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义、地区主义与全球主义——兼论中国大战略的谋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家主义论文,主义论文,中国论文,大战略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中国而言，20世纪和21世纪是真正的大时代，中国迎来并积极创造着时代契机、战略机遇期，而中国自身的变革则是其间最为关键的内在动力与外在表征。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已经从典型的孤立主义者和边缘者演化、进步到开放主义者，正在迈向全球主义者，且其地区主义者的角色正在凸现。
相比其他大国而言，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的国家主义本色似乎更为浓厚些，尤其是对照其民族复兴、国家统一的目标，坚持国家主义也将是中国必由的崛起之路（注：本文中的“国家主义”是以民族国家为参照标准的。诸多著述均强调了中国坚持国家主义的合理性，尤请参见：蔡拓：《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第16-27页；俞可平：《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1期，第4-21页；门洪华：《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国家实力、战略观念与国际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当然，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中国崛起与其抓住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浪潮、革故鼎新、锐意改革密切相关，一个开放的中国既符合大国崛起的一般规律，又体现出历史性的自我创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着历史性巨变，并以加入现存世界体系、利用现有国际制度维护和拓展国家战略利益为基本特征。另一方面，中国并不认为现存国际体系是完美的，如何改革和完善国际秩序也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的战略议题（注：章百家：《改变自己 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4-19页；门洪华：《国际机制与中国的战略选择》，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第178-187页。）。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地区一体化并行不悖的发展，中国的战略思路逐渐走向了地区主义的制度框架建构。从历史的角度看，没有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不是先从自己所在的地区事务中逐渐占主导地位而发展起来的，中国崛起也不能摆脱这一模式（注：叶自成：《中国实行大国战略势在必行》，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期，第5-10页。）。从发展趋势的角度看，20世纪自90年代初以来，地区共同体意识在全球扩展，成为世界主要大国争相抓住的历史机遇，而东亚地区尚未有大国（包括日本）搭上地区主义的帆船，这对中国既是难得的机遇，又是莫大的挑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将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这一对矛盾统一到地区主义思考上来，成为中国战略谋划必须审慎思考的重大议题，也隐然成为中国崛起的基础性条件之一。
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国家主义、地区主义和全球主义存在什么互动关系？如何将三者纳入中国的战略谋划中，构建中国的大战略框架？
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是一对并行不悖的矛盾。讨论二者谁先出现似乎是重复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古老主题，但从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角度审视二者之间的关系，则从全球主义进行探讨似乎是符合逻辑的。
全球主义的概念与相互依赖、全球化密切相关，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是全球主义的根源，而大多数学者将全球主义等同于全球化。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认为，相互依赖是以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的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为特征的情形，其程度有增有减；而全球化指的是一种不断增长的事物，即其程度会越来越高；全球主义则是世界的一种状态，它关涉各大洲之间存在的相互依赖网络，并通过资本、商品、信息、观念、人民、军队、与环境和生物相关的物质的流动和影响联结在一起。全球化或“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指的是全球主义的增减。总体而言，全球主义的增强将引起网络密度（Density of Networks）的增强、制度转化率（Institutional Velocity）的提高和跨国参与的加强，使得世界政治更接近于复合相互依赖的理想模式（注：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第275-299页。）。蔡拓指出，全球主义既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付之行动的主张和构建现实的规范。所以，全球主义包含着全球意识但并不止于全球意识，它指向社会实践，并积极介入社会现实的整合，而无论是指导思想还是行为规范，全球主义都要求摆脱国家中心论的束缚，代之以人类中心论、世界整体论。以国际机制为轴心的国际主义，在本质上并不是全球主义的。它的着眼点还是国家间关系，而不是人类整体。因此，不妨说该时期的全球主义仅仅是不完全的全球主义（注：蔡拓：《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第16-27页。）。基欧汉所说的“局部全球化的世界”与这一观点颇为暗合。
