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文化守护——关于当前知识分子角色定位的漫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角色定位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徐南铁：新年刚过，今天邀大家来这里，主要是想一起聊聊关于当前文化的思考，聊聊现阶段知识分子如何承担起文化守护的职责。
尽管前些年谈文化谈得有些“发腻”，但这并不表明文化的话题已经过时，已经失去了时代的意义。事实上，文化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在社会转型期尤显得突出。我想，怎样做一个文化守护者，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化守护，是当下知识分子无法回避的话题。这里提“守护”显然是想与过去的“守望”区别开来，正确界定“守护”的内涵对文化建设来说是件有意义的事。
刘斯奋：我们应当谈谈知识分子责任问题。我写《白门柳》涉及的正是这一命题，在明末清初，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阶层更关注的是民族文化的命运，而不是改朝换代，他们反清复明的深层目的是守护传统文化，保持传统文化在异族入侵中的承传。陈寅恪们面临的也是这样的问题。
守护有不同，一种是盲目的；一种是通过革新以达到守护目的。前一段不少人谈“守望”，谈“边缘”，还有盛行一时的国学热，但其中不少是凑热闹，赶时髦，并没有深入探究。我们谈“守护”理当结合目前的文化现状，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这对明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是有利的。
金岱 我们今天的守护是在西方高位文化之下的守护。中华文化从原来的高位文化到近现代的低位文化，是一个退位。因此，明末清初那群知识分子与今天的知识分子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的，他们那时是处于高位文化，面对少数民族（满族）的低位文化，而我们的现在处在低位文化，面对的是西方高位文化，这一点必须弄清楚。
刘斯奋：高位文化具有强大力量。在中国历史上，由少数民族统治的时间加起来未超过汉族统治的时间，但由于汉文化是高位文化，因此尽管少数民族政治上统治了中国，但文化上却无一不被汉文化的所改造；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侵入，中国文化由高位退到低位。国人的一条辫子，洋人也没有叫你割去，但自己就把它剪了。西装也一样并没人强迫，我们却纷纷穿上了。
刘斯翰：我看不全是这么一个原因，这里也有个变的必然。就如服装，清朝统治几百年之后，一朝改朝换代，服装自然是要变的，但总不能又回复到明朝那样吧？因此，洋人的西服便乘虚而入了。
陈寅恪作为一名传统知识分子，一直视儒家的东西为中华文化的正统，但那时儒家宗法在西方文化的进逼下再也难以维持了，因此他很悲观。他提出知识分子应该是文化的守望者，那时确实是跳出了当时的局限的。但西方文化是随着洋人的坚船利炮打进来的，在被打蒙了之后，当时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当然未免流于简单化。精神文化可以分两块，一块随物质文化推动，一块则可能跨越物质。比如孔子、老子等人的观念之所以对我们今天仍有其意义，就是因为观念文明的东西跨越了物质发展的阶段。因此，如果认为物质文明发展了，旧有的观念就要否定，那是不对的。
李明华：关于知识分子。前几年谈得很多的是人文精神，但我想换个说法谈谈“文人精神”。我所谈的文人精神并不等同过去的士大夫精神。关于这，我是有感而言。有一次访问新加坡某国立大学，在一个会议上，访问团有一个成员问：美国认为新加坡是一个极权政府，你们怎样看这个问题？他的话捅了“马蜂窝”，几乎所有在场的新加坡教授群起而攻之，否认极权政府的说法。我一直想，这些知识分子为什么这么激动，这么竭力维护政府？也许因为新加坡知识分子的待遇很好，他们享受公务员待遇。这种情况有利有弊。有利的是知识分子丰衣足食，可以一心致力于学术研究；不利的则是消磨了他们的批判性。知识分子的巨大作用就是提出批判，以利于建设，丧失了这一点，其价值不免大打折扣，对政府本身并不利。法国则是一个相反的例子，它一直有意不让知识分子的地位太高，不让他们的生活太舒适，这就使得法国的知识分子始终保持一种批判意识。
前几天我到长沙的岳麓书院，强烈感受到它的一个传统：不只是读书，而且非常关心社会。从宋朝以来，朱熹、王阳明、王船山、左宗棠、曾国藩，一直到杨昌济、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等，都有着这么一种精神。元兵推进到湖南时，书院的学子全体出动参加抵御，正是这一种精神的体现。明末清初知识分子群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文人精神”的代表，他们那种强烈的职责精神，应该保留下来。
前不久哈佛大学燕京学院教授杜维明先生到广州社科院座谈，他提到“公众知识分子”一词，认为公众知识分子的范围较知识分子更广，公众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是关心社会。我们谈的文人精神，应该就是这种公众知识分子所具备的精神。
