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彬[1]2012年在《海南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问题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建设新农村政策的提出并快速推广推动了农村城市化进程,同时也暴露出城市化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对于城市化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和影响的“叁农问题”,也就是农业、农村、农民等和农民密切关心的问题。在这一进程中如何来定制更加科学的方法,来了解农民的家庭经营收入情况、工资性收入情况、转移性收入情况、财产性收入情况,如何来有效的提高这些收入,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富强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改革开发以来,我国农民的收入经历了叁个阶段,其一是(1978-1984年)：高速增长阶段；其二是(1985-2000年)：缓慢增长停滞徘徊阶段,其中可以划分1985-1989、1989-1997、1997-2000年叁个波折阶段；其叁是(2000年)以来：恢复增长。这个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取得的前所未有的发展。在发展中同时也逐渐的形成了农民收入差距扩大,按照市场经济国家的一般标准,基尼系数在扩大,农民收入地区差异扩大等等差距,会对社会的稳定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对于其现状的研究来缩短这些差距就显得格外重要。在一系列的问题中,对于农民最为实际和重要的就是对于农民的收入问题的研究,因为这同农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在发展中也流露出我国农民收入存在的诸多问题,归结起来主要体现在：农民收入持续低速增长；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在继续扩大；以粮食生产为主的纯农户收入增长更为困难等。造成这一现象的具体原因在于：农民收入结构受到制约；农民负担过重,造成实际收入减少；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限制了农民增收的渠道；农业投资严重不足；农村市场发育程度较低；农业科研体制不合理和农产品科技含量低等。农民收入缓慢造成的严重负面影响主要有：严重影响社会的安定稳定；形成实现扩大内需方针的巨大障碍；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形成严重的制约等等问题。在关于农民收入问题的研究中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近年来的发展体现出以下的特点：其一,在农民总收入中居于次要地位,起着补充性的作用,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仍然无法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只能是农民收入的重要补充；其二,波动性较强,尽管无法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当前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对总收入增长的贡献,仍处于波动性较强的状态,对总收入贡献交替出现正、负增长；其叁,农民对其控制能力较为薄弱,尽管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是基于农民自己财产的基础上获得的,但种种原因农民却对此缺乏应有的控制力。在这样的环境下本着根据区域特点,致力于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为目地,以海南为例,对海南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问题的研究。将从海南农村城市化的现状,农民增收的影响问题,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影响研究,借助海南的区位现状对海南的土地、住宅和资金财产性收入的对策,利用海南优势实现海南农民财产性收入跨越式增长,逐步形成海南财产性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为对于海南农民的财产性增收问题的研究尽献力量。
张小慧[2]2005年在《广西农村城市化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城市化是由传统的农业、农村社会向现代工业、城市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对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生产力的合理布局、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城市化发展水平代表了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广西的城市化水平较低,城市化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城市分布不平衡,发展不平衡;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城市规模过小,水平偏低,滞后于经济发展等等。城市化中存在的这些问题给广西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推进城市化进程成为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今后一段时期,应加快推进广西农村城市化进程。 具体可采用如下方法:选择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合理发展大城市,注意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积极发展中小城市,适当发展小城镇。从全地区经济发展情况看,可把南宁、柳州两市作为中心城市建设成为城市非农业人口超过百万规模的特大城市,通过中心城市的发展,接受其能量辐射带动周边区域的发展;其次将桂林、玉林、北海、贵港、梧州发展成人口规模为50-100万人的大城市;防城港、钦州、贺州、百色、河池发展为市区人口规模为20-50万人的中等城市;然后在各个大中城市的周围各地根据各地的特点因地制宜,分类建设小城镇。
柴洪辉, 顾海英, 张全红[3]2009年在《中国农村城市化研究评述》文中认为从概念、内涵、动力机制、道路、水平和推进措施等方面对农村城市化研究的争论问题进行回顾,从农民角度针对当前农村城市化的概念之争进行评述,指出根源在于没有从农民的视角来界定农村城市化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农村城市化是农民面对工业化机会和城市化的门槛时的理性反应和自然选择,主体在于农民,根本动力在于转变为产业工人的农民的收入的持续提升;认为农村城市化道路是内生于工业化进程的农民理性选择的结果。