讨论全球主义，应自全球化始。全球化并不是20世纪的特有事物。实际上，诸多学者都强调，14、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堪称第一波全球化浪潮，斯塔夫里阿诺斯（L.Stavrianos）更将1500年哥伦布抵达圣萨尔瓦多视为从地区史到全球史的转折点（注：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特别是，自1820年以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就已经非常明显，各国的对外开放和一体化程度显著提高（注：胡鞍钢主编：《全球化挑战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尤其是在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迅速。各个国家与地区之间多通过投资和贸易等方式，不断加深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的程度，全球化迎来了迄今最强大的一波浪潮。
表1 2004年主要国家全球化指数（Globalization Index）排名（注："Measuring Globalization：Economic Reversals，Forward Momentum"，Foreign Policy，March/April 2004，PP.54-69.）
总排名
经济 人员联系
信息技术政治
美国7
56 351 28
英国12 20 1311 7
德国18 24 2316 5
日本29 60 5515 19
中国57 37 5949 56
印度61 61 5355 57
俞可平指出，在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世界范围内产生一种内在的、不可分离的和日益加强的相互联系。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它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同时又含有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全球化首先表现为经济的一体化，但经济生活的全球化必然对包括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经济全球化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交换方式，也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全球化对政治价值、政治行为、政治结构、政治权力和政治过程的深刻影响，集中地体现为它对基于国家主权之上的民族国家构成了严重的挑战（注：俞可平：《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第4-21页。）。
当然，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互动关系绝非全球主义挑战国家主权一个维度所能概括。在一定意义上，民族国家的概念与全球化浪潮的兴起有着直接的关联，抑或说，民族国家是全球化浪潮的产物，它既是全球化浪潮的推动者，又是全球化浪潮的抗拒者。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在全球主义浪潮的观照之下审视国家主义才有了积极的意义。
所谓国家主义，即强调国家在国内社会中的最高权力观和在国际社会中的中心主义原则（注：蔡拓：《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第16-27页。）。国家主义与国家主权是天然联系在一起的。当今的国际社会开始抛弃16世纪法国思想家让·布丹（Jean Bodin）的绝对主权观，重新检视威斯特伐里亚体系的主权观念（注：布丹认为，国家区别于其他社会政治组织的根本标志，就在于它拥有至高无上的主权。主权是国家的属性，是国家的本质特征。国家的主权具有绝对性、永久性、不可让渡性、不可分割性和不受侵犯性。根据《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规定，国家主权具备对内对外的双重属性，即主权在国内是最高权力，不受任何国内法的约束；主权对外是独立自主的，它不受任何外来力量的干涉，也不受外部力量的侵犯。），但主要的国际制度依旧强调着民族国家、国家主权的核心价值。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以来，民族国家一直是人类政治生活的核心，当前非国家行为体如火如荼的发展尚未动摇民族国家的根本地位。民族国家及国家主权在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仍处于核心的地位并且起着核心的作用，国家及其主权的基本功能并未消失。且不说在国内层面民族国家对立法权、战争权、外交权等关键性权力的垄断，即使在国际层面，民族国家参与制定并支持执行国际制度也是国际体系得以发挥作用的基础条件，建立在主权原则基础上的国家秩序仍然是国际社会秩序稳定的主要支柱（注：曹泳鑫：《国际政治秩序与世界霸权——国家、地区、全球秩序的三重构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6期，第26-31页。）。
以上观点并不意味着笔者认为国家主义是静止的。而国家主权在减退和增强两个端点的发展均表明，国家主义的价值依旧是不可或缺的。当前，对国家主权减退的分析似乎是一边倒的（注：詹姆斯·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6页。）。无由否认，就一般趋势而言，民族国家的作用在全球化时代确实明显弱化，国家主权遭受挑战也是事实。就前者而言，国际制度作用的强化、非政府组织（NGOs）的蓬勃发展均是明证。全球主义造就了对全球治理的需求，必然会冲击国家这一传统权力组织形式，减弱其主导作用（注：罗伯特·基欧汉、门洪华编：《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权力、自由主义与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3页。）。