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尼伊斯兰改革主义的双重历史遗产——民族主义与伊斯兰复兴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论文,阿富汗论文,主义论文,民族主义论文,遗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292(2009)05-0083-06
哲马路丁·阿富汗尼(Janal a1-Din a1-Afghani，1838-1897年)是19世纪穆斯林世界最负盛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伊斯兰改革家，泛伊斯兰主义理论的创始人，其“活动与思想对于激发穆斯林东方的革命热情和以全新的态度对待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7。阿富汗尼生存的年代正值伊斯兰世界走向衰落的19世纪中后期，他一生的活动极其广泛，足迹遍布阿富汗、埃及、法国、俄罗斯，终生致力于宣传和推行伊斯兰改革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阿富汗尼的政治思想具有混合性的特征。对此，美国学者埃斯波西托(John L.Esposito)指出：“反对帝国主义、主张阿拉伯统一、泛伊斯兰主义和立宪主义是它留传后世的精神财富的主要部分。”[2]72阿阿富汗尼的伊斯兰改革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近代以来中东地区两大政治思潮——阿拉伯民族主义、伊斯兰复兴主义的共同的思想之源，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复兴主义构成了阿富汗尼伊斯兰改革主义留给后世的双重历史遗产。
一、阿富汗尼的生平概况
关于阿富汗尼的出生地有不同的说法。有的文献认为他出生于阿富汗喀布尔附近的名门之家[3]73；有的文献认为他出生于伊朗西北部哈马丹市附近的艾斯达巴兹[4]78。尽管阿富汗尼本人并非阿拉伯人，关于其究竟是伊朗人还是阿富汗人也有争论，有人“甚至说他绝不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探讨其思想对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影响，因为“许多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都承认自己受过他的理论的熏陶”[5]165。
阿富汗尼自幼学习阿拉伯文和《古兰经》，后求学于德黑兰及伊拉克什叶派圣地纳贾夫等地，学习阿拉伯文的各种知识、语法、修辞，通读历史书籍，了解掌握伊斯兰教法、伊斯兰教义、苏菲思想、逻辑学、政治学、神学，广泛涉足数学、工程学、医学及解剖学等领域。阿富汗尼一生除阿拉伯语外还通晓5种语言：阿富汗语、土耳其语、波斯语、法语和英语。
1858-1865年，阿富汗尼旅居印度，因目睹英国殖民者对印度的侵略暴行，萌生了通过加强伊斯兰民族团结，实现民族复兴的泛伊斯兰主义的初步构想。在印度期间，他还了解到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并且认识到西方的强盛在于科学技术的发达。穆斯林国家要强大、昌盛，出路在于学习科学知识，唯有如此，才能恢复昔日的荣耀。此后，他曾到希贾兹地区朝觐，并到麦加等地游历，在穆斯林虔诚宗教信仰的感召下，泛伊斯兰主义的思想进一步加强。
1866-1868年间，阿富汗尼移居阿富汗，一度任首席大臣，并且创办《喀布尔》报宣传反英思想，同时实践其改革思想。阿富汗尼于1869年取道印度去埃及，随后转赴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适逢奥斯曼帝国推行现代改良主义运动，阿富汗尼因力主改革而受到王室中“现代改良派”的欢迎。但后来被保守势力以“诋毁”伊斯兰教正宗信仰的罪名驱逐出境，于1871年赴埃及。
