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中的校长职业与职业校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校长论文,职业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04)01-0175-04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观念上的进步还是制度体制结构实质上的飞跃，都会带来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的深刻革命，从蒸汽机的发明到目前的网络高速公路，使我们生活中的社会变化万千、日新月异，同时给我们的职业生涯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新的定位新的视角下重新诠释学校教育中的校长职业与职业校长是非常必要的。
一、校长职业与职业校长的规定性
经济体制的转轨、制度的变迁必然引发教育体制的变革，校长职能的规定性也将随之发生深刻的变化。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通过教育垄断实现对公共教育的长期管制，不仅在教育政策法规上体现出绝对权威性，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对校长的控制以及由此形成的校长职业的认同一直影响着中国教育的生存发展，校长在中国学校教育舞台上所担当的历史使命举足轻重。校长是政府任命的一种行政职务，他一直是作为政府的委派官员，是一种职业（职务）的存在形式，其运行方式往往通过上级政府主管部门的任命，在被任命为校长以前他可以是政府的任何一级或者任何职业的“官员”，校长通过政府发放的工资获得收入报酬，通过管理完成政府指令中的计划任务，其风险机制是由上级主管部门承担，所以，人们印象中的校长职业是作为一种职业岗位、职务需求而存在，长期以来是实施政府管理的象征，他充当着学校管理者的角色，这种按政府指令以行政手段管理学校，拥有学校职务权力能力，称为“校长职业”。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教育的产业属性得到进一步的认可与加强，教育市场化进程速度也不断加快，迫切要求对教育实行市场行为的管理，特别是学校作为提供教育产品、教育服务、实现消费者的教育消费满足的实体，更加需要有新的突破，校长功能的规定性必将有所扩大并赋予全新的阐释。职业校长是新型的实施学校经营管理的专门人才，他作为一种技术技能或者一种资格——我们统称为职业能力——进入学校的决策层管理层，其形态（当然不是真正意义上）如同现在其他领域的律师、医师、会计师等，在进入本行业前必须拥有这个方面的资格或者资格证书，他才能上岗，才能把自己的管理技术经营能力转变为“资本”以实现自己的价值。学校拥有“校长职业”这一岗位职务却不一定生产或者存储有“职业校长”，学校必须对全社会开放选择“职业校长”，在“校长职业”岗位上去完成学校的经营管理，其运作方式往往通过公开招聘从职业校长队伍中甄别选拔，所以，职业校长是一种受聘于市场的职业，按聘约规定的职岗要求凭借自己的专业技术优势、职业能力履行管理、经营学校的责任，拥有职业能力。这种理念的提出，其实就是要求校长从权力本位向能力本位转变，实现职业技术能力与职务权力能力的合理嫁接，通过体制过渡，逐步转向校长职业化的新的教育管理体制。因此，在学校教育发展过程中引入“职业校长”的概念，是对传统的“校长职业”认识的升华，必将有助于提高学校教育竞争力。
二、职业校长存在的必然性及其现实意义
既然我们确定校长职业是一个职业岗位职务，职业校长是一种职业能力，那么职业校长就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也有他发展的内在轨迹，应该说它是社会转型、制度变迁过程中学校教育理性选择的产物。
（一）制度变革激活新的理念形成。我国改革开放，对传统旧观念旧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形成了全新的理念。作为学术组织者、管理者、经营者一身的学校校长，也必须改变重管理、轻经营，重权力、轻能力，重传统、轻创新的思维定势，从传统办学观念中解放出来，增强创新意识和经营意识，努力提高自身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管理能力、经营能力、科研能力。现实生活中的传统校长群体，无论在任用体制上、管理思想上，还是职业能力上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欠缺，尤其欠缺运营教育资源的能力，这是职务校长的通病。知识经济、教育全球化趋势催生“校长职业”向“职业校长”的有效转换，这种转换的现实性和迫切性是制度变迁、体制结构变化的必然。随着我国教育创新尤其是教育制度创新的推动，在教育思想教育观念上必将产生新一轮变革冲击，无论是对教育的公益性还是产业性、教育产品的公共性质准公共性质、教育服务、教育贸易、教育消费、教育经营等的认识都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并不断修改我们的游戏规则，重新定义我们的职业需求、创业冲动。构建学校经营的理念，推动校长职业的专门化、职业化，引入职业校长的概念，不仅是学校制度变迁的要求，也是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学校制度安排的必然选择。
