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时代情报学理论的研究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进展论文,情报论文,学理论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G352
修回日期：2008-11-24
情报学的发展随着时代的变迁几经起伏，进入数字化时代，情报学不但没有像少数人预言的那样趋于消亡，反而日益展现出生机与活力。在当今网络化、虚拟化的信息环境下，情报学学科的融合与创新问题成为了关注的焦点[1]，而学科融合与创新的基础则是理论研究，本文旨在评述近年来情报学理论的研究进展，以求把握情报学理论发展态势，明晰未来的发展方向。
1 情报学的哲学研究
进入数字化时代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关于情报现象和情报学学科的本质等学科深入发展必须解决的根本性问题，只有上升到哲学研究层次，才能找到满意的答案。在这种情形下，美国《图书馆趋势》2004年第3期出版了信息哲学专辑，英国《文献学杂志》也于2005年第1期出版了图书情报学与科学哲学的专辑，各自探讨了不同的哲学思想与情报学的关系及其在情报学中的应用，在国际情报学界兴起了一股哲学研究的热潮。值得指出的是，情报学斯堪的那维亚学派(Scandinavian school，以瑞典哥德堡大学和丹麦皇家图书情报学院为代表)在情报学哲学研究中有很强的学术影响力。总体上看，情报学的哲学研究对如下作为本学科基础的几种哲学思想表现出较多关注：
1.1 实证主义(positivism)
辨明实证主义是情报学主流学术传统的哲学基础是情报学哲学研究的最显著成果之一。Harris、Radford等学者早年间对情报学、图书馆学中实证主义居主导地位的现象有过深刻的评论，认为实证主义对于情报学而言并不合适，不利于今后学科的发展。近年来，对情报学中实证主义思想的批评不断深入。Hj
rland指出，实证主义思想在情报学理论中的典型体现有：标引者间一致性的度量方法是统计对同一篇文献标引的一致数量，基本上不考虑标引者的诠释、主观知识和世界观；用户研究中只分析抽象的用户模型等。把标引视作价值中性的任务、不研究检索中非相关性产生的原因、方法论上个人主义的不可信性都是实证主义给情报学带来的缺陷[2]。Svenonius则认为以实证主义中的逻辑图像论作为基础来实现知识表示太过简单化，知识实际上是动态的，是相互关联的陈述以百科全书的方式缠结在一起，是“万花筒”型的结构，要求有更贴切的哲学理念作为其组织和表示的理论基础[3]。从实证主义为主导到多元的哲学思想互为补充是情报学哲学研究的基本趋势。
1.2 现象学(Phenomenology)
现象学被不少学者认为能够为情报学提供最丰富的理论基础[4]。Budd分析了情报学中具有现象学哲学理念的理论，如信息偶遇(Encountering)和信息觅珍(Serendipity)理论，前者认为为了能偶遇信息，个人必须对所有感知到的事物持有一种开放性态度并允许所呈现的信息受有意向的意识掌控；后者认为觅珍不是被动地碰巧遇上信息，而是一种能动的、有意向的过程[5]。在他早期研究的基础上，Budd在文献[6]中详细阐述了解释现象学(Hermeneutical Phenomenology)的理论观点，认为它能成为图书情报学的认识论基础。Wilson则指出情报学在过去50年间已由实证主义模型为主导转向了以现象学视角为主导，现象学能提供一种整合的哲学框架来引领情报学研究。情报学中的信息行为研究受现象学影响最大，从现象学角度看，除了信息检索与查寻之外，还要关注信息是如何被使用的，因为它体现了实践行动的意义性[7]。Wilson还把Schutz的现象社会学引入信息行为研究，并探讨了它在情报学方法论上的意义[8]。
1.3 信息哲学(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Floridi曾指出，信息哲学与图书情报学(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LIS)之间存在一种天生的关系，图书情报学可以看作是一门应用信息哲学[9]。Cornelius则从图书情报学的角度出发，考察了Floridi的论断，指出信息哲学忽略了图书情报学学科的社会属性，如果该哲学能够把个体信息行为也考虑进来，那么它在LIS中的可应用性会更大[10]。文献[11]从研究对象、研究范畴、研究方法和伦理规范等方面分析了信息哲学与情报学之间的联系，认为信息哲学是现代情报学的理论基础。
1.4 社会认识论(Social Epistemology)
社会认识论是谢拉1952年与伊根共同提出的理论。与传统认识论不同，社会认识论的视角上升到社会这一分析层次，研究的是对社会结构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知识认知行为与模式[12]。哲学界在社会认识论提出的30年后才提出了该学说，从自身学科出发先于哲学几十年、前瞻性地提出了成为后来哲学家核心议题的思想，在图书情报学中可能仅此一例，在其他学科中也是罕见的。在数字化时代下，社会认识论所关注的问题正是对情报学学科本质性追问所要回答的问题。2006年卷的ARIST就刊登了Don Fallis的《社会认识论与情报学》一文，对两者的关系和具体研究内容进行了述评，并认为社会认识论与情报学几乎所有分支相关联，是情报学核心的哲学领域[13]。以社会认识论为理论基础，能够把情报学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知识过程图景之中，以社会知识构建、产生、交流和利用的社会性过程和动力机制与规律作为基本依托，来审视自身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2 情报学基本概念的研究