在埃及的8年(1871-1879年)间，阿富汗尼“直接参加了阿拉伯国家的民族运动，并给这个运动以深远的思想政治影响”[5]166。在埃及期间，他任教于爱资哈尔大学，对于埃及知识界民族意识的觉醒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唤起了一批富有爱国心的有识之士，如穆罕默德·阿布杜(Muhammad Abduh，1849-1905)、赛阿德·扎格鲁勒(Sad Zaghul，1860-1927)等人。他通过创办报纸，反映埃及人民的苦难，讴歌自由平等；他同情和支持阿拉比(1841-1911年)领导的民族起义，并成为埃及“民族党”的领袖。1879年，阿富汗尼遭埃及政府驱逐被迫离开埃及，转赴孟买。在印度期间，阿富汗尼埋头著述，撰写了《驳自然主义者》《哲学的益处》《人类幸福与痛苦的真正根源》《答无神论者》等著名论文。[4]80～81
埃及阿拉比起义爆发后，阿富汗尼前往加尔各答，后经伦敦旅居巴黎，与其学生阿布杜共同创办了《团结报》，宣传泛伊斯兰主义，号召全世界穆斯林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欧洲殖民主义者。在此期间，他还游历了许多国家，到过伊朗的伊斯法罕和德黑兰，两次访问俄罗斯，宣传其改革主张。后因在伊朗召开秘密会议，筹划建立共和宪制政府，被伊朗国王遣送到什叶派圣城库姆，旋又被押到伊土边境地区，过着流放生活。1892年，阿富汗尼到达伦敦，后来应土耳其苏丹阿布杜·哈米德(Abduh Hamid)二世的邀请到伊斯坦布尔访问。由于他倡导的泛伊斯兰主义与苏丹哈米德二世利用泛伊斯兰主义加强自身专制统治的目的截然不同，而与土耳其王室发生矛盾。因受宫廷中保守势力的迫害，阿富汗尼从此失去政治自由和人身自由，1897年逝世于伊斯坦布尔。
二、阿富汗尼的伊斯兰改革主义思想中的民族主义成分及其评价
阿富汗尼最初并不接受民族主义的观念，认为“穆斯林的宗教就是他们的国籍”，“他们不需要民族主义，并且应从自己的心目中把它抹掉。统治权仅属于崇高伟大的安拉”[6]101。后来，他在反对殖民主义和国王专制统治的政治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民族主义的存在及其作用，但仍坚持“宗教信仰的联系高于民族和语言的联系”。后来，阿富汗尼的思想再次发生了飞跃，承认泛伊斯兰主义和民族主义二者都具有制服敌人的威力，“民族主义也是安拉赋予人类的一种天性”，并“热情支持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斗争”[6]101。由此可见，阿富汗尼作为近代穆斯林世界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其思想仍然不可避免地受到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民族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的困扰。毫无疑问，阿富汗尼思想的核心是伊斯兰改革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但其中都包含了救亡图存，挽救伊斯兰社会危机，寻求民族独立，探索伊斯兰社会现代化道路的丰富的民族主义思想。
1.反对专制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的萌芽
阿富汗尼深受西方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深刻批判了伊斯兰社会的封建专制主义，提出了推翻君主专制，实行共和宪政的政治主张。他认为君主专制是导致穆斯林国家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主张采用西方的现代共和宪政制度。他认为：“共和制和宪政制是政府的最好形式，它是开明的政府，它能促进经济生活、商业、科学、教育、人权、合理税收、平衡预算等，是由有知识的专家辅政。”[3]76他指出民主宪政制度与伊斯兰教的“协商原则”(舒拉)并无矛盾，他主张治国的不应该是苏丹和埃米尔，而应该是人民群众推选的代表，提倡人民参与国家管理，并积极支持埃及、伊朗以及奥斯曼帝国的立宪运动。他认为：“世界上的伊斯兰人民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应该为他们提供保护和福祉的国家虚弱不堪，专权腐败，对欧洲摇尾乞怜，为了恢复国家的事务，穆斯林只有自己动手，他们必须强迫或胁迫他们的统治者改善统治。”[1]9阿富汗尼主张宪政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出于抵抗殖民侵略的需要，即“加强民族团结以抵制欧洲殖民侵略的需要，伊斯兰世界人民广泛团结和制定宪法以限制统治者权力的需要”[7]109。此外，在妇女问题、人民主权等问题上，阿富汗尼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欧洲启蒙思想的观点。尤其是他提出尊重妇女权利，主张在穆斯林妇女中发展教育、传播文化知识的观点在伊斯兰世界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8]299
