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长篇军旅小说的潮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军旅论文,长篇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看来，如下五部长篇军旅小说的“集合”，恰好显示了九十年代长篇军旅小说创作潮动的态势。它们分别是——
朱苏进的《炮群》（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醉太平》（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朱秀海的《穿越死亡》（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年版）；
韩静霆的《孙武》（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乔良的《末日之门》（昆仑出版社1995年版）。
一
对于衡量一个作家、一个作家群落乃至一个民族的文学水准而言，长篇小说是一根重要准绳，但它同时又是一种高度，一种境界，巨大的质量后面包容的必定是巨大的才力和艰辛的劳动。如果要说在新时期军旅文学的辉煌背后还掩藏了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长篇小说创作的“欠收”。数量的稀少一般不可能不影响到质量的提升。在整个八十年代，除了刘亚洲的《两代风流》、海波的《铁床》、朱春雨的《亚细亚瀑布》和黎汝清的《皖南事变》等还能让我们；恍然记起而外，其余的基本上乏善可陈。它和同时期军旅题材中短篇小说的赫赫声势相比，不免显得形只影单；它对五、六十年代军事题材长篇小说独占鳌头的“黄金时光”就更是望尘莫及。这种近距离的刺激以及远距离的迫力，无形中就郁积成了新时期军旅文学运动中的一块“心病”、一个“长篇情结”。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就有人急切而热烈地呼吁：无须等待托尔斯泰（徐怀中：《无须等待托尔斯泰》《当代作家评论》1984.4）
然而等待却是必须的，而且可能是漫长的。实际情况表明，一批出自中年军旅作家之手的成熟的长篇小说，只能涌现在九十年代中期而不可能更早。具体的分析可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切进。就创作主体而言，这一批作家在八十年代初登文坛，有的因一篇处女作就获奖成名，从严格意义要求，大部分人都缺乏充分的文学准备和艺术修养，即便在中短篇创作上表现不俗，但距离熟练地驾驭长篇的创作还十分遥远。更何况，是否适宜于长篇的创作还要因人而异，譬如契诃夫、欧·亨利、鲁迅等小说大师就主要是以短篇而名世。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作家的气质、个性和才华的特点等相关因素。在考察长篇创作现象时，我们对此一点亦不可忽略不计。更不可强求一致，以“短”“中”“长”的“三级跳”来要求每一位作家。
一九九一年当朱苏进的长篇小说《炮群》面世之际，我曾及时撰写了长文《半部杰作的咏叹》予以评说，只是当时它一枝独秀，难成森林，可以近察其态却难以远观其势。只有到了今年，当韩静霆的《孙武》、乔良的《末日之门》和朱秀海的《穿越死亡》三部厚重之作联袂而至，才有如一股激流的注入，在九十年代以来慢慢蓄势高涨的长篇军旅小说创作的水平面上，带动了潮涌，激起了浪花，一汪湖水顿时生动活泼起来了。而这五部长篇，无疑是这湖水中最有力的潮头和最晶莹的浪花。
我将此五部作品视为九十年代长篇军旅小说的代表之作，无非出自两点考虑：一是作品的成熟性，二是题材的互补性。作品的成熟首先基于作家的成熟。朱苏进、韩静霆、乔良、朱秀海四位都正值旺年（40—50岁之间），而且都有近20年的创作磨炼，在八十年代，就分别以《射天狼》、《凝眸》、《第三只眼》、《在绝望中诞生》（朱苏进）、《市场角落的皇帝》、《凯旋在子夜》（韩静霆）、《大冰河》、《灵旗》（乔良）和《在密密的森林里》（朱秀海）等中短篇小说称雄或享誉文坛。不仅如此，除了《末日之门》是乔良的长篇处女作之外，他们分别还有过《惩罚》、《在一个夏令营里》（朱苏进），《战争让女人走开》、《大出殡》（韩静霆）、《痴情》（朱秀海）等长篇小说的试笔或探索之作，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和教训。他们此番出场表演的更加精彩之处，我相信大家能在后面的评述中领略一二。至于题材的互补，那就更是绝妙的巧合。《炮群》、《醉太平》为我们展现了当下军队现代化进程中的众生相和风情画；《穿越死亡》则在南部边疆战争的炮火硝烟中推出了一组英雄群雕；《孙武》复活了两千年前风云际会血火迸溅的大时代；《末日之门》则对未来世纪的世界战争格局作了一次虚构与预演。