赵丽华[4]2011年在《工业化发展定位驱动下的农村城市化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新中国的城市化起步于1949年,启动于改革开放以后,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已取得世人瞩目的显着成效。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深入,学术界对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多,研究内容包括城市化的概念、特点、内涵、动力、方向、水平以及缺失等各个方面。苏州工业园区是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间重要的合作项目。经过短短十几年的发展,已成长为一个初具国际竞争力的高科技工业园区,堪称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比较积极的典范,其农村城市化进程是我国农村城市化的一个缩影,是我国城市化从启动到兴起再迈入成熟发展阶段的一个浓缩体现。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大量成功的经验,值得总结与推广,同时也发现了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和缺失,需要正视和面对。本文以胜浦镇——苏州工业园区的下辖镇之一,作为考察个案,通过对该镇在工业化发展定位驱动下的农村城市化问题的研究,概括、提炼和总结其成功经验做法,寻找、发现和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从中探索如何更好推进农村城市化的方法和策略,以期对苏州工业园区全面实现城市化、基本实现现代化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
康秀丽[5]2013年在《和谐社会视角下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问题与对策研究》文中认为农村城市化是一个国家社会经济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的必由途径，它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符合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观点，符合城市化发展的规律，也符合我国的国情。探讨、研究我国农村城市化的困境，探索农村城市化问题的解决途径，对于指导当前的农村工作，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众多问题，本文主要是从户籍、土地、环境问题叁方面进行了阐述。笔者认为，城市化就是土地和人口的城市化，土地的城市化涉及到我国的土地制度问题，人口城市化涉及到我国的户籍制度问题。因此，解决我国农村城市化问题主要是解决我国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的改革问题。同时在这个城市化的过程中环境污染问题影响到了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制约着有必要对此进入深入的分析探讨。本文通过对城市化概念的界定以及对我国城市化历史进程中梳理，探索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突出存在的土地、户籍和环境现状，在此基础上探索相关问题的改革方向，力图为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四个部分：第一章首先对城市化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并梳理我国城市化的政策演进和历史进程，从纵向上把握我国的农村城市化，为接下来深入研究我国农村城市化的困境做必要的准备与铺垫。第二章主要分析我国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的户籍制度问题。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虽然得到“解冻”，但是现行的户籍制度仍然是阻碍城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户籍制度改革是推进城市化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城市化建设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本章在分析现状的基础上对户籍制度改革进行了探索分析。第叁章分析我国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不断探索适合的城市化道路。一方面坚持土地公有制不动摇，另一方面不断进行土地改革，革除土地制度中对城市化的阻碍因素，以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在此过程中，农村土地所有权流转制度面临挑战。另外，因征地制度不完善而造成的失地农民权益保障问题是我国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第四章分析我国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环境污染问题。我国已进入到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期，由于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管理滞后、不合理的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等原因，农村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环境污染问题。本章将在分析农村环境问题现状的基础上，探索农村环境的治理。
黄永斌[6]2014年在《广州市农村城市化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广州市在近几年实施农村城市化发展,尽管取得一定发展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缺陷,比如都市村庄问题,以假象城市外观建设农村城市化,未实现农村城市化本质。目前主要缺陷如下：第一,资源利用率较低,尚未适应产业链的延伸发展；第二,转入的新居民素养水平与思想观念未能满足发展的需求；第叁,与全市的经济发展速率相比,该区域经济发展速度相对较慢；第四,经济转型期实施的政策与产业布局不协调等,上述问题大大制约着广州市的整体经济发展。因而深化改革,转换产业结构,加速发展建设城市化,从而适应珠叁角的整体发展格局。本文首先分析广州市农村城市化发展现状,进而剖析广州市农村城市化发展存在问题,主要有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建设资金不足、规划建设用地缺口大；重硬件投资、轻建设管理；农村城市化造成的环境污染等问题。其次,剖析广州市农村城市化发展存在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体制机制对广州市城市化的阻碍；部分基层政府对农村城市化的认识不清；统筹发展力度不够,城镇人口承载力不强等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快广州城市化发展的对策,主要有大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强环境保护；加强政府对城市化的宏观调控、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完善保障体系为城市化建设保驾护航；提高农民收入,平抑城乡收入差距。在当前社会背景下,研究广州市农村的城市化发展,积极分析其存在的缺陷并提出解决方案,从而推动建设城市化,降低城乡之间的差距,全面提高广州农村小康水平,此外对加快发展珠叁角农村城市化具有重要的指导借鉴作用。