阿富汗尼还积极将反对专制统治的政治思想付诸实践。在埃及期间，他经常参加集会，发表演讲，抨击埃及统治者的昏庸腐败，号召埃及人民行动起来，振奋民族精神，推翻反动的专制统治。他还号召埃及民族主义者建立“祖国党”，保卫祖国的利益、民族的荣誉，建立议会民主制度。他在《东方的圣贤》一文中，号召埃及民族主义者积极支持共和制度。
2.以伊斯兰教为团结纽带反对西方殖民侵略的民族主义思想
阿富汗尼在主张借鉴西方文明拯救伊斯兰世界的同时，提出了坚决反对西方殖民侵略和奴役的民族主义思想，并且把伊斯兰教视为穆斯林各民族政治认同的精神纽带。他认为，穆斯林“必须团结在一起组成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反欧阵线。在这一事业中伊斯兰是最关键的因素，它是穆斯林之间联系的唯一纽带，如果这一纽带得以加强，如果它能够成为穆斯林忠诚的核心，就有可能产生和保持一个强大稳定的国家”[1]9。由此可见，阿富汗尼认为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哲学和一种文化传统，具有能够使穆斯林民族团结起来抵御欧洲殖民主义的力量。在阿富汗尼的思想中，“伊斯兰教变成了唤醒反欧政治行动的反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9]64。他提出，应当迫使伊斯兰国家统治者进行有效的改革，并通过穆斯林民族团结一致，组成强有力的联合阵线共同对抗欧洲，应以埃及和土耳其为核心，建立伊斯兰教国家联盟，对抗欧洲的挑战。“尽管他没有提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信条，但是他特别强调印度、苏丹、北非等国家的穆斯林从外国统治下解放出来并获取自由的重要性，同时他呼吁青年人要用科学思想的光辉赋予伊斯兰教活力，并使其通过创新执掌世界的权力。”[10]102～103
必须应当指出的是，阿富汗尼与土耳其苏丹哈米德的泛伊斯兰主义也有着不同之处，哈米德的泛伊斯兰主义在于维系土耳其的帝国统治，而阿富汗尼的泛伊斯兰主义在于反对殖民主义和复兴伊斯兰教，他的泛伊斯兰主义“从来未曾失去其中心目标，即召唤伊斯兰民众抵抗和反对欧洲”，而“苏丹哈米德则是利用这一强大的思想提高自己作为伊斯兰统一象征的地位”。因此，“阿富汗尼拒绝了苏丹哈米德二世的奥斯曼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而“把泛伊斯兰主义视为穆斯林反对殖民主义的共同意识和团结纽带”。[9]65～66按照著名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家萨提·胡斯里的解释，阿富汗尼非常厌恶苏丹哈米德滥用他的泛伊斯兰主义，并最终与之决裂，也不再坚持所有穆斯林只应该有一个统治者的观点。尽管“他赋予宗教纽带以优先权：伊斯兰教在文化上比民族更富完整性和自足性”，指出在“伊斯兰教产生后的历史表明穆斯林都承认宗教纽带的作用超过了种族和民族纽带的作用”，但是他也开始承认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印度穆斯林的民族属性，“承认了这些民族的存在，尽管在他的不同作品中强调的程度有所不同”。[9]139阿富汗尼的泛伊斯兰主义与那种有着政治野心的泛伊斯兰主义相比较，更侧重于通过伊斯兰教的纽带作用建立反对欧洲殖民主义的联盟，因而也更富有追求民族解放和独立的进步民族主义的色彩。
3.强调保持民族文化和实现民族团结的重要性
