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一体”文化现象管窥
张海媚
“正反一体”文化现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种独特的存在方式，换句话说，就是一个词兼备正反两种文化义，多表现为以下三种：其一，用于不同场合形成的同一时代的正反两义；其二，从不同角度换位思考形成的同一时代的正反两义；其三，基于词义演变而形成的同一时代的正反两义。而形成这一文化现象的哲学根源是矛盾对立的辨证思想和认知参照点理论体系，可以说，“正反一体”文化现象是主客观世界共同作用的结果和产物。探究“正反一体”文化现象意义非凡，既可为现代风俗礼仪溯源；又能减少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还能规范用语，避免偏误表达。
［关键词］ 正反一体；文化现象；哲学意蕴；辩证思想；认知参照
矛盾具有普遍性，文化中也不例外。如数字“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个褒贬参半的矛盾数字。既可表如“三生万物”“三人成众”等“多”的褒义；又因其是单数，不能满足中国人喜欢成双结对的心理需求而表如“三心二意”“丢三落四”等贬义。这就是笔者要讨论的“正反一体”文化现象。“正反一体”是借自语言学的概念，因为语言和文化关系密切，“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1］(P129)；“语言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是相辅而行的，他们可以互相协助和启发”［2］(P1)，所以语言学的概念同样可适用于阐释文化现象，而且语言学中的“正反一体”（也即“反训”）是一种文化的反映和折射，“产生于汉字基础上的反训现象绝不是简单的语文现象，而是一种深刻的文化心理的体现，若没有民族思维惯性的支撑，它可能成为一种真正的‘语文病态’”［3］(P199)。既然二者联系紧密，概念自可通用，故在界定时严格比照“正反一体”的语言学概念来称说文化中的“正反一体”，即同一历史平面上同一个词兼有正反两种文化义。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一个词在不同的时代具有正反两义，则不属于“正反一体”，如“黄”在古代象征“神圣、皇权、崇高”等文化褒义，而贬义则是18世纪以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就有了“反动、色情、淫秽”等文化贬义，就古代而言，“黄”之褒贬文化义不在一个历史层面上，构不成“正反一体”。
新时期各地区的质监部门应该完善自身的结构设置和工作职能，加强队伍建设，对公路工程建设中各项需要注意的质量与安全问题进行齐抓共管，构建健全与完善的公路工程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监管机构在负责公路工程建设项目的质量安全监督与管理工作时，应该增强自身质量第一和安全至上的理念。公路工程建设单位也应该增强与时俱进的时代观念，建立起安全生产监督与管理网络，配合监管人员的工作，对建设施工中日常安全监管工作进行全面实时的监督，将相关质量安全信息传递给监管人员，使其可以及时发现问题，从而予以有效的处理措施，保障公路工程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的顺利运行。
“正反一体”的反训现象自晋代的郭璞提出后就倍受学界关注，研究者不乏其人。如董璠的文章《反训纂例》、徐世荣的文章《反训探源》、蒋绍愚的文章《从“反训”看古汉语词汇的研究》（上、下）等通过大量实例证明了“反训”的客观存在，并对其命名和性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阐释，将其界定为“同一个历史平面上的同一个词具有两个相反的意义”。［4］(P124)而“正反一体”的文化现象虽然学者们多有提及，但均散见于一些论著、论文中，系统性不强。常敬宇在《汉语词汇与文化》一书中讨论了“虎”的褒贬文化义，褒即“勇猛、威武、力量”等，贬即“凶猛、残暴、凶恶”等。［5］(P89)杨琳在其论著《汉语词汇与华夏文化》中更以“兼备阴阳文化观念的马”为章节标题来谈“马”的正反两种文化义：既可指女性，也可指男性。［6］(P112-130)对于“左”“右”，杨琳也有相关表述：“左右在人们心目中具有两种刚好相反的文化意蕴，一是右尊左卑，一是左尊右卑，各自有不同的适用范围。”［6］(P81)罗昌繁在其《虞翻之贬对士人的影响》一文中考察了“媚骨”的正反两种文化义，即“比喻奉承阿谀的品格”和“不肯谄媚逢迎的气节”，后一文化义的形成和虞翻“自恨疏节，骨体不媚”的典故具有无密切的关系，其被贬岭南后，曾怅叹自己骨骼连接处不细密，骨相不好，言下之意指自己不肯逢迎君主，表现的是一种枉贬的无辜心态。故从词源学意义而言，“媚骨”从正反两方面表现气节含义的词很大程度上是由虞翻“自恨疏节，骨体不媚”之叹衍化而来。