就后者而言，国际组织等超国家机构正运用各种国际制度介入各国政治，协调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从而导致传统上属于一国内政的事务会受到国际社会的介入，国家主权遭受的挑战已经进入到民族国家境内。基欧汉指出，“在任何情况下，有效的国际制度都与真正维持传统的主权概念不一致。确实，国际制度有赖于国家愿意放弃自己行为的法律自由，来换取对其他国家行为的控制，以获得对自身环境的更大确定性。因此，全球化导致更强有力的、拥有更大权威和更明确规则的国际制度，这意味着对主权理论与实践的修改。”（注：罗伯特·基欧汉、门洪华编：《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权力、自由主义与治理》，第227页。）传统的主权观念正在经历巨变。以欧盟为例，共同体法高于国内法的实践包含着主权的让渡和共享，并与一定程度的相互依赖授权相关联（注：Robert O.Koehane and Stanley Hoffmann，The New European Community：Decisionmaking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Boulder：Westview Press，1991；Alberta M.Sbragia，ed.，Europolitics：Institutions and Policymaking in the "New"European Community，Washington，D.C.：Brookings，1992；Wayne Sandholtz，"Choosing Union：Monetary Politics and Maastricht"，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7，No.1，Winter 1993，pp.1-40.）。
但是，片面强调全球主义对国家主义的冲击、并不符合当前国际社会的现实。实际上，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我们不能否认，国家主义的勃兴（尽管以世界大战的形式）终结了19世纪后半期的全球化（注：李琮：《经济全球化的波动与前景》，载《新华文摘》2004年第24期，第40-42页。），20世纪后半期的全球化浪潮遇到了反全球化的反击，而后者并不仅仅来源于发展中国家对主权的强调，也来自发达国家对全球化负面冲击的警醒。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全球主义并不意味着世界大同（Universality）（注：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275页。）。相互依赖以各国国内及各国之间持续不和为特征，全球主义也不可避免地成为造就恶性竞争与不和的国际根源。应对其负面影响，不仅要强调国际合作乃至全球治理，还要强调维护全球主义条件之下的国家战略利益。应该说，国家的作用在全球化时代是不平衡的，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民族国家的作用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有所增强。例如，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其特殊的政治传统，在推动市场化或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家的作用反而前所未有地得到了加强，以至出现了“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国家主导的公民社会”和“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注：俞可平：《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第4-21页。）。国家主权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让渡和共享，从另一个角度看却也是国家主权的延伸（注：门洪华：《和平的维度：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80-384页.）。我们应该看到，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全球化的发展并没有导致国家主权的弱化，反而使得维护国家主权成为一种更为迫切的任务和目标。即使从发达国家乃至超国家组织（欧盟）的经验看，国家主权的维护仍然是最突出的现象之一，这就是所谓的“主权回归现象”（注：冯绍雷等：《关于全球性与民族性的对话》，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9年第3期，第4-14页。）。
总体而言，国家依旧是最基本的政治单元，在国内事务的处理上具有最高权力；是国际关系的主角和最基本的行为体，主导着国际事务的处理。面对全球主义浪潮的冲击，众多学者均肯定民族国家的作用不可替代。长远观之，全球治理的核心制度仍然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消亡的条件远未成熟，主权观念也不会在可预见的将来过时。但毋庸讳言，全球主义的观念深深震撼着以国家主义为支点的人类生活，相比全球主义的勃兴，国家主义遭受挑战是一个事实，而超国家共同体意识的增强也不容忽视。
地区主义：联结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的桥梁
所谓地区主义，即同一地区内的各个行为体（包括政府、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或个人等）基于共同利益而开展地区性合作的全部思想和实践活动的总称（注：耿协峰：《新地区主义与亚太地区结构变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许多学者将地区主义等同于地区经济一体化（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即相邻相近的或者特定的地理范围内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为了维护共同经济、政治利益，通过签订某种政府间条约或协定，制定和规范共同的行动准则，协调一致的政策，乃至通过建立各国政府一定授权的共同机构，进行长期和稳定的超国家的经济调节，达成和实现经济联盟乃至政治联盟（注：地区经济一体化有如下几种形式：优惠贸易（Preferential Trade）、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关税同盟（Customs Union）、共同市场（Common Market）、经济联盟（Economic Union）和完全经济一体化。）。地区主义有多种表现形式，最高形式是以欧盟为代表的超国家组织，而主要表现形式为各种地区性合作安排，尤以自由贸易区为基本形式。
