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历史进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形态论文,历史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以下简称“中国形态”)的建构是一个由世界性理论向民族性理论、由普遍性理论向具体性实践、由精英化理论向群众性意志转化的过程，同时，它也是中国文学理论家推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发展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民族化、时代化、实践化和大众化。这一建构过程包含着三个基本逻辑环节：一是探索与坚持，即通过译介与传播，去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原理，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武装文艺工作者的头脑，并在理论探讨与文艺实践中以正确的态度加以坚持和运用。二是结合与转化，即把马克思主义文艺原理同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突出强调它对中国文艺的实践性和针对性，并实现理论风格的空间转换和理论应用的时间转换。三是发展与创新，即基于对文艺实践的深度追问，对文艺理论的批判性改造，不断践行文艺实践及其理论探讨的历史性反思，进行理论创新，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本文将以上述“四化”和“三环节”为主要线索，寻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建构的总体发展历史。
一、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发生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
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入中国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这一历史时段是“中国形态”的萌生、发展期。其历史跨度大致为近现代之交到新中国的成立。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早期译介与传播中的选择性吸收
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早期译介和传播同留学生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主要传播途径有日、俄、西欧三条，其传播特点表现在革命性的视阈和对唯物史观的强调。这种以日、俄等译本为中介的传播由于理论来源的间接性，既使得译介与传播中的个人创造性得以发挥，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对理论文本的过度诠释或误读。
五四运动前后的译介与传播较之前期有了明显的进步与提高。早期共产党人如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在译介与传播中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革命性和意识形态功能。一些著名文艺社团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与传播起了推动作用。如“文学研究会”对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传播，“创造社”批评群体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倡导，以及“未名社”和“太阳社”对苏俄文艺理论的译介与传播，都在这一时期起着薪火相传的作用。左翼文艺界则将译介与传播推向了一个新高潮。其突出表现是：译介与传播的重心从阐释性文本向经典性文本转移，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原理引进和革命文学实践相结合的基本译介原则，展现出从混杂走向清晰的总体发展态势。
(二)“文艺大众化”论争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建构
“中国形态”的建构历程同20世纪以来中国文艺界关于文艺重大问题的论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发生于20至4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论争充分体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大众化方面的自觉追求。这种追求既体现在文艺制度的初建方面，也体现在理论探讨之中。比如，在20年代中后期，“创造社”就通过设立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概念与范畴的“新辞源”栏目来进行文艺大众化的启蒙，甚至在译介与传播活动中将“普罗化”制度化；而“太阳社”在其理论探讨中通过形成自己的文学理论链(如蒋光慈的“革命”的文学——“新写实主义文学”—“普罗文学大众化”)和无产阶级文学批评规范(如钱杏邨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方法“二分法”)来达到大众化、普及化的目的。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在文艺大众化讨论中的理论探讨呈现出从多向展开到浮现重大理论问题的发展态势，诸如瞿秋白的文艺大众化“三化”原则的主张(题材的斗争化、体裁的朴素化、作者的工农化)，鲁迅对苏联“同路人”理论的选择性接受，左联在文艺大众化讨论中的身份想象(“大众写”还是“写大众”、“大众化”还是“化大众”)等，最终汇集为对新旧形式关系、大众语和通俗化等核心问题的辩论，为后来的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的理论探讨和文艺实践奠定了基础。延安时期的诗歌大众化问题讨论以及戏剧改革和新文艺推广运动(新秧歌、新歌剧、文艺下乡)中的文艺大众化探讨，相较于左翼的文艺大众化探讨，实现了从理论话语到现实实践、从抽象的“大众”到阶级的“大众”等方面的重心转移。
(三)“民族形式”论争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建构
“民族形式”论争主要围绕三个层面展开，并在“中国形态”建构中取得一定实绩：
1.文艺“民族性”的意识觉醒催生了中国形态建构过程中对文艺民族特性的思考与体认
茅盾、邓中夏、蒋光慈、鲁迅等人将“民族性”范畴引入理论探讨与文艺实践中，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在文艺民族性探讨向左、中、右三翼展开的过程中及其相互论战中，左翼将文艺的民族性问题同革命现实和民族性改造联系起来，一定程度上给这一问题的探讨打上了革命功利性的印记。抗战前夕中国共产党人对文艺“民族性”的体认则为后来的“民族形式”论争确立了一种文化学的思考角度，诸如艾思奇的文化遗产继承理论、何干之的民族传统文化观以及陈伯达对马列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族文化传统之间“应然”关系的论述等，都是这种文化视角的突出体现。文艺民族性问题和文化民族性问题也由此有机关联起来，并为后来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文化构想提供了一个从文艺入手解决文化问题的思路。
2.核心问题的浮现
“民族形式”问题论争最终聚焦于旧文艺的新式化和新文艺的民族化、民族文艺与西洋文艺的关系、新文艺的民族形式与现实主义的关系三个核心层面，深刻表明学界对“民族形式”问题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3.毛泽东“民族形式”理论的成型与拓展