前述成果对我们沾溉良多，不过学者们虽然注意到了这种现象，但并未对其加以界定，亦未探其背后的思想根源。基于此，笔者在界定这种文化现象的基础上，从其现象举隅、哲学思想探析和现实意义考察三方面来做一个较为全面系统的分析。
一、“正反一体”文化现象举隅
中华民族自远古时代就产生的辩证观念对汉语的构词特点及汉文化的二重性分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前者表现为语言中出现了大批的反义词、反训词等；后者表现为辩证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正反一体”文化现象的客观存在，而这一现象呈现的载体则是义兼正反的文化词。在建设“文化强国”、向世界各地传播汉文化的今天，文化词的研究不可或缺，“文化词语的训释是连接语言与历史、文化史等领域的纽带、桥梁”［7］（P967），对了解中国国情、民情、社情及建构文化史均有重要作用；从第二语言教学的角度而言，由于文化词包含丰富而深刻的道德观念、感情色彩、民族心理等文化因素，掌握文化词有利于留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和汉语的习得。以此来看，探讨“正反一体”文化现象具有本体研究和文化传播的双重意义，因此，有必要先通过一些具体例证来探源讨流以论其存在的必然性。
（一）用于不同场合形成的同一时代的正反两义
中国传统的辩证思想历史悠久，在先秦典籍中就有许多精彩的阐述。如：《周易》中的“物极则反”“小来大往”“大来小往”；《老子》中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韩非的“万物必有盛衰，万事必有驰张”等揭示了事物的矛盾和对立。到了宋代，张载的“一物两体”；二程的“万物莫不有对，一阴一阳，一善一恶”；朱熹的“物皆有对”等都是对“事物一分为二”辨证观点的继承和发扬。受传统辩证思想的影响，人们意识到任何事物都包括正反两个方面，如主张“尊右”的学者多认为右手优势明显，“尊右源于右手方便有力，这是可以肯定的”［6］(P90)，并以古书注解为证，《左传·昭公四年》：“且冢卿无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杜预注：“左，不便。”［14］（P2036）然而主张“尊左”的学者反而认为左手高贵，“由于左手不方便做事，右手方便做事，自然左手虚静，右手役使。因而左手主和平顺事，右手主杀伐凶事”［15］(P59)。无论孰是孰非，两种相反的观点无疑是对一个事物包含正反两面的最好说明。对于这种既尊左又尊右的矛盾情况，有学者提出“逆转说”，罗德尼·尼达姆在研究非洲梅鲁人的民族志时发现，梅鲁人的宗教人物“Mugwe”用左手来为部族进行神圣的祈祷，因此，他认为人类社会秩序中不仅存在着右尊左卑的情况，在某些特殊的场合，左右的关系还会发生逆转，左手的地位高于右手。“逆转说”正是辩证思想的一种体现，即事物向对立面的转化。正是因为“左右”的逆转，不同时代或不同场合就会出现尊左或尊右的更替，据赵翼《陔余丛考》考证，大致是夏商周以前，多以左为尊，惟燕饮、凶事、兵事以右为尊；战国两汉时期，统统尊右，并成定制；魏晋六朝，官序尚左，宴席尚右；唐宋尚左；元代尊右，明初沿之，很快改之，以左为大，并沿至清。［16］（P253）左好还是右好虽无定论，但显然处在不停地逆转变化中。
综上，“左尊右尊”的并存、兼表荣辱的“绿袍”以及褒贬一体的“九头鸟”，这种现象有力地证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正反一体”现象的真实存在；而形成这一现象的内外在机制有“语境的影响、人们的认知、词义的演变”等对词语文化义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二）从不同角度换位思考形成的同一时代的正反两义
