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空间与传媒产制的集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媒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往针对媒体产制的讨论集中于采编等业务流程和媒体内部的变革，涉及的话题如媒体内容生产过程中的权力牵制，新技术对于媒介新闻产品形态的影响，新闻生产主体的变化等，[1]这些研究大多有着“内部导向”的旨趣，关系外部因素对媒体的影响，而对媒体产制的变化对外界环境所产生的影响探视较少，尤其缺乏探讨媒体产制和物理环境的互动关系。在数字时代，不仅媒体内部的日常生产行为，而且外部世界的物理空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二者的关系形塑了传播与地理互动的新阶段和新形态。
产制的集聚及其优势
从较为微观的空间单元看，传媒组织的生产活动处于特定的城市、城区之中，它与竞争对手和相关支持性企业在地理上的对应分布关系构成了传媒业的微观空间结构。在这个层面上，传媒组织的聚集-分散成为日益重要的空间分布现象。
产业集聚(industrial cluster)，有时简称集聚、聚集，通常也称为集群、簇群，用来定义在某一特定领域(通常以一个主导产业为主)中，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机构在空间上集聚，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2]产业集聚和产业链的区别在于，集聚包含地理接近性的含义，产业链则不一定有这个含义。产业链各环节的活动是否地理靠近，要根据产业的特性而定。近几年我国在产业链基础上构建的几个产业联盟的企业并不都有近距离的含义。[3]
在其代表性著作《城市的文化经济》中，Scott指出：当代文化产业在空间上出现明显的群聚现象，Scott称之为集中化(agglomeration)。根据他的看法，产业集中化具有三大好处：第一是降低产业交易的成本；第二是加快资本与信息在产业体系流通的速率；第三是强化商务往来的社会连接关系。[4]
从宏观角度看，传媒集聚化在改造传统的传媒运行模式、推动媒体经济向集约化发展和与企业的商务合作、增强商务合作的综合竞争力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微观经济的角度，传媒集聚化提高了传媒行业的技术含量，加快了传媒行业内部生产、销售、管理等信息、数据的收集、加工和分析过程，提高了合作效率，缩小了为企业经济活动服务的时空距离。因而，传媒集聚化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传媒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传媒业集聚的呈现方式
传媒业聚集的呈现，除了形成高效的媒介产品生产集群之外，其作为信息和知识型行业的特征也得以外化。传媒是典型的知识型组织，[5]日常活动中处理大量的显性和隐形知识，传媒集聚能促进和形成信息、知识的交换中心，也即形成处于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之间的第三空间——灰空间。[6]
物理空间是指传统意义上的地理空间，也叫实空间，比如现实生活中的城镇、居民区、产业带等等。虚拟空间是指存在于物质设施中的信息流与人脑意识结合产生的景观，是数字空间、信息空间，也叫虚空间，比如数字城市、虚拟社区、网络游戏等等。二者之间的互动和影响会产生过度地带，称为灰空间。
在传播科技的影响下，录音笔、数码相机和电脑排版、卫星传版沟通了信息源和传者，媒体进行的采编信息活动越来越多地是在数字空间里完成的，但是这些活动所依赖的物质基础设施却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于特定的空间场所，各种新闻发布会现场、知名的会议中心和酒店、直播车、转播台、出租车、体育竞技场等等，仍是新闻生产中的敏感节点所在。同时，由于受着集聚经济的影响，那些对信息要求较高的活动如会展、金融、咨询、高科技等也会更容易与媒体集聚的区域相伴生，如北京的CBD地区，就是北京的都市媒体、国际传媒驻京机构以及众多知名外企和现代服务业机构丛生的场所。
