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买加体系下的东亚货币合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货币论文,牙买加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研究东亚货币合作的论文、著作一直在增长，除对东亚货币合作进展进行描述、评论和提出国家政策建议外，就是从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经济视角或是从东亚国家间及其与美国间关系的政治视角研究东亚货币一体化的前景及实现路径。把东亚货币合作置于整个国际货币体系之内进行思考的研究还较为缺乏。 国际货币体系对国家间财富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分配功能，能够对体系内国家间货币金融合作施加推动或约束的力量，从而影响着合作议题的设置和合作计划的进展。抛开国际货币体系，则难以对很多国家间货币合作尤其是地区货币合作进行充分、完整的解析。从结构现实主义的视角出发，从整个国际货币体系层面的特征着手，来分析东亚货币合作是东亚货币合作研究的必要组成部分。 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被称为“牙买加体系”，它的基本规则和惯例主要有黄金非货币化、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汇率制度多样化、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多样化。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这些规则、惯例与其他因素（如国际格局、国际生产体系、国家经济结构及技术创新等因素）一直进行着复杂的相互作用，这使得整个体系在对世界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与以往国际货币体系相比日益呈现出两大重要特征：更大的不稳定性和更深的不平等性。 牙买加体系更大的不稳定性是指破坏性较大的金融危机频发，潜在的金融风险巨大，世界经济和国民经济的运行和发展遭受到更多来自金融领域的破坏和威胁。牙买加体系更深的不平等性是指体系核心国在缺少国际义务硬约束的前提下，凭借本国货币优势从世界经济发展攫取了巨大的福利，远远超出其对世界经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体系边缘国的经济发展成果被转移，为从经济相互依赖中获益而支付了过高的代价。 东亚货币合作是牙买加体系之下进行的区域货币合作，其合作的初始动因不是来自于东亚内部，而是来自于区域外部的冲击和推动，这种外部的冲击和推动来自牙买加体系的不稳定性和不平等性。牙买加体系的这种不稳定性和不平等性，参与塑造东亚国家在区域货币合作博弈中的支付结构，从而影响东亚国家对区域货币合作策略的选择。东亚货币合作是牙买加体系动态演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既受到牙买加体系力量的塑造，也会对牙买加体系产生一定的影响。 一、体系的不稳定性与东亚货币合作 东亚货币合作的历史呈现出鲜明的“危机驱动”特征，即金融危机通过毁灭或威慑毁灭东亚国家已有的发展成果，促进了东亚货币合作从无到有、由低向高。 在东亚金融危机前，东亚区域几乎没有实质性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区域金融合作。①“1997年的亚洲危机给东亚带来的结构性变化之一就是该地区的区域货币与金融合作。”[1]起于泰国的金融风暴在6个月的时间里席卷了广大的东亚地区，展现出了强大的“多米诺骨牌”式的区域传染效应，东亚国家由此深刻意识到彼此间在地缘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作为全球性的流动性救援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东亚国家采取的救助措施不及时、不给力与不得当，东亚国家因而转向寻求构建区域内的救助机制。2000年5月所达成的《清迈倡议》标志着东亚区域内双边货币互换网络的构建，是东亚货币合作制度化的开始，东亚货币合作自此取得突破性进展。“东亚金融合作先后在政策评估与对话机制（EPRD）、《清迈倡议》（CMI）以及亚洲债券市场建设三个方面展开，也取得了巨大进展。”[2] 从2007年8月到2008年9月，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变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系统性的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对于那些亟需救助的国家来说，IMF依然未能给予及时、有效、充足且能为被救援国积极接受的金融支持。东亚国家在这场金融海啸中未能独善其身，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均受到重大影响，由此再次深刻意识到以区域合作来防范、抵御金融危机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清迈倡议机制下原有的双边货币互换网络被强化，互换协议的参与方迅速增多、互换规模大幅度提高；由东盟10+3财长和央行行长以及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于2009年12月正式签署的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俗称东亚区域外汇储备库），在2010年3月正式生效；亚洲债券市场建设取得新的重要进展；东亚金融合作在其他一些方面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3]目前总规模已增至2400亿美元的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是亚洲首个区域外汇储备库，其成立标志着东亚多边金融合作机制的初步形成，东亚货币合作由此实现了历史性飞越。 