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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家庄遗址位于郑州市商城外之东北，距商城东北角约100米。1954年和1955年在这里进行遗址和墓葬的田野考古发掘，取得丰硕成果。因在遗址的中层，发现有属于商文化二里岗上层较晚阶段的遗存，遗物自具特色，故被命名为郑州商文化白家庄期〔1〕。1989年以来，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对郑州市西北20公里的小双桥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确定这是一处属于白家庄期的重要遗址〔2〕。特别引人注目的是1996年2月在郑州市南顺城街基本建设中继张寨南街、向阳食品厂之后，又发现一处属于“商代二里岗期上层二期，即白家庄期的商代青铜器窖藏坑”。《中国文物报》1996年4月21日头版头条，以《商代王室重器在郑州重见天日》为题，作了报导。笔者认为，郑州市一再有白家庄期的遗址、墓葬和窖藏坑等十分重要的遗存发现，决不能看成仅仅是个别和孤立的事件，而应该将它们联系起来全面系统地进行考察、分析和研究。事实证明，郑州商城发展到白家庄期，才是它最繁荣昌盛的一个阶段。郑州商城是从白家庄期以后才开始衰落下去的。那种认为郑州商城到白家庄期已经趋于衰退阶段的说法，并不符合实际。发现于商城及附近包括小双桥遗址在内的白家庄期物质文化遗存，应该是商代第十一位王仲丁都隞时所留下的实物见证。而隞都的中心是在郑州商城及其附近，小双桥遗址的重要发现，只是再一次展示出郑州作为仲丁都隞的又一部分容颜，从而再一次用事实表明，郑州商城及附近包括小双桥遗址在内的确是仲丁所迁的隞都。
下面我们根据考古发掘资料，来论述白家庄期是仲丁迁隞都时留下的物质文化遗存。
先从白家庄遗址说起，根据1954年和1955年考古发掘得知，遗址的地层堆积，包括有战国及商代两个时期，三层堆积。其下层属于二里岗期下层，中层属于郑州商文化二里岗期上层，上层则属于战国时期文化。
在白家庄遗址发掘中，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中层，即白家庄期文化层中，“出有一批器形硕大、庄重、陶胎厚实，颇有王室气派”的陶器〔3〕。
墓葬方面，50年代曾在这里发掘过一批墓葬，其中有三座墓随葬有青铜器〔4〕，比较重要，这里予以重点介绍：C8M2，长方竖穴坑，南北向，头朝北，北半部遭破坏。随葬品有铜斝1、铜爵1、铜鼎1、铜罍1、铜盘1、象牙觚1、玉柄形饰1、绿松石2、及涂朱砂圆陶片2件。C8M3，墓坑东半部被破坏，南北向，长2.9、残宽1.17、深2.13米。墓坑底部正中有长方形腰坑，坑中置1狗。墓室内有棺椁的痕迹，棺内人骨已朽，仅在北端发现有牙齿和残头骨，墓坑底上铺朱砂。在西边二层台上置有俯身葬的人骨架1具，这是一个殉葬的奴隶。此墓的随葬品计有铜鼎1、铜鬲2、铜罍2、铜爵1、铜舰2、铜斝1、铜簪1、玉磺2、玛瑙环1、象牙梳1、石器3、涂朱陶片1和涂朱蚌片1件。此墓的规模大，随葬品丰富多采、而且是在郑州商文化中唯一发现有奴隶殉葬的一座墓。C8M7，随葬品有铜罍1、铜爵2、铜凿1、铜戈1、玉戈1、玉圭1、玉柄饰2、石戈2、涂朱圆陶片和贝等。此墓随葬的青铜器，有礼器、兵器和工具，以及玉器和海贝400多枚。从这三座墓葬的重要发现.对帮助我们了解郑州商文化白家庄期的性质是大有裨益的。根据白家庄期独具特色的陶器，发现有殉葬人及重要铜器的墓葬等遗存，是得不出白家庄期已处于商城衰落废弃阶段的结论的。事实情况是白家庄期是郑州商文化的繁荣顶盛阶段。结合文献记载，这一阶段即为仲丁所迁隞都时期留下的实物遗存。下面再来介绍郑州小双桥遗址调查和发掘的收获。小双桥遗址位于郑州市西北约20公里的石佛乡小双桥、于庄、岳岗三个自然村之间的河旁台地上，中部地势较高，从几个商代遗址联系起来看，遗址面积约120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在0.5—2米之间。调查和发掘的主要收获，遗迹方面：发现有高台夯筑基址一座。台基东西长约50米、南北宽约40米、台高9米（经钻探夯土的厚度约12.8米），面积2000平方米。在台基上面，堆积有厚约1米的红烧土层、烧土中还有许多夯土块和木骨泥墙残块。