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教育面临的伦理难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教育论文,伦理论文,难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教育既有异常丰富和精深的教育伦理的文化资源和理论资源，又有非常丰富的实践。然而，真正的教育精神又总是受到短视的利益追求和功能至上的实用理性的挑战。当教育与一定的权力位置联系时，中国历史上为选拔封建官吏而实行的科举制度实际上使教育异化为一种敌视人性的统治工具，它延续了1300年之久；而新中国成立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又与一定的就业机会相联系，这导致了中国历史上极其罕见的应试教育的奇观：每年都有几千万考生拥挤在高考这条“独木桥”上。学生的成绩成了评价一切的标准，它既是学生优秀与否的重要指数，又是教师教学质量和学校教学水平高低的标准。用数字来评定学习成绩，用百分比来测量学校的办学水平，这样一种量化方式只能使得初等教育走向一种片面追求升学的歧路。而高等教育也没有从这种“量化”评价标准中解脱出来。
我们一方面要正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教育伦理取得的成就，它举办了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富有牺牲精神的人才，他们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兢兢业业地工作着；另一方面，也要正视我国教育伦理理念存在的不足，我们的教师和学生在规范、德性、价值导向等方面往往受到了一种左的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束缚。这使得教育标准与社会需要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尤其在我国经济体制正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整个社会民主化进程（特别是基层民主）在加速发展，而对外开放也使中国已经开始了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在一种全球一体化中，文化本身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使中国现代教育真正体现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新面貌，就必须对我们以往所遵循的教育伦理理念进行重新思考。我们认为，当今中国面临的教育伦理难题，主要集中在下述三大类问题上：民主化进程中的教育权威问题；市场社会中的教师地位问题；多元文化中教师的自我实现问题。
一、民主化进程中的教育权威
自五四运动引进“德”“赛”二先生以来，科学和民主就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应该说，建国50年来，我国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我国的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进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态势得到了发展。旧式学校教育“消磨个性”“灭掉灵性”的局面得到了改观。我国教育伦理一直强调教育的人性关怀，尤其是重视拓展教育价值的未来视野、生命潜能和社会底蕴，注重教育推动学生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另外在教育权问题上也体现了一种制度性正义原理，强调教育德性和教育责任在教育实践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然而，回顾新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到，中国教育一直到今天仍然面临着处理教育民主与教育权威的矛盾问题。教育民主化进程是与社会民主化进程紧密相关的，两者都在现代性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展开自身。对一个民族而言，要实现社会和文化的转型和人自身的现代化必须经历日常生活世界的批判重建的过程。这一过程最终使得那种以日常伦理为基础的教育权威面临解体，而与民主化进程相适应的新的教育权威又没能建立起来，这使得教育面临教育权威失落的危机。与这种危机相联的最典型的事件是学校对学生的道德教育丧失了教育权威。
显然，教育生活的民主化是现代社会转型的大势所趋，与这种民主化进程相适应的教育权威要求新的教育权作为其支撑，要求对教育角色重新作出诠释，要求教育责任和教育德性建立在中国现代化这样一个新的背景之中。这意味着，当“教育—伦理”生态在一种急剧变化的社会转型中发生结构重组时，旧有的教育权威便不再具备伦理正当性。特别地说来，在传统权威、家庭宗法势力、地域性教育权力、灌输式教育形式、单纯依靠教师的教育角色获得教育权威的地方，也往往是教育生活缺乏教育民主的地方，它不可能使学生的个性自由、独创力、灵活性和健全人格获得真正的成长。这样一来，在民主化进程中教育权威如何确立自身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就是一个亟待解决的伦理难题。
