蓄存款却大幅增加，达58814.4亿，货币流通速度进一步减慢， 银行存差继续扩大。
究其原因，笔者以为：
首先，货币流通减缓，实际利率偏高。依货币数量论，在其它因素不变时，货币供给增速应与经济增长同步，当其增速明显快于经济增长时，则可知流通速度已严重下降。当货币供给大于货币需求时，利率应合理下调，也只有适度下调，才可进一步刺激总需求的增加，而我国目前由于通货紧缩的存在，名义利率一降再降，降无可降时，实际利率却依然偏高，无法进一步刺激总需求。可见，如何有效降低实际利率乃是当前货币政策一大课题。
其次，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弱化，银行金融服务滞后明显，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不良债权负担过重，真正能转动资金不足30%，抑制了银行货币政策传导职能；另一方面，央行加强了银行金融监管，实行了资产负债管理，造成了银行惜贷、慎贷行为。同时，非国有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未能获得银行足够的金融支持，因而消弱了央行货币政策效果。
再次，消费信贷未能有效展开，汇率固定造成资金外逃，减缓货币流通速度也是货币政策扩张效应减弱的一大要因。
鉴于上述，笔者以为，宏观当局应进一步有针对性地加大货币政策实施力度：
首先，进一步改革、完善利率制度。
7次降息，作用甚微，名义利率已经降无可降， 显示利率政策弊端明显，应考虑进行利率的市场化改革。即：在拆借利率市场化的同时，进一步放开国债市场利率，进而进一步尝试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为稳定计，可先保持存款利率恒定），利率市场化，可促进商业银行进行贷款组合风险管理，进一步推进金融工程化，银行商业化进程，夯实银行信用效果。
其次，应当进一步评价汇率政策的使用效果。
所谓汇率，是本国货币的市场价格标志，也是用以进行国际结算的支付手段表征，反映的应当是本外币之间市场的供求关系。运用汇率政策，可有效地调节境内外的资源配置、资本运行，同时，还可在必要时起到刺激出口限制进口的其它政策难以取代的宏观效果。汇率稳定对于中国在今天全球经济衰退大环境中，稳定资本流入、保持外贸增长至关重要，但汇率稳定，并非汇率只升不降或永远钉住某种货币，宏观当局完全可根据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需要，合理利用汇率工具，拉动国内经济成长。
再次，应当抓住国内金融形势良好的时机，大力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弱化，与商业银行消极防范金融风险的惜贷、慎贷行为及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性密切相关。宏观当局应可借鉴美国等国现代银行运行体制经验，大力加强银行主体多元化，甚至单元银行制的研究及试验，若此，可较快地促使银行成为充满活力的市场竞争主体，进而落实现代银行制度、增强货币政策传导功效。
此外，加强市场竞争，推进银行运行体制的改革，还可促使银行进一步加强对非国有经济及消费信贷的实际支持。促使银行为自身生存竞争的需要，进一步设计出合理的消费信贷组合，进一步加强对非国有经济信贷工作的研究及支持，增强整个金融市场的活力及抗风险能力。
（三）启动股市的宏观经济效应探讨
股市，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其扬抑波动，不仅直接影响国民对宏观经济的信心及预期，还可具有产生“财富效应”，吸引再投资、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及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等多重功效。
1.理论探究 所谓“财富效应”是指资产价格上升使资产持有者财富增长，并导致消费支出增长的现象，这在证券市场中尤为普遍。就其传导过程而言，其一是通过资本利得的增加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影响消费；其二是通过资产价格持续扬升影响居民的收入预期进而影响消费；其三是通过消费需求增加的乘数效应进而进一步影响总需求。
实证而言，近年来美国经济与其股市的互动成长，即是“财富效应”充分发挥的典范之作。即股市连续数年快速上涨，强烈刺激了国内消费，并进一步推动了美国经济增长。据统计，美国投资者通过资产升值而获得的效益可实质形成4%—9%的需求增长，从而进一步刺激总供给扩张。对中国而言，通过股市上涨，产生“财富效应”进而拉动相对疲弱的社会总需求，不失为刺激宏观经济的一剂“良方”：
首先，中国居民恩格尔系数远高于美国，消费中生活必需品支出较大，当财富获得等量增加时，其用于消费支出的比例及可能性亦会高于美国居民。“财富效应”应更加显著。