信息、数据、知识的定义及其关系的研究是近期的热点之一。Oppenheim等人总结了定义概念的两种方法：一是常用方法，即对数据加以情境化、范畴化、量化分析、纠错和浓缩就成为了信息，对信息加以比较、联结、影响评估和对话就转化为知识；二是认知模型方法，认为信息是主观知识与客观知识之间转换的桥梁，具有可交流性和可传递性[14]。Rowley对数据-信息-知识-智慧层级进行了基于文献的分析，指出以意义和结构作为区分数据与信息的变量是必要的，从数据到智慧的概念定义中，上级概念往往是以下级概念为基础，智慧是层级中被忽视的概念[15]。Bates引述了Parker的信息定义：信息是物质和能量加以组织的模式，我们可以把信息看成是世界上存在的一种客观现象[16]。Hjrland对此观点提出异议，他认为Bates的信息概念是客观信息观的表现，而情报学需要的是对信息概念的一种主观性、情境化理解，即信息是产生差异的一种差异，信息应当依据情境、实用和领域来进行分析、描述和表示[17]。Zins指出在情报学中概念定义最有代表性的方法是非形而上学的、以人为中心的、基于认知的陈述性方法，继而以普凡化领域和主观化领域为依据，将数据、信息和知识的定义方法归为5种模式[18]。
在我国，目前对情报学基本概念的研究，是上世纪90年代科技情报改称科技信息和“大”、“小”情报观讨论在新时期的延续，集中体现为情报的“Information”观与“Intelligence”观。文献[1]认为，情报学是Information Science，本质是以公开、合法的手段研究公开的信息或资料，若更名为“Intelligence Science”，易引起名称混乱并有损学科形象。文献[19]归纳出了从科技情报观到信息观再到知识观的演变模式。沈固朝则指出要在情报学中引入Intelligence，Intelligence与Information的本质区别在于智能性，两者区别的关键在于能否利用智能提升决策时的知识水平[20]。文献[21]则认为情报来自于信息，是增值的信息，实际上在可得到的信息与可行动的情报之间存在一个“情报差距”。文献[22]指出Information Science在英文中含义不清，而中文中信息与情报含义却区分很清楚，可以在情报学名称下发展出以Intelligence为主的一门综合性学科。霍忠文曾提出的情报是Infotelligence的观点得到了积极呼应，如前述的文献[21]、[22]在强调情报的Intelligence属性或增值性的同时，进而认为“情报学是研究信息、智能和情报的一门科学”，情报学要整合Information和Intelligence的研究，体现出集成化的特色。文献[23]另辟蹊径地指出，情报不是认知过程链的一个固定环节，它是认知过程从数据到智慧的转换中形成的动态认知要素，对人的认知进化具有催化和促进作用。这与Zins归纳的情报学主流模型——文化模型很相似，该模型认为情报学的独特性就在于关注的是文化领域中人类数据、信息、知识和讯息的中介维度(Mediating aspects)，而非数据、信息、知识等各自现象的本身[24]。
总之，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对情报学基本概念的讨论还会继续下去。共识会越来越多，分歧会逐渐收敛、明晰到某些焦点问题的讨论上，其结果必定会推动情报学理论取得实质性进展。
3 知识研究：情报学新的核心话语
以知识为基本命题的研究当前正以学科“当采领域”的面目出现在情报学的前沿研究中。就情报学的学科本质研究而言，知识已成为核心话语。文献[25]、[26]认为情报学研究的是人、记录的知识和将两者联系起来的技术，所关心的即是通过记录知识的媒介和相关的检索机制促进知识在人的心智间转移。文献[27]认为，情报学是研究知识和知识活动规律的科学，情报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知识科学。文献[28]则提出要重新定义情报学，把学科名称从原有的“Information Science”改为“Knowledge Science”，它是建立人类知识的元知识(meta-knowledge)基础。目前情报学中的知识研究呈现出如下两种取向：
3.1 情报学对知识管理理论的吸纳
自20世纪90年代起，情报学者对兴起于咨询业的知识管理理论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并积极地把该理论引入情报学理论研究中来，试图通过对知识管理理论的解读和改良来解决学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对知识管理的吸纳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研究对象的一致与拓展。知识管理中对隐性知识的研究使情报学的研究对象得以进一步拓宽，显性知识的主观化和对隐性知识的有效开发都成为情报学的研究重点[29]。正如文献[30]所指出的，情报学的知识组织既要包括对显性知识的控制，又应注重对隐性知识的挖掘。