教育权威失序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封建专制社会向社会主义现代民主法制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必然遇到的现象。中国几千年形成了一个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宗旨，以“大学之道”为纲领，以万世师表孔子为“至圣”，以私塾教育和科举取士为途径，以“四书五经”为真理的教育权威体系。这是一个完全抹杀人的自由个性和创造潜能发展的教育权威体系。教育的功能只是为封建统治的伦理政治服务。这样一种严重排拒教育民主的教育权威体系，在五四运动后受到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彻底批判。
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主体（教师和学生）来说，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教育理想，在今天正在变成现实。教育生活的民主化成为新中国教育体制一个异常鲜明的特征。然而，传统的惯性仍然是非常强大的。随着民主化进程的进一步展开，当前中国教育权威处于一种转型时期的失序状态。概括地说，它包括三个方面：其一，传统式的教育权威失效，儒家思想和儒家式的那种教育模式在当今社会失去了教育权威的作用，它已经不再有效；其二，现实的教育权威失范，尤其是经历了左的错误思想的长期禁锢后，用一种教条主义意识形态灌输的方式树立起来的教育权威与教育民主化的现代社会进程处于一种矛盾冲突的状态，教育权威在一种文化多元化、价值多元化的社会文化处境下面临着“同一性”力量丧失的危机，这是当前中国教育实践中教育权威失范的重要表征；其三，理想的教育权威失落，即是人们原有的那种对教育价值的终极追求，对教育之善的终极关怀的失落，教育沾染了一种短视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弊端，在教育领域和教育生活中“一切向钱看”、“重利轻义”、“只求索取不讲奉献”的做法和思想开始抬头，有些教育共同体甚至用“商品化的教育权威”代替“理想的教育权威”。
传统教育权威的失效、现实教育权威的失范和理想教育权威的失落是中国社会在其民主化进程中教育权威失序的表现。教育权威的失序状况表征着前所未有的教育伦理危机的到来。“教—学”关系、“师—生”关系的良序进行不再诉求于教师教育角色的权威性，教师必须尊重青少年青春期生理和心理的复杂性，尊重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由文化差异、代沟和青少年主体价值所造成的认同难度，以一种更民主的、更开放的、更宽容的精神进行一种旨在对话、交流、沟通和理解的“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活动。由于学校的围墙不再是将学生和社会隔离起来的象征物，学校与社会的界线日益淡化，教育权威不再依靠相对独立的学校教育权力的外在控制，它更多地应当立足于一种内化发展，亦即教育权威不再由一种同一性的教育规范维系，学生中心论是民主办学的基本教育理念，它要求教育权威从学生的受教育活动中产生出来。应该看到，由教育权威的失序而产生的教育伦理危机，是社会民主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它是教育现代化过程的必然产物，是教育进步的表现。失序和危机并不是教育伦理的后退，而是在民主化进程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预兆。因此，正确看待社会转型时期教育权威面临的各种道德难题，如时下人们所说的人生导师的缺席、生活意义的丧失、父辈对下一代教育支配权的终结、年轻人“一代不如一代”、“师道尊严（一种传统的等级人伦）威风扫地”、教育丧失了自己的尊严和严肃性，等等，是教育精神和教育伦理走出转型期教育民主化进程造成的诸多困惑的不可回避的一大课题。
二、市场社会中教师的地位
在我们这个素有尊师重教的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古老国度，“师”有着很高的文化和政治使命，然而教师的独立、自由、权利包括教师的尊严却一再地遭到践踏。在长达1300年的科举时代，许多封建官吏通过“师”的教育由“十年寒窗”而搏取功名，但“师”并没有一个独立的社会经济地位，他只有在依附于达官显贵时才有地位。这种状况造成了旧中国教师主体性和学生主体性的双重迷失。虽然我国传统教育思想中有着许多值得我们进一步发掘的优秀遗产，但科举教育对“师”的尊重则是相当虚伪的。只有在一个不依赖于特权、等级和身份而人人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和受教育权的社会，真正意义上的“尊师重教”才能得以体现。事实上，“尊师”必须以“师”的“自尊”为前提，“重教”也必须以“教育”的“自重”为前提。如果教师的独立人格得不到确认，教师的“自尊”也就无从说起；同样，如果“教育”仍然为少数特权阶级所独享，教育的“自重”也无法兑现。事实上，面向平民教育的教师独立人格和独立地位的获得、教师的教育权和教师的尊严及其自由只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得到了根本的改观。