五部作品，四个角度：一从当代军营，一从当代战争，一从历史，一从未来；全面而深邃地展开对军人的塑造，对军人价值的沉重追问，对战争与和平的崭新思考。它们在恢宏的时空中所包容的军旅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可以说是空前的。艺术品位的高度和生活内容的广度的结合，就使得这五部作品从近年长篇军旅小说的群落中浮现出来，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立体、丰满而厚重的整体框架，既可以近察其态，更可以远观其势。它们不仅反映出了九十年代长篇军旅小说创作最新动态，也把新时期以来长篇军旅小说的整体水准作了一次提升，而且，我们还不难从中体察到军旅作家的中坚力量在经历了一场艰难的蜕变和转型之际，重新面对军人、战争、社会、和人类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新的文学姿态和艺术精神，它的某些坚守和扬弃，某些探索和回归……也正是在以上深长和厚重的人文背景之下，这个“话题”才如此地让我们感到兴奋，感到刺激，感到有说头，有份量，并且大有深意。下面，我将逐一对四位作家的五部作品分别给予扼要的评述与解析。
二
《炮群》虽然发表于1991年，开笔写作却始于八十年代末，由于某种文学以外的原因，中途还曾搁笔一年。总起来看，它对于朱苏进来说，仍然是属于八十年代的，它是朱苏进在八十年代中创作追求和艺术风格的一次总结，亦如他自己所说：“《炮群》是我的‘青春梦’的一次总宣泄。”而用我的话说，这个“青春梦”也是一个“将军梦”，一个“英雄梦”。这个梦主要通过主人公苏子昂来体现。苏子昂其人就是作家一贯钟情的袁瀚（《射天狼》）、南琥珀（《第三只眼》）、孟中天（《绝望中诞生》）等一系列气度不凡志向高远的硬派军人的一个总化身。不过，《炮群》给这个人物提供了一个至为开阔，更为复杂也更严峻的表演舞台，使他的军人的素养，聪明才干和人格力量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和表现，同时也使朱苏进雄健的笔力、犀利的眼力和超拔的才力，以及扎实的军旅生涯体验、炽热的军人理想设计和深刻的军队现实批判得到了一次集中而典型的表达。就此而言，这部作品的力度和深度是令人赞叹的。它对苏子昂、刘华峰、宋泗昌等中高级指挥员的形神刻画与把握是准确到位的，对军营日常生活背景以及炮群受阅的宏大场面的描绘是精细入微而又富于劲道和神韵的，对我军现代化进程中所暴露出来的诸多弊端是富于洞察力的，充满了沉重的忧患意识和严肃的责任感。飞扬的理想主义激情和严谨的现实主义精神的两极对立，使得苏子昂这个人物和整部作品自始至终都处于紧张的矛盾冲突和饱满的艺术张力之中。孤标傲世而又清醒人世的苏子昂总是被坚执于高邈理想和认同于世俗现实的双重诱惑与迫力撕扯挤压得好不痛苦。矛盾的最终消解还是以理想的受挫作为代价，现实赢得了胜利。作家最终匆匆安排的圆满结局实际上既是苏子昂对现实的妥协，也是作家对世俗的认同。它宣告了朱苏进“青春梦”或“英雄梦”的幻灭，也预示了朱苏进沿袭了近十年之久的创作路向即将发生的深刻转变。
《醉太平》的出现，使我们看到了一个从剑拨弩张到随意放松、从慷慨激烈到娓娓而谈的多少有点让人觉到新奇的朱苏进。其实，完成这种过渡的转捩之作是稍前于此的中篇小说《咱俩谁是谁》，这个小说标题就透着几分轻松、随便甚至是油滑，而且这种调子贯彻全篇，读者毫不费劲，亦可让人感受到作者在写它时的那份顺畅，左右逢源和得心应手的洒脱。其中三位上校主人公亦不为坚执于高远理想而牺牲现实享乐，而且恰恰相反，他们在旅途上在舞场中都显得风流潇洒其乐无穷。从某种意义上说，《醉太平》就是《咱俩谁是谁》的一个放大和辅展。亦如题目所示，在太平盛世和歌舞升平中沉溺和迷醉。这个盛世的具体化，就是当前时代的某军区机关大院的日常生活流程——早操、上班、开会、家宴、舞会、约会和偷情……表面看去平静似水或五光十色，但季墨阳、石贤汝、夏谷等部长、科长、干事们都在其中紧张地旋转，忙碌地活动，精心地算计，不动声色地较量与争斗。在权势或情理的驱动与诱惑下，他们或振作或清醒，或颓唐或沉醉。才华因此而变质，人格因此而萎缩，个性因此而扭曲。尽管朱苏进写来冷静客观，栩栩如生，入木三分而又持平公允，并且常常“悬置判断”，不作丝毫丑化或鞭挞状，甚至不时流露出对某一人物某一举措某一念头的赞赏与把玩，但这一卷当代军营的世态人心图的底蕴都不得不使人振聋发聩，深长思之。