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从危机中汲取动力。但当危机逐渐远去时，合作的紧迫性通常会消退，那么东亚各国的合作意愿是否会衰减，合作成果是否因此会受到侵蚀？东亚各国货币合作的热情可能下滑，但合作成果却不会因此受到侵蚀。牙买加体系内在的不稳定性使得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动力持久地存在。 从实践运行上看，与以往的国际货币体系相比，牙买加体系内国际金融危机频发。“从70年代中期开始，国际金融危机由微而著，且日益经常化和全球化。”[4]“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全球范围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平均每三年就要爆发一次。”[5]从理论分析上看，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相比，被称为“无制度”安排的牙买加体系更易于产生金融动荡。牙买加体系没有法定的货币定值基础和法定的汇率波动幅度，在该体系下国家间和地区间的国际收支高度不平衡，利率和汇率频繁波动。牙买加体系虽然部分地破解了“特里芬”难题，但却使国际金融市场具有内在的无序与脆弱。 国际游资所带来的损害与风险则是牙买加体系脆弱性的重要表现之一，牙买加体系内生性地决定了国际游资的持久存在与发展。在牙买加体系内，跨国金融投机活动猖獗。20世纪90年代几次大的金融危机，如1992年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1994-1995年的墨西哥危机和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都充分展现了国际游资的强大破坏力。在牙买加体系下，汇率和利率的频繁波动为国际游资的投机活动提供了潜在的广阔空间。牙买加体系内货币错配的发展进一步拓展了国际游资的牟利空间。牙买加体系虽然没有法定的货币中心国，但事实上以美元为核心，大多数国际贷款以美元计值和偿还。这就使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使用国外资金时出现了货币错配的状况，即债务以美元计值而收入以本币计值。在浮动汇率制下，货币错配程度越高，经济体的资产负债表对汇率变动越是敏感，国际游资进行操作的空间也就越大。浮动汇率制和货币错配所蕴含的巨大潜在空间，因各国的金融自由化政策不断转变为巨大的现实空间。在牙买加体系下，一方面各国名义上都享有货币金融政策的自主权；另一方面，由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示范和推动的金融自由化，已经成为一种体系层面的长期趋势。在“金融自由化”与“国家管辖权”的张力之间，众多发展中国家先后执行不同程度的金融自由化政策，这使得很多国家金融业开放的广度和深度都呈空前之势，国际游资得以在国家间快速进出。单支游资也许会退出国际市场，但国际游资作为金融逻辑作用下的超额利润载体则得到不断发展，其总体规模日益庞大。“2013年年底对冲基金管理着2.6万亿美元资产，今年年底对冲基金业资产料将达到3兆（万亿）美元的纪录高位。”[6]随着国际资本的积累和集中，在现代科技的支撑下，国际游资伺机寻利的频度和烈度都在增加，对流入国的影响力和破坏力也会随之增强，其引发金融危机的潜能始终存在。 如果各国能够合作进行强有力的监管，或许能够制衡跨国金融投机活动，但在目前的牙买加体系内，这种合作式金融监管的供给注定是严重不足的。东亚金融危机后，东亚国家为对抗国际游资，纷纷把增加本国的外汇储备作为主要应对方式。牙买加体系下的美元本位制使得东亚国家的外汇储备只能以美元为主——既为贸易的便利也为保值增值的需要。东亚国家的这种选择强化了体系下已有的美元全球循环模式，即“美元投放主要通过美国购买其他国家商品服务实现，美元回流主要通过其他国家对美国投资实现”[7]。维系这一模式是美国的国家战略利益所在。美国要吸引其他国家的公共和私人投资者的美元流入，就必须借助于发达的、富有吸引力的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而要发展这些工具、机构和市场就必须支持、鼓励超前消费和金融创新。因此，鼓励金融创新并由此放松监管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战略选择。“并非美国政府不识其风险，乃是在目前国际货币体系下为吸收美元而刻意地放松监管。”[8]金融监管的匮乏正是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必要条件之一。在美元全球循环模式下，世界经济格局中出现了“以美国为中心的‘金融国家’与以亚洲为中心的‘贸易国家’的格局”[9]。在贸易国家与金融国家的不对称依赖中，“金融国家”的金融危机很容易就影响到“贸易国家”的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发展。