徐南铁：西方社会认为，在政府、在企业都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这与我们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有所不同。我们常常在不自觉中以职业来划分知识分子，似乎知识分子就是学术机构中的坐而论道者。这种划分法无形中助长了不以自己的学识参与社会文化建设的倾向。事实上，我们的不少“学人”研究学问只不过一种饭碗意识使然，与社会有很大疏离感。所谓公众知识分子，我的理解就是积极参与社会现实、关心公众事务的知识分子。从这个意义出发，我觉得我们要讨论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就有必要对知识分子的涵义重新界定。这种新界定是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背景下确立的。
李明华：精神文明的发展与物质文明的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有规律可寻的。精神文明的发展有时脱出了物质发展的束缚，比如德国狂飙突进运动，德国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取得了同时期欧洲哲学上的最大成就，法国的知识分子把法国知识分子行动的热情用于思考了。当然，归根结底，经济的因素是决定性的。因此，我现在关心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刚刚从贫穷中走出来，到底能不能抵制物质的诱惑，抵制浮躁情绪，实现人文关怀。当一个人被物欲所湮没的时候，他便没有了批判意识。
有了批判意识之后，确定批判的对象、使批判有切实的内容又是一个甚为关键的问题。刘斯奋同志几年前就提出“朝阳文化”的口号，但如何以切实的内容来建设朝阳文化，这正是广东文坛面临的重要问题。
蒋述卓：知识分子作为文化守护者，我认为，他应当是既固守，又承传，更要创造，而其中在创造、超越的层面上尤能体现知识分子的价值所在。文化在其累积过程中一代一代传下去，知识分子在这传递过程中起的作用举足轻重，知识分子对文化的承传，使得他们成为民族文化坚不可摧的支柱，而民族文化则在他们的承传创新中成为一个民族的象征。因而，文化的神圣性当在知识分子身上体现出来。
在21世纪知识经济即将到来的时候，首先要明确知识分子应承担的职责，他们至少在民族文化的守护、承传中必须尽责，同时又必须创造。他们一方面大量接收外来的新信息；另一方面又承续民族传统文化。当然，在这个双向融汇、创造新文化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内心是痛苦的。陈寅恪就是如此，但他终于在痛苦中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创造了新的东西。王国维也是一个典型。他在东西文化的夹击中，接受了西方新文化，在传统文化的承传中对它加以改造、创造了新的东西，如对“主观之思”、“客观之思”、“境界”等名词的改造创新。
以我自己的体会而言。我就深深感到在文化承传和创新过程中的痛苦。我较迟接触电脑，在信息倍增的今天，体验过既接受尽量多的新信息，又努力加深了解传统文化遗产的痛苦。
徐南铁：电脑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的划时代事件，它对人类社会包括人自身的改变尚未完全展现，决不可低估。电脑的日益普及深入肯定要对传统文化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就是“道”与“器”之争，而事实正在表明：电脑这个“器”已经在改变传统文化的“道”。
中华文化是一种兼容性很强的文化。我认为，在未来的文化发展中，兼容性越强的文化越有生命力，越有可能发展成为高位文化。
蒋述卓：中华文化的确有很强的兼容性，我想这种兼容性得益于它巨大的改造性。中华文化总是善于把外来的东西改变，使之变成“中国特色”的东西，而这种“改造”是好是坏，则难以一言蔽之。就说麦当劳吧，在西方它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种快餐，但到了中国，快餐变成了“慢餐”，被国人拿来作了品味西方文化的一道仪式。同样，来自西方的自助餐也被改造为有着“中国特色”的自助餐。
这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就面临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既要接受外来的东西，又要真正消化外来的东西，由此创造出能为中国进步所用的东西。否则都改造成“四不象”，那是非常可怕的。
自近代以来，广东成为连接东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驿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又领全国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因此，我觉得广东在建设新人文精神方面更应有一种自觉。在讨论岭南文化的时候，要时时记得大中华文化的传统，也应该从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去探究新的岭南文化的“根”。