“正反一体”文化现象和中国人的辩证思维特性具有互动关系，一方面，它是中国人辩证思维特性在语言中的折射；另一方面，它又散发出自己独特的力量促使这种思维惯性的延续和凝定。［3］(P200)同理，中国人的辩证思维方式在文化中得到淋漓尽致体现的同时，并对文化的生成与发展起着架构和统领作用，故“正反一体”文化现象产生的根源之一即是矛盾对立的辩证思想；另外，客观事物本身包含对立的两面，“在它自身中都存在着既互相联系又互相排斥的两个方面”［12］(P45)，而且，人们的认知经验也存在两面性，故人们在称说这些事物时，自然就包含了正反、美恶等互相对立的两方面，“每一经验必然有着两个方面：或者每一个名称都有着双重含义，或者每一含义都有两个名称”［13］(P57)，从认知主体的这个角度而言，心智哲学视域下的认知参照点理论体系是产生“正反一体”文化现象的另一根源。
（三）基于词义演变而形成的同一时代的正反两义
认知参照点理论是心智哲学的一部分。心智哲学是20世纪40年代兴起于西方的一种研究心本质的思潮，肇始于“G.Ryle”和“L.Wittgenstein”。从某种程度上说，心智哲学是认知科学的哲学基础，而认知科学则是心智哲学的一门重要支撑学科，其研究领域广泛，包括感知觉、注意、思考、记忆、语言等各个层面的认知活动。而用于解释“正反一体”文化现象的是认知科学领域的认知参照点理论，该理论认为，作为认知主体的人,在认知社会现实的时候，在特定的认知辖域内,会选取一个特定的概念作为认知目标事体的参照点来认知事物，而这一参照点往往以自我为中心，从“‘自我’的角度来审视世界、考虑问题、建构词语、表达思想”［17］(P96)。即使是同一种文化，如果“自我”的角度不同，也会得出正反两种不同的情况，如“绿袍”作为官服代表了一定的身份和地位，如果以位高权重的一品官为参照点，穿上绿袍就要听命于他们，受他们的指使和差遣，无疑是官职卑微的象征；若从尊位贬为卑位，脱紫绯换绿青，更能反衬心理的落差以及官场的宦海沉浮，如唐代杨炎被贬道州司马，后又起复为相，家人想要扔掉其贬官时所穿的绿袍及所用的木简，杨炎坚持保留，以备再次贬官时所用。《新唐书·杨炎传》载：“自道州还也，家人以绿袍木简弃之，炎止曰：‘吾岭上一逐吏，超登上台，可常哉？且有非常之福，必有非常之祸，安可弃是乎？’及贬，还所服。”［18］（P4727）以相位为参照点，着绿袍时的官位确实卑微，但若以平民作为参照点，脱白挂绿“既是文人的人生理想，也是文人发迹、改变命运的真实写照”［19］（P103），穿上绿袍就意味着脱离百姓阶层，无论官职大小，均属有权一族，自然是一种荣耀。
从教育教学内容来看，当前创新创业教育主要形式包括理论政策宣讲、创业人士经验分享等，内容较为单一。创业是一个体系化的工程，从前期的计划、项目的路演到后期公司的注册成立等，有非常多的细节需要了解。但这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基本无法完全涉猎。此外，各高校开展的创业大赛等千篇一律，形式简单，学生多为功利性的参加比赛积累综合测评加分等，竞赛水平大打折扣(王玉霞, 2015)。
二、“正反一体”文化现象的哲学意蕴
人们的主观认知在新词义的产生上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在语言交际中，说话人为了实现交际的有效性和得体性，会有目的地进行语义创新，新义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必定有其求新求异的认知基础。同理，人们为了自己表达的需要，也会从不同角度来感知和认识一个词，将自己的主观意愿、情感、态度等投射到认知对象中，赋予该词从不同角度认知的新义。古代官制文化中“绿袍”的“荣”“辱”二义即是人们换位认知的结果。在中国古代阶级社会中，不同的服色与不同的阶级相联系，春秋时期“绿”的地位就不高，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八载：“春秋时有货妻女求食者谓之娼夫，以绿巾裹头，以别贵贱。”［8］（P303）后代多因袭之，或作为贱者的标志，或作为耻辱的象征，如《汉书·东方朔传》：“董君绿帻傅韝，随主前，伏殿下。”颜师古注曰：“绿帻，贱人之服也。”《封氏闻见记》卷九载：“李封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罚，但令裹碧头巾以辱之。”以“裹碧头巾”作为惩罚的手段。