·研究内容的重合与丰富，其中知识组织是典型代表。文献[31]指出知识管理正处在意识到组织的外部知识重要性并设法对其利用的发展阶段，而对公共知识(客观知识)的组织利用正是情报学的优势所在。这也就是说，知识管理理论以往关注的主要是组织内部和个人层次上的知识，现在又把对公共知识的获取和吸收纳入到研究范围之中[32]，情报学可借此机会通过对公共知识管理的介入继而深入到知识管理的中观和微观层次，以实现学科理论涵盖知识现象全流域、各层次的目的。
3.2 情报学“知识传统”的复兴
对社会知识进行最有效的存取和利用一直是情报学孜孜以求的重要目标。布列斯在上世纪20年代就使用过“知识组织”的概念。情报学之父布什在《诚若所思》一文中就指出，我们面对的艰巨任务就是如何使知识储备变得更具有可获取性。我国情报学创立之初也提出了知识组织的概念[33]。尽管“知识传统”在学科中有着深厚的根基，不过由于当时条件所限，这方面研究也不可避免地一度沉寂。互联网兴起后情报学“知识传统”真正迎来了全面复兴。国际学术期刊《国际分类法》于1993年更名为《知识组织》，成为学科“知识传统”全面复兴的重要前奏。文献[34]详细论述了情报学的知识化趋势，通过对情报学与知识组织、知识获取表示和处理、知识库、知识管理和创新等诸多方面的研究，指出知识化必将成为情报学的主要方向。文献[35]则把新世纪基于知识的情报学发展概括为在知识组织、知识服务、知识检索、知识挖掘、知识发现和知识库等领域的深入研究。在文献[36]所列举的28位全球知名情报学家提供的情报学理论体系中，有近10人把与知识有关的理论直接当作关键大类列为体系的一级类目，Tenopir更是将知识的理论研究(如组织、检索、用户等方面)与信息并列，占据了其提出的体系内容的一多半。不难看出，对知识相关理论的重视已成为情报学研究的主流趋势之一。
3.3 “知识传统”与知识管理理论在情报学知识研究中的融合与发展
以上两种趋向殊途同归地指向知识和知识活动，一些学者已开始把这两大研究趋势相结合，尝试通过两者的集成为情报学找到更为完善的理论基础。文献[37]指出知识管理与学科传统领域中的知识组织存在着紧密的关联，知识管理的实现需要强有力的知识组织作为基础支撑。文献[38]把知识基础论、知识交流论、知识集合论的理论观点吸收到知识管理中来，认为知识管理论是知识论的集大成者，并能成为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理论基础[39]。
4 情报学理论体系的研究
情报学理论体系研究曾是上世纪80年代学界讨论的热点议题。近期，文献[40]对国内理论体系研究进行了总结，指出其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一是以基础理论——技术——应用为主线对学科理论体系进行划分；二是从情报流程来研究理论体系，以情报动态过程为着眼点，涉及情报产生、传递、交流、利用等一系列环节。第一种类型是网络环境占主导之前的情报学主导理论体系，进入网络时代后为了体现情报学学科特色，应将第二种类型结合进来。
文献[41]提出了建立网络情报学学科体系的基本框架，分为理论、应用、技术、管理4个层面，体现出了学科结构多元化发展趋势。文献[42]认为情报学包含人、工具和知识三大部分，学科体系结构分为三层：顶层、应用层和基础层。特别是基础层中涉及的学科，在社会科学范畴内的学科种类已经超过了自然科学范畴内的种类，这与欧美情报学界强调情报学的社会学转向[43]不谋而合。文献[44]提炼出了情报学的6个基本原理，分别是离散分布原理、有序性原理、相关性原理、易用性原理、小世界原理、对数透视原理，指出这6个原理是情报学科理论体系的基本原则、思想和规律，只有在对这些基本原理的研究上取得突破，才能构建起严谨而科学的情报学理论体系。Zins在文献[36]中对情报学理论体系进行了德尔菲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文化模型是理论体系的主流模型。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学界20世纪80年代就已熟知的美国情报学家Anthony Debons在该调查中建构的“事件-获取-传递-处理-利用-交流”情报学理论体系，其基本思想与文献[40]提出的从情报流和情报过程出发构建理论体系的思路很一致，是一种有代表性的前沿观点。
5 结语
在英国《情报学杂志》新一期的专辑中，年逾九旬的著名情报学家维克利(B.C.Vickery)受邀撰文。在展望情报学未来时，他不无忧虑地指出，目前对学科未来怀有的不确定感和不安感，其根源在于认为情报学可能在计算机科学这一大的领域中“淹没”(消失)。新任务的关键(笔者认为这即是数字化时代学科独特性的体现)在于，如何把对用户、对知识的理解(understanding)赋于计算机之中[45]。从维克利的表述中可以看出，情报学的未来不仅仅在于信息技术的应用，首要关注的应是对人类、对社会情报现象的理解，其次才是如何与信息技术结合的问题。而理解问题本质上是理论问题。由此，情报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可见一斑。总之，在数字化时代情报学理论研究有着强劲的发展潜力，它也是情报学学科地位得以巩固和提高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