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地区主义是国家主义与全球主义矛盾发展的产物。从理论上讲，全球主义的勃兴必然会导致对国家主义的冲击，而地区主义成为各国以地区（Region）为组织单位抗击全球主义渗透和侵蚀的缓冲带，也成为这些国家走向全球主义的中途站（Halfway Station）。另一方面，全球主义造成了不平衡的进一步发展，而国家谋求均势（Balance of Power）的本性促成了不同程度的地区联合，最终汇成了地区主义的洪流。从伦理角度看，全球主义是一种市场自发行为，效率优先，难顾公平；而地区主义则以国家契约为基础、以经济合作为主的组织形式，以主权国家为核心，效率兼顾公平。换言之，全球化既加深了各国相互依赖，也加剧了彼此的竞争；地区内国家联合起来谋求共同发展，使得地区主义具有了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或者说追求一定程度的平衡发展成为促进地区主义的主动力。鉴于此，地区主义在实践意义上成为联结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的桥梁。具体地说：
地区主义是国家主义适应全球主义态势、走向开放的必由途径。舒特（J.Schoot）指出，不同形式的地区经济整合有三个目标，即提升经济效益、提高对第三国谈判的筹码和增加地区内的政治合作空间（注：J.Schoot，"Trading Blocs and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The World Economy，Vol.14，No.1，1991，pp.1-17.）。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总结第三世界国家的地区合作经验指出，与一定地理范围内的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是国际政治经济中地区主义的表现，参与国家企图通过地区经济合作或联盟改善与发达国家的地位，或增进在地区内的政治、经济分量（注：Robert Gilpi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p.330.）。地区主义曾经是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保护伞。阿米塔夫·阿齐亚指出，在二战结束最初的时期里，把地区主义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描述为主权原则的堡垒，一点也不过分（注：阿米塔夫·阿齐亚：《地区主义和即将出现的世界秩序：主权、自治权、地区特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2期，第63-69页。）。第三世界国家认为地区主义使自己得以避免遭受大国对其主权和自主权的干预，并视之为实现共同经济和政治互信的途径。此后不久，地区主义就成为欧洲实现战略复兴的基本路径。在欧洲联合之成功经验的基础上，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地区主义——尤以地区经济一体化为主要特征——成为与全球化并行不悖的世界潮流。尤其是，对总体处于转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全球主义这柄双刃剑太过锋利了，单边的国家主义行为往往导致失败或引起对抗性反应（注：Edward D.Mansfield and Helen Milner，ed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7.），只有加强地区一体化合作，才能以更加有利的地位面对日益激化的国际竞争和参加全球化进程。2000年以来，全球化进程遭受波折，而地区主义从反面获得刺激而进一步加强就是明证。在多边贸易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缔结双边贸易协定和地区自由贸易协定更容易操作，并获得实效。据统计，截至2004年底，全球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近200个，绝大多数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并参加了地区经济组织。各国加强地区合作并非是为了抗击全球主义洪流，而是为了有效减少全球主义的负面影响。在当前阶段，地区一体化有可能构成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屏障或壁垒，但从长远看，它更是促使各国走向全球主义的必由之路。一个新的现象是，随着地区主义的新发展，主权让渡的增多导致地区主义与狭隘国家主义之间的矛盾凸现出来。随着主权观念的演化，地区整合趋同感在增强，地区主义成为克服狭隘国家主义、促进开放主义的良方，而全球主义在这样的背景下更容易渗透其中，走向全球性开放逐渐成为各国的必然选择。
地区主义是全球主义的有益补充。全球主义拓展的前提是国内和地区内资源的优化配置，即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家和地区内部的规模效益和分工效益。在现阶段，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起始过程而不是实现目标的经济全球化，由于其市场的盲目性、无控制性，在特定条件下常常要酿成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地区一体化往往采取与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承受能力相适应的策略，故而成为遏制上述劫难的灵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体现为地区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共存与发展。全球主义在横向上日益表现为地区主义，即世界各国在努力推动全球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同时，更加注重地区内各个经济体之间的合作，其特点是以各个经济体为基本协调单位，通过多边、双边协议的方式来实现地区一体化，提高整个地区的国际竞争力。目前地区国际组织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力量，并成为全球化发展的一种趋势。2003年WTO坎昆会议的失败对地区一体化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各国会后纷纷表示将通过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为时机成熟时推进经济全球化做准备。正如基欧汉指出的，在我们乃至我们子孙的有生之年，新的“世界宪章”都不大可能被接受。世界的政治和文化多样性——及其绝对规模——使得这种前景分外渺茫。然而，只要全球化继续深化下去，国家或其他行为体就会发现，它们的价值观越来越受到他者行为的影响。因此，它们将寻求管理相互依赖的影响，即管理全球化，其中途径之一就是加强地区合作，增强政策的有效性（注：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311-313页。）。