全球金融危机在2007年因次贷危机爆发可能具有偶然性，但美元本位制和美元循环模式所累积的体系性风险注定了一场由美国金融危机所引导的全球经济危机。加强国际监管可以管控金融风险，但严格的金融监管可能产生不利于美元全球循环模式的后果，作为当今全球层面之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承担者和倡议者，美国的利益所在决定了牙买加体系下金融监管的相对缺乏是一个长期的系统性问题。 无论是东亚金融危机还是美国次贷危机，危机的爆发除各国的国内因素外，都有体系层面的因素在发挥作用。这些长期存在的体系性因素在世界经济中埋下爆发金融危机的隐患，培育了东亚各国对金融危机的预期。面对外部冲击的第一道防线当然是在国家层面，但新兴市场经济面对外部冲击是脆弱的。围绕危机历史和危机预期形成的共识将促使东亚各国培育、保持和发展国际货币合作。 在国际货币合作的不同层次中，就金融全球化而言，全球货币合作是最为理想的合作方式，但在目前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全球层面上的国家间共同利益小，集体行动困境的约束大，全球货币合作就成为虽然理想但现实中却难以有效贯彻的合作方式。而双边合作的覆盖范围和规模过小，对具有区域或全球“传染效应”的金融危机而言常显得力量不足。在此情况下，区域货币合作就成为一种最优选择。同双边合作相比，区域货币合作覆盖范围足够大，能够集结的金融资源足够多；同全球货币合作相比，面对金融危机，地缘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使区域内国家的共同利益足够大，行为体数目少使得合作所需跨越的集体行动困境要小得多。比起双边和全球的货币合作，以区域货币合作的方式应对金融危机，获得的收益相对足够大，而需要支付的交易成本又相对足够小。因此，对区域内国家而言，以区域货币合作的方式来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是一条符合经济理性的道路。双边、区域和全球层次的货币合作各有优缺点，但因为全球经济相互依赖的纵横交错、纷繁复杂，这三个层次更多的是相互补充、推动而非相互替代。区域货币合作令人满意的“性价比”，即成本与收益之比，将使其成为国际金融合作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对于地缘经济相互依存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区域来说，牙买加体系内蕴的金融危机，必将驱动区域货币合作。 选择区域货币合作策略的国家在应对和防范金融风险方面有着巨大的收益。当危机发生时，遭受危机的国家能够获得来自他国的紧急流动性救援，从而增强应对国际游资打击的能力，维持市场对该国的信心，防止危机在其国内的深化和蔓延，稳定经济发展；危机援助国的收益则是阻止了危机在区域内蔓延以至殃及本国，稳定和深化与危机受援国的经贸和政治关系，提升本国在地区问题上的话语权。在危机未发生时，区域货币救援机制的存在使国际市场对区域内参与合作的国家有更强的信心，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国际游资的投机行为。金融危机冲击的力度越大、潜在的金融风险越强，国家因此可能遭受的损失越大，来自于合作策略的收益也越大。 选择区域货币合作策略的国家也需在金融资源和国家主权方面支付一定的成本。当合作为较低程度的双边合作网络和无组织实体的多边合作机制时，合作国家要支付建立和维持合作所需要的交易成本。在危机发生时，要支付协议额度下的救援资金。在危机未发生时，要支付协议额度下的储备货币使用权受到限制的成本。当合作为较高程度的有组织实体的多边合作机制或建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超国家组织时，合作国家除了支付上述成本外，在经济信息透明度、国家经济政策的选择等方面受到一定的影响，因遵守机制和组织规则而丧失一定的政策选择自由度。对东亚国家而言，合作程度越高，支付的主权成本越大。 在危机防范和应对领域，东亚国家的合作收益要大于成本，因此以合作应对牙买加体系的不稳定性是东亚国家的理性选择，即这种不稳定性驱动了东亚国家的货币合作。 对于区域货币合作来讲，牙买加体系内的金融危机所提供的驱动力有着自身的特点。 第一，每一次现实的国际金融危机所能提供的驱动力会逐渐衰减。危机蔓延时，人们的危机意识最强，区域在金融领域的共同利益成为关注焦点，此时合作意识最强，合作障碍最容易跨越，合作成果最易取得。但随着危机远去，危机意识会逐渐弱化，对国家间关系的关注焦点会转移，由此而来的合作动力就会减弱，同时深入合作的一些障碍凸显出来，合作出现相对停滞的现象，直到下一次金融危机袭来。 第二，以发生过的金融危机为背景，潜在的国际金融风险将为现有合作的维系提供最低动力。在牙买加体系内，金融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国际金融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发挥了史无前例的作用，全球对金融业的关注也达到了历史顶点。作为风险聚集的行业，金融业的脆弱性无法消除。因此即使是危机远去，区域内各国也有着因防范潜在的金融风险而进行合作的需要，这为区域货币合作的维系注入可持续的动力。 金融危机只能为区域货币合作提供初级发展阶段的动力。防范和抵御金融危机，是为了避免和抑制由此造成的损失，捍卫已有的发展成果，“共同的敌人”所提供的是排斥、剥离某一状态的“推力”。金融合作向更高阶段发展，需要的是合作能创造新的共同利益，是一种富有吸引、凝聚性质的“拉力”。从这个角度看，金融危机所能驱动的自觉合作将始终是有限的。 东亚货币合作的发展历程体现金融危机驱动所具有的特点。