毛泽东1938年提出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不仅具有方法论意义，也为国统区和延安根据地对“民族形式”的进一步论争给出了理论依据。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民族形式”理论的进一步丰富，既实践着他的政治革命与新文化思想的结合，也使“文艺界民族形式运动”得到进一步拓展，如周扬对民族化与文艺发展新方向的阐述，光未然对民族形式表现的剖析，郭沫若对文艺民族新形式与大众关系的论述，以及潘梓年对“大众化”与“民族化”的关系的分析等，都是毛泽东“民族形式”理论在各具体层面的展开与补充。
(四)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
作为“中国形态”建构之典范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毛泽东及其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考察、研究、分析文艺问题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其中有在时代革命和新文化构想的实践中进行文艺批评的时代创新意识，有把“为人民大众”作为其理论出发点的人民大众意识，也有大力提倡具有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的文艺批评的民族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民族化的典范之作。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其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在毛泽东文艺思想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比如：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及其在译介方面的巨大贡献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有着不容忽视的联系；鲁迅对文学与政治、文学与革命、文学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等问题的阐述，对文艺社会作用及文艺真实性、阶级性与人性等的剖析，都达到了那个时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新高度，这在毛泽东的“鲁迅论”中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冯雪峰的革命现实主义的理论建树、“鲁迅论”中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主观力”与“人民力”的创新性以及《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中的理论探索，都足以说明他在“中国形态”的建构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形成中的重要成就。此外，茅盾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对毛泽东的文艺源泉论的补充，张闻天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理论(新文化四要求：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对毛泽东的新文化构想的启发等，都在“中国形态”的建构史上值得书写一笔。在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上备受争议的周扬，其文艺思想的理论品格及其与《讲话》的互动关系也值得学界进行新的开掘。而胡风的实践性文艺观及其创造性转换并不因其后来的个人悲剧而掩盖其与毛泽东文艺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他的“主客观化合论”是对文艺创作规律的深刻揭示，他的“精神奴役创伤论”体现了对异化问题的本土探索，他的“主观战斗精神论”体现了对作家主体意识的关注，他的“到处都有生活说”则是对毛泽东文艺源泉论在实际操作中疏漏的弥补。所有这些，都说明毛泽东文艺思想是一种创造性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发展与变异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是“中国形态”进一步发展以及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发生变异的时期。“十七年”文学批评在当代文学进程中扮演着创新“革命文艺理念”、整合中外文学资源、确立文学新秩序等方面的重要角色，其目标是建构社会主义文学理论新秩序。这一时段受苏联政治与文艺思想的影响，出现过多次思想批判运动，但在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上，其主流仍是积极的、正面的，“中国形态”的建构也仍然处于发展之中。“文化大革命”十年，由于“左”倾理论的盛行，“中国形态”的建构出现了严重的变异，产生了多种理论误区和现实灾难，其中的教训非常深刻。
(一)“十七年”文学批评：科学性、现代性理论改造与“中国形态”的巩固
“十七年”文学批评对中国本土的传统文艺批评以及五四运动以来的各种资产阶级文艺批评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继承和科学化的改造，一定程度上巩固了“中国形态”。这种科学性、现代性改造主要有三条途径：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艺发展以及为摆脱苏联政治与文艺思想的束缚而进行的调整。比如：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对“民族化”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阐述，他提出的“双百”方针不仅符合文艺发展的内在规律，更从民主性的理论高度提升了“中国形态”的理论品格，他带有鲜明方法论特色的“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在文艺问题中的创造性运用，也为“中国形态”的建构指明了民族化的努力方向。周恩来在社会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中，充分考虑到文艺的固有特性和它作用于人与社会的特殊实现方式，对社会主义的文艺价值取向以及文艺的阶级性与人民性、继承性与创造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的关系、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与艺术民主、作家的个人素质建设、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关系等诸多文艺问题作了全面的辩证的阐述，不仅超越了单纯从社会政治的视角来要求文艺和仅从文艺本身看文艺的局限，而且在延续和加快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二是当时主流文艺方针与代表人物在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宣传和实践中进行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原理同中国文艺批评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探索，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深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实践的积极作用。