应该看到，教师是教育的灵魂。教师的面貌，他的基本权利的保障，他的“德”与“得”的统一，对于教育的价值合理性和教育秩序的正当性与正义性而言，有着直接的示范性效果。实践证明，一国之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之兴衰，“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其实是以“科学和教育能够担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历史使命”的理念认同为前提的，而其中“科学”的根本则是教育。只有让最优秀的教师充实教育岗位，让那些适合于教育并擅长于特定教育的人才乐于从教，教育才能够得到发展。然而，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左”的路线的影响，中国人并不重视知识和教育，也不重视教师和知识分子。有许多优秀的教师受到不应有的伤害。到文革中，这种现象发展到了极致，以致许多德才兼备、学识过人的教师被归类为“臭老九”，读书似乎成了一种“罪行”。改革开放后，我们在尊重教育、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尊重教师等方面才有了一定的认识。教师的地位受到应有的重视。然而，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在一种“教育—伦理”生态中贯彻人德规范，真正体现“德—得”相通的教育伦理精神，仍然是值得我们认真探讨、妥为应对的教育伦理难题和伦理课题。该课题涉及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1.在市场社会如何通过素质教育体现教师的价值。在教育改革适应中国改革开放新形势的过程中，我国教育界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各方面的意见一致认为：教育要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弦易辙，放弃那种片面强调应试教育而淡化素质教育的做法，通过教育体制改革切实落实素质教育。这种共识是基于对一些根本性问题的深入思考获得的。例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什么样的人才最受欢迎呢？我们缺少的是什么样的人才？研究者的调研表明，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的是高素质的人才。这给片面以分数评定学生优劣和教师业绩的教育政策敲响了警钟。
事实上，对品德、合作精神、敬业精神、人格魅力等一个职业人的基本道德要求，是市场社会对现代教育的教育伦理提出的普遍性期待和需求。这一点中外并无多大的区别。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结构处于转型和重新调整之中，而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急速膨胀，对高层次的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校的任务不是培养“高分低能”或“高能低德”的人才，而是要培养具有良好的知识结构和创新能力、高度的敬业精神和责任感、良好的心理素质和适应能力、脚踏实地并善于与人合作的高素质的人才。这对教师的教育责任和教育德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教师的“伦”、“理”、“道”、“德”四个方面的教育位置提出了价值重估的时代要求。教师只有改变以往的教育角色，确立自己与市场社会相适应的教育权威，才能在教育竞争中真正获得教育权。因此，在满足市场社会对高素质人才的期待和学生对自身教育目标的自我期待与自我设计的过程中，教师唯有通过他履行教育职责的行动，才能赢得应有的地位。这是素质教育对教师素质的内在要求。
对此，中国教育责无旁贷。李国杰院士在一次青年计算机科学工作论坛上说：“一个人的素质像一座冰山，露出水面的容易被人看到的学历和专业知识只是一小部分，而真正决定一个人能否成功的是责任感、价值观、毅力、协作能力等等。成小事者主要靠业务本领，成大事者主要靠德行和综合素质。那些看到国内落后腐败的阴暗面而不失去振兴中华信心的有志青年是振兴民族产业的脊梁。”（注：转引自贺春兰：《关注人才》，载《人民政协报》1999年1月5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适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多方面的需要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必须落实素质教育，彻底改变应试教育造成的诸种教育伦理困境。这从教育权、教育角色、教育期待、教育责任和教育德性以及与之相关的“教育—伦理”生态的建构方面，凸显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教师地位和作用。