冯丽萍[7]2002年在《四川农村城市化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一城市化，是人类现代化的标志。在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城市化是引起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消费方式等重大变化的一个由农村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变的过程和机制，它表现为城市空间规模的扩张、城市开发建设水平的提高和人们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人口在空间上由乡村向城市聚集等。农村城市化是城市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揭示的是城市化过程的一个重要层面，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演变或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必然过程，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从本质上讲，农村城市化就是传统农村经济社会生活向现代城市经济社会生活转变的过程。它包括：1、农村地域向城市地域转化的过程；即城市化。2、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换的过程，即非农业。3、农村产业及生产方式向城市产业及生产方式转变的过程。即农业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农村城市化问题一直是国内外理论界关注的焦点。1760年英国产业革命的兴起，导致了人口从乡村到城市的聚集，从而使城市空间规模的扩张和城市数量的增加，正如马克思经济学所阐述的那样，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反过来又对城市及乡村本身产生重大的影响；它促进了城市和农村的现代化，促进了人口的合理流动和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有利于完整而合理的经济区的形成和发展。西方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建立起各自的理论模式，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托达罗模型、集聚经济理论、费里德曼的“中心－边缘范式”等，都试图解释和分析人口从乡村向城市迁移的动力机制，以及高度城市化所带来的问题等。农村城市化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作为经济增长和社会活动的重要伴生物和制约因素，引起了世界众多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地理学家、人口学家以及生态学家的广泛关注与重视，他们主要是探讨城市化的形式以及工业城市的发展。二战后，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加速，国内外学者提出了城市化发展的多种思路和途径。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相继进入停滞状态，世界学者对于农村城市化问题<WP=3>的研究重心便转向了对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城市化道路的探索，而其中又尤为以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世界人口大国最为典型。因此，系统地分析中国农村城市化的发展历程及其基本特征，研究中国农村城市化过程中的道路选择和发展模式，对于更好地促进世界农村城市化问题研究、指导，农村城市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学者对于农村城市化问题的研究，起步于80年代初期。在此之前，由于计划体制和城乡分割体系的制约，我国对农村城市化问题的理论研究非常少，在实践中也采用“一刀切”的做法，如控制大城市规模、严禁农业人口流入城市等，以行政命令来代替对区域具体问题的分析。改革开放后，我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我国才开始重视区域经济研究，提出了不同的区域发展模式，如“大城市重点论”、“中等城市重点论”、“小城市重点论”等，但总的说来，对农村城市化问题研究比较乏力。1978年开始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及、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为农村城市化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伴随着不断加快的改革步伐，面临长期隐藏在农业生产内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巨大压力，迫切需要对农村城市化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探索正确的农村城市化道路，寻求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农村城市化模式以及选择、制定适当的农村城市化战略，对于中国农村城市化的发展具有越来越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众所周知，我国城市化水平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四川省又是我国城市化率较低的一个农业大省，劳动生产率低下，人口多，人均耕地少，剩余劳动力丰富，经济发展落后、区域发展不平衡，在中国内陆省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四川农村城市化面临的许多问题已严重地制约了四川经济的发展，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找到最佳途径至关重要。对类似地区，乃至对中国农村城市化问题都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二本文共分四个部分：前言、第一章：农村城市化理论探索、第二章：四川农村城市化的现状及问题、第叁章：加快四川农村城市化进程的途径及其措施。前言部份主要通过阐述本文选题立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来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并通过介绍国内外研究的现状来阐明该文章的研究方法，提出<WP=4>有针对性的建议。第一章：以农村城市化理论探索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城市化理论为指导，从理论联系实践的角度，对城市化的决定因素、制约因素，以及城市的社会经济后果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进行阐述。同时，回顾和评述了西方学者有关农村城市化的主要理论模式及其局限性，着重分析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人口密度和交通通讯条件在农村城市化中的特殊作用及中国“自下而上”的城市化模式对西方理论模式的突破，丰富和发展了发展中国家农村城市化理论和区域发展理论。本章对基本概念进行的界定，为后两章做了良好的理论铺垫。第二章：研究四川农村城市化发展现状及问题。其目的在于揭示四川农村城市化由于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