比如，周扬在批判修正主义和清算教条主义两条战线上“作战”时，对文艺艺术性、创作规律作了集中体认和阐发。他对形象化的强调，对艺术特殊性的重视，在克服公式化、概念化方面的努力，都有其积极的作用。何其芳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进行文学史研究，对当时流行的“厚今薄古”观念进行了反驳，他关于艺术典型问题的“典型性并不等于阶级性”的看法，他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理论的标准”的主张以及著名的“共名”说等，都使得一些重要文艺理论问题得到了进一步探索。三是那些被边缘化、处于政治斗争风口浪尖而又执著于真理的文艺理论家们在理论探讨的“破”与“立”中接续着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血脉。就“破”而言，有胡风在其体验现实主义文艺思想中以“主观战斗精神”对流行的“主观公式主义”和“文艺宗派主义”的批判；有秦兆阳在其现实主义理论探索中对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文艺从属于政治”观念合理性的质疑；有黄药眠“生活实践论”对苏联教条主义文论的批驳；也有学界“干预生活”命题对苏俄“无冲突论”的突破。就“立”而言，在文学内部规律探讨中，有巴人的“人情”论、王叔明的“人性”论、钱谷融的“文学是人学”、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以及张光年的“题材多样化”论等。此外，在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初步尝试方面，王朝闻的马克思主义审美经验论对中国鉴赏家和艺术家美学传统的创造性继承、《新艺术创作论》对艺术辩证法的阐扬，以及《美学概论》在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普及方面的探索，在这一时期都是难能可贵的。
(二)政治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变异
“文化大革命”是形势认识和理论追求出现严重错位的产物。“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方向的背离，给文艺界带来了一场浩劫，也使得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建构发生了断裂与变异。文艺界的主流意识形态及其理论的推广与宣传者通过歪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而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如“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不仅没有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实践提供新的理念，反而在极“左”路线和庸俗社会学的主导下，完全歪曲和篡改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强调的现实主义及其真实性原则，将文艺的政治性、功利性推到实用主义的极端。这一时段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探讨陷入了多重误区，出现了文艺性质认识中的所谓“从属论”、“服务论”、“工具论”，创作方法认识中所谓的“三突出”、“两结合”、“题材决定论”，以及文艺与生活关系认识中的所谓“唯一源泉论”、“改造先行论”。
三、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建构实践
新时期开始至今(指“文化大革命”结束至今)是“中国形态”建构的多元综合创新期。其中，“文化大革命”结束到80年代中期是文艺理论界的自我反思和调整期，文艺学的各种论争对于恢复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指导地位、重启“中国形态”建构，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邓小平文艺思想是这一时期“中国形态”建构的创新性、典范性成果。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中国形态”的建构在学界的理论自主性追求中稳步前行。90年代以来，社会文化转型语境下的“中国形态”的建构实践则具有面向当代、面向世界、注重对话、注重理论创新的鲜明时代特征。
(一)新时期以来的文艺学论争与“中国形态”的建构实践
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80年代中期，伴随着文艺学问题的各种论争，“中国形态”的建构在论辩中发展，其间伴随着各种对立因子的碰撞与冲突，如文艺观念的旧与新、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浅与深以及政治气候的阴与晴等，将“文化大革命”结束伊始理论界霜冻初解的历史场景一并敞现了出来。文艺与政治关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经过反复论辩，最终正式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取代“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这次拨乱反正强调了文艺的相对独立性，对党的文艺方针作了重大调整，为“中国形态”的建构打开了思想解放的新局面。
现实主义问题论争及其相伴而生的艺术真实和艺术典型问题的论争，强调了文艺与生活的联系及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区别，突出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区分了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界限，清理了“写真实”与“写本质”的关系，开掘了艺术典型的多种内涵和基本特征，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原貌。其中贡献尤大者是理论家陈涌，他以“真实性”与“倾向性”、“典型”与“阶级性”、“美学”与“历史”等核心范畴构筑其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体系，注重培育理论感、历史感和艺术感“三感”的结合，始终坚持把握经典文论应回到经典作家的原著和回到对象(作品)本身。“两结合”问题论争中，王元化用感性—知性—理性三分法的哲学认识论，取代感性—理性二分法，廓清了学界对马克思“由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经典命题的惯性认知[1]，对文艺界的“抓要害”、“抓本质”、“写本质”、“三突出”等错误文艺观进行了认识结构上的纠偏。不少论争使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原貌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恢复与应用，比如：在“形象思维”问题论争中引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关于“掌握世界”方式的论述，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解释“共同美”的形成，用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取代“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艺批评原则，在“文学的人民性”问题的论争上打破了言“人民性”必取消“党性”原则的理论禁区，从“民主性精华”的理论高度上承认了“人民性”存在的合法性，等等。一些论争则凸显出“中国形态”建构的自觉意识。如：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关系问题的论争直接同社会主义时期经济与文艺建设的现实联系起来；在从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到“文学是人学”命题的重新确立过程中，周扬、黄药眠、王蒙、钱谷融等学者或从理论的自我批判、或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实践理论、或从创作经验的实际、或从人性共同形态与典型的关系等方面，不同程度地深化了对这一命题的本土探索。
