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转换年代我国宏观教育发展中的价值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取向论文,年代论文,我国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1世纪即将来临。许多有远见的思想家和战略家们曾反复提醒人们：在21世纪的世界舞台上，最激烈的竞争将由物质生产部门和技术领域转向造就人才的教育领域。在理性世界中，教育取代了古老的神话和信仰，持各种观点的人都一致地把教育当作现实的希望紧紧抓在手里。乐观主义者力图通过教育来塑造美好的未来，悲观主义者也大声疾呼：“教育和灾难之间的竞争已经开始”！
当代教育是一个布满危机又充满希望的领域。教育怎样才能克服自身的危机，并发挥对未来社会的导向作用呢？这显然需要从宏观战略高度思考教育价值的未来导向。
一、平等与效益：当代教育发展中的两难抉择
在宏观教育发展的价值取向中，如何实现各类教育功能的整合？这是当代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突出难题。
现实社会中的教育具有多种功能。各类教育功能之间不仅有统一的方面，而且有矛盾冲突的方面。比如，教育的育人功能要求受教育者全面和谐发展，但用人部门则更多地考虑所需人才的专业特长，在有限的教育经费和较短的教育周期中，专业化甚至片面、畸形化的训练显然要比全面和谐的教育能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从人力资本收益率的角度看，这是应该肯定的，因而成为某些企业家的教育宗旨，但却受到教育家和社会学家的激烈批评，认为这是使人变成经济的工具！又比如，当前市场经济的冲击要求教育充分发挥其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并迫使教育本身的发展必须追求经济效益，为此，教育不仅要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而且教育内部各学校之间和学生之间必然要展开激烈的竞争，这同教育民主化与教育机会均等的尺度就会背道而驰，其结果，必然会大大削弱和危害教育促进社会平等、维系社会秩序之功能的发挥。当代教育功能论中的矛盾冲突虽然错综复杂，但都离不开贯穿在各种矛盾中的一个主要矛盾，这便是平等与效益的矛盾。
平等与效益的矛盾不仅存在于教育领域，而且存在于当今世界各种发展问题的研究之中，尤其在发展目标和发展模式的战略选择上，平等与效益是个无法回避的两难抉择。
在教育领域，平等与效益的矛盾贯穿和体现在各种教育的价值选择之中。尤其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近12亿人口、生产力水平和科技文化基础比较薄弱、教育经费和教育资源十分有限、在改革开放中各类人才需求又十分迫切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教育发展中的两难抉择就更为突出。比如，科技进步一方面要求普遍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受教育程度；另一方面又要求有适当数量的尖端科技人才，而且水平越高越好，这显然是两种不同的教育模式和投资决策，如何取舍？又比如，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加速教育的普及与实现教育机会的均等；而现实的政治选择要求在改革开放中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在劳动者素质的改善中也必须按人才市场的客观需求，保持受教育程度的最佳梯度结构，这又是一个十分鲜明的二律背反。各级各类学校的培养目标和办学方向中也无法逃避这样的二律背反。为适应21世纪的世界舞台，显然要求从小培养强烈的竞争意识，但这与学校中的道德如何统一？学校的校长、教师们一方面要在学生面前和社会面前保持为人师表的人格、尊严与魅力，另一方面在商品经济的大潮冲击和现行教育投资与管理体制的束缚下要想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和保持教师队伍的稳定，就不得不在“创收”中“屈身拾取金苹果”，以致“斯文扫地”！
在作为现实教育指挥棒的各级各类考试和毕业生分配中，这种价值选择的矛盾冲突表现得更加明显，是困扰主考者与应试者、教育部门与用人单位最大的难题。
怎样在当代社会的种种挑战和教育发展所面临的一个又一个十字路口面前作出明智的价值选择呢？
教育价值舞台上平等与效益的矛盾冲突不仅是永恒的，而且是有益的。正是这一矛盾的不断解决与不断深化，推动着教育实践与教育改革的波浪式前进，也促进了人们对教育价值认识与探究的螺旋式上升，这就是教育价值观中的辩证法。
教育系统同任何社会系统的发展规律一样，如果在封闭的状态中发展，必然在不断加剧的“增熵”中陷入紊乱并走向“死寂”，只有在开放的发展系统中不断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尤其是不断输入足以抵消“增熵”的“负熵流”，才能进入从混沌到有序的良性循环。
教育价值选择如何步入这种从混沌到有序的良性循环呢？下面让我们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就此难题作一番时代畅想。
二、调整两个目标模式，寻求教育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契合