朱苏进在这里的变化是显而易见而又令人吃惊的。首先，是支撑他的作品的精气神，已由强烈执着的理想主义呼喊让位于无可奈何的现实主义审视，或者说，是由批判取代了肯定，由消解取代建构。《炮群》式的“青春梦”的破灭也带来了朱苏进英雄观的破碎。季墨阳、石贤汝、夏谷诸君都是从基层部队摔打与筛送出来的人尖子，也就是前天或昨天的袁瀚与孟中天们——“他们或许本可以成为英雄，可是却没有一个真正的英雄，他们只是一个个英雄的碎片，你可以在这里看到英雄的一个耳朵，在那里看到英雄的一个脚趾头，但你看不到一个完整的英雄。”“英雄无觅”的慨叹与发现是缘自作家本人的成熟与深刻？还是因为世俗环境强大的同化力与侵蚀性？或者是“英雄”自身的精神世界和人格结构原本就存在缺陷？
这就涉及朱苏进的第二点变化。如所周知，在过去的十余年中，朱苏进在文坛上最好的口碑就是他的所谓给军人“照正面像，”擅长在军营的方寸之地握取纵深，在绿色加方块的旋律里唱出别调。截至《炮群》为止，他也确实是主要致力于置身和平环境中的军人职业的价值评判与定位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悖论方面大做文章。而《醉太平》不，尽管它也通过对军人灵魂审视而拷问抵达了共同的人性的层面或深处，但作家的创作主旨这一回却亦不满足于此，他的意图是要借助一个大象征，从整体上超越军旅文学的樊篱，冲出铁丝网，走出军营而直指中国的社会机制和某一部分病态文化。朱苏进多次宣称：“想写一写大院文化心态”，“这部小说写的是军区大院里的人和事，实际上指涉的是一种一切大院都有的文化心态，这样的大院在中国比比皆是。”如果仅就这个作品自身而言，它或通过官场上这个窗口的透视，或经由人际关系网格的辐射，确实把军队大院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权力分布的一个“场”的无形的杀伤力和窒息力揭示出来了，在这个“场”的作用下，人格的破碎、扭曲和畸形的过程是潜移默化的，又是触目惊心的。但是，以作家的创作意图来要求，我个人认为，它亦没有达到预设的期望值。原因也许不完全在于作家。由于军队权力机制运作的特殊性、军营文化的封闭性和强固性、军队人员的快节奏的流动性等等，使得它既有相同和相溶于社会文化的一面，同时又具有不同或相隔于社会文化的另一面，总体看来，军队大院在当代中国社会中仍然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在外人眼里显得不无几分森严、神秘、古板而坚固的“独立王国”。因此，它和非军队大院文化的“跨传通”还存在一定的障碍，还有一层天然的隔膜，也因此，朱苏进企图以“大院”的象征超越军营而涵盖当代中国社会某一部分文化心态的目的未能完全实现，至少没有取得广泛的反响和认同。它甚至还不如刘震云的一个中篇《单位》对中国社会的概括和象征来得更为典型和有力。
在我看来，与其把军队大院看成是中国大院文化的一个缩影，还不如将其视为当下中国军队生存环境的某种写真更具现实性和警醒意义。作出这样的阐释，也许把作家的意图浅显化和狭隘化了。但恰恰立足在这一点上，作家批判锋芒的犀利、敏锐和超前才更加凸显出来了，他对英雄的“消解”也才显得是积极的和建设性的。也就是说，在以往朱苏进的笔下，英雄人物理想主义激情和英雄主义品格的高扬，始终是以徘徊在天际的战争作为强大的对峙物来参照、来驱动、来激发的。如果一旦失去了这个“对手”（譬如说换成了“大院”这样的生存环境）军人应该怎么办？质言之，在当今日渐物欲化和世俗化的社会进程中，一个当代中国军人究竟应该怎样抵御平庸，抗拒诱惑而保持英雄主义品格的追求和高扬？维护人格的尊严、人性的健全和完善这个问题是指向当代中国军人的，也是指向每一个现代人的。这时候的战争就是自己和自己的战争：是在太平俗世中迷醉与沉沦，还是抗争与升腾？
从《炮群》满怀激情地塑造与呼唤英雄，到《醉太平》冷静清醒地审视与肢解英雄，朱苏进变换了一个思考角度，但思维向度却一以贯之，他深切关注与忧虑的仍然是和平时期军队与军人的自身建设与自我完善。只不过是作者的思考随着九十年代社会进程的发展又往前作了大幅度的推进，继续显示出了他在这个领域中无人可及的深度感和超前性。
《炮群》和《醉太平》在艺术上的比较似乎难分伯仲，只能说是各有千秋：前者写得紧绷硬朗，后者写得放松柔韧；前者以力度取胜，后者以韵味见长。所余如人物、语言、细节等，仍是“平民风格”的发扬。只是在结构上都有可商榷处，尤为明显的问题在于结尾，均有仓促感、虎头蛇尾感或自相矛盾感，从思想逻辑看，两者走了一个相反路向：前者从理想的高蹈跌入了世俗的泥淖（苏子昂成了宋副司令的“儿子”），后者从现实的爬行突然飞上了浪漫的峰巅（季墨阳带司令员千金刘亦冰“私奔”）。这是作家情感失重的一次人为平衡，思想矛盾的一种强行修补，也是技术处理上的有欠火候——朱苏进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结局写得是很仓促，写到后来，耐心显得不够似的。我甚至想，以后写长篇是不是先写结局……”（以上引言均见朱苏进：《英雄的碎片——关于〈醉太平〉的对话》，《当代作家评论1994.6）而我则想，恐怕还不仅仅是个“耐心”的问题，也不在乎是先写还是后写结局的问题，对于朱苏进来说，确实应该好好重视一下长篇的结构艺术——尤其是结尾——怎样做到高度的统一、和谐与完美，以便尽快走出“半部杰作”或“在大半部杰作”的阴影。