尽管阿富汗尼强调通过泛伊斯兰主义来加强伊斯兰世界的团结，甚至也奢望建立统一的伊斯兰反欧阵线乃至统一的伊斯兰国家，但是他已经明确地意识到了保持民族文化和实现民族团结的重要性。阿富汗尼的这一思想是从关于宗教与哲学关系的认识中引申出来的。他曾经指出：“宗教与哲学并无明显的界限，宗教之中有哲学，相反如果哲学被作为王权的工具时，哲学便不成其为明智的科学，而变为一种新的宗教。”[5]172他认为世界上有两种哲学：一种是教导人们满足于有饭吃、有衣穿的哲学，另一种是教导人们不要安于现状的哲学。[1]11他据此认为，一个民族要维持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必须要有“不安于现状的哲学”，而这种哲学深深地植根于本民族文化和历史之中。他认为：“丧失了统一和自己文化的民族是没有自己语言的民族，没有历史的民族是没有自豪感和荣誉感的民族。如果统治当局不唤醒人民对历史的回忆，他们将为历史所淘汰。所以他们必须发展教育，所有这一切都依赖于民族教育[National(watani) education]，这种教育的起点是关于‘祖国’[Homeland(watan)]的教育，其终点仍然是关于‘祖国’的教育。”[1]14由此可见，阿富汗尼的思想中已经具有了“民族”、“祖国”等民族主义思想概念的轮廓。
此外，阿富汗尼还提出了一个与民族主义密切相关的概念“团结”。他首先阐述了“伊斯兰团结”对于阿拉伯民族的重要性。他认为不同的人类群体在生存、安全和财富方面存在着必然的冲突，这些冲突促使不同的集团以王权为纽带形成民族，诸如印度、英格兰、俄罗斯。他指出民族团结是权力产生和存续的必要条件。在阿拉伯民族的历史上，“是伊斯兰教使四分五裂的阿拉伯部落具有了强有力的向心力，并使他们控制并保持一个强大的帝国达八百年之久”。“对于穆斯林而言，神启的宗教缔造了超越不同民族团结的更高的团结”，穆斯林的辉煌得益于此，而伊斯兰国家衰落的根源也正在于“内部的纷争”，“他们在公共利益方面缺乏应有的关怀”，而统治者勾心斗角、贪图安逸、营私舞弊导致臣民遭受外敌的入侵。振兴伊斯兰国家的希望也在于以伊斯兰为纽带的团结，因为“团结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需要，而宗教则是缔造团结最有力的武器”。[1]15穆斯林民族团结的动力就在于伊斯兰教，因为伊斯兰教对于穆斯林民族具有巨大的感召力，是“团结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波斯人、印度人、埃及人和摩洛哥人最强大的精神纽带”[11]35。在这里，尽管阿富汗尼在“民族团结”与“伊斯兰团结”之间还没有严格的区分，但他确实已经比较明确地意识到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也正如研究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专家塞拉维亚·哈伊姆(Sylvia G.Haim)的评价：“在他的思想里，民族团结与伊斯兰团结是相互支持的。”他甚至“试图将民族团结与宗教团结等同起来，并且倾向于认为民族团结比宗教团结更为有效”，指出“民族统一以共同的语言为基础，因而比以共同宗教为基础的统一更为强大和持久。人们可以容易地改变他的宗教，但却不容易改变他的语言”。[1]14～15
阿富汗尼还提出，宗教信仰与民族团结之间并无矛盾。宗教的联系并不排除不同信仰的人们之间的民族联系，像在埃及和印度这些国家中，穆斯林应该和非穆斯林合作，并且在具有同样民族利益的同胞之间，在拥有不同宗教信仰的邻居之间，都应该保持和睦。阿富汗尼强调，每一个民族坚持其民族主义伊斯兰精神并不相悖。他指出，对于人类来说，他的生活范围主要包括三个内容：一是所属的民族圈，二是所皈依的宗教圈，三是个体所从属的群体阶层圈。对于民族来说，它包括五个要素：语言、伦理、风俗、气候和宗教。[4]105，108
阿富汗尼的上述思想确实标志着他对于宗教共同体与民族共同体的关系已经有了相对比较清晰的认识，他的这种认识对于后来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此，有学者评价说：“阿富汗尼的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更为广泛和深刻的影响……他的学生带着老师的学说，在中东历史的洪流中，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奔去，形成两股社会潮流：以扎格卢勒为代表的世俗民族主义和以阿布杜为代表的宗教改革派——人们通常称他们为伊斯兰现代主义。”“世俗民族主义思潮，以扎格卢勒为代表，主要是继承和发扬阿富汗尼关于反殖民主义和反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政治学说，并发展为强大的群众政治运动或群众性武装斗争，以实现民族解放，推翻封建王朝的统治，建立世俗民族主义政权，建设民族经济与文化。”[6]114