(二)邓小平文艺思想的创新性及其对“中国形态”建构的影响
邓小平文艺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艺思想。它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创新性发展。文艺学界在邓小平文艺思想指导下，深入进行“中国形态”的探索，在一些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在文艺与政治及社会生活关系问题上，通过纠正传统机械反映论的偏颇，深入探讨了文学主体性及艺术反映能动性问题。(2)在文艺本质问题上，吸收传统意识形态论、艺术反映论的有益成分，整合现代西方哲学、美学思想，先后提出了情感本体论、自由象征说、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等多种新说，丰富、拓展和深化了对文艺本质的认识。(3)在文艺理论哲学基础问题上，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反映论或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为基础，深入拓展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哲学实践论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艺理论研究中实践品性的回归。(4)通过对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论争，重新确立了“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并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进行了补充和丰富。(5)重新探索了马克思主义倡导的“美学的观点”与“历史的观点”有机统一的理论，初步建立了“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相结合的文艺理论研究格局。
(三)实践论美学的拓展与“中国形态”的建构
20世纪50-60年代关于“美的本质”的美学大讨论，到了80年代演化为实践论美学的独树一帜，促其蓬勃发展者当推李泽厚、朱光潜、蒋孔阳等人。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美学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改造康德的先验主体性，突出了“实践”范畴中潜含的“主体性”内涵，这对于推动美学摆脱静态的认识/反映模式，对于文艺学界突破长期以来所习惯的哲学——文艺社会学阈限，有着深远的意义。李泽厚的“积淀”说，虽然只是对“实践”范畴之于僵硬的心物、主客以及感性与理性对立的超越等问题的理论猜想，但其对康德先验认知模式、荣格原型理论、贝尔“有意味的形式”、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和格式塔心理学的“异质同构”等西方思想资源都进行有效吸纳，并与马克思的“自然的人化”等思想相互参证，不失为一种当时高出国内同侪的本土理论创构。朱光潜之于“中国形态”建构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他呼应李泽厚引用马克思实践观点的做法，将其“美是主客观统一”观点与马克思的实践论融为一体，借以形成新的实践论美学观；更在于他的自我解剖、自我批判精神和对真理永不停息的寻求，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自觉学习与不断发现。相比某个概念范畴或理论形态的建立，这种精神在未来的“中国形态”探索中更弥足珍贵。“美在创造中”是蒋孔阳自选集的书名，是其美学思想新体系的凝练，也是其学术品格与心路历程的集中体现。他的以实践论为哲学基础，创造论为核心的审美关系论，其理论创新是多方面的，诸如“美在创造中”、“美是多层累的突创”、美是“自由的形象”等多个命题的提出，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历史性研究和逻辑性建构相结合的原则，更显示出历史总结和再创造的品格。
(四)理论自主性的追求与“中国形态”的建构
在理论自主性的追求中拓展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深度与广度是这一时期“中国形态”建构特点。主要体现在：(1)对文艺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追求。80年代中期以来，各种西方现当代文艺学方法被纷纷引进本土文艺批评实践，并大致形成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派别。它们对批判庸俗社会学和机械论的思维方式、推动文艺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2)文学的主体性论争。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作为对“文学是人学”这一原有命题的深化努力，因其“主体”的先验给定性而陷入理论盲区，与马克思关于人的主体性发展的三大历史形态的理论也有所偏离，并由此引发了学界关于文学主体论与文学反映论的论争与冲突。它在“中国形态”建构进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它引发了学界对庸俗社会学之弊端的思考和对单纯认识论文艺学的反思与批判。(3)文学“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确立。从其形成过程来看，它们是中国学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原理的同时，整合本土理论创造(如王国维的超功利艺术本质观、鲁迅的“不用之用”文艺本质观、朱光潜的艺术审美本质理论、蔡仪的形象反映说、李泽厚的情感表现说、王朝闻的艺术审美反映说等)，又经钱中文、童庆炳、王元骧等学者通过对文学政治工具论的深入批判和对文学特殊性的深度开掘，并整合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与意识的关系理论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理论而形成的。可以说，它们既是中国当代学者的集体理论结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造性延伸。(4)在“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建设性探讨中初步提出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当代形态构想。陆贵山、朱立元等人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建构和董学文的以文学理论科学性诉求为理论支撑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形态的构想，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收获。
(五)社会文化转型语境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建构实践