（二）市场经济实现校长职业的功能转换。学校在市场化进程中，绝对不能排除教育自身的规律性，但也不能忽视市场规律的资源配置作用，政府力量、社会力量、市场力量之间在教育领域相互博弈的结果必定会打破由于政府垄断所产生的教育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的格局，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学校要参照市场规律资源配置的效率因素进行重新定位。过去我国的校长们在校长职业岗位上兢兢业业，鞠躬尽瘁，维持着学校的运转，每年按时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不能不说他们不努力不思进取，但是由于权力、责任、利益主体不明确，他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或者施展了才能也不能产生实际效果（无论对学校还是自己），这不仅会使校长们产生懒惰行为也会产生腐败。我们对教育的政治功能、社会功能、文化功能耳熟能详却没有真正领会教育的经济功能——为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人力资源和智力支持与积累丰富的人力资本投入经济市场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因此，教育为经济服务，在实践上就是要用经济的观点审视教育问题，用经济分析的方法解释教育问题，把经济经营理念引入教育，将经济智慧与教育智慧、经济规律与教育规律有机地加以整合。教育作为一种特殊产业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教育第三产业性质融入经济，这就决定了教育也存在产业特性，存在学校经营问题，学校提供什么样的产品和教育服务，需要职业校长来进行有效的经营。[1]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把校长职业摆在劳动力要素市场，由市场的供求状况去选择或淘汰，能够实现学校资源利用的最大化，这种校长职业的功能转换是现代学校制度建立的客观要求。
（三）职业校长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职业校长的生存发展完全有赖于其环境制度基础，它适应着时代发展的历史潮流，给我们教育理论工作者提出了作进一步分析、思考与研究的现实命题，要求我们理论工作者深入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在理论上敢于创新、善于创新并用来指导实践。尽管在我们的研究视野中，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对职业校长的认识与把握，但是职业校长的具体实践却如火如荼地在中国大地上开花结果，尤其是《民办教育促进法》明确提出了民办学校可以在扣除必要的成本外获得“合理回报”的规定，党的十六大提出劳动、技术、管理可以参与要素市场的再分配无疑给我国的学校制度安排、学校经营管理模式带来新的发展良机与机遇，也将使早已在实践中实现经营方式转变的民办教育机构、民办学校更加坚信市场化运作给学校注入的活力，也将推动职业校长真正走上历史舞台的前沿阵地，创造出中国学校教育发展的空前规模、巨额财富和社会效益，实现中国教育的跨越超前发展。
三、职业校长的运行机理
从校长职业到职业校长的转变（严格意义上说是因人设岗转变为以岗求人，是一种职业岗位职务转换为一种职业技术能力），突破了传统意义上关于职业、技术、地位、岗位所覆盖的内涵，在职业校长形成、运作、机制保障等方面也必将探索出一条宽阔之路。那么，需要采用怎样的运行路径才能实现校长职业向职业校长的有效过渡？这种过渡背景中的教育政策活动要提供什么样性质的制度安排才能保证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维护教育的自身规律性又促进教育利益生产最大化与利益分配的公平性？它遵循怎样的逻辑选择？我以为职业校长是物化了的自然人，他拥有社会职业群体中作为校长职业的专门技术技能即职业能力，通过市场机制的准入退出，实现职业校长的价值，变成社会的经济人，职业校长运用经营手段促使学校利益和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学校为提高效益或减少风险损失，将学校或教育机构委托给职业校长，用契约的方式，使职业校长成为学校的法人代表，承担学校风险并履行义务，并不断完善和形成激励约束机制，规范职业校长的职业行为，这样的职业校长运行机理是完全适应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需要。具体表现在：
（一）作为职业群体中的一员并拥有职业能力的职业校长，他自身具备了作为职业校长的基本素养，在这里，职业校长是物化的人。职业校长的被物化，说明依附在职业校长身上的劳动是物化了的劳动，这种劳动是自然人在教育培训市场中接受了专业化、职业化的教育，通过学校或教育机构提供的教育服务，自然人消费了这种服务，形成了职业劳动能力。“有些服务是训练、保持劳动能力，使劳动能力改变形态等等的，总之，是使劳动能力具有专门性，或者仅仅使劳动能力保持下去……即提供劳动能力本身来代替自己的服务，这些服务应加入劳动能力的生产费用或再生产费用”。[2]马克思的这一论述中，强调人通过接受服务和训练形成专门的劳动能力，人拥有这种专业劳动能力就可以向社会提供服务并使这种专业劳动能力进入生产费用或再生产费用中，最终使人的活动具有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教育活动是人的活动中的一部分，由教育活动提供的教育服务与教育产品就具有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那么作为职业校长群体，他们在教育市场中消费了教育服务，拥有作为校长职业的“职业能力”或者说“知识资本”、“人力资本”，这些“能力”、“资本”构成了职业校长的基本素养。清华大学借鉴哈佛模式提出职业校长应该具备“3A能力”，即职业化校长应具备的教育管理（面向现代教育的组织构建能力）、教育经营（面向市场经济的资源运筹能力）、教育科研（面向知识经济的创新能力）的顶级能力，是对校长常规能力的超越，是校长职业的高层次目标。我以为职业校长的职业能力应该包括以下的基本要素：用于人际沟通的“情商”（控制情绪情感的能力、意志的坚毅性、团队协作精神等），用于学校管理的“智商”（懂得教育的基本规律、至少精通一门专业知识、具备优秀的道德品质、科学研究能力等）以及进行学校运作的“经商”（懂得资本运作、具有商业头脑、熟悉经营之道等）。当然职业校长需要的不仅仅是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作为校长——在校长职业的岗位上能够胜任特别是在市场条件下经营教育资源的职业能力，而不是苛求他有所发明有所创造。这种职业能力，不能与科学家的专门技术相提并论，因此，物化了的职业校长是学校制度变迁中最优质的教育资源。