三、阿富汗尼伊斯兰改革主义思想中的伊斯兰复兴主义及其评价
1.强调伊斯兰教传统信仰对于伊斯兰复兴的重要性
阿富汗尼的伊斯兰复兴思想建立在其哲学思想基础之上，在《答无神论者》一文中，他重点阐述了两个方面的思想：一是拒绝那些外来理论进入伊斯兰社会并加以传播，二是反复强调伊斯兰是适宜每一时代和每一地方的信仰。他认为，现代伊斯兰社会面临着许多外来新思想的严峻挑战，诸如达尔文的进化论、伏尔泰和罗素的思想等等，这些思想都对伊斯兰世界构成了威胁。[4]88因此，他认为穆斯林国家的积贫积弱就在于作为穆斯林精神支柱和行为规范的伊斯兰教中渗入了“异端邪说”。他指出：“在埃及和波斯，西方唯物主义向穆斯林世界播下了怀疑的种子，它使穆斯林不再履行宗教和道德上的义务从而损害了穆斯林信仰的基础。而正是由于穆斯林丧失了道德上的持久力，他们才变得十分脆弱以至于几个欧洲人一来就能在他们的身旁建立一个稳固的基地，并延续200年之久。”[12]336在阿富汗尼看来，西方的意图是用达尔文的进化论蛊惑穆斯林，动摇他们的宗教信仰，分裂穆斯林的力量，以达到他们殖民主义的目的。
此外，阿富汗尼在《驳自然主义者》一文中对印度的赛义德·阿哈默德汗等人的自然主义哲学以及盲目效仿西方的思想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无神论者或自然神论者是怀有阴谋的人，其目的在于破坏作为人类文明基础的宗教。他一再强调宗教信仰的价值，认为它是民族存在与社会构成的基础。[4]92～94因此，在宗教改革方面，他首先主张坚持“认主独一”的教义，反对任何形式的多神崇拜行为，确立真主的绝对权威；坚持《古兰经》是真主的启示，适用于一切时代，穆斯林都要遵守。
2.提倡理性，强调重启伊斯兰教的“创制”(独立判断)大门
阿富汗尼认为伊斯兰教作为理性主义的信仰体系，能够协调与哲学、科学和理性之间的关系；伊斯兰教传播发展的历程表明，理智的科学曾经在阿拉伯世界繁荣过，它们才是真正的伊斯兰教和阿拉伯科学。他告诫穆斯林不应以坚持信仰为名，拒绝外来的科学知识。另一方面，他又对印度现代改良派代表人物阿赫默德汗的自然主义和盲目崇拜西方的倾向进行了批判。因此，阿富汗尼主张宗教改革应同时代精神相结合，认为伊斯兰各族人民、国家的领袖人物和宗教学者，如能改变因循守旧思想，发扬伊斯兰教的进取精神，精诚团结，通力合作，依靠科学和哲学，就会变得强大无比，最终摆脱外强奴役。
阿富汗尼坚持伊斯兰传统信仰的正统性，但他同时又反对盲目信从传统的宗教权威，坚持打开“创制”(独立判断)的大门，对《古兰经》可以进行新的解释，可以依据《古兰经》和确凿可信的“圣训”进行推理演绎，剔除有悖于宗教教义的异端、迷信及其不合时宜的陈习陋俗，使伊斯兰教与穆斯林社会的发展需要相适应。他主张，运用《古兰经》的信条重新解释他们那个时代的问题是一项义务，也是一项权利。对于其改革伊斯兰教的思想，美国学者埃斯波西托评价说：“他批评乌里玛以及其对伊斯兰教的扭曲解释，倡导复兴和改革。从其明确表达的回应欧洲和关于现代化的标准问题的阐述上，听起来非常像‘伊斯兰式的新教’。”[2]72阿富汗尼认为伊斯兰教如同基督教一样，需要马丁·路德式的人物和改革。[7]122因此，阿富汗尼的宗教改革思想“既包容了伊斯兰复古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表达了现代主义的革新主张”[3]74。
3.以泛伊斯兰主义拯救伊斯兰世界
阿富汗尼思想对伊斯兰复兴运动产生影响的另一方面是他的泛伊斯兰主义思想。他号召各国穆斯林不论是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埃及人、摩洛哥人，不分学派和教派，在伊斯兰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希望各国的穆斯林能联合起来，携手建立一个统一的伊斯兰国家。在很大程度上，阿富汗尼的泛伊斯兰主义思想是其伊斯兰复兴思想和改革思想的延续和发展。“阿富汗尼在坚持宗教改革与复兴的同时，目睹了伊斯兰国家在外强打击下分崩离析的现状，因此不得不首先考虑世界穆斯林各族人民的政治解放，后来转向泛伊斯兰主义。”[4]99他在《人类幸福和痛苦的真正根源》一文中指出，对穆斯林大众来说，保卫祖国和民族的愿望，同保卫宗教的愿望是一致的，这便是民族热情、爱国主义热情和宗教热情，它们给人以积极向上的力量。他在晚年于伊斯坦布尔发表的讲演中指出：“今天伊斯兰教好比一条船，船长是穆罕默德，全体穆斯林是这只圣船的乘客。不幸的是，这只圣船在海上突遇风暴，就要沉没，所以大家都有义务拯救它。”[4]99