这样就使得在地理实空间与虚拟空间之中出现了一种新的不同于前两者的空间景观——灰空间，即依附于特定物理地点的高密度的信息和知识活动场景。相对于实空间与虚空间而言，灰空间表现出了较强的兼容性：一方面它是可以辨识的，有明显的地标，有着一定的空间属性，不像虚拟世界和数字空间那么不可触摸；另外一方面，它又具有较强的远程沟通能力和较多的信息处理、知识创新等活动，不像实体空间那样物化和固化。三元空间并存的局面，如下图所示：
图 三元并存的区域空间图示
资料来源：甄峰，《信息时代新空间形态研究》，《地理科学进展》，2004，Vol.23 No.3。
这些以信息处理、创新活动为核心的数字化空间无疑将构成灰空间。从内容上讲，媒体及其关联机构对信息流起到汇聚、分类和再加工的作用，他们的资讯渠道特性和大众传播方式赋予其信息基础设施的功能，可以将区域内每个企业、家庭、办公室、学校、图书馆、智能建筑、宽带网络等联系在一起。在这样的灰空间中，知识产业、知识工人成为普遍现象，从而使得这些新的空间节点可能成为信息时代的空间增长单元。
两个个案：舰队街和呼家楼的新闻业发展
舰队街是新闻史上著名的传媒集中地。从18、19世纪开始，英国各大报社和小报馆纷纷搬进了这条街，到最高峰时共计有100多家全国和地区性报纸在这条不过里许的街道上设立报馆。[7]
舰队街的传媒聚集的模式可以归纳为：第一，靠近重要的信息源，便于新闻采集。第二，营建了便于传媒人交流的公共空间。在舰队街除了报馆的集聚，还有无数的酒吧和咖啡馆的集聚，这是记者们的另一种工作场所。[8]第三，拥有成本优势，便于联合采购、运输、印刷和销售。[9]总之，报业的支撑体系相对集中，聚居可以满足传统模式下生产流程运行和产业发展要求，聚居业可以分享相对便宜、便利的条件。
呼家楼地区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在国贸周围，这片区域又和北京市重点发展的中央商务区(CBD)的核心区域重合，在这里聚集了北京市70％的涉外机构，60％以上的外资机构，50％以上的星级酒店和国际交往活动场所。[10]传媒业有着广泛的支撑性行业和关联产业，它们的发展状况直接影响传媒业的活力，文化传媒业在北京CBD的集群发展情况为：[11]印刷媒体有《人民日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晨报》、《法制晚报》、《环球时报》等；广播电影电视方面有北京广播电视管理局、北京广播影视集团总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以及计划迁入的北京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还有50多家国外新闻机构；115家广告公司；31家网络公司；27家文化艺术公司等。
该地区的传媒业集聚模式可以归为马库森所提出的轮轴式产业集群模式。轮轴式产业集群的重要特征是：集群由一个或多个关键大企业(核心企业)支配，企业的合作一般是以核心企业为中心展开的沿着价值链上下游以及水平方向的多方面的合作，表现为长期的契约和承担义务，形成与核心企业相关联的配套企业集群。电视行业由于内容采集上的集体协作和播出体系的复杂，要求有更多的服务型组织配合。
从经济角度观察，这种集聚对传媒与所在区域都是有益的。对传媒而言，获得了一个群体共栖发展的空间；对所在地域而言，传媒凭借特有影响力可以提升所在区域的地产价值，其影响力创造了新的价值，也即获取了“影响力期货”。[12]
传媒集聚的历史对比分析
呼家楼和舰队街的传媒集聚有不同的历史背景，从这种对比中我们可以发现，新时期的传媒集聚有几个特征：
第一，生产流程发生了变化。最重要的变化是新闻源的构成不再局限于原生态的当事者，当代的媒体生态由于中介型机构尤其是公关公司和社会组织的公关部的诞生，记者体验现场感的机会下降，相应的经由发布会、吹风会得到的消息越来越多，因此传媒集聚的地点距离各种信息发布中心如商业区、酒店宾馆的远近，其战略意义要胜过距离各种社会机构所在地的远近。而且，随着社会生活的多样化，政治新闻在信息结构中的比重下降，舰队街临近政治权利中心的优势置于今日传媒竞争的背景下未必有那么突出，临近财经新闻和文娱新闻的主角——各种大企业及其管理者、主管经济的政府部门、文娱演出明星——的媒体更有生产流程上的优势。