张进[8]2008年在《新时期农村城市化发展的构思和举措》文中认为农村城市化是我国城市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农村城市化发展则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现实选择,是促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途径,也是确保“叁农”问题有效解决的根本保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农村城市化是一个综合的、系统的社会变迁过程。它不仅包括人口学意义上的人口城市化,还包括经济学、地理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城市化,即农村经济向城镇规模集聚和空间集中的过程、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变过程等。[1]当前,农村小城镇建设是我国农村城市化的现实选择;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制定政策是实现农村城市化的关键;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民素质、改变农民生活方式是实现农村城市化的目的和根本。农村城市化是一个国家社会经济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的必由途径,它符合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观点,符合城市化发展的规律,也符合我国的国情。多年来,天津市塘沽区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紧紧抓住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难得历史性发展机遇,始终坚持城乡协调发展的思路,不断加大对农村的综合投入,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步伐。本文结合塘沽区实际,阐述了加快推进农村城市化的重大意义;确定了加快推进农村城市化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目标任务;提出了农村城市化的基本构想。通过调查研究,阐述了塘沽区建设卫星城的重大意义;分析了塘沽区卫星城的区位分布和功能定位;明确了农村城市化过程中推动卫星城建设的运作思路;并重点以塘沽区西部新城起步区建设项目为例,详细介绍了塘沽区卫星城建设的发展规划和建设方案。通过研究进一步明确了加强塘沽区及滨海新区的农村城市化建设,对于提高滨海新区载体服务功能,深化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建立城乡一体的土地规划管理体系,改善农村环境面貌及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将对加速天津滨海新区城市化建设的步伐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郑健民[9]2004年在《浙江省农业产业化推动农村城市化机理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六大指出，“当人类社会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目前，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是，“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存在着如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等诸多问题。”众所周知，城市化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基础。城乡一体化过程是一个城乡协调发展的过程，是一个高水平条件下的“均衡”，其核心在于“发展”。而目前，城市化已成为解决我国城乡共同发展中面临的诸多中长期和短期问题的关键之一。我国的现代化也应是在城市化的基础上，以先进的科学技术和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推动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进化和优化的过程。如果城市化是反映“量”的增长，那么现代化则是反映“质”的提高，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对于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中国而言，研究城市化问题重点在农村，关注农村城市化的发展，进而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实现我国的现代化。农业产业化与农村城市化作为产业内容与空间载体，是推动一个国家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两大战略，农业产业化在推动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应该有所作为。当前我国农村城镇建设与农业产业化结合得不紧密，农业剩余劳动力只能实现产业间的转移，不能实现空间位置上的转移，因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不能改变农产品有效需求不足的现状，也难以实现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农业效率和效益更难以得到充分发挥。因此，依托农业产业化积极推进农村城市化的协同发展，已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本文基于该背景条件下，以农业产业化起步较早、经济发达的浙江省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和实证研究，对农业产业化推动农村城市化协调发展的机理及其对策进行研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研究背景、思路和相关理论研究。本论文在我国经济社会努力向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对浙江城市化进程中农业产业化推动农村城市化的道路进行研究。