2.教师如何处理好市场与教育的关系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校不是一片远离市场社会的“净土”。市场社会中教师的地位，取决于教育在面向市场保持自身相对的独立、自由和尊严的同时，又能与市场社会这样一个不可阻断的整体背景建立一种相互依存的良好的“教育—伦理”生态。
教师如何处理好市场经济以利益为导向的经济伦理价值与学校教育“以人为目的”的人道伦理价值之间的紧张关系，乃至关重大。1993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展开，有学者罗列了市场社会教师的教育活动面临的各个方面的难题。这些难题的核心是市场与教育的关系问题：教育过程的长期性、教育作用的迟效性与市场调节的短时性、市场作用的速效性的矛盾怎样统一？教育发展应具有的相对稳定性与市场的急剧变化之间的矛盾如何协调？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实行收费教育，怎样坚持教育机会的均等性、教育权利的公平性和教育的民主性原则？如果把教育看成第三产业，把教育活动看成是“有偿服务”，那么教育有偿服务的价格怎样确定？学校能不能以“营利”为目的？普通中小学之外的学校毕业生如果主要通过劳务、人才市场调节，那么，“人才”是不是商品？怎样确定其价格？扩大办学自主权，学校能不能像企业一样进行“承包”？引入市场竞争风险机制，教育竞争如何体现“优胜劣汰”？学校能否“关停并转”？教育改革如何淡化、减少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功利主义、拜金主义倾向的冲击（注：参见程斯辉、胡定荣：《教育面向市场经济的八大问题》，载《教育时报》1993年3月10日。）？
我们看到，教师在中国社会经济秩序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面对这样的一些问题，必然陷入一种尖锐的价值冲突和伦理困惑之中。教师如何摆正自己在市场社会中的位置，正确处理好市场和教育的辩证关系，真正以一种“德—得”相通的教育人德规范适应变化了的社会和经济的需要，是中国新一代教师切身关己的根本问题。
3.市场社会中教师的“伦—理—道—德”。市场社会对教师的“伦—理—道—德”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一，市场社会对教师“伦”的位置的新要求。“伦”在传统社会形态中（包括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形态）是一种以“身份”为核心的客观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伦），在“师—生”关系中它形成了以各自身份地位不同而分属不同等级的“人伦”。因此，传统的教育伦理强调的是教师的天然的教育权威位置，师生关系被归结为一种不平等的伦常等级。而在市场社会，“伦”作为一种客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由身份等级来决定的，而是由人们相互之间自愿缔结的“契约”来决定。这样一来，师生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也是一种平等的人际互动活动。因此，市场社会中教师的地位不是靠教师“本于天伦的人伦”先天地获得的，教师必须放下架子，通过做学生的良师益友来获得学生的尊重。这就是说，市场社会要求建立一种新型的平等和谐的师生人伦秩序。其二，市场社会对教师“理”的位置的新要求。“理”是主体对事物规律性、普遍性东西的把握，它是建立在主体理解基础上的一种可普遍化的内在规律。“教师”的“为师之理”是教师在其教育人伦中所理解的应当遵循的普遍性的“为师之理”。市场社会中的“教师”的为师之“理”不是由“天理”先天决定的，它建立在对教师人性的肯定与提升的基础上，是一种人之理。具体说来，它是对合情合理的教育人伦秩序不断探索的过程。因此，市场社会对教师“理”的位置的要求决定了教师必须解决好情与理、实然与应然、知识与德性等基本矛盾关系。它是教师对教育共同体中普遍法则的理解和认同。其三，市场社会对教师“道”的位置的新要求。“道”是“理”的具体展开，它是伦理的存在论基础。我们通常所说的“道德”之“道”是指“道德规范”的“存在大全”。一个有“道”之人，不仅懂得并遵守相应的道德规范，而且能透过规范看到其背后的信念。教师的“道”是由“为师之理”转换出来的。传统“师道”的位置虽然是“人之道”，但却根源于“天之道”。在市场社会中，教师的“道”是以教师职责为核心确立起来的行为规范和道义信念，它并非源自某种不可动摇的神圣根源，而是随着社会历史背景的改变而变化的，教师的“执教之道”取决于教师个人的行为效果、他的使命感和道德责任感。其四，市场社会对教师“德”的位置的新要求。“德”是体现“道”的具体个人美德。教师的“德”我们通常称之为“师德”。一个有“师德”的教师往往在他的教育活动中表现出与教师角色相称的伦理美德和理智美德。传统社会中“师德”的位置往往定位在教师履行其职责时的奉献，而忽略了教师履行其职责时的应“得”。“德—得”相通的“人德规范”被解释成一种“义得”而排斥了“利得”。市场社会要求人们恢复“利得”的正当性。师德不仅要体现教师美德行为的“义得”，还必须充分体现教师美德行为的“利得”。