三
如果说，《醉太平》关注的是中国军人的英雄品格在当下所面临的新的严峻挑战与考验，一个一个“英雄”的理想与素质是如何在“和平生活”里日渐销蚀、软化与变质的生命过程的话，那么《穿越死亡》揭示的却是当代军人在战争环境中怎样锻造与铸炼出了英雄品格，一个又一个普通军人乃至懦夫的精神品位和人格境界又是怎样迎着死亡与炮火而走向了纯净、升华与腾跃的心灵轨迹。如果说，《醉太平》是对和平时期军人生存状况孜孜不倦地予以严肃追问的又一部新的开拓之作的话，那么，《穿越死亡》则是对当代（南疆）战争给予中国军人的生命洗礼经过沉思之后的一部总结之作。
《穿越死亡》出自朱秀海之手，多少有点出人意外，但终归还在情理之中。
与朱苏进、韩静霆、乔良三位相比，朱秀海无疑是名气最小的一个。虽然在八十年代初，他曾以报告文学《河那边升起一颗星》（与袁厚春合作）获得过全国奖，稍后又以短篇《在密密的森林里》为人瞩目，但纵观整个八十年代，一浪一浪的文学新潮基本上使他湮没无闻。实践证明，他不是一个短、中、长“三级跳”的全能选手，而更象是一个天生的重量级拳手。他也许缺乏腾挪跳跃的灵活性，也因此更专注地追求出拳的力量与命中率。他“十年磨一剑”梦寐以求的就是“一剑封喉”的效果。1979年和1984年他两度深入南部前线长达近半年之久的广泛采访和深度体验，使他收获了一份丰厚而巨大的财富；他曾在一线“猫耳洞”里和战士们摸爬滚打，也曾和基层指挥员在前沿指挥所里彻夜长谈；他亲眼目睹过战斗发起前炮火准备的壮丽景观，更冒着生命危险跋涉过纵深雷区的“死亡通道”；熟悉的战友一夜之间竟作永诀，情感的冲击时时刻刻不能平息……这一切的一切和他长期军旅生涯（包括任职步兵连长）的积累相溶汇、相撞击、相共鸣，使他不吐不快而又难以释放。他在寻找“形式”，等待出击，他瞄准的目标就是长篇。当一批紧密跟踪南部战争的中短篇小说相继问世并频频“打响”之际，他仍然不为所动，他有足够的耐心和韧劲。直到1989年，他才打出他的第一记“重拳”——近八十万字的《痴情》被舆论称为一部“反映当代战争‘后遗症’的的先声之作”。但由于这部作品在艺术结构上的明显失衡，和过量的形而上思考，使这一记“重拳”多少还显得有点虚飘，再加上当时外部环境的动荡，《痴情》再次被“湮没”。时至今日，又过了六年，也就是说经过前后长达十几年的酝酿与发酵，经过将近三年的辛勤笔耕，我们才有了这个四十六万字的《穿越死亡》。它，才是朱秀海在反映当代战争的文学舞台上打出的一记真正漂亮而有力度的“重拳”。
总体来看，我们可以这样来评价《穿越死亡》的艺术风格：这是一部严谨的现实主义精神和豪迈的理想主义激情相结合的厚重之作。它具有俄罗斯油画一般的沉甸甸的质感它又象中国的太极功夫，内蕴深邃，其绵绵掌力不绝如涌迎面逼来，它写得绵密细腻而不乏大气，从容舒缓而又有力度，惊心动魄而又发人深省。具体而言，我们则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来简要评述《穿越死亡》的“创意”。
第一，它建筑了一个最适合支撑或容纳一部长篇小说的容量的小全景式的故事框架。全书以一次收复失地的中型战役作为背景，细致而有层次地展开了从我前沿团指挥所到前线战斗排的丰富的画面。最具特色的是这个故事中间所出现的巨大的逆转和反弹：在最初的战略预案中毫不起眼的“634 高地”随着战斗的纵深发展而逐渐成为了整个战役成败的关键之地，而原先作为预备队的战斗力弱中之弱的二营九连三排竟然鬼使神差而又别无选择地成为了能够去攻打“634 高地”攻坚战的唯一力量。矛盾的急转直下所形成的强烈反差和巨大张力，就这样紧紧地绷住了整部小说的情节发展，显得波澜起伏而悬念迭出。尤为难得的是，这种情节的设置和突变毫无牵强和人为编造的痕迹，它完全是按照战争的规律和逻辑环环相扣，层层推进，剥笋式地自然展开。从战略预案到战斗计划乃至每一个战士战术动作的精密和准确，使得这个风云变幻奇谲莫测的故事构架扣人心弦而又令人信服，在我这个有着二十余年“文职”军旅生涯的军人看来，它的每一个情节都几乎是无懈可击的，而据一些读过作品的指挥员和战术专家们说，即便将“634 高地”攻坚战作为一个经典战例来分析，它也是完全经得住推敲的。它的真实性和传奇性保证了作品的可读性，提供了一部长篇小说走向成功的基本前提，同时又为展现主题和塑造人物提供了一个坚实而丰满的故事载体和广阔而自由的艺术空间。