我们认为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城市化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基础，这就要求农业剩余劳动力不仅要实现产业间的转移，更要实现空间位置上的转移。农业产业化与农村城市化一个作为产业内容、一个作为空间载体，是推动我们国家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两大战略。本论文在对相关经典理论进行研究和国内学者的相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浙江省农业产业化推动农村城市化机理及对策研究关论述进行综述的基础上，对浙江省农业产业化推动农村城市化问题进一步进行实证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二部分，分析了浙江省农业产业化与农村城市化的互动关系，从中找出两者结合点。从农业产业化的组织形式、发展类型、利益机制和实施途径等四个方面对浙江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和约束机制进行了剖析。重点总结了浙江省农业产业化发展过程中的龙头企业、农产品生产基地、专业合作组织和农产品专业市场建设对农村城市化起到的具体作用。同时分析浙江省城市化的成长模式和动力机制，得出城市化和农业产业化是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中两个联系密切、又相互推进、诱导制度创新的过程。 第叁部分，应用在浙江省诸暨市山下湖镇和磐安县实地调查所得数据对农业产业化推动农村城市化机理展开实证分析，通过对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农村居民、农业加工企业的迁移决策行为、已进城农民的实证研究以及对城市化进程中各经济主体(农民、企业家、政府)行为的经济学分析，得出浙江省农业产业化推动农村城市化发展的机理和发展不足的深层次原因。 第四部分，对策建议与进一步研究方向。在前面几部分研究的基础上，对于如何有效促进浙江省农业产业化推动农村城市化提出相应的建议。本文认为依托农业产业化推动浙江省农村城市化的发展，是浙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农村现代化的有效手段。推进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关键是农民市民化、农村企业进城以及政策制度叁方面的共同作用。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主要有不同类型(资源、经济等)地区农业产业化推动农村城市化的比较研究和产业化推动城市化过程中相关制度的系统研究。关键词:浙江省;农业产业化;农村城市化;机理;对策
闫循涛[10]2008年在《唐山市农村城市化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认为农村城市化是以非农产业发展及其向城镇聚集为基础,以符合实际的城镇发展为依托,以市场机制和政府的宏观调控为导向而实现的农村和城镇融合、城乡资源互动、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过程。既包括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资金、信息、产业向城镇聚集,城镇不断发展;同时,也包括城镇反哺农村,城市产业对农业的带动力增强,农业的现代化,农民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价值准则和行为方式等方面都逐渐融入城市,农民城市化和现代化。这也就是说,城市化的内函就是城乡资源、要素和生活方式的融合过程。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唐山市农村城市化现状、唐山市城市化特点以及唐山市农村城市化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机遇与挑战,得出推进唐山市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因素。论文首先通过对世界和全国城市化进程的阐述,表明了唐山市农村城市化的研究意义,同时对国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农村城市化进程现状以及国内农村城市化进程现状进行了论述。其次介绍了城市化的有关理论。概括了前人对城市化和农村城市化的研究内容,并总结出农村城市化概念。另外对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化相关理论进行了论述,包括城市化区位理论、城市化结构理论、人口迁移论、非均衡增长论,为唐山市城市化发展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论文对世界城市化发展的规律进行了概括;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分析,包括英国、美国、日本在内的一些发达国家城市化的发展经验,得出了对我国城市化发展有益的借鉴和启示。第叁是对唐山市农村城市化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总结出唐山市农村城市化的发展特点,并对唐山市农村城市化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进行论述。最后论文提出了四个对唐山市农村城市化发展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即农业发展因素、工业发展因素、生态环境因素和制度政策因素,研究其对农村城市化发展的重大影响,分别在国外模式、对农村城市化的影响以及协调对策方面进行了论述。
参考文献：
[1]. 海南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问题研究[D]. 徐文彬. 湖南农业大学. 2012
[2]. 广西农村城市化问题研究[D]. 张小慧. 广西大学. 2005
[3]. 中国农村城市化研究评述[J]. 柴洪辉, 顾海英, 张全红. 经济地理. 2009
[4]. 工业化发展定位驱动下的农村城市化问题研究[D]. 赵丽华. 苏州大学. 2011
[5]. 和谐社会视角下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问题与对策研究[D]. 康秀丽. 齐鲁工业大学. 2013
[6]. 广州市农村城市化问题研究[D]. 黄永斌. 广西大学. 2014
[7]. 四川农村城市化发展研究[D]. 冯丽萍. 西南财经大学. 2002
[8]. 新时期农村城市化发展的构思和举措[D]. 张进.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8
[9]. 浙江省农业产业化推动农村城市化机理及对策研究[D]. 郑健民. 浙江大学. 2004
[10]. 唐山市农村城市化影响因素研究[D]. 闫循涛. 河北农业大学. 2008
标签：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论文; 农民论文; 农村人口论文; 农业产业化论文; 农村改革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城乡差异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三农论文; 财产性收入论文; 经济论文; 城市化进程论文; 经济学论文; 时政论文; 城乡差距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