三、多元文化中教师的自我实现
教育解决的根本矛盾，是人的现有发展水平与应有发展水平之间的矛盾，而人的“应有”本身的设计则是一个伦理生态的课题。如果我们从社会发展的需要来设计人的“应有”，就要求个人的发展服从和服务于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是一种社会本位的伦理设计；如果我们从个人发展的需要来设计人的“应有”，将个人的自由发展要求放在第一位而社会的发展放在第二位，就是一种个人本位的伦理设计。应该说，要把个体的人提高到社会发展所要求的应有水平上来，须经过各个阶段的教育来实现。社会本位的教育伦理设计是从一个国家的总体发展来考虑问题的，这是它的合理之处；但所造成的后果常常是置个体发展于次要地位，特别容易抹煞个体发展的差异，无视个体发展的正当要求，在教育活动中很难做到“因才施教”。个人本位的教育伦理设计，常常较多地考虑到个人的自由发展、个人的基本权利、个人的个性等等，这是它的积极的方面；它的消极的方面是，由于较少考虑个体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容易走向极端个人主义。应当看到，这两种伦理设计以及“教育—伦理”生态的设计都属于一种文化设计，我们不能脱离相应的历史文化背景对它们进行一种简单化的理解。
现阶段，中国教育正处于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文化转换的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与文化转换是相互联结在一起的、不可分割的。在这个阶段，各种文化资源、文化传统、文化观念都交汇在一起。在中国沿海发达地区，信息化程度很高，人们谈论知识经济时代、网络时代等话题已经有了一种“身临其境”的感性经验；而广大的内地文化发达程度基本上还处于一种前现代水准。另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的进行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西方的生活方式、价值观、思想学说、商品和跨国公司、大众文化消费等涌入国门，产生了广泛的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在全球化进程加速发展的时代，中国本土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的冲突与交汇使得文化呈现出一种愈来愈明显的多元化态势。适合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文化转换的新时代需要的教育伦理设计，必须要受到文化发展的这一基本态势的深远影响。应该说，任何一种类型的教育伦理设计都必定是一种“教育—伦理”生态建构，而“教育—伦理”生态建构总是作为一种文化生态出现并通过形成特定内涵的“人文力”来发挥作用的。因此，中国现代教育的伦理课题和伦理难题还涉及到一种教育人文力理念的筹划。问题的核心乃是：在中国现代性文化转换通过“历史态问题的同时态展现”表现出来的“古今”多元化态势与全球一体化展现出来的“中西”多元化态势下，教师如何实现自身的价值。
教师作为文化的使者，承担着传播人类文化之“薪火”的天职。然而，这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事实上，文化不是一种静态的“存在物”可以通过教师的传递到达学生那里。文化不同于文明，文明是文化的外化形态，是文化创造的成果，其存在是一种静态的；文化则是人的富有创造性的动态的活动，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运动过程，它是一种活生生的构造过程，是人之“人化”过程。当前中国文化转换时期教师的价值实现，主要体现在他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两歧中自觉地将一种文化生命和文化意识贯注到“以人为本”的教育活动中。
1.在传统向现代的文化转换中教师的价值实现。一方面表现在提高学生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引导学生善于吸收我国传统文化中合理的东西，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培养学生对中华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的热爱，使得学生的文化人格得到健全的发展；另一方面表现在教师对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的理解并将这种理解贯彻到“教书育人”活动之中，使传统文化不是一种“死”的历史知识，而是一种“活”的现实品格。这是一种文化教化过程，教师的自我实现就是在这一教化过程中“成人成己”，教师群体人格的这种文化意识、文化觉醒、文化职责和文化使命对于国民心性和国民群体人格的塑造至关重大。