（二）作为追求学校利益最大化的职业校长，要转变学校管理的模式，采用经营的方式去“经营”学校，以实现学校投入产出的正效应，在这里职业校长是社会的经济人。李嘉图、泰勒、麦克格雷都认为人是社会的产物，是作为“经济人”的形象而存在，人离开了社会就不能成其为人，社会是个体的“母亲”。因此教育是社会或个人的工具，其根本目的就是促进个体的社会化，帮助个体实现其政治目标与致富愿望，同时满足社会文明自我约束、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需要。职业校长的职业行为理所当然是为了追求学校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满足学校或教育机构社会效益和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职业校长不是什么“自然的仆人”或“理性的化身”，而是构成了一个专门的职业阶层，代表着一定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势力，职业校长最重要的是适应社会政治或经济发展的要求，要实现这个目的，职业校长就要转变旧有的校长们管理学校的模式，变“管理”学校为“经营”学校。[3]任何学校或教育机构的教育资源都是有限的，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更是阻碍学校发展的瓶颈。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垄断着教育资源投资、开发与利用，对重点小学中学大学、城市学校的政策倾斜和资金扶持，导致我国的学校教育不均衡发展，民办学校、私立学校在举办权、收益权、招生权、发放学历证书等方面都存在不平等，因此，作为职业校长要想把学校经营好，必须合理整合现有的教育资源，实现学校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在资本运营、成本利用、把握市场供求信息、形成学校竞争力、开发学校品牌、提高学校教育服务质量上狠下功夫，这种社会现实的要求促使学校或者个体作出对自己最为有利的选择，从而实现学校（或教育机构）和个人的社会价值与经济利益。
（三）作为能够胜任校长职业承担责任的职业校长，它以契约的方式，受政府、学校或教育机构的委托，承担风险、履行义务，在这里，职业校长是法人代表。目前世界上职业经理人一旦被公司聘用，他的权力比董事长、总裁还要大，当然他承担的风险也非常大。职业校长虽然不同于职业经理人，但是，他通过契约方式，接受政府、学校或教育机构的委托，担当起法人的责任。这种委托代理的结构模式尤其适合中国目前的学校发展趋向，因为中国学校的产权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模糊不清状态，学校经济效益一直低下，学校校长是“当家不作主”，职业校长的出现必然要突破很多旧有的条条框框，采用一种新的能够为政府学校个人所接纳的学校运作方式，那么职业校长被委托代理是比较可行的模式。职业校长充当着政府、学校或教育机构的法人代表，对外承担风险、履行义务，对内维护教职员工的权益、保障学校的正常运转，他将与学校融为一体，是学校这个团队的脊梁和精神领袖。与此同时，市场经济必须提供制度保障，提供一个比较完整先进的法律体系，特别是良好的教育政策运行机制来规范职业校长的地位、行为，不仅使职业校长能够充分行使其应该拥有的权力，而且能够维护其自身的合法权益不受到侵犯，从而推动学校各项工作的正常进行。
（四）作为政府、学校或教育机构雇用的职业校长，他的教育活动受到学校内部游戏规则的激励约束，在这里职业校长是雇佣劳动力。我们说职业校长不一定是学校的投资人，他是受雇于政府、学校或教育机构，是雇佣劳动力，他能够为学校或教育机构竭尽全力，取决于学校或教育机构激励约束机制的合理与完善。不同的职业校长对激励约束机制的认同程度不一样，有的是追求事业上的满足度，包括对成功、地位、荣誉的认知，对生存环境的包容等，不太计较个人的报酬得失而关注自我价值在作为校长岗位上的充分体现。有的则完全依赖薪酬制度对他的吸引力，因此，在职业校长的激励约束机制上必须是对症下药、有的放矢，不能按统一模式。过去我国对校长的激励约束大致上是保底工资和很少的奖金劳务费，干得好可以官升一级，干不好或被免职或异地为官，报酬照拿不误，这样的激励约束机制几乎形同虚设。现代社会的薪酬制度已经非常多样化，工资形态的报酬形式对职业校长已不具备强劲的吸引力，他们更加看重的是学校的期权、股权或者用他们的管理能力、知识作为资本进入学校或教育机构的总资本进行最后的利润分成，这在发达国家的公司、民办私立学校里几乎是惯例，这种“捆绑”式的激励机制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职业校长的积极性，消除腐败、减少教育资源的浪费。对职业校长的约束取决于他所承担风险的大小以及社会习俗、行业道德、法律规范与个人的良好职业道德素质和学校、教育机构契约约束的统一体。这种激励约束机制是保证职业校长运作学校的有效手段。
从校长职业到职业校长的转变，不仅仅是实现“职务”向“能力”的转变，也实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制度创新，从而形成了教育实践活动中新的制度安排，在今日的中国有着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