第二，它直逼死亡这一战争中的主要矛盾和战争文学中的重大主题，并以死亡为镜子来洞彻人物的灵魂和照取人性的深度。仅此一点，就大大丰富与深化了当代战争文学的思考层面。此前我们的战争文学在英雄主义的规范下，只注意突出与强化英雄人物英勇无畏的一面，似乎他们天生的不怕死，而多少有些忽略了他们从平凡到伟大，从怯懦到无畏的转化过程。《穿越死亡》恰恰从这里进入，它将一个只有十七岁的文弱大少年上官峰担任排长的九连三排置于死亡之谷，就是为了充分展现一个个平凡的军人面临死亡的心灵裂变或人格升华。它勇敢地正视死亡带给人们生理和心理的恐惧，指出“生命的本能拒绝死亡”这一简单的道理，大胆地让主人公（上官峰）承认：“死是具体的，突如其来的。它让我恐惧。这很可耻吗？不。……生是每一棵小草都无限渴望的……”“战争中最容易剥夺的就是人的生命，但正因为如此，生命在战争中就应当受到加倍的珍惜……”“战争的艺术不是死的艺术而是生的艺术。战争就是躲避和战胜死亡。”作者赋予上官峰过多的关于死亡的冥想和形而上思考也许有点强加于人，但他对于死亡阴影的笼罩和氛围的渲染，对于一个人恐惧心理的刻画和恐惧体验的触摸，是具体入微而准确到位的。把这一点写足了，一个个凡人向英雄的高度攀登的出发点才是真实可信和坚实有力的。小说的难度更在于让这些人物合符人性和性格的规律向前发展，为每个人都找出各自不同而又雄辩有力的行为动机和辩护理由——或从理智出发，或从情感出发，或从个性出发；或为了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或为了军人的职责与荣誉，或为了个人的前途和命运，或仍然是为了害怕（战后上军事法庭），最终都战胜了恐惧，穿越了死亡，成为了“高地”上的英雄。
第三，它塑造了一系列富于个性光彩或人格魅力或性格特征，同时又包蕴了丰厚的思想内涵和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在从战士到军长有名有姓的近四十人当中，团长江涛、副团长刘宗魁、排长上官峰等形象最为典型和丰满。江涛作为将门之子，刘宗魁作为农民之子，作者有意识地在他们之间进行对比，发现差异，寻找合点。他以江涛的职业军人精神和当代军人意识来反衬刘宗魁的偏颇与执拗，又以刘宗魁的坚韧踏实和奉献风格来修补江涛的好高鹜远与华而不实。这种性格的反差不仅具有艺术的张力，而且显示了作者对中国军人素质修养和军队建设走向的深层思考与理论构想。从某种意义上说，朱秀海对我在八十年代划分的两类青年军旅作家（军门之子与农民之子）各自的局限都有所超越，他对农民军人的稔熟显然为朱苏进所不及（一个刘宗魁足以说明此点），他对将门子弟（如江涛）的把握也许不如朱苏进深刻，但比其他农民军人作家却要稍胜一筹。而把这两类军人的典型写得势均力敌如双峰并峙双水分流，在当代军旅文学人物长廊中也是不可多见的。至于以十七岁的赢弱之肩挑起一个排“穿越死亡”重担的上官峰，就更是一个独特的创造了。
当然，《穿越死亡》可称道之处远不仅止于此，限于篇幅，无法备述。但我以为，有以上三点鼎足而立，已将一部优秀的战争长篇小说牢牢支撑在当代文学的风景线上。虽然它在艺术的处理方面还欠精致和周密，比如密实有余，疏朗不够，而显得缺乏节奏感。具体如夜间的雨林景观场面过多，有单调、沉闷之嫌；第三部中十余人的出场介绍都以倒述方式处理，有笨拙、重复之累；关于死亡、关于战争、关于和平时期的军人价值定位的思考太形而上太直露，亦如书名《穿越死亡》反倒不如直接采用“634高地”来得干脆又含蓄； 开篇江涛的出场过于静态和古典，稍显做作；若从第二节军长等众目睽睽中推出，节奏快而且气氛足……如上吹毛求疵，仍是瑕不掩瑜。就像一个重量级拳击手，他的姿势也许不够优美和潇洒，但他超乎寻常的力量，已经把我们击中了。
四
扎实的体验夯筑了《穿越死亡》的厚重，飞腾的想象却托起了《孙武》的飘逸——
《孙武》展现的是公元前515年至公元前473年之间春秋战国时期悲壮凝重而又急速向前的社会生活。这个时期真可谓中国历史的大手笔挥洒出来的一幅风云突变，人物峥嵘的绚丽画卷。就此而言，历史是慷慨的，然而历史又是吝啬的。就像神来之笔不可再观一样，如此一个震古烁今的大时代，只剩得断简残编（如《史记》中的《孙武》篇，以及《吴越春秋》、《越绝书》等），模糊漶漫，轶闻传说虚幻飘渺，一次惊心动魄的大战役、大事件甚至只留下寥寥数字而已。2500年的岁月之川滚滚东逝，历史烽烟早已沓不可寻。如何使孙武这位古代兵圣“复活”于当代？“以史带文”（如当前大量反映有清一代的《少年天子》、《曾国藩》、《雍正皇帝》等）的路数显然走不通，而简单的“以文写史”（如取材于中古题材的《武则天》《唐明皇》等）的方法也难以奏效。史料的稀有与“虚无”在这里严峻地挑战着作家的想象力和才华以及艺术修养。
韩静霆敢于应战，不仅在于他的多才多艺和不倦的创造活力——他早年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精通音律和民族器乐，先以小说名世，继以《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等歌词享誉乐坛，晚近又以别具一格的文人书画崛起于美术界；更在于他豪放的天性和浪漫的气质。他始终在寻求一次酣畅淋漓的大渲泄与大喷发。当他的神思和战国风云相激荡，情感和春秋人物相遇合，他怎能不对孙武情有独钟？历史的空白，恰是作家飞扬文思的长天阔地，诚如韩静霆在《我写〈孙武〉》中所言：“这倒正是本书作者要深谢司马迁大师之处，谢谢他老人家给后人留下了些许空白，谢谢他为我们留下了驰骋想象和文思的天地……历史小说创作的快乐之鸟，大抵就起飞在这些历史的缝隙之间。”