地区主义是联结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的桥梁。当前，全球主义与地区主义的发展并行不悖，地区主义不仅成为全球主义的补充，而且成为国家主义走向全球开放的中间点。地区主义表达的是地区国际制度的建构，而全球主义表达的是世界市场的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全球化是经济国际化的量变，而地区一体化则是经济国际化的质变（注：田素华：《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载《上海经济研究》2000年第4期，第46-50页。）。换言之，地区主义是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必经阶段，是打破狭隘的国家主义，走向全球治理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与全球化相抵触的并非地区主义，而是排他性的狭隘国家主义。地区主义满足了国家走向合作与开放的愿望，抵消了国家对全球主义负面影响的恐惧，也提供了开放主义的经验和走向全球主义的中途站，从而扮演着联结国家主义与全球主义的桥梁作用。
国家主义、地区主义、全球主义与中国大战略的谋划
综上所述，在现有的世界秩序框架中，以主权原则为基础的国家主义秩序、以经济合作为基础的地区主义秩序、以国际制度为基础的全球主义秩序相辅相成、并行不悖且相互渗透，如何在三者的基础之上构建大战略框架，是中国能否在新世纪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关键。
国家主义、地区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并行不悖体现在中国走向全面开放的一系列战略谋划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走向全面对外开放的历程充满波折，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却是一贯的。20世纪70年代，中国与美国开始战略合作，直至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代表着中国在外交上的开放，为后来的一系列开放奠定了基础；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是经济上的开放，成为中国走向全面开放的界标；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市场的开放，为中国全面参与全球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政治上，马克思主义的引入使中国革命发生了巨大变化，它表明中国政治天生具有对外开放性，近年来，中国对依法治国、保护人权、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努力也代表着政治开放的历程。总体而言，中国从孤立主义到开放主义的变化代表了从狭隘国家主义走向全球主义的进程，中国的革故鼎新、锐意进取造就了大国崛起的繁荣景象，而中国对世界经济发展、减贫等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而且，这种贡献不仅体现在全球层面，也体现在地区（东亚）层面上。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数据库提供的数据，按照1995年不变价格计算，1980-2002年间中国对世界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贡献为6.6％，对东亚GDP增长的贡献为22.3％，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4倍；若按照购买力评价（PPP）计算，1980-2002年中国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为21.3％，对东亚GDP增长的贡献为58.4％，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7倍。
注：GDP按照1995年不变价格计算。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数据库（WDI 2004）。
注：按照1995年不变价格计算。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数据库（WDI 2004）。
这些数据（以及国外直接投资、高科技产品、人口等）还表明，中国的全球主义进程和地区主义进程存在正相关关系。中国早就明确意识到了经济全球化是中国得以崛起的主要外在条件，但对地区主义的关注则是逐步的，其地区主义责任与积极追求是近年来才得以体现出来的。