1997年金融危机后东亚货币合作在多个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而在危机渐行渐远后发展相对缓慢，但合作机制一直存续，合作交流持续进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东亚货币合作谈判进程明显加快，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多项成果。但截至目前，东亚货币合作领域比较单一，功能集中于危机应对，合作成果还比较薄弱：取得了最大合作成果的流动性救援机制还没有组织化，缺乏一个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载体，与全球层面的危机救援机制相比还存在着较大差距。 展望未来，由于牙买加体系存在着系统性缺陷，金融危机的爆发在长期内也具有必然性，对金融风险的预期会一直存在，而这将使“危机驱动”合作的模式在东亚地区继续发挥作用，即在金融市场全球化的时代，现实或潜在的金融危机激发了东亚国家对金融稳定的需求，而金融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国际公共产品，东亚货币合作将始终是向东亚国家供给这种公共产品不可或缺的、极具活力的途径。金融危机为东亚金融合作提供的驱动力虽然局限于一定的层次内且有消长，但是将似“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长期悬存。 二、体系的不平等性与东亚货币合作 东亚货币合作的发展产生了小而明确且不容忽视的“美元替代”效果，即在东亚区域范围内，东亚国家通过区域合作谋求在本区域货币金融秩序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本区域货币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被更多地作为定价、结算和储备货币而使用。 1997年9月，在泰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提议设立亚洲货币基金（AMF），该基金规模为1000亿美元，由10个国家或实体（日本、中国、韩国、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香港、新加坡和澳大利亚）参与，重要的是将美国排除在外且无须与IMF协调一致。该提议立即遭到美国和IMF的强烈反对。为得到美国和IMF的赞同，同时也因为“东亚地区本身缺乏区域宏观经济监测能力”②，“清迈倡议被设计为与IMF紧密相连”，以IMF机制的补充者出现。在运行之初，“《清迈协议》规定危机成员国提款额的10%可以自动拨付，但是其余90%的提款额必须有IMF的宏观经济和结构调整的监督规划才能启动”[10]。“2012年1月31日，东盟及中国、日本、韩国多边合作的‘10+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正式开始运行。”③“有了AMRO作为制度保障，CMIM宣布将不与IMF贷款挂钩的资金比例由10%提高至20%。”[11]“2012年5月3日，第十五届东盟与中日韩‘10+3’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决定将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CMIM）下设立的区域外汇储备基金规模扩大一倍到2400亿美元，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贷款规划的‘不挂钩比例’从20%提高到30%，2014年将根据情况进一步提高至40%；在贷款技术性层面上，将‘不挂钩部分’的期限从3个月延长至半年，可以续期3次。”[12]不挂钩部分的期限延长，使得“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挂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也就大大降低了”[13]。 在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时，美国所主导的IMF是唯一能够向东亚地区提供紧急流动性救援的国际机制，居于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独家垄断地位，因此能够对急需资金的东亚国家提出非常苛刻的条件。在东亚地区，清迈倡议的达成和运行，标志着IMF作为区域金融稳定领域唯一公共产品供给者身份的丧失。即便清迈倡议与IMF曾密切相连，但东亚国家至少是不必完全从IMF获得非商业性紧急贷款。因此，清迈倡议被认为“能够减少东亚国家在面对危机时对美国和IMF的过度依赖”[14]。由于启动时自主性低和协议额度小，清迈倡议主要具有象征意义，但在合作不断提升后，其实质意义逐渐增强。随着清迈倡议自主性的提高和规模的扩大，东亚国家对IMF贷款的依赖性逐渐减小，东亚国家在危机来临时屈从IMF苛刻条件而被迫损害自己利益的可能性和程度都因此有所降低。虽然清迈倡议下的合作始终被界定为IMF的区域补充机制，在功能上不能完全替代IMF的作用，在宗旨上更不以削弱IMF为己任，甚至在实践中还未发挥过实际作用，其存在主要是以增强市场对东亚国家危机应对能力的信心进而通过预期发挥作用，但IMF在东亚危机救援与防范的主导地位还是被侵蚀。清迈倡议下的合作依然“远没有完成建立一个独立的东亚区域货币秩序的任务”[15]，但不可否认的是，东亚国家在区域金融秩序中所发挥的作用逐渐增加。 通过地区货币合作，东亚国家减轻了对美元的依赖。东亚货币互换在使用美元的同时增加了东亚本币的使用。例如，截至2009年4月，清迈协议下双边货币互换规模为900亿美元，中日、中韩、中菲与韩日之间进行的本币互换规模为220亿美元。