金岱：知识分子的文化守护，还是不能脱离文化背景来谈。明末知识分子面临的是处于高位文化中的文化承传问题，而现代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则是处于低位文化的文化承传问题。
由于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因此，面临的问题也不会是完全一样的。当然，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变”与“守”的问题。
我看《白鹿原》是主张不变的，《白门柳》则主张要变，黄宗羲就是主张变的。我们当今的时代是一个多元复杂的时代，十分类似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十九世纪的俄罗斯，虽然文化转换是处在不同层面的。但多元本身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进步。变是要变，关键是如何变的问题。
近几年的传统热、国学热、人文精神热等等往往难免偏颇，凸现出一种退守。
徐南铁：“守望”不应该成为反对现代化的代名词。固守的是某种精神，而不是发展的欲望和前行的脚步。守护、承传与创新应该是一体的。
金岱：因此我同意鲁迅的观点，不能变革者就不能保种，要把变与保种结合，在变中保种。
当然，在如何变这个问题上还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中，中华文化的“变”不是守在自己家里的“变”，而是在大胆地走出去，参与到世界文化的“变”中去。
刘斯奋：什么是要变的，什么是要守的，这是问题的关键，也是最不易弄清楚的。这个问题不弄清，固守也罢，承传也罢，创新也罢，都终成一句空话。
我以为，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参与进去的不应是什么具体的东西，而是属于世界观方法论的东西。如天人合一观，如模糊观等等。今天世界文化的潮流是向精确化、精细化的方向去，如电脑，但下一步的文明主潮也许又是形而上的了。谁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蒋述卓：这正是所谓的物极必反。美国在高科技方面是世界顶尖的，但如果过分依赖技术，其后果很可怕。比如说，一旦美国的电脑系统遭到摧毁，那么其面临的必然是全面瘫痪。由于高新技术的高度发达而忽视基础教育的作用，这正是世界文化普遍存在的问题。因此，美国教育界就认为中国的小学教育是成功的。
技术的高度发展，自动化的普及，使有的知识可以简化、压缩，但这主要是自然科学领域，人文科学如哲学却不能，人的思想成熟过程是简化不了的。
刘斯奋：传统文化需要有一个认真的梳理，明白什么是应该继承的，什么是应该抛弃的。打个比方，中国没有如西方一样精细化的文艺理论，只有诗话、文论等，看起来似乎很空泛，很笼统，就说文章之“气”吧，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但正是这样的诗话文论，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杰出的文人。中国的文论注重的是文章的整体；而西方的文艺理论则如医学解剖，把文学整体一块块分割出来，对学生说，这是头，这是脚，这是四肢，这是内脏……一切都精细化了，对文学并不一定是好事。
蒋述卓：八股为什么会死？就是因为它把作文也分割零碎化了，如何开头、如何点题、如何结尾等等都给套上一个框框，教条化了，结果自然是失去了生命力。
徐南铁：我曾对学生说过，大学中文系给刚进校的学生开文学理论课，对学生文学想像力的发展绝对是一个致命的桎梏。中国传统讲的是“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会吟。”强调的是一种意会，一种积累，一种潜移默化的浸淫。但是我们却渐渐丧失了这种境界，教导写作就强调勤写，说某某作家有了几麻袋退稿而成为作家，说起文艺理论却又过于技术化。
金岱：技术化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什么都技术化了，都可变成程序化的技术操作过程，甚至包括写文章。现在的批评文体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样的问题。
蒋述卓：艺术会保留下来，而不管社会发展到如何的技术化，毕竟艺术是独创性的东西，它与生活是存在距离的。
李明华：我同意金岱刚才提到的观点，变与守二者应强调变，重要的是要创造新东西。
传统文化中有许多不好的东西，只有在变的过程中加以革新。我这次去湖南，特地到韶山去瞻仰了毛泽东故居，在那里我却看到许多令人叹喟不已的现象。毛泽东是个历史伟人，但人们却把他神化了。他的铜像周围香烟不断，而有关神话则口口相传，乐此不疲。与此同时，毛泽东又被人当成生财之道来利用，处处是服务低劣的“毛家饭店”，处处有人强制式地向游客兜售毛主席雕像，大家都在利用一个伟人赚钱。这些现象正是中华文化中的弊病。
再说宗教信仰，我看现在广东有些人就很糊涂，他不管是道是佛，反正见塑像就磕头，见庙宇就烧香，甚至一块石头，一棵树也可以成为顶礼膜拜的对象。
刘斯奋：这大概与中国人的没有一个统一的教有关吧？中国人的精神上没有一个彼岸世界，因此总是无处安顿。无处安顿的结果便是随处安顿。