因“绿”作为服色以表卑贱，即使是官服“绿袍”，也多是官职低微人员所穿，《旧唐书·舆服志》中明文规定：文武三品已上服紫，四品服深绯，五品服浅绯，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故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后，有“江州司马青衫湿”的悲叹之语，在其《忆微子》诗中亦有“折腰俱老绿衫中”，均言其官职的卑微。宋代的服色制度因袭唐制，《宋史·舆服五》：“宋因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然而官职再低，聊胜于无，从平民百姓的角度而言，亦是一种荣耀，故“绿袍（儿）”又指“新科进士的袍服”，如《曾巩集》卷四十九载：“又未命官，而赐之绿袍靴笏，使解褐焉。”由“赐”来看，已完全脱离了官位卑下的意味，反而是一种荣恩，“新及第进士脱掉布衣，换上绿袍，表明已经脱离平民，踏上仕途了。这是多少读书人的梦想，又是多么大的荣耀”［9］（P617）。宋代，“绿袍（儿）”既象征“卑微”，又象征“荣恩”，是“正反一体”的典型例证。
（一）矛盾对立的辩证思想
通常情况下，一词兼有正反两义，不管是理性义还是文化义进入同一时代同一场合的交际层面，往往会引起歧义，所以，“在同一时期的同一地方是不会出现这样的矛盾的”［6］（P86）；但用于不同场合不但不会造成交际障碍，反而体现了语言的经济性特点和词义向对立面转化的规律。反过来，不同的场合也即不同的语境也是促使一词产生正反两义的催化剂。如古代礼仪制度中“左尊”“右尊”的并存即和使用场合有关。在中国古代等级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中，到底是“以左为尊”还是“以右为尊”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如《辞海》释“左”为“古礼主居右而客居左，因以左为尊位之称”；但又认为“古时亦尚右，而以左为下位”。尽管让人模棱两可，但据此可以断定，“尚左”或“尚右”在历史上都应该确凿地存在过，至于何时“尊左”，何时“尊右”，可谓聚颂纷纭，这里姑置不论。不过在不同场合，“尊左”或“尊右”有时是能区分清楚的，通常情况下，座次以左为尊，官位以右为尊。“以左为尊”常空出左边的位置以待宾客，即“虚左以待”，如《史记·魏公子列传》：“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信陵君礼贤下士，驾车接侯生时虚左边的尊位以待。官位则多以右为尊，如《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灌夫为人刚直使酒，不好面谀。贵戚诸有势在己之右，不欲加礼，必陵之；诸士在己之左，愈贫贱，尤益敬，与钧。”灌夫对权势超过自己的贵戚一定要欺凌侮辱，对势位不如自己的士人反而以礼相待。因此，“尊左”“尊右”是共存于同一时代的一种矛盾对立，是一词兼有正反两种文化义的体现，前述《史记》例即可证明。
（二）认知参照点理论体系
社会历史的发展、古人风俗习惯的变迁等外部因素以及词语自身义项的增减等内部因素都会导致词义的发展和演变，在这一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既有同向引申，也有反向引申，“一般是产生一个和原有义位相近、相类或相关的新义位。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可以产生出一个和原有义位相反的义位”［10］（P149）。荆楚文化中的“九头鸟”之所以兼具“褒”“贬”二义就是由词义演变所致。学界多考证“九头鸟”的原型即“九凤”，《山海经·大荒北经》中提到：“大荒之中……。有神，九首人面，鸟身，名曰九凤。”“九凤”乃“九头神鸟”，“九”是奇数中最大的，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无穷无尽的神秘力量，楚人对“九”尤为偏好，著书作文以“九”命名，如屈原的《九章》、宋玉的《九辩》等；部落分族以“九”为单位，上古楚地的部族九黎由九个部落组成等；“凤”象征吉祥和谐，楚人素有“崇凤”习俗，“他们对凤的钟爱和尊崇，达到了无出其右的程度”［11］（P7），故“九凤”是作为楚人所喜爱和崇拜的神鸟图腾形象而存在的。以此九头神鸟喻人含有褒义，如牛僧孺《玄怪录》卷二载：“天有九头鸟，地有三耳秀才。”“九头鸟”与“三耳秀才”相对而言，是肯定“九头鸟”的聪慧过人。古代“九”“鬼”常通用，楚国灭亡后，“九头鸟”形象经历了一个异化和妖化的过程，是为“鬼鸟”“鬼车鸟”等，词义也便由“褒”入“贬”，如段成式《酉阳杂俎》：“鬼车鸟，相传此鸟昔有十首，能收人魂，一首为犬所噬。”凡“九头鸟”所到之处，则恶运降临，多主不祥，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九载：“贵主尝得疾，一日，正昼，忽有九头鸟踞主第捣衣石上。……是夕主薨，信乎其为不祥也。”有唐一代，“九头鸟”兼表褒贬文化义，毫无疑问属于“正反一体”的代表。