[16]东亚地区的本币互换除能促进金融合作和金融稳定性外，还促进以本币进行贸易结算和投资。“2012年12月，韩国银行、韩国战略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推行一项贸易结算工具，由中韩货币互换协议（总额为3600亿或64万亿韩元）资助，用来支持中国企业用韩元结算和韩国企业用人民币结算。”[17]作为解决货币错配问题的一条重要路径，发展东亚本币债券市场成为东亚货币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03年以来，ASEAN+3亚洲债券市场倡议（ABMI）在推动东亚本币债券市场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8]新兴的东亚本币债券市场持续扩大，“截至2013年年末，未清偿债券总额为7.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1.7%。”[19]由于东亚国家对美元的依赖，东亚国家货币互换、债券市场和区域内贸易的发展离不开美元，在绝对数量上或许扩张了美元的使用，但在相对比例上增加了亚洲本币的使用，从而在相对意义上部分替代了美元。 从合作实践上看，东亚国家制度层面的货币合作是以对事实上的“东亚美元本位”④的修正为出发点，这不仅是出于防范、应对牙买加体系中金融危机的保护型需要，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平衡体系内美元霸权的分配型需要。⑤在美国与东亚各国的具有极大不对称性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美元的霸权收益对应着东亚各国在经济福利分配上的损失，这种损失是东亚国家支付的发展成本，通过货币合作减少此种损失成为东亚货币合作的另一个动力源泉。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由于路径依赖和美国霸权的持续，美元在国际货币格局中的优势地位得以延续。在商品和服务计价、国际贸易结算和国际储备方面，美元依然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即使经历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元的地位仍坚如磐石。截至2013年第四季度末，在公开的世界官方储备中，美元的份额是61.2%，远远领先于欧元等其他国际储备货币。 美元的垄断地位给美国带来巨大的霸权收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经济上可以测算的国际铸币税收益和政治上不易计量的国内政策优势与国际影响力。⑥ 国际铸币税是指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因本币由非本国居民持有而获得的经济收益。[20][21]关于国际铸币税的测算方式也有差异，这些差异源于关注视角的不同，而后者恰好反映了国际储备货币产生经济收益之机制的多元性。因为各学者测算方式的不同，美国国际铸币税的具体数额存在较大差异。但如果把研究国际铸币税的各种视角整合起来，最广义的国际铸币税可以分为三部分：“发行税、通货膨胀税和投资收益税”[22][23]，发行税是后两者的基础。 美国的基础货币流通在国外的那部分就成为其获得的国际铸币发行税。美元的国际铸币发行税主要来源于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美国通过输出成本可以忽略不计的纸钞，换取其他国家消耗实际资源生产出来的产品和服务。当美元在国际经济往来中被非美国居民持有时，美国的货币当局和私人部门就一起向非本国居民征收了铸币发行税，因此美元发行税具有明显的债务属性。“当非居民向居民购买商品和服务时，就是本国在向其偿还国际铸币税。”[24]因此，美国获得的国际铸币发行税存在着逆转的风险。当美国拒绝非美国居民对本国实际资源的购买时，可以看做是美国拒绝偿还铸币发行税。美元持有国对美国的经常项目顺差越大，对美国缴纳的发行铸币税也就越多。东亚国家对美顺差较大，所以向美国缴纳的铸币发行税也最多。2013年美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逆差为3793亿美元[25]。2013年中国对美顺差2158.5亿美元[26]，是美国最重要的逆差来源国，所以向美国缴纳的发行税也就最多。 美元的国际铸币通胀税是指在美元通货膨胀后，美国从非美国居民手中持有的美元购买力下降中所获得的好处。[27]随着美国国内物价水平的提高，非美国居民因持有美元而拥有的债权实际价值随之下降。从美国政府常用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来看，通过扩大货币供给来促进经济发展已成为其常态的政策选择。因此美国经济通货紧缩的可能性很低，美国由此获得的国际铸币通胀税极少有逆转的重大风险。以中国的外汇储备为例，中国没有公布官方外汇储备构成，但“有分析师认为约三分之二是美元”[28]，从2003年至2013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从0.4033亿美元增长到3.8213万亿美元；与此同时，尽管遭受了金融危机的冲击甚至一度为负，美国在过去十年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平均增长了2.4%[29]。根据科恩的估算，“因为中国的储备规模，美元10%的贬值已经使中国遭受相当于GDP约3%的金融损失”[30]。而根据李翀的估算，“2010年我国过多的外汇储备的购买力损失达到316.44亿美元”[31]。 