第二，媒体人员的工作方式发生了变化。其一是普遍的快节奏现代生活使得媒体工作者较少有机会把休闲与工作融为一体，人们更多的愿意把喝咖啡聊天看做私领域的活动而不愿加入工作意味，即使有这样的机会也往往出现于会议的茶歇或公司前台的招待，“喝咖啡”日益成为一种工作形式而非记者独有的浪漫情怀。其二是媒体竞争的加剧使得从业者人际关系更为紧张，每个人都成为媒体组织专业化分工中的特定部件。舰队街时代的竞争在于独家新闻的争抢，比赛的是行动能力；而呼家楼时代的竞争在于新闻解读的比拼，比赛的是思考能力。这种由外而内的组织压力难以让竞争媒体的从业者坦诚的交流。相比而言，过去的工作方式更具有伙伴色彩和温馨氛围。[13]
第三，传媒业的经营理念发生了变化。改善赢利结构、注重品牌效应、通过影响力来增值等等成为传媒经营管理的新的价值观，在这些理念的牵引下，传媒组织一方面是对本职业务精耕细作，形成特色；另一方面就是多元化扩张。以期自身的软件和硬件资源能在更大范围内产生“共振”，最终获得超额的收益。因此，传媒聚集的目标不再限于是内部生产的便利和降低成本，而包括了获得由于集聚带来的社会资本和集聚带来的相关产业的价值链。
第四，经济政策的作用明显加强。城市结构和功能的复杂化催生了城市规划的兴起，城市政府的经济政策具有强烈的指向性，其招商引资、城市布局、文化建设等等都是为了提升城市的竞争力和建立美好的城市形象。传媒业的集聚应找准产业发展和城市布局规划的契合之处，充分利用城市经济政策来借用资源。比如北京市朝阳区从2004年起规划了八大创意产业园区，分别以呼家楼传媒、三里屯时尚、朝阳公园演艺、大山子艺术创作、潘家园文化品交易等为主题，形成互有分工和配合的文化产业格局，促成产业融合。这种积极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共栖的政策对于传媒集聚有强大的支持作用。
地域景观与传媒发展
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时间和空间就成为考验一切和积淀一切的最根本的两个物质向度。随着经济力量和文化力量的孕育成熟，时空因为被嵌入丰富的人类生活而不再是没有表情的测量仪，传媒诞生以后更是给空间赋予了多样化的意义和象征。媒介在塑造着地域形象和地域文化，空间也日益成为影响传媒存在的核心力量之一，不管是在远古时代其消减和阻碍着传播效率，还是在未来社会其空间边界和自然地理距离将被新式媒介所模糊。传媒与空间的关系演变说明：作为信息传播的媒介，不管是早期的实物传播介质(羊皮、龟甲和纸草)还是现代的电子传播媒体(电视、手机和互联网)，都已经是文化景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我们提出传媒业发展应重视空间因素。在推动传媒业的空间重构、推动传媒与城市的文化产业、创意经济相融合的同时，我们也应当警觉两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其一是对文化创意产业的“高估”(overlook)，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在新的社会环境下文化的力量藉由传媒迅猛释放，中国和世界过快的接轨，潮流的激荡引发了时尚、民意、大众心理的膨胀乃至超载。我们在看到媒体繁盛的表象时，也应该清醒地知道如果只是单纯地以文化和传媒所产生的符号价值，就可带动一个区域或是城市的全面发展和推动民众健康地优质地生活，并非一件易事。
第二个问题是政策和产业力量的快速迎合对地方性知识的滥用。在芝加哥学派的媒介研究传统看来，新闻的发达有赖于扎根在对街区、行业和社会问题的透彻了解之中。[14]从产业角度看，基于地缘的传媒业的发展显然是利用地方文化资源的特性，将一些知识、创意、资源进行商品化而后获得利益，在这个过程中加上政府策略的配合则发展更快。但是政府常常比较迎合最新的城市发展议题，他们只关注能展示地区形象和吸引投资的产业规划，在对地方文化和传媒的扶植上也是看重那些能快速带来经济收益的部门，而不愿意承担导致地域文化遗产扭曲发展的负面责任。如何让传媒和文化创意产业不仅能够在经济层面成功，而且成为给人们日常生活带来福利的一部分，脱离那种附属在政策或经济的环节中做点缀和噱头的角色，[15]这是一项长远的任务。(本文初稿得到喻国明、王甫、刘燕南、钟新、张辉锋等老师的阅评，并得到“数码传播与社会转型”研讨会的专家评审，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