2.教师还必须具备开放的现代文化视野。在文化多元发展的时代，文化的异质化决定了传统文化不再享有权威地位。文化传统的东西只有通过现代性的转化之后才是一种“活的”东西，中国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当今文化生长的“生态”，传统文化的各种因子只有成为这个生态系中的构成性因子存在才是有意义的。因此，教师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相互交织的多元文化态势中，必须强化自身的现代意识、现代素质、现代人格力量、现代美德、现代教养、现代思维、现代情怀，通过使自己成为一个站在时代前列的现代人来塑造新一代教师的形象，来引导学生在尊重传统的同时告别传统、在涵摄传统文化之精华的同时使自己在学习型社会中成为一个具有高素质文化教养的现代人。这样，教师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同时实际上是一种双重价值实现，它是教师的自我实现，同时它又以一种人格魅力和角色权威范导了学生的自我价值实现的方向。
3.教师应当树立自己“文化人”的观念。“文化人”的观念是现代文化教育的重要内容。高素质的人才必须同时是“文化人”。从人的本来意义上来说，人是在文化的创造和学习的过程中成长为人的，也只有在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中才能得到发展，因此人本质上不是自然存在物而是“文化人”。但人是通过教育使自己成长为文化人的，因此教育的人伦原理最终必然落实到教育的人文力上，教育伦理的四个主要的方面（教育人伦原理、教育人生智慧、教育人德规范、教育人文力）决定了教师的职责是“文化人”的职责。在一个文化多元发展的时代，教师“文化人”应当是学生树立文化人成长方向的“表帅”。只有这样，在教师和学生的交互主体性的交往方式中，在各种文化范式的激发和碰撞中，一个人才能真正意识到自己的聪明才智、思想道德、情感信念、能力作为甚至命运并不取决于先天的遗传或者出身，而取决于后天的学习和创造，从而激发自己的进取心和意志。既然，文化本质上就是“人化”，那么在一种“教学相长”的教育活动中，教师拓展生命潜能、发挥生命力量、最大限度实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活动就不是一种纯粹个体本位的个人主义的价值实现。作为个人的“教师文化人”，同时也是作为社会的“教师文化人”，因此教师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取决于教师社会价值的实现。
4.全球化时代教师的职责。我们今天的文化和教育都处于全球化背景之中，教师的自我实现还表现在他（或她）要以一种“面向世界”的文化品格和文化教养创造中国人的群体文化人格，教化未来中国国民的文化心灵。从文化生态的视野看，中华民族的发展在当前文化转换时期面临亟需解决的两大课题：一是如何对待世界文化的问题，尤其是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问题。中国要在更深更广的层次上融入国际社会，那么就要在自己走向世界的同时，容许世界走向中国，就要在一种开放文化心态中理解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共生性、相互依存性。因此，在殖民主义结束之后，世界各民族正以一种独立的形象形成一种多极化世界格局的新全球化时代，新一代中国教师有责任理性地对待并汲取世界上最具有人类普遍性和时代性的文化并与我们自己的优秀文化融合起来，在教学风格、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育角色、教育德性等各个方面学习西方比较成功的经验，同时与本民族的特色结合起来，培养世界一流的学生。二是如何创造新的文化的问题。教师作为担负着培养未来国家公民重任的“文化人”，不能不对我们现有的文化进行反思，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以一种负责任的文化良知维护地球家园生态的完整、稳定和美丽，而新文化的创造在很大程度上确证教师的自我实现。文化多元化时代教师的自我实现，取决于教师拓展学生的文化交往、范导学生的精神生活所需要的那种文化心灵的开放性与广度。
迈入新的世纪，中国科教兴国伟大构想能否实现，关键在于教育是否能够腾飞，而教育的腾飞离不开教师的劳动，离不开一支有着崇高的道德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的教师队伍。在一个多元文化和多元价值时代，在传统和现代的交汇处，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处，在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文化转换的大背景下，教师的自我实现绝非是一个个人本位的人生意义和价值问题，它更多的是一种社会本位的责任、义务、文化和使命问题。我们既要从教师的个人立场来看待转型期教师的权威、地位和自我实现，也要从社会需要的角度来看待转型期教师的权威、地位和自我实现。新时代“教育—伦理”生态要求教师的“伦理”“道德”这两者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