当代教育价值论舞台上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将教育的育人功能和社会功能整合起来。在现实中，教育的育人功能和社会功能不仅有统一的方面，而且有矛盾对立的方面，若不能把握二者的对立统一，就很容易将二者割裂开来。这种目标导向中的割裂在我国当前教育发展的实践中严重地存在。比如，我国基础教育目标与国家发展目标、地方社会发展目标长期以来始终存在着较严重的脱节现象，由于历史的惯性和现实的政策（包括教育评价体系和劳动人事制度）以及社会心理与社会舆论的维系，使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目标模式成为我国基础教育中难以根治的社会痼疾，尤其是使广大农村基础教育成为“离农教育”，使教育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陷入恶性循环。如何走出这一怪圈呢？根本出路在于寻找国家、社会发展与基础教育发展之间的统一性与结合部，然后从两方面入手调整目标模式：
首先要调整国家发展、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的目标模式，国家或地方的发展不等于经济增长，更不能窄化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在1990年提出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明确指出，人类发展是扩大人民选择的过程，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要使人民更加健康地生活、获得知识和取得相当水准的生活资料，而继续扩大社会成员终身学习的机会，则是人类发展的关键。一旦确立了这样一种发展观，基础教育发展与国家发展就自然地统一和协调起来，基础教育以其特有之地位与功能，成为国家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则必须调整基础教育目标模式，以往的基础教育主要为继续升学打基础，这一狭窄的目标必须扩展，要把改善国民素质、使每个接受基础教育的学生都能具有在未来社会中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知识技能、情感态度、行为习惯作为基础教育最根本的目标模式，这样就能增强基础教育“产品”的社会适应性，使教育系统与社会系统在共同的目标导向下进入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
其次，要使教育与社会之间进入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还必须使教育结构与社会人才需求结构协调起来。这一方面要求社会系统在改革中打破人才的“部门所有制”，逐步建立起人尽其才的社会调节机制；另一方面要求教育系统在改革中对教育结构，尤其是中等以上教育的结构、布局进行合理调整，建立起教育系统及时按照人才市场需求自我调节的内在机制，并使成人教育、继续教育、干部职工在职学习培训等教育形式成为正规教育结构调节的必要补充，以增加这种调节的及时性和“灵敏度”。
三、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把握教育的内在规律与运行机制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社会再生产理论揭示了复杂的人类社会存在着物质资料的生产、精神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教育属于人类自身的再生产与再创造。人类社会中的三种生产虽然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但又各有其特点，不能混为一谈。人类自身的再生产有其特殊规律，这个规律既不同于物质资料生产的规律，也不同于精神生产的规律，违背这种规律，不仅会影响和危害教育系统本身的健康发展，而且也不可能使教育更好地为其它两种生产服务。但是，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对人类自身再生产的特点与规律缺乏深入的研究和了解，尤其是在理论上把教育完全等同于社会上层建筑，时而片面强调教育为政治服务，时而又片面强调教育为经济服务，结果不但服务不好，反而使教育自身的发展陷入混乱与危机。教育是一项长周期、慢效应的复杂育人工程，因此教育发展必须有一个连续、稳定的政策与秩序，这就必须遵循人类自身再生产之特点与规律。但是教育系统又不是孤立的，而是整个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因此教育必然受到其它两种生产的影响和制约。
当前我国正处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时期，教育系统也正面临市场经济极为强烈的挑战与冲击，这种冲击加剧了教育价值观念的冲突与变革。当前围绕教育发展的争论与分歧，集中表现在对教育与商品经济关系的不同看法上，有人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教育也必须逐步商品化；有人则坚决反对教育商品化，认为教育商品化不仅违背教育规律，而且会改变社会主义教育的方向和性质。这两种对立的观点虽然都有各自的道理，但停留在这种抽象的争论上是没有出路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研究教育规律、制定教育政策和战略的基本前提与出发点。从这样的前提出发，就不应该把市场经济对教育的冲击看作洪水猛兽，更不能消极地加以拒斥，而必须积极主动地研究对策，趋利避害。市场经济历来就是善恶并存、利弊兼备的双刃剑，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要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充分地发挥市场对人力、物力资源合理配置的调节作用，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步伐，同时尽可能限制和防止市场经济带来的种种弊端。事实已充分证明，当前市场经济对我国教育的冲击，一方面暴露和激化了教育系统内外部的各种矛盾，另一方面又为矛盾的解决创造了有利条件。探索教育规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表现出的许多新特点，使教育之舟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破浪前进，这是当前我国教育战线面临的时代课题。