其次，中国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未来的消费预期，持续的“牛市”状态，配合良好的宏观经济形势必然会增强居民对经济增长的良好预期，从而扩大消费与非生产性投资，进而形成经济与股市良性互动的经济效应。（但同时也应看到，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历来都有低消费高储蓄，以丰补欠的传统，这在某种程度上，却又可能削弱“财富效应”）。
除却“财富效应”之外，中国股市持续上扬还可有助宏观当局适当加快企业上市进程，扩大企业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有助于国有大中型企业通过制度创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突破体制约束瓶颈，为从根本上解决国企整体效益低下的状况提供有利条件；进而有助于改善企业经营绩效与投资效能，通过改善供给有效带动总需求增长。可见与财富效应相比，此一点对股市的存在而言更为重要。
总而言之，笔者以为，通过启动股市，产生“财富效应”，带动国企改革进一步加速，进而增强居民对宏观经济发展的信心，有效带动总需求，应当是值得宏观当局加以进一步尝试的政策措施。
2.股市现状 今年5月19日，长期低迷的股市开始启动， 一路上行，突破了1558点的历史高位，并于6月29日达到1739.21点的历史顶峰。（7月1日后，股指急剧下跌，一直震荡于1500—1600点位之间）。同时，规模也从5月19日的77.84亿元猛增到6月25日的833.38亿元（7月中旬减至190亿元以下）。此外，在这轮行情中，上市家数突破900家，总市值突破2.85万亿元，总股本突破了2787.5亿股，开户人数亦突破了4000万人，可谓波澜壮阔。
从抽样调查技术指标分析，此轮行情已开始影响居民的消费心理预期。
首先，行情启动后，居民的股市投资倾向由8.2%，上升至9.8%，提高1.6个百分点。储蓄倾向由29.8%下降至20.5%，下降9.3个百分点。（但在股市震荡整理后，储蓄倾向又猛增至25.2%）。
其次，居民对股市刺激经济增长信心明显提升。有74%的居民以为股市活跃能刺激消费，85%的人认为壮大股市会有利于国企改革，有95%的人认为大盘会重展升势，有91%的人认为国民经济会因此进一步快速增长。
此外，据重庆等大城市抽样统计数据，普通居民的股市资金量、开户数等也显著上升。以重庆为例，二市新开户中99.9%为居民个人帐户，新增资金中92.4%为居民个人资金，可见股市也已开始产生影响储蓄的效应。
3.政策建议 无论从理论抑或实证角度而言，均证实了启动股市可对宏观经济产生拉动效应，值得我们进一步尝试应用，对此，笔者以为：
（1）通过股市产生“财富效应”进而启动消费， 必须股市持续性繁荣，影响到居民的消费预期方可真正实现。因此，宏观当局有理由维护股市的持续向好，减少股市波动、增强居民的信心。
（2）为维护股市的持续强势， 宏观当局应当根据《证券法》的要求，加强对股市的监管，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坚决杜绝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使广大中小投资者得以尽可能多地分享股市成果，增强消费信心。
（3）在股市持续强劲上涨之时，宏观当局可根据实际情况， 进一步着力实施证券市场的制度创新，加快国企上市节奏，增强国企筹资力度，加快企业转机建制的速度，从而进一步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及效果，从改善供给的角度，进一步启动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
总之，宏观当局有理由积极维护股市的繁荣局面，通过投资者“股市长期持续上涨”预期的形成，带动非生产性消费，进而形成股市与宏观经济良性互动的循环效应。
综上所述种种，就目前而言，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大环境中，仍旧保持了持续、稳定增长的良好局面，实属难得，但同时，由于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中国经济亦面临着增速下滑、需求不振、经济政策效应弱化的严峻课题。为此，笔者以为：宏观当局应进一步强化赤字财政政策，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效启动股市以增强居民消费预期，通过综合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尽快启动总需求，增强民众对宏观经济发展的良好预期，从而拉动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有效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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