根据以上情况，笔者推测，这是一处王室祭祀天地鬼神的礼制性建筑基址。但是，可以肯定它不会是仲丁、外壬或河亶甲的王宫。因为从目前已发现的夏商周三代宫殿基址来看，还没有发现将王宫修筑在9米以上高的基址上的。此外，还发现有灰坑、窖穴、祭祀坑和壕沟等遗迹。，遗物方面：主要出土有“石祖二件”。笔者认为，此二件石器，推测是作为研磨用的工具石杵。类似的石杵，在偃师二里头遗址中曾先后出土二件，唯形制较小。“石圭”出土数量较多，长方形，中间靠上部有一长方形穿孔，器身正面微鼓，背面近平，两侧刃锋利，有的刃部明显有使用痕迹。笔者认为，此器中上部有孔，可以按柄，两侧刃锋利，又多残破，推测是在使用过程中损坏的，应是一种实用的生产工具。且其形制与鲁东南和苏北地区岳石文化中，普遍存在一种长方形穿孔石镢完全相同〔5〕。因此，这种长方形穿孔石撅，很可能是与仲丁征伐蓝夷有关系的。它是一种从东方夷族传入商王朝中原地区的生产工具。石磬1件（90ZSX采：8），“青灰色，打制粗糙，仅在正面有棱角处稍加磨制，形状略呈不规则三角形，在中间近背部钻有1孔。磬身宽45.5、高22、厚4.6、孔径3.6厘米。此器作为王宫的礼乐器，似不够规格，但作为祭祀用器，则有可能。“象牙筒形饰一件，上端邻近顶部磨出一周沟槽，下端磨成一凹面。直径3.6、长6.8、壁厚0.5厘米”。此器较小，制作简朴，不及白家庄墓葬中出土的象牙觚，体大而精美。青铜簪7件，其中1件细长圆锥状，截面呈圆形，上部圆钝，头部较锋利，长8.9、直径0.2厘米。相似的青铜簪，在白家庄墓葬中也有出土。原始瓷器，只发现陶尊1种。高岭土烧制，青灰胎，外施酱绿色釉。完整的原始青瓷尊，在郑州商城西城墙外一座铜器墓中也有出土。青铜建筑装饰构件2件。大小、纹饰略有差别，并不配套。这2件青铜建筑装饰构件，一件藏在河南省博物馆（省博藏0003），整体略呈方形，表面灰白色，顶视呈“凹”字形，高21.5、正面宽21、侧面宽18厘米，上下面和两侧面均内折呈一个小平沿，沿面宽5厘米，上沿中间有一宽度为0.6厘米的“u”形沟槽，两侧面中间各有1个8.5×6厘米的长方孔，孔四周也向内折成1厘米宽的凸棱，胎厚0.6厘米，重8.5公斤。构件正面饰单线阳纹的饕餮面，两侧面在长方孔的四周各装饰一组龙、虎搏象图。另外一件藏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89ZSX采：1），整体形状与上件相同，唯形体稍小，重6公斤。构件正面所饰图案为单线阴纹饕餮面。据发掘者推测，其用途是一种安装在宫殿正门两侧枕木前端的装饰构件。由于有此二个青铜装饰构件的发现，可以联想该建筑物的规格之高，自非高层统治者所有莫属，故其规格档次与夯土高台建筑基址是相称的。它应该是一处王室祭祀天地鬼神的礼制性建筑基址。加之在遗址中还有祭祀坑的发现，更加证明笔者以上所作的推测是合理的。因此，小双桥遗址的发掘，只能证明它是隞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能单独视小双桥遗址为仲丁的隞都。
以上的考古发掘资料已经告诉我们，商城及附近的白家庄期的遗址、墓葬和夯土建筑基址，以及三处青铜器窖藏坑等，与小双桥遗址遗存的时间，应该是相同的，而且具有互补性质。这些遗存的精彩程度和重要性，也大致相若。理所当然，仲丁的隞都，也应该将两者都包括在内，如两者都有象牙器和青铜簪等出土，而以白家庄墓葬中出的更为精美。两者在青铜器上装饰的饕餮纹图案也是相同的。同时我们有理由认为，白家庄墓地C8M2、C8M3、C8M7的墓主，生前无疑都是生活和居住在商城内的奴隶主贵族。并且在商城内的东北部，也已经发现有属于商文化白家庄期的大型夯土宫殿基址。所以笔者将商城及附近，包括小双桥遗址在内的白家庄遗存，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分析和研究，是有客观存在的事实为依据的。特别令人吃惊的是在商城外侧与外城墙的内侧之间，连续发现三处青铜器窖藏坑〔6〕。一是1974年在商城西城墙北段外侧约160米的张寨南街、发现一处窖藏坑，出土大铜方鼎2件、铜鬲1件，共3件。两鼎东西并列，口沿平齐，端正地放在一起。铜鬲放在二号鼎内。二是1982年在商城东南城角的外侧约54米处，即在向阳回民食品厂发现一处窖藏坑，出土大铜方鼎2件、大圆鼎1件、扁足圆鼎2件、牛首尊2件、羊首斝1件、卣1件、觚2件、盂1件、盘1件，共13件。三是1996年在商城西墙外南段的南顺城街发现一处窖藏坑，出土大铜方鼎4件、翠2件、爵2件、簋1件、戈2件、锚1件，共12件。在以上这三个青铜器窖藏坑内，都埋藏有铜方鼎，体积有大有小，有轻有重，似具有列鼎性质，铸造技术和花纹也大致相同，再从坑内发现的陶器等遗物作分析，说明这三个窖藏坑发生的时间相隔不远，应皆为白家庄期。