由于坚持泛伊斯兰主义，在阿富汗尼早期的思想中是完全反对民族主义的，在后来逐步认识到民族主义的作用后，虽然也承认民族主义的重要性，但仍然反对把民族主义置于宗教之上。他认为：“对于穆斯林，没有任何一种自然团结或爱国主义可以代替伊斯兰教所创立的纽带关系。在一个穆斯林民族中，真正的团结，就得依靠共同的宗教信仰。否则的话，社会就会解体。”[4]104正如一位学者对他的评价：“他已完全超越了狭隘的地区主义、民族主义偏见，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世界主义者，他的信念是‘只有伊斯兰才是我的祖国’。”[13]62阿富汗尼的思想构成了泛伊斯兰主义的理论基础，对于后来泛伊斯兰主义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而泛伊斯兰主义恰恰成为了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四、结语
通过对阿富汗尼伊斯兰改革主义思想的考察可以发现，在伊斯兰教传统深厚的中东阿拉伯社会，任何现代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在形成中都不可能脱离中东阿拉伯社会浓重的宗教文化氛围。阿富汗尼的伊斯兰改革思想是对西方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压力的一种反应，旨在通过宗教改革促进内外交困的伊斯兰社会走上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他的基本思想主张是“坚持和改革伊斯兰教，反对殖民主义、提倡理性、崇尚科学”[10]103，其思想基础在于如下认识：伊斯兰教在穆斯林国家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宗教思想的僵化将导致社会的停滞、落后和衰落，其出路在于恢复伊斯兰教的纯洁性，重新开启“创制”之门，寻求伊斯兰教与现代社会的适应性；强大的西方国家通过殖民侵略对伊斯兰社会造成了深刻压力，只有彻底清除殖民主义，穆斯林民族才能获得解放；西方的强大在于富有时代精神的科学文化、民主制度和理性之中，伊斯兰社会必须协调宗教与科学、理性以及民主的关系，才能摆脱落后停滞。阿富汗尼的伊斯兰改革主义思想表明“在19世纪晚期民族主义已经具备了雏形，并不可避免地与宗教联系在一起；同时阿拉伯人已经产生了社会正义与政治自由的要求，他们同时也为维护其宗教信仰的至高无上而不断奋斗”[10]103。
客观而言，阿富汗尼的伊斯兰改革主义思想无疑植根于伊斯兰的传统之中，但是它并不是要回到伊斯兰早期的社会模式去，而是具有“托古改制”的浓厚色彩，并且在其思想框架内已经涉及了宗教与世俗、传统与现代化等各种关系，为伊斯兰社会接纳现代化进行了有益的思考。伊斯兰改革主义不仅对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产生发挥了思想启蒙的作用，而且其本身就具有许多民族主义思想。正如有的学者所言：“阿拉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地区政治文化，在思想渊源上同伊斯兰改革主义相交融而生，在政治背景上同阿拉伯统一运动应运而发，在经济基础上同民族经济的成长而成长，在文化上随着现代化与传统的矛盾的发展而发展。在这中间，伊斯兰改革主义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思想材料，成为它产生的前提。……近代伊斯兰改革主义就成了阿拉伯民族主义重要的源头和出发点。”[5]176但是，由于伊斯兰改革主义所具有的传统主义与现代主义兼有的二元色彩，其思想中传统主义的一面则成为伊斯兰复兴主义的思想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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