美国的国际铸币投资收益税是美国用回流美元获取的净收益。为保证美国对外经济的正常发展和非美国居民对美元的信心，美国必须允许非美国居民持有的美元回流。在购买美国实物资产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后，这部分回流美元通常会购买美国的国债或存入美国的银行，持有者由此只能获得较低利息，而美国则可以利用这部分资金进行投资并从中获取更高收益，这部分收益减去为此支付利息、运营管理成本后的余额，就成为美国所获得的投资收益税。从国际铸币投资收益税的视角看，美元储备国购买的美国国债或存入美国银行的资金越多，缴纳的投资收益铸币税也就越多。仅以美国国债为例，截至2014年1月，外国主要债权人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额已达5.8327万亿美元，位列第一的中国和第二位的日本分别持有1.2735万亿、1.2014万亿，占比为21.8%、20.6%。[32]中国和日本由此向美国缴纳的国际铸币投资收益税也最多。就中国而言，缴纳的投资收益税非常之高，因为“中国资金在国外投资只能取得不到5%的年收益率，而外国资金在中国投资却可以取得略低于20%的年投资收益率”。[33] 牙买加体系为美国攫取超额的国际铸币税提供了巨大的制度空间。在以往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体系核心国也能够获得铸币税收益。与一战前的金币本位制、“二战”期间的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以及“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相比，牙买加体系中事实上的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美国——所能获得的国际铸币税收益，远远超出此前各体系中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所能获得的国际铸币税收益。由于牙买加体系的“黄金非货币化”，使得该体系成为一个完全的信用本位体系。美国摆脱了“金色紧身衣”的束缚，美元发行不再顾及黄金的可获得性，而是完全依赖于美国国家信用，这极大地降低了美元的发行成本。此外，在牙买加体系内各国享有汇率自主权，美国可以完全从维护和拓展本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出发，来选择美元发行的数量及时机，美国由此可以攫取超额的国际铸币税。 除了国际铸币税收益外，美元霸权还给美国带来了国内政策上的自由，并成为美国维持在世界政治经济中影响力的源头活水。与此相对应，美元霸权之下谋发展的东亚国家在国内政策和国际竞争方面都付出了不菲的代价。 时至今日，美国依然是东亚国家最重要的最终产品市场，美元在计价、结算和储备方面独占鳌头，因此东亚国家都倾向于与美国保持相对稳定的汇率。[34]受制于开放经济的“三元悖论”，东亚国家在保持资本流动和汇率稳定之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极大的约束。在此种情况下，美国在执行货币政策上具有非对称的优势。因为，“储备货币国能够不受开放经济三元悖论的约束，在资本自由流动、汇率固定的情况下，仍然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而将维持固定汇率的成本转移给了非储备国，并且输出了通货膨胀。”[35]在东亚国家努力维持对美元汇率稳定时，如果美国推行货币扩张政策，东亚国家将被迫进行货币扩张，如果东亚国家国内产出不能够以相应比例增加，必然会遭受通货膨胀，国内经济均衡受到极大影响。 在国际体系中，美国因美元霸权而具有的优势不一而足，表现之一是美国在国际收支调节体系中居于优势地位。美国经常项目下的赤字和东亚国家该项目下的黑字，美国与东亚各国间经济失衡后的调整责任由谁担负，关乎未来的经济发展和利益分配，始终是彼此博弈的焦点之一。一方面，美国利用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话语权，使东亚国家因顺差而在国际政策协调场合被聚焦受责，美国自身因逆差而获得的巨大收益却没有受到同等的关注和批判；另一方面，美国利用东亚国家与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不对称性，让东亚国家承担调整成本，并把“逆差”作为砝码在一些议题上进行讨价还价。 未来，美国将继续向东亚国家收缴可计量和不可计量的美元霸权收益税。美元发行以美国的国家信用为保证。在完全信用本位时代，从长期看，开放经济体的本位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由该经济体在国际经济格局的地位所决定。“美国霸权衰落”曾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的结构性原因，但当时所热议的“美国霸权衰落”只不过是相对衰落，远非绝对衰落。冷战结束后的“历史终结论”和冷战后信息产业发展所带来的“新经济”，标志着美国霸权的再度走强。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遭受打击，新兴经济体的力量备受瞩目，但美国的国家竞争力依然强大，核心竞争力依然傲视群雄。2013年5月29日，瑞士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IMD）公布了《2013年世界竞争力排名》，美国重回第一。虽然国际格局不断调整，美国的优势地位受到这样或那样的侵蚀，但这些调整目前看来都是温和的、有限的。