当前迫切需要从宏观教育价值论的视野中研究和解决如何将教育的人才价值与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整合起来，通过正确的价值导向，使教育系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严格遵循人类自身再生产的客观规律，在教育系统的管理和运行机制中，尤其在教育系统与市场经济的“接轨”处，建立起既符合教育规律又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新体系和新模式。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已开始迈出较大的改革步伐。当前最突出的难题在于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如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外部环境相适应。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的管理体制基本上还是与计划经济的体制相适应的，其主要特点在于单纯依靠行政手段来管理教育，而且统得过死，这些特点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外部环境下，对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制约和阻碍越来越严重。
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引下，我国教育体制开始全面改革，在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方面，随着管理权限的下放，统得过死的情况已逐渐得到改变，但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对基础教育发展所应承担的责任和管理权限还须进一步明确，并加以制度化、法律化。学校内部的管理体制改革也进行了各种探索，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较大的进展，但也出现和面临一系列新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表现在许多学校用管理经济的手段来管理教育，比如将教师的各项工作完全量化，并与工资和奖金挂钩，甚至将学生的考试成绩作为考核教师业绩的唯一标准，结果严重违背了教育规律，激化了学校中的各种矛盾，更为严重的是将教师和学生的价值观念导入一系列误区。
因此，在当前基础教育的改革发展中，迫切需要探索出一系列既符合教育规律，又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型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笔者在近几年的调查、思考中形成了以下几点不成熟的想法。总的思路是：在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的同时逐渐弱化教育的行政管理，使教育的宏观和中观管理转化为现代化科学决策管理和有效的宏观调控。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措施：
第一，紧紧抓住当前全国正在进行的九年制义务教育课程改革的有利时机，在国家教委和省教委课程计划允许的范围内扩大学校在制定教学计划和选择教材等方面的自主权，使学校能因地制宜地发展和形成自身的特色。与此相适应，将目前教育行政部门所设的教研机构逐渐转化为课程研究、开发与培训中心，与教育科研部门和师资培训部门以及教材出版发行部门的教具、学具研制、生产、销售部门更密切地结合起来，在新的运行机制中逐渐从教育行政部门中游离出来。这不仅有助于教育科研经费的多渠道筹措和教育科研市场的开拓，促进教育科研成果向实践转化，而且能在教育科学的指导下加快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教法的现代化改革，并促进师资培训体系的根本性变革。
第二，抓住当前全国正在进行的教育评价体系（特别是考试制度）改革的有利时机，加强对考试和教育评价的研究和管理，促进考试体系的科学化、现代化，并使考试的管理体系逐渐从教育行政部门中游离出来。
第三，改革和强化教育经费的保障体系，在保证政府对基础教育投资不断增加的同时，拓宽集资渠道，并采取各种措施提高教育投资的效益。如筹建教育银行，完善校办产业及其资产、资金的开发和管理，开拓各种基础教育的集资渠道等等。
第四，建立现代化教育手段的研究、开发中心，加速教育系统的现代化改革，减轻当前中、小学教师越来越繁重的重复性劳动，促使教育系统更快地完成从劳动密集型行业向智力密集型行业的历史性变革，这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关键性步骤，也是从根本上提高教师地位，使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
第五，建立教育科研、教改实验和实验师资培训三位一体的，幼儿、小学、中学教育改革一条龙的现代化基础教育改革实验研究基地，使之成为教育新产品、新观念、新理论的发源地和集散地。
以上新体系和新的运行机制建立和运转起来之后，将使各级基础教育的行政管理部门从目前各种难以应付的沉重负担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抓好那些真正属于教育行政部门责权范围的关键环节，充分发挥宏观、中观的决策、管理和调控作用，使基础教育逐渐走上健康发展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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