当然，地区主义较晚出现在中国的大战略谋划中，与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历程和现状是密切相关的。在中国的传统朝贡秩序崩塌之后，东亚地区实际上一直处于失序状态，不管是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图谋还是美国的双边加多边军事联盟建设均未能给东亚带来稳定的秩序。新一轮的东亚地区主义是以经济合作为基点的。东亚经济合作以1967年8月东盟的成立为启动标志，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为止，一直进展缓慢，且以东盟的单一形式进行。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各国的合作开始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这表现在：东盟合作进入以自由贸易区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化建设阶段；中日韩三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对话协商机制，尤以2003年10月三国领导人签署《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为标志；“10+1”取得不同程度的进展，尤其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为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奠定了良好而坚实的基础；“10+3”机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等（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外事司与外经所课题组：《东亚经济合作的新发展及我国的对策研究》，载《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41期，第2-13页。）。东亚合作目前尚处于对话机制阶段，且呈现出多样化、多元化乃至竞争态势。
表2 亚洲经济区域化发展趋势
组织 成员 提出时间
计划完成时间
目前状况
东盟自由贸易区 东盟10国 1992
2010-2015 进行中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 中日韩 处于构想阶段【1】
中国-东盟自由
贸易区
10+1 2001
2010 进行中
东盟-澳新自由
东盟10国/ 1999
2010
处于构想阶段
贸易区
澳大利亚、新西兰
东来自由贸易区
10+3 2000 处于谈判阶段
亚太自由贸易区
APEC之21个成员处于构想阶段
[1]中、日、韩学界对此积极推动，三国政府也表示了积极的意愿。
东亚地区不仅有世界经济强国日本，有第一代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四小龙，还有第二代新兴工业化国家马来西亚、泰国、中国，以及众多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多层次性构成了巨大的互补，为加强经济合作创造了良好的内部环境。但是，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缺少领头羊，东亚地区最大的经济体日本对区域内贸易的依存度仅为32.1％，因此不愿意建立关税同盟以上的区域一体化组织，日本的消极态度构成了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障碍。当然，由于东亚地区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差异甚大，各国难以接受对主权的过多让渡，难以展开高层次的合作，共享增长旋即成为东亚合作的主要推动力（注：陈虹：《共享增长：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现实与思考》，载《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第9-10期，第51-55页。）。这实际上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循序渐进、逐步主导地区一体化的机遇。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实力和贸易实力的增强，中国已经成为支撑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柱石。
注：GDP按照1995年不变价格计算。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数据库（WDI 2004）。
以东亚的经济实力和潜力计，以地区主义在全球的蓬勃发展为参照，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受到全球关注似乎是必然的，而其发展缓慢也似乎是有情可原的。地区一体化表面上看是经济合作，实际上却是政治层面的决定，因此各国国内政策的配合和对一体化的共识至为关键（注：蔡学仪：《亚洲经贸区域化与台湾因应之道》，载《问题与研究》（台湾）2003年第42卷第2期，第23-49页。）。迄今为止，东亚各国向高层次推动东亚地区合作的政治共识还不够强，尽管东亚合作的进程已经不可逆转（注：张蕴岭：《为什么要推动东亚区域合作》，载《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第9-10期，第48-50页。）。
鉴于以上情势，我们的大战略谋划应建立在国家主义、地区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共同基础之上，具体地说：
我们要强调全球主义在中国大战略框架中所展示的宏观视野，争取在全球层面的参与和分享权利。全球化是21世纪中国的最大机遇。首先，经济全球化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即中国只有通过对外开放，才能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进而形成我们的竞争优势，有效地利用资源、市场、资本、技术、人才，促进我们整个经济的发展；其次，全球化可以为中国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进一步开放市场，积极吸引外资特别是劳动密集型服务企业，可以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其三，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加快和规范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中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其四，参与全球化有利于中国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两种资本、两种技术，这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机遇；其五，经济全球化将继续成为中国缩小与发达国家发展差距的主要途径（注：胡鞍钢：《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载《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第4-9页。）