于是乎，展开想象，投放激情，注入才学，再镕铸成一只活生生的历史感性之手，痴迷地、大胆疯狂而又小心翼翼地触摸2500年前的山川大地、飞鸟流云、战马和热血。这一只神奇之手牵引着我们走入时间隧洞，不知今夕何年，不知身处何方——在公子光刺杀王僚的那个闷热的黄昏，鱼肠短剑寒光一闪，嗤，我们手心出汗却在心里直冒冷气：“吴宫教战”由一则简单的寓言或传奇却演绎出了一幕有情有义、有喜有悲、有血有泪的重头戏，其间由滑稽而荒诞，由荒诞而庄严，由庄严而紧张，由紧张而残忍，一波三折，一石三鸟，令人一唱而三叹；更有浓墨重彩挥洒数万言的柏举之战，是正面表现孙武雄韬伟略的高潮，也是标志他命运转捩的关键，写来场面壮阔笔力沉雄，成了全书的华彩段落……
当然是想象激活了史料，给历史注入了灵魂。同时，艺文的相融和触类旁通，又保障了作家从多侧面多角度地去感知历史、化开历史和复活历史，由于有了丰满灵动的历史感性，才赋予了他大胆想象的“创造之鸟”以灵气和血肉，使其快活地飞翔在“历史的缝隙之间”。但是，仅仅有历史的想象和感性也还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没有对于历史规律的洞见，对于人物命运的把握，对于社会发展和战争之辩证关系的独到见解，质言之，没有历史理性的烛照与统摄，历史的想象和感性将可能变成溢出河床的洪水四处漫漶。而在这一点上，韩静霆也表现出了一个历史小说家的冷静与睿智。他没有一味地沉醉在想象飞腾的快感中，也不恃才逞气凭艺术感觉包打天下。他不惮烦难与艰辛深入钻研《孙子兵法》，研究孙武与战争，战争与人性，人性善与恶的转化，沉沦与升华，企图从中发掘出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的精髓和积极价值，从而为今人思考现代战争提供某种参照和警示。他研究的结果是孙武乃一悲剧人物。
孙武的悲剧，有常人的一面，更有伟人的一面。作为一个大战略家，他为了著成兵书施展抱负而愈挫愈奋九死不悔，然而，当他领兵拜将小试牛刀一举夺得豫章、杨举之战的大胜之后，回眸战场，却不免悲从中来。此一时刻，他仿佛从多年的杀伐征战中大梦方觉，原来人的最高智慧恰恰是以最残酷的方式来实现，来映衬，正所谓最优美的最野蛮，一将功成万骨枯！他的悲剧不是人性被战争所异化的悲剧，而是人性在战争中复苏和觉醒的悲剧。也许，从这一刻起，孙武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才进一步明朗和确立，他要在更高的境界上实现他的军事理想，即“慎战”、“以战止战”，以战争求得和平，用和平制止战争。但是，他和好战、滥战的君王夫差的矛盾由此衍生乃至激化，最终导致了他反复罹难而不知所终。
乍看之下，孙武的人生跌宕似乎也落入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老框子，走进了“功高震主”必殃及自身的历代功臣名将的悲剧归宿，不可否认，这里面确实有一种内在联系的殊途同归，但是韩静霆处理孙武的创意在于一个“殊”字。孙武不是“震主”而是“背”主而去，他走了一条习战而知战，知战而慎战而厌战而反战的“和平军事道路”。这在“春秋无义战”的时代无疑是一种不识时务，一种超前，一种理想主义。但就在这种理想中，溶入了中国古代道德中的“仁爱”思想，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古知兵非好战”的战争态度。全书用一半（20万字）篇幅尽情塑造孙武朝着自己的理想境界飞蛾扑火般的心路历程，这就不仅为人们展示了他作为战略家运筹帷幄的英姿，而且也展示了他充满人情味而舍身取仁的仁者风范。孙武是矛盾的，但又是完美的：矛盾在于战争这个怪物带给人类的两难处境，使他不得不战，以战止战，首先成为战争的大师，然后才当了战争的“隐者”；完美则在于孙武集智慧和仁爱于一身，最终和人性恶分道扬镳，走完了一条向善的自我升华之路。孙武的悲剧中已然深深包含了作者对于战争的忧思——他虽然高声赞颂刺客专诸、离慷慨赴死逞勇斗狠的血性和雄悍，衷心钦佩孙武的杀伐谋略，但他更愿意肯定的，还是人的理性和人道主义的力量。
这就是韩静霆心目中的孙武，孙武因更加符合中国古代的智慧和道德规范，而且也可能是更加忠实于历史本身的。这种韩氏判断和塑造，主要理论根据就是孙武兵书“十三篇”中传达出来的“兵凶战危”的和平倾向；而且重要的史料依据则是韩静霆通过寻幽探隐，发现在夫差兴兵伐齐之后，在著名的艾陵之战中已不见孙武二字，由此推断君臣已经反目，根据原因就在“慎战”与“滥战”之分歧。韩静霆设计孙武从“诈死”到“断舌”到“牧羊”的悲剧演绎，一半来自历史想象的灵感，一半来自历史理性的启迪。换言之，如果说是历史感性赋予了历史想象之鸟以双翼的话，那么，历史理性则赋予它以双眼，给了它以导向，才飞得更高更远。惟其如此，我们也才得以看到一个全新的孙武——虽为后世景仰的兵圣孙武实乃一个最终为“止战”梦想而遁世的悲剧人物。倘若再以此点苛示之，我的疑惑在于：假设不是让青年孙武带着已经编就的“十三篇”（即包括“慎战”、“不战”的成熟战略思想）去晋见吴王开始他的军事生涯，而是循序渐进，让他的战略思想在战争实践中逐渐地发展、成熟和完善，是不是更有利于揭示人物的心灵轨迹和思想脉络呢？