在相对意义上，美国国力或许存在一个长期的衰减趋势；但在绝对意义上，美国仍将长期居于霸权地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霸权的支撑使美元依然拥有坚实的国际信用地位，其他货币或许能够拓展自己的国际空间，但难以与其分庭抗礼，更遑论取而代之。在牙买加体系内，路径依赖和美国可持续的强大竞争力，使得美元获得了可持续的、不可替代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由于美国作为最终市场的无可替代性，由于东亚国家经济动力转型的艰巨，这意味着东亚国家的铸币税及其他损失会是持久的。 在东亚国家融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初期，这些分配性损失具有较高的合理性，而且东亚国家也缺乏改变这种再分配的手段。随着东亚国家的发展，东亚国家向美国缴纳的霸权收益税越来越高，“美元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愈来愈多地作为桎梏而非“助力”存在。东亚国家无法彻底扭转局面，但在一定程度上逐步改变这种具有剥削性质的国际再分配，成为东亚国家在更高发展阶段的持久诉求，这种诉求需要借助于区域货币合作来实现。 区域货币合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东亚国家分享美国的国际铸币税收益。以区域内贸易结算为例，东亚国家若想分享铸币税，就得少使用美元、多使用区域内国家本币。以人民币为例，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在理论上中国和东亚地区内小国（下文以A国代替）都可以获利，分享美元的铸币税收益。[36]对中国来说，以人民币替代美元进行区域内贸易、投资结算，能够减少自己向美国缴纳的铸币税，而且能分享美元在东亚地区的国际铸币税；此外，还可以减少本国企业的汇兑损失，助推本国金融业和实体经济的发展，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国际铸币税以外的经济和政治收益都大。对A国来说，从向美国缴纳铸币税转向中国缴纳铸币税，也会获得收益。因为人民币要在东亚地区获得铸币税，就要与美元竞争，只有中国能够提供更为优惠的条件才能吸引A国选择人民币。所以扣除为优惠条件所支出的成本外，人民币从东亚地区所取的国际铸币税要少于美元所获得的铸币税，其间的差额为A国所获得。中国和A国共享了部分原由美国获得的铸币税。 中国和A国也都需要给人民币区域化支付成本。对中国来说，要承受经常项目逆差带来的成本，国民经济承受高风险的成本，支付双边合作的交易成本，国家经济政策的自我约束及与其他国家进行国际经济、金融政策协调而作出的让利成本，还有包括资本项目开放在内的国内金融和经济改革的成本。对A国来说，因人民币的流动性和信用等级不及美元，小国外汇储备的风险有增大的可能，但此种风险取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 出于国家长期发展的理性考虑，东亚国家需要通过区域货币合作来限制和约束美元霸权。因此，东亚货币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必须要相对独立于美国和美元，是天然的美元替代式合作。不论东亚国家尤其是东亚大国遏制美元霸权收益的主观意图如何，东亚货币合作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这样的效果：合作程度越深、规模越大、层次越高，遏制美元霸权的效果越强。美元霸权所带来的收益被美国认为是国家核心利益之一。笔者认为，对于向来居安思危且善于见微知著的美国来说，这正是它对东亚货币合作非常敏感的根源所在，是美国战略上所谓“重返亚洲”的主要动力之一。 长期存在的美元霸权能给东亚国家货币合作提供长期动力，但这种动力不会突破一定界限。这一动力界限是由东亚国家对美经济依赖所设定的。东亚国家因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受益于、也离不开美国市场，受益于、也离不开美元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东亚国家对国际铸币税重新非配的诉求是有限度的，因而美元霸权能够提供的区域合作激励在每个时间段都存在上限。 牙买加体系不平等性所提供的合作激励的“上限”随着东亚区域经济发展而不断提升。随着东亚国家彼此间经济相互依赖的增强，尤其是东亚大国的经济转型取得进展，美国作为最终产品市场的价值受到削弱，那么东亚国家尤其是大国抑制美元霸权收益从而改善自身在国际利益分配中的边缘地位，即对国际铸币税重新分配的需求将更为强烈，美元霸权所能提供的区域合作激励将随之水涨船高。 牙买加体系的不稳定性和不公平性是东亚国家所处系统环境的长期特点。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使谋求发展的东亚国家受到伤害和威胁，不平等性使渴望崛起的东亚国家被剥削和遏制。东亚区域经济规模越大、区域内相互依赖越是深入，牙买加体系的不稳定性和不平等性所带来的影响越是彰显。作为理性行为体，在牙买加体系中东亚国家要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必须采取某种长期策略来化解不稳定性、约束不平等性。 同全球层面的多边合作与某对国家间双边合作相比，区域货币合作策略在帮助东亚国家实现“化解不稳定性、约束不平等性”的目标时显示出优异的“性价比”。以实践层面一定程度的经济一体化为前提，牙买加体系为东亚国家选择区域货币合作策略提供了一种外生的结构性激励；东亚国家的经济越是发展，彼此间相互依赖越是深入，这种外生性激励越大。