蒋述卓：传统的东西有些还是要保留的。如天人合一观念，这就是我们的传统。可惜的是我们往往把好的东西丢掉，而人家把我们的东西拿过去却做得很好。天人合一是注重环保的，但我们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又有几个人记得这一传统？我们是后发展国家，完全可以多研究一下先发展的国家所走过的路，取长补短，以少走弯路，但事实证明我们对此并没有清醒认识。
李明华：知耻、谦让、友爱也是中华文化的好传统。但走出国门看一看，礼仪之邦的人给人的印象却往往是不懂礼不会顾及别人。比如在国际航班上，不少中国人总是只管自己安放行李，而不管是否阻住通道。外国人反倒很注重避让。这些事很让人感慨：中华传统的文明到哪去了呢？
刘斯奋：这还是一个梳理的问题、我们应当懂得扬弃。在当今时代，世界文化是融合的趋势。这个融合的过程不会风平浪静，肯定会有冲突，就如两条大河合流，必然激起浪花一样。这种浪花，实际上是一种整合。我认为，在这种融合的大趋势下，过多强调地域文化是没有出路的。
李明华：但几种文化不管怎么交融，其差别只会减小，却不会消失。
徐南铁：如前面说到的，在文化的冲突与交融过程中，谁的包含性更强，谁就占了优势。岭南文化的包含性很强，在中西融汇这一点上占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因而具有生命力，代表着一种走向。
我觉得在文化的发展中，应多着眼于现代性，对于传统的东西，即使不强调，它也往往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作为集体无意识而继承下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我们当从西方学习工具理性，从传统中寻找形而上的东西。
刘斯翰：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对传统与外来的东西进行梳理是必要的，而且在梳理的过程中，还应该确立一个分层面的问题，即对所要梳理的东西文化分开层面来探讨，比如实用层面、理论层面等。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的作用应该突出。我认为知识分子作用的体现不应当局限在书斋里，应该充分发挥报纸期刊物的功能，转换人们不合理的观念。
金岱：知识分子的作用原本就主要是启蒙，是传播观念，后来却把他们硬绑到政治战车上去。而到了今天，许多人又把知识分子与社会现实割裂开来，认为知识分子就是单纯地搞学术。这些偏颇都会影响知识分子的正确定位，影响他们在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
蒋述卓：我觉得梳理的对象还应当包括历史，比如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回顾也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梳理，把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去观照，自有其特别意义。
徐南铁：1997年兴起的“老照片”热正隐含有一种对传统的反观。其实每一次忆旧都是对现实的一次审视和协调，“老照片”现象也可作这样的理解。民众的忆旧总是情感式的，多停于情绪层面，知识分子的忆旧则应当具有梳理意义。
刘斯翰：这种忆旧作为一种梳理，在相当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精神需要。叫老知青们再来一次上山下乡，那肯定是不可能的。因此，每一次梳理都应该是一次扬弃，从回顾中获得精神的积存。这于知识分子来说当然应是一种有意识的文化建设活动。
刘斯奋：文化守护责任主要落在知识分子身上，一方面，我们要重视传统文化的根，却又不能把传统全盘背上，因而我们有必要进行认真的梳理，清理出传统文化的枝叶与根，分清哪些是要继承的，哪些是要抛弃的；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拒绝西方文化，可以这么说，正是外来文化的冲击，才使我们的传统文化重新焕发出强大活力。
因此，我们迫切需要梳理，包括对传统与外来文化的梳理。我们又需要整合，在立足传统的基础上整合创造出适应时代发展的新的文化。
徐南铁：在这个梳理整合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埋头做些实事，拿出些切实有用的东西，不要流于奢谈，要改变知识分子耽于清议的形象。
金岱：知识分子话题在今年确实可拿出来深入谈谈。今年是戊戌变法百年纪念，也是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纪念，这都是与知识分子密切相关的话题。以此为契机，深入谈谈今天知识分子的职责问题，将有一种历史的纵深感。
刘斯奋：当前，人文精神可谓不振。有的人忘却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化守护责任，耽于物欲；有的人则走进精神的象牙塔里，两耳不闻窗外事，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所以，呼唤一种新的文化精神实属必要。我们的第一步，正可以从回顾梳理百年来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开始。我相信，当我们的知识分子有了一种符合历史进程的准确文化定位，我们就能完成文化守护的历史重任。
（张承良记录整理，未经发言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