。在全球层面上，我们应强调参与和分享权。中国是国际社会的后来者，正在加深融入国际社会之中。国际社会正处于转型之中，其基本规则体系正处于变动之中。鉴于中国正在实现从“中国之世界”向“世界之中国”、从国际体系的局外者到局内者的转变过程之中，中国要首先赢得参与权利，即全面参与国际社会。其次，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制度建设，分享国际制度利益，并争取成为国际规则的完善者、新规则的制定者，实现从承认规则、遵守规则、利用规则到修改旧规则、制定新规则的战略转轨，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制度建设，成为一个开放的全球主义大国（注：胡鞍钢主编：《全球化挑战中国》，第12-13页；门洪华：《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战略框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6期，第14-19页；门洪华：《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载《太平洋学报》2004年第2期，第4-13页；等。）。
我们要强调国家主义在中国大战略谋划中的基础地位，突出富民强国对中国崛起的战略意义。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不是免费的，机遇与挑战并存。鉴于此，中国必须确保国家核心利益，尤其是国家主权和国家战略利益等。其中，主权需求是中国的根本利益。确保主权需求得以充分满足，是政治家和战略家必须处心积虑处理的大难题（注：王逸舟：《面向21世纪的中国外交：三种需求的寻求及其平衡》，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6期，第18-27页。）。中国要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主权，增进国家利益，并且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必须发展起一套应对国家主权挑战的战略策略。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与国际社会合作，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构，特别是参与国际规则的制订，在全球治理中承担起更加重要的作用，是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捍卫国家主权的正确选择。全球化潮流发端于西方世界，中国应当通过发扬自身的文化个性来积极应对全球化潮流，以传统文化的复兴实现其价值的普世性（注：费孝通：《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载《光明日报》2000年11月7日。）。对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中国而言，富民强国应是中国崛起的基础，也是中国大战略最基本的战略目标。而开放的、以富民强国为目标的国家主义则是实现中国崛起的基础条件。
我们要强调地区主义在中国大战略框架中的战略依托价值，理性核算创设与主导地区国际制度建设的战略收益。通过地区主义建立战略依托带是中国崛起过程中优先考虑的目标，也是应对全球主义挑战、维护国家主义核心目标的必由途径。我们认为，中国推进地区主义可获得如下战略收益：第一，全面提升与东亚国家尤其是东盟国家的关系，消除“中国威胁论”并将之转化为“中国机遇论”、“中国贡献论”，从而为中国建立战略依托带创造舆论基础；第二，牵制日本和美国，从而在东亚构筑大国合作的均衡框架；第三，阻止台湾扩展东南亚空间的图谋，为两岸经济融合创造条件；第四，为中国国内市场的整合提供条件，进一步促进西部大开发的建设，为中国国内统一市场的建立创造条件；第五，为创设和主导地区国际制度建设创造基础，从而奠定中国崛起的地区性根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尽管中国小心翼翼，但一直在积极推动东亚地区的合作，从支持马哈蒂尔的东亚经济论坛，到积极支持和参与亚欧会议，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都反映了中国促动东亚地区主义的迫切。任何一个地区性的经济合作，都需要一个或数个国家起主导作用。目前，中国具备了主导推动东亚地区一体化的基本实力，但东亚的战略格局却决定了中国必须采取开放的地区主义方式来协调，而不是立即主导推动，其方式则是积极参与既有的地区国际制度、倡议新的地区国家制度的创设并在条件成熟之时主导某些地区国际制度的创立（注：门洪华：《参与、创设与主导——以国际制度建设为中心推进东亚一体化》，载《国际问题论坛》2004年冬季号（总第37期），第1-16页。）。应该说，过去几年中国在主导创立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过程中积累了相对丰富的实践经验，为今后地区国际制度的创设和主导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简短的结论
综上所述，国家主义、地区主义、全球主义相辅相成，构成谋划中国大战略的基础性因素。我们强调国家主义在中国大战略谋划中的基础地位和全球主义的宏观视野，但更突出地区主义在中国大战略谋划的核心价值。我们必须看到，世界各主要大国在所在地区的战略谋划均将地区主义视为战略依托，并体现出通过地区发展实现全球战略目标的趋向。美国以美洲（含北美）自由贸易区建设为重点、德国将欧盟建设作为战略基石的经验值得借鉴，而日本未能搭上地区主义帆船的教训应予吸取。我们强调，中国应确立明晰的大战略框架，其中包含以富民强国为目标的国家主义战略，以创设、主导国际制度为目标的地区主义战略和以参与、分享为目标的全球主义战略。笔者认为，在当前的情势下，地区主义战略应被视为这一大战略框架的核心。
作者感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常黎在数据处理方面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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