关于这三处坑的性质，有人认为是祭祀坑〔7〕，笔者则认为是窖藏坑。理由有三点：一、从这三处窖藏坑的位置皆在商城外侧的54—160米之间，又都处在商城外城墙的内侧，说明这些青铜重器都是居住在城墙内的商王朝统治者所有的。因为遇到紧急情况，无法将其带走而就近择地埋藏的。二、在这三处窖藏坑内，都只埋藏青铜器，而没有其它祭祀坑中常见伴随有人或牲畜同埋的现象。三、从这三坑中很明显可以看出，所埋藏青铜器的数目，各不相同，器类差别也很明显，看不出有什么规律性和组合性，显然像是临时性和偶然性所为，不像是事先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而且像戈、钺等器，是否适合作大型祭祀之用，也很难说。至于窖藏坑挖得是否规整，器物放置是否整齐，是不能作为判别它们用途性质的标准的。从已经公布的我国历史上发现的窖藏坑来看，一般都挖有方形、圆形等很规整的土坑的。特别像商城外侧发现的三处窖藏坑，所埋藏的都是王室重器国宝，不管遇到再紧急的情况，埋藏前必定经过慎重考虑，作出适当处理安排的。至于大器内套装小器，也不足为怪，同样的例子很多，现举一例说明。1973年5月在陕西长安县西王村发现一个周代铜器窖藏坑，这是一个直径约1.2米的圆形坑，坑内有两件铜器、一鼎、一盂，两器都倒置，盂套在鼎内〔8〕。何况目前认定这三坑作为祭把坑的直接证据也很不充分，如未发现祭祀时留下的有关痕迹，以及出于什么原因在商城外侧（外城墙内侧）发生如此频繁的大型祭祀？祭祀的对象和目的是什么？也不清楚。笔者认为，要寻找正确的答案，还得依靠文献记载，如在《古本竹书纪年》上就有记载：“河亶甲整即位，自嚣迁于相”，“征蓝夷，再征班方”。河亶甲由于征蓝夷、征班方的原因，将王都从嚣（笔者按：即隞）迁相时，无法将这批国宝重器带走，故就地将其埋藏。这段文献记载的历史年代，与考古资料属商文化白家庄期的时间，两者恰是符合的。
关于白家庄期在商文化所处的时间，有的学者将它划归为二里岗上层一期，有的学者将它划归为二里岗上层二期，意见并不一致，可见要将二里岗上层细分为二期，划分清楚，并非易事。笔者认为，白家庄期属于二里岗上层的较晚阶段，即二里岗上层二期。这是商城作为王都的下限时间，是我们认定商城是隞都的依据之一。但是，其上限时间，可能要早到二里岗上层一期。需要指出的是《今本竹书纪年》记载的所谓仲丁、外壬二王在位不足20年之数，并不可信。因为在《古本竹书纪年》等书中并未记载二王在位年数。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里面，也只有诸王世系，而无仲丁、外壬和河亶甲三王在位的具体年代。加之，河亶甲即位之后，何年从隞迁相，史书上也无明确记载。又据《史记·殷本纪》上说：“河亶甲时，殷复衰”。恰在此时，郑州发现三处重要的商代青铜器窖藏坑，两相对照，情况是相符合的。史实说明，河亶甲时，因为国势衰弱，遭到蓝夷势力的入侵，为征讨蓝夷，才将王都从隞迁居到相的。而这三处白家庄期青铜器窖藏坑发生的时间，也正与之相合。
众所周知，我国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并没有确切的纪年。既然商王朝究竟有多少年，都没有一个具体可靠的确数，在这种情况下，要弄清楚仲丁、外壬和河亶甲三王在位的具体年数，是不可能的。现在有人却十分强调这一点，其实大可不必。因为商王朝的总年数，在史书记载中尚不统一。如《左传·宣公三年》说：“鼎迁于商，载祀六百。”《汉书·律历志下》说：“凡殷世继嗣三十一王，六百二十九岁。”《孟子·尽心下》说：“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古本竹书纪年》说：“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诸说之间相差100余年。再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目前用物质文化来分期，也尚未能达到几年或一二十年划分为一期的精确程度，故以商文化白家庄期来代表仲丁至河亶甲迁相以前的隞都的物质文化，大体上是不会有大错的。