值得庆幸的是，当一股“纪实”风潮弥漫于历史小说领域的今天，《孙武》以它的浪漫主义品格和英雄主义气质脱颖而出，在远古历史的天空中闪现出了迷人的微笑。
五
乔良这个名字对于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坛是并不陌生的。虽然他所作不多，但一文既发，必有反响，他的追求是以质取胜，力争不断地突破、超越和变化自我。从中篇小说《大冰河》到《陶》再到《灵旗》的跃进，业已证明了他的成功。而且，由于他在上述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于形式技巧的异乎寻常的热情，他一直被人们视为新时期军旅文坛上的“先锋小说家”。乔良又是一个知性加智性的作家，他兴趣广泛，涉猎博杂，视界开阔，思维敏捷，他雄健的谈锋留给人们的印象之深刻甚至还超过了他的作品。尤其是他对世界军事态势、发展走向、乃至最新兵器研制进程的精确了解与博闻强记，常常使他的军内同道自惭形秽。所以，尽管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他息影文坛封刀多年，但人们对他的再度出山似乎总抱有一种隐隐的期待和预感。文友相聚，总会有人冷不丁地问上一句：乔良最近在干嘛？
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将近十年的时间他一直在写作《末日之门》，但是要说到积累和准备，又何止十年呢？“因为当一切都成为过去时，你才发现，事实上你已经为写这部书准备了整整二十年时间！数十万字的政治、军事、经济、历史、地理以及风俗民情、轶闻趣事的笔记和卡片，多年静静伫立在书架上的上万册书籍，全都在你需要它们时翻腾活跃了起来。”其实，乔良在这里说到的仅仅是一个方面，即知识和思想材料的准备。而在另一方面，他自己也未必清醒地意识到了，那就是为了找到一种最适合于表达自己的“形式”，他一直在苦苦地寻觅和等待着。与朋友们的竟夜长谈中，他常常“让神思徜徉飘忽于世纪风云之间。纵横捭阖，把玩环球于股掌。电光石火频频明灭脑际，如珠妙语时时脱口而出。”直到有人感叹：“你真该把所谈的一切都写出来，写成一部小说。要知道这才是你的所长呢。”他才顿悟，这个“形式”其实早已经在长期的读书、思考和交谈中孕育成形了，这就是“写一部东方观点的近未来小说（这类作品在西方时有所见而中国则无人触及），把明日世界可能发生的种种，超前纳入中国式的视野，变成一种或可言中的预见。”（以上见《末日之门·后记》）真可谓“众里寻它千百度”，“得来全不费功夫”。《末日之门》是乔良长期“蓄势”，一朝决堤而飞流直下的自然结果。它与前面三位有目的、有计划地瞄准一个题材紧追不舍的做法迥然有别。但是，它显然也是一部成功的长篇小说诞生的合规律性的别一路数。
乔良自己将《末日之门》定位为一部“近未来预言小说”，出版社则将它定位为一部畅销书。而在西方，这二者常常是合二为一的，或者说，预言小说正是畅销书的主要样式之一。但在中国大陆，它是始作俑者。从此一角度出发也可以说，《末日之门》的意义是“形式”大于内容。因为它给我们的军旅文学乃至整个当代文学提供或“引进”了一个新的品种，一种新的小说范式，一种新的审美情趣和艺术风格。它通过2000年的除夕，中国香港驻军中校参谋李汉，与一个名叫婵的具有预知未来能力的神秘女孩的邂逅相遇，引发出了二十一世纪之初的世界政治与战争风云。其间，总统被刺，多国首脑被扣作人质，恐怖分子利用电脑病毒企图毁灭整个人类的阴谋，乃至毒枭兼亿万富翁奢侈而华丽的生活场景等等耸人听闻的突发事变和宏大景观，莫不给人以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之感。再加上作者采用的“全息摄影”视角，简洁、洗炼而概括的行文，跳跃的、蒙太奇式的叙述，快节奏急速展现而又峰回路转的情节推进，以及由此带来的新鲜感和刺激性、神秘氛围和科幻色彩等等，都大大强化了这部作品的可读性和诱惑力，使人一旦开读便难以释卷。这证明它在技术操作上是完全到位的，即便和域外同类型小说相比也毫不逊色。首版20万册的印数也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换一角度看，我们又可以说，《末日之门》的内容高于形式。它是一本成功的“畅销书”，但又超越了一般意义的畅销书，它同时还是一部严肃的警世之作，它通过大众传播方式，表达了作家超前的对于世界前途和人类命运的深切忧患和关注。