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开启和中国社会全面而深刻的转型，文学批评在多元化和多样化的追求中走向“众声喧哗”。“中国形态”的建构呈现出面向当代、注重比较与对话的特征。其建构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学“现代性”论争与“中国形态”的建构实践
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界在文学批评领域逐渐展开“现代性”的论争，由于“现代性”话语内涵的多义指向，使得这一视阈下的文学批评实践陷入了某种困顿，但它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规范的剖析、关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与文学思潮发生之间内在联系的分析，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的深度思考。它在现代性视野中进行的中国文艺思潮史研究，则是借鉴西方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史观的本土拓展。
2.“人文精神”大讨论与“中国形态”的建构
这场针对性明确而其内在含义却甚为模糊的讨论作为“对精神滑坡的集体抗衡”[2]，主要是在精神/物质的论述结构中去质疑交换原则和消费逻辑对精神文化的压迫。钱中文的“新理性精神”论、童庆炳的“文化诗学”、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等，是文艺学界作为对现实人文精神之失落的回应。这其中，“新理性精神”论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指导下构建人文精神的新尝试。“文化诗学”主张在市场化、产业化及全球化语境下通过对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的文化解析，提倡深度的精神文化，提倡人文关怀和诗意追求，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的新回应。
3.“文化转向”与“中国形态”的建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文化研究”进入国内文学批评视野。由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对文化研究具有深远影响，文化研究的一些重要理论框架、阐释模式乃至概念范畴都在以不同方式回归马克思。因此，探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容特点及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探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文学理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当代批评建设的关系、为当代文化批评寻找坚实的理论支持，一直是90年代以来学界关注的热点。其中对于“中国形态”建构具有启发意义的是：(1)一些“文化研究”学者力倡文化研究理论的本土化及中国学派的建立；(2)市场经济条件下伴随着文艺新业态的产生而兴盛的本土“文化产业”论。
4.“理论创新”时代的“中国形态”建构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的指引下，特别是在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与时俱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激励下，文艺理论界掀起理论创新的热潮，“中国形态”的建构真正步入了一个理论活跃期。这些理论探讨呈现出多元化的探索路向：(1)开始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这一命题的科学性和其中的“中国化”的基本含义。对中国化与民族化、大众化、时代化、实践化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展开了深入的探究。(2)开始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进程进行历史分期描述或研究，形成了“三期”说(经典著作译注期、理论体系探讨期和当代形态建构期)和“五期”说(启蒙、奠基、“十七年”、“文化大革命”、新时期)①。(3)开始总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特征(如革命实践性、伦理意识形态性、整合和谐性等)[3]。(4)开始探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理论形态。如提出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哲学与人学的统一为理论基点的主体论、本体论与价值论有机统一的系统整合式批评形态[4]。(5)开始探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基本路径。如提出“中国化”、“民族化”、“科学化”相统一的建构途径和发展道路。(6)开始总结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进程中的重大环节和重要理论成果。(7)考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标准与方法的演变。(8)从艺术人类学视角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中国化问题作了解析、评估和展望。(9)初步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研究中的全球化语境。(10)剖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中存在的问题，对“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或融合西方理论以标榜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等各种“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现象进行了清理和批判[5]。
由上可见，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建构是一个铢积寸累、在曲折中前行的艰难历程，是一个中国数代学人不断寻求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内容和形式、实践形态和理论形态、政治过程和文化过程相统一和完善的动态历史过程，也是一个中国特色逐渐形成同时又伴随着中国文学批评本身“既济”(完成性)和“未济”(未完成性)相纠结的辩证发展过程。认真清理这一历史进程并提炼出切实可靠的历史经验，必将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当代形态的建构提供有益的借鉴。
注释：
①季水河在《回顾与前瞻：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及其未来走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中将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分为经典著作译注期(1949-1979年)、理论体系探讨期(1980-1988年)和当代形态建构期(1989-2003年)三个阶段。朱立元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一书中分为启蒙、奠基、“十七年”、“文化大革命”、新时期五个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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