从长期看，东亚国家推进区域货币合作是一种必然。 牙买加体系的特征塑造着东亚国家在区域货币合作博弈中的支付结构，进而影响各国的策略选择。东亚国家因冲销体系负面性而维护的重大收益，能够部分平衡区域货币合作给他们带来的成本。东亚国家需要为区域货币合作支付各种经济的与非经济的成本。由弥补牙买家体系不足而来的收益，或许不能冲销掉全部合作成本，但是在平衡合作成本方面是不可或缺的，与区域内经济相互依赖产生的内生激励能够共同发挥作用。 牙买加体系向东亚国家提供的合作激励，部分地弥补东亚国家当前在货币合作问题上内生动力的不足。从历史经验看，区域贸易安排通常会先于区域货币安排出现；传统观点认为，前者在区域成员间产生了贸易创造，从而帮助达成最优货币区所需的条件，即区域贸易安排是区域货币安排的基础。[37]在缺乏这种由区域贸易安排所提的内生性支持时，牙买加体系的外部激励使得东亚货币合作能够先于区域贸易安排取得成果并持续推进。 牙买加体系的不稳定性和不平等性只能为东亚货币合作的初始发展提供动力。东亚货币合作向更高形态发展，需要有来自实践层面和制度层面的更大支持：在实践层面，需要东亚区域经济的发展、各国相互依存性的增强尤其是东亚国家作为最终产品市场地位的上升；在制度层面，需要东亚区域贸易安排取得重大进展。 由于东亚国家对牙买加体系的长期依赖性，东亚国家对“更稳定”和“更公平”之货币体系的偏好都呈现出“有限性”。当牙买加体系给东亚国家货币合作带来的动力是长期持续的但有一定界限的“作用力”时，东亚货币合作向牙买加体系施加的也是一种长期的、具有某种局部修正作用但还远未具颠覆性的“反作用力”。 在被牙买加体系“塑造”的同时，东亚货币合作的实际进展对牙买加体系产生着“影响”。“危机驱动型”的东亚货币合作正在推进东亚区域金融稳定机制，增强东亚国家防范危机的能力和金融市场对东亚国家的信心，这有助于减低牙买加体系体系原有的脆弱性。从相对比例上看，“美元替代型”的东亚货币合作具有逐步改变原有的体系金融治理结构之潜能，这种潜能引起了美国的高度重视和战略应对。 牙买加体系内部蕴含某种反美元体制的内在机制，这种机制具有消解美元霸权的自我锁定机制的倾向。2008年金融危机和后续的欧债危机所促成的美元“不降反升”，曾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反思和分析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这种反思和分析的结果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个人意识到了美元霸权的危害和美元作为避险、增值资产的无可替代性，认为美元体制具有自我锁定效应，进而感叹其他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西西弗斯”式的悲剧命运。然而，通过分析牙买加体系对东亚货币合作的激励，可以认为通过某些体系成员富有战略理性的选择，体系的缺陷可能引导体系进行自我修正，向另一方向转化。抛开美元“不降反升”这个短时期事件，站在体系的视角，东亚各国通过货币合作已然在努力偏离西西弗斯的选择。 这里把东亚货币合作视为牙买加体系的函数，这种分析凸显了国际货币系统对内部组成部分的塑造。在实践中，货币合作不仅仅是经济现象，影响东亚货币合作的因素可谓错综复杂，经济、政治、安全、社会和文化等诸方面的因素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东亚地区的国际和国内政治因素更是对东亚货币合作有着关键性的影响。这些因素的影响与牙买加体系施加的影响共同作用于东亚货币合作，彼此强化、牵制或冲销，东亚货币合作的发展最终是由这些因素的历史合力所决定。但无论如何，在研究和预测东亚货币合作时，牙买加体系的视角不可或缺；若忽视牙买加体系所施加的长期的和结构性的影响，就会忽视了东亚货币合作的一个重要动力源，从而损害人们对东亚货币合作的系统掌握和长期判断。 ①在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东盟国家为防备其成员陷入资金短缺的困境，曾缔结了《东盟互换资金协定》，但是基金规模很小，总共只有2亿美元，在亚洲发生金融危机时没有起作用。参见高连福：《东亚货币合作出现加强趋势》，《当代亚太》2000年第11期，第30页。 ②日本和其他国家支持清迈倡议下的协议援助金额与IMF的贷款条件挂钩，最明确的原因就是IMF具备较为完善的宏观经济监测机制。 ③作为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机制的独立宏观经济监测机构，AMRO将负责监测本地区及成员经济体的宏观经济和金融系统运行情况，对风险进行预警。 ④东亚国家货币钉住美元，成为东亚国家共同的货币锚，因此“东亚是一个事实上的美元本位区”。 ⑤除此之外，东亚货币合作的战略意义还来源于东亚地区内部经济相互依赖不断发展而生成的内在需要。 ⑥美国通过美元获得收益是以美国为世界经济发展所做贡献为基础的，这种贡献是其他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允许美国获得美元霸权收益的前提。美国以本国的经济实力和相对稳定的国家信用为基础，通过美元外流提供了世界贸易发展所需的大部分清偿力。截止到目前，在无政府的国际货币体系里，在以主权货币来发挥“国际货币”作用的机制中，没有哪个经济体或国际机制能够在提供清偿力方面取代美国。而且，美元的大量使用产生了规模效益，减少了世界经济发展所支付的交易成本。标签：牙买加体系论文; 金融风暴论文; 铸币税论文; 美国金融论文; 中国货币论文; 货币论文; 金融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货币制度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