事实上，郑州商文化在白家庄期之后，是人民公园期，而人民公园期的时代，大体上已经能够与安阳殷墟晚商文化的早段相连接了，所以不能将白家庄期的绝对年代提得太早，这在学者们之间已经取得共识，我们从在商城内，已经发现有属于白家庄期的宫殿建筑基址。在商城内宫殿区的一条壕沟内发现有100多个带锯痕的头骨。在商城之外，发现有白家庄期人殉墓，以及三处大型青铜器窖藏坑等重要遗迹。遗物方面，在商城内外，出土有十分珍贵的甲骨文字、朱书文字、铜器铭文、陶文、以及铜、陶、玉、石、骨器，玛瑙环、金箔、绿松石、原始青瓷器、海贝、象牙梳、象牙觚等遗物。加上1990年在小双桥遗址发现的高台夯土建筑基址、祭祀坑和青铜建筑装饰构件，以及石磬，青铜簪、象牙筒形器、原始瓷器、鲸鱼骨片和卜骨等重要的遗存，材料就更加丰富。特别如象牙梳、象牙觚，最初皆出土在山东的大汶口文化的晚段。鲸鱼骨片、海贝等产在海洋之中，地处中原腹地的郑州东距海洋千里，能够有以上这些东西的出现，恰可说明，仲丁都隞期间，曾经东征蓝夷。这些物品，很可能是通过战争掠夺或进贡抑或交换得来的。这样，文献记载与考古实物资料可以互相得到印证。
但是，以上所列举的十分珍贵和丰富多彩的实物遗存，在郑州二里岗期下层，却很少见到，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也是研究者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难道是受当时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物质文化水平达不到的原因吗？肯定不是的。因为在时间上早于它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三期遗存（即夏桀都斟
）里，已发现有大型夯土宫殿基址，大中型墓葬，以及出土有玉刀、玉钺、玉璜、玉璋、玉柄形器、石磬、铜铃、铜锛、铜凿、铜刀、铜镞、铜镶嵌绿松石圆形器、铜镶嵌绿松石盾牌形器等遗物。所以，从考古资料方面来看，郑州商城决不会是“汤始居亳”的亳都。同时笔者在这里顺便来探讨一下，商王朝在郑州大规模修筑商城的原因与历史背景：从考古方面来看，郑州商城的始建年代，比偃师商城为晚。从文献记载来看，夏王朝从开国到桀灭亡漫长的五六百年时间当中，东夷族始终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夏初东夷族的首领如皋陶、伯益曾协助禹治理洪水。以后羿和寒浞篡夺政权代夏，中间东夷族的势力，或叛或服，一直到夏桀时，“九夷之师不起”，桀乃灭亡。商汤灭夏桀建立起商王朝以后，东夷族也是商王朝在东方的一支劲敌，或叛或服。商汤灭掉夏桀，在桀都斟（即偃师二里头遗址）之东约6公里处建立新都西亳（即偃师尸乡沟商城）。这样做虽然贴近了原夏王朝统治中心，便于新王朝统治，但从对付东方的夷人势力来说，则新都的位置又偏西一些。因此，为了对付东夷族的入侵，商王朝选择在王都东边约100公里的郑州，建立起一处军事城堡护卫王都，对付东夷族的入侵。对此，我们从郑州商城的东南和西南面建立有外城墙的情况，可以得到某些启示。从商城的地貌来看，东、北两面，地势比较低洼，当时处干沼泽地带，自然形成防御屏障。而西、南两面因地势较高，故需要修筑外城墙来加强防御措施。而这个需要设防的主要敌人，应该就是东夷族。商王朝在郑州经营多年，直到具有一定规模以后仲丁即位。为了避开内乱，同时便于征伐东夷，从西亳迁到郑州去。因为郑州西北有敖山，故仲丁之都名隞。此即为郑州商城始建于二里岗期下层晚段、而仲丁都隞的时间是在白家庄期、上限可能要早到二里岗上层一期的原因所在与历史背景。
郑州作为商汤始居之亳说，问题尚多，详细情况，笔者已有专文论述〔9〕，此处从略。不过有一点需要在这里强调提出的是，郑州集中出土战国陶豆上拍印“亳”字陶文之处，也正是有商代白家庄期文化遗存分布的所在地。因此，这一情况似乎已经给我们一种启示，东周管城内商代后人祭祀祖先的“亳社”就在这里。众所周知，陶豆是种食器，同时也是一种祭器，《尔雅·释器》：“木豆谓之豆”。郭璞注曰：“豆，礼器也。”田野考古发掘在战国墓葬中，普遍发现以鼎、豆、壶作祭器随葬，即可得到证实。因此，郑州商城内出土战国时期的“亳”字陶文，只能解释为殷代后人在管城内为祭祀祖先而设立“亳社”之“亳”，与商汤始居之亳，是不相干的。同时，亳又是商代王都的一种通称，仲丁所迁之隞都，也可以通称为亳。