首先，作家为这部预言小说锁定了一个“近未来”的前提，也就是说，预言的仅仅是几年之后的二十一世纪之初的世界和人类社会，它必须以当下的世界和人类社会作为基础、背景和参照系。因为近年来世界的政治、军事、经济格局无非是当下世界政治、军事、经济格局的合理延伸与发展。“近未来预言”是建立在对当下现实的深刻把握之上的。所以说，这种“贴近”无疑是作家自己给自己出的一道难题。如果没有对当下世界的独特认识与理解，你又凭什么去洞彻与预见未来呢？而恰恰在这里，乔良为自己找到了大显身手的最佳场地。他目光四射的开阔视野，纵横捭阖的思维时空，丰厚广博的军事知识和文化积累，多年来对天下大势潜心研究的心得体会……统统和他的聪明睿智与奇思妙想相交溶、相碰撞、相激荡，使他得心应手地勾勒出了未来世纪之初世界政治和军事态势的壮阔画卷，提出了一种至少能自圆其说并且能自成一家之言的假想和推断。譬如关于美俄大国的核打击方案，关于日俄海上舰队电子对抗战的程序与操作，关于印、巴边界战争发生的地点、方式以及开进通道等等，一方面是大胆的设计令人匪夷所思将信将疑；一方面是精细的对于兵器型号、性能及特点的介绍，战斗步骤的交待和战争场景的描绘又让人身临其境以假乱真。虚拟的情节与真实的细节的和谐与统一，使乔良的“近未来预言”区别于空穴来风的妄测与臆想。其次，在以上背景下，通过对主人公李汉叱咤世界风云挽狂澜于既倒的精英形象的全方位塑造与检验，既表现了作家对抗“欧洲中心”的东方主义观点，也传达出了作家对于未来中国军人素质的理想追求与呼唤。再次，亦如该书题辞所言：“作者虚构此书的目的意在警世……但愿这其中描述的一切劫难都不会发生。”这是对战争的预言，也是对战争的警号，它出自世纪之交的一位中国军旅作家的手笔是意味深长的。它的超前思考和忧患意识，是对当今中国物欲挤压下“眼前主义”泛滥的一种反拨，更是与地球村意识和人类终极关怀的一种回应。它作为全书的主旋律，保证了《末日之门》和乔良的“先锋”品位。
遗憾之处乃在于，全书前紧后松，亦有“半部杰作”之嫌疑。与前半部大气势，大手笔、大铺垫推出的大矛盾相比，结局过于轻巧和简单的“消解”就显得有点不堪重负了。此外，作家不时沉溺于“炫知”的快感之中，大量而密集的知识与信息的炫耀与轰炸，多少有点窒息了作家灵魂的呼吸，也干扰了我们对于作家心灵的声音的倾听。不过，对于一部“近未来预言”小说，我们还能要求更多吗？
小结
五部长篇洋洋近二百万言，艺海探珠终归是挂一漏万。何况它们题材各异，风格迥然，主旨不同，手法有别，任何概括和抽象都难逃自以为是之讥。我对它们撮其大要的简论，也只能是遵循我固有的研究框架和判断标准，指出其在军旅文学创作上新的创意、新的探索和贡献。但即便是管中窥豹也罢，走马观花也罢，它们的集合“受阅”，是不是也给我们展示了一种风采，传递了一种信息？
首先，它们都是作家的厚积薄发和沤心沥血之作—无论是朱苏进二十余年军旅生涯体验，还是朱秀海对南部战争生活十八年的反刍与咀嚼，抑或是韩静霆、乔良对古代文化或现代信息的长期浸润与积累，都为他们的作品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生活基础和丰厚的人生与文化的底蕴。这种“吐血”式的写作方式，首先就使他们与当下某些为趋“热”趋名趋利而搞无米之炊或少米之炊的滥竽充数之作有了一个根本的区别，并且反衬出了后者的苍白和轻浮。
第二，它们都以思想钻探的火花照亮了生活的矿藏。《醉太平》对于当代军人如何抵御世俗生活和传统文化惰性侵蚀的诘问，《穿越死亡》在死亡面前拷问和净化人的灵魂，他们从一正一反，一战一和的不同角度和生存环境出发，指向的却是同一个问题：英雄何以成为可能？《孙武》通过中国古代战争观念的历史爬梳，提出了对战争与和平关系的辩证理解和当代思考。《末日之门》则以一个中国军人的方式，对未来世纪的挑战作出了回答。深邃独到的主题意蕴使作品境界获得了升华，从而与平庸划清了界线。
第三，它们都显示了作家对于长篇文体的自觉和开放意识。一方面是对长篇文体固有的基本特征的尊重，一方面是对表现形式的多样性的兼容并包：有“新写实小说”的味（《醉太平》），也有浪漫主义的神采（《孙武》）；有传统现实主义的宝刀不老（《穿越死亡》），也有后现代主义“拼贴术”的活力无穷（《末日之门》）。但是，尊重和自觉并不等于熟练驾驭，新的探索更可能与种种缺憾并存。“半部杰作”的通病以及其它诸多不足，说明作家们对于长篇小说艺术形式的掌握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与修炼。五部作品再次证明：生活、思想与技巧的全面修养，仍然是长篇小说创作的基本功和不二法门，也自然是我们今天评论一部作品是否成功的根本依据。五部军旅长篇当以此观之，其它作品亦概莫能外。
一九九五年十月二十八日于京郊高原街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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