目前有人认为郑州商城是商汤始居之亳，郑州北郊的小双桥遗址是仲丁所迁的隞都〔10〕，即郑州两为商都，这一看法值得商讨。众所周知，国王迁都是国家的一件大事，迁都必有重要原因，必须经过慎重选择。从仲丁迁都来说，原因有二：一是避开内部争夺王位的矛盾，如《史记·殷本纪》所载：“自仲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二是便于征伐蓝夷，如《古本竹书纪年》载：“仲丁即位，元年，自亳迁于嚣”，“征于蓝夷”。蓝夷是东夷族的一支，约在今鲁南苏北一带。所以，仲丁只能将王都从西边的偃师商城往东迁到郑州去，而不可能从郑州商城迁向与东夷相反方向，位处郑州西北面，相距只有20公里的小双桥去。再从小双桥遗址的地理位置、文化内涵等各方面来看，都不足以具备作为王都的条件。商王朝建国以后共有五次迁都，即汤居亳，仲丁迁隞，河亶甲迁相，祖乙迁邢，南庚迁奄，盘庚迁殷。撇开仲丁迁隞先不说，其它各次迁都，每次迁都皆超过百里以上。由上推知，仲丁迁隞也不会例外。从商王的各次迁都，也反映出商夷之间势力的盛衰消长情况。
笔者认为，郑州商城及附近，包括小双桥遗址在内，都是隞都的范围，除有以上考古资料可以得到证实外，在文献方面也是有记载的。如《诗经·车攻篇》记载：“东有甫草，驾言行狩。之子于苗，选徒嚣嚣，建旐设旄，搏兽于敖。……。”甫草即甫田之草，圃田在今郑州市东郊，把甫草和敖并列在诗内，证明甫田与敖距离相近。另据《郑县志》记载：在城东约2.5公里有“城湖”，在城东约10公里有“梁子湖”，在城东约6.5公里有“螺蛳湖”等。以上记载，与诗经上所说的在郑州东边有大片甫草的情况相符。由此可以证明，郑州商城及附近，包括小双桥遗址在内，都属于隞都的范围之内，而作为隞都的中心，是在郑州商城及附近，小双桥遗址只是一处商代仲丁、外壬、河亶甲都隞时期的王室的祭祀场所或郊区城镇。
注释：
〔1〕〔4〕河南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白家庄遗址发掘简报》，载《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4期；河南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市白家庄商代墓葬发掘简报》，载《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0期。
〔2〕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小双桥遗址的调查与试掘》，《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郑州小双桥遗址发掘获重大成果》，载《中国文物报》1995年8月13日；《’95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载《光明日报》1996年3月26日第5版。
〔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页。
〔5〕蔡凤书：《初论岳石文化》，载《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版。
〔6〕河南省博物馆：《郑州新出土的商代前期大铜鼎》，载《文物》1975年第6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郑州新发现商代窖藏青铜器》，载《文物》1983年第3期；《商代王室重器在郑州重见天日》，载《中国文物报》1996年4月21日头版。
〔7〕安金槐：《关于郑州商代青铜器窖藏坑性质的探讨》，载《华夏考古》1989年第2期。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256页。
〔9〕方酉生：《郑州商城再探讨》，载《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
〔10〕陈旭：《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的年代和性质》，载《中原文物》199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