再看“九头鸟”，本为楚人尊崇的“九凤”神鸟，后来变为不祥之鸟实则和楚民族的历史发展有关，楚人凭着自己艰苦卓绝的劳动在向外日益扩张的同时，也加剧了和其他国家的矛盾，比如楚国曾问鼎中原，对抗周王室，《左传·僖公四年》所载的“尔贡苞茅不入”控诉的就是楚国不向周王室纳贡的罪状，所以楚国灭亡后，那些与楚人为敌的民族尤其是周人就将楚人崇拜的神灵加以妖魔化。欧阳修《鬼车》诗载：“昔时周公居东周，厌闻此鸟憎若仇，夜呼庭氏率其属，弯弧俾逐出九州。射之三发不能中，天遣天狗从空投，自从狗啮一头落，断颈至今青血流。”［20］（P51）周公被楚人打败，一听到“九凤”（代表楚人）的叫声就心生厌恶，连发三箭未中，天遂人愿，遣天狗咬下九凤一头，断头之处流血不止，被沾染之物多灾难不断，故“九凤”成为不祥之物的象征。而祥与不祥不是“九凤”决定的，而是人为认知的产物，以楚人而言，自然是对他们的一种褒赞；而若以仇视楚人的民族为参照点，毫无疑问会是一种恶意的解读，欧阳修诗“吉凶在人不在物，一蛇两头反为祥”［20］（P52）可为之做注脚。因此，“同一事物对于不同的人可能有截然相反的感觉，一件事情对于甲方来说是受益的，对于乙方来说就可能是受损的。不同人对同一个事体从不同角度会作出不同判断，就可能会有不同看法，它对一个人来说可能是美的、褒的，而对另一个人来说则可能是丑的、贬的”［21］(P257)。
广东盆距兰属盆距兰属(Gastrochilus D. Don)，广东盆距兰区别于其他种的显著特征在于：植株下垂，茎较粗壮，叶镰刀状长圆形，长于5 cm，总状花序缩短，前唇光滑(封三,图Ⅳ)。我国广东、云南亦有分布。
“尊左”“尊右”和参照点的不同也有密切的关系，比如朝堂礼仪时往往以至尊者君王的南面位为参照点，此时为“尊左卑右”，即东为左，以左为尊；西为右，以右为卑。因为君王背北面南，诸侯朝见天子时，同姓和职位高的在东，异姓和职位低的在西，《仪礼·觐礼》：“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异姓东面北上。”［14］（P1088）但古人在书写时，则以朝堂礼仪中北面侍君的臣子的面位为参照点，就又出现“尊右卑左”的相反情况，因为按顺序右边先书写，就职位高低而言，职位高的自然写在职位低的右边，故有“位在某某之右”的说法，也即职位高于某某；如果被贬职，在书写上也必然从右往左移，所以称贬官为“左迁”“左降”“左除”等。可见，“尊左”“尊右”的区别在一定程度上也缘于人们主观认知参照的不同。
三、“正反一体”文化现象的现实意义
研究“正反一体”的文化现象的现实意义非常明显，首先，有助于现代风俗礼仪的溯源。今人对“九头鸟”的理解仍是褒贬不一，一说“湖北人聪明，可量才重用”，一说“湖北人奸诈，应敬而远之”，之所以有这样正反两种不同的理解是和其历史渊源分不开的。再看“尊左”和“尊右”，二者在今天的风俗礼仪中仍都存在，“现在的农村诸如请客摆筵之类，对左右之位甚为重视，如坐上位，总是推推让让，虚左以待上客”［15］(P60)。这是以“左”为尊习俗的体现；但在涉外交际中，一般讲究“右尊左卑”，“陪同外宾参观游览时，我们通常走在外宾的左侧，而使外宾居右。我方人士会见外宾时，可请外宾依其职务高低的顺序，坐在我方人士的右侧。宴请外宾时，主人右侧的座位自然非主宾莫属。”［22］(P50)可见，今天的“尊左”“尊右”和历史上的“尚左”“尚右”一脉相承。其次，可减少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研究“正反一体”文化现象也要排除一些似是而非的例子，如“龟”，宋以前一直是人们喜爱和崇尚的吉祥物，颂龟、赞龟之词时有所见，刘向《说苑·辨物》：“灵龟文五色，似金似玉……千岁之化，下气上通，能知存亡吉凶之变。”把“龟”推崇为能知“存亡吉凶之变”的通灵神兽；同时，“龟”又是长寿的象征，常以“龟龄”贺寿表达祝愿，如张孝祥《鹧鸪天·为老母寿》词：“同犬子，祝龟龄。天教二老鬓长青。”但元代以后，“龟”发展出詈词用法，用来指称其妻有外遇的人，陶宗仪《辍耕录·废家子孙诗》：“宅眷皆为撑目兔，舍人总作缩头龟。……夫兔撑目望月而孕，则妇女之不夫而妊也。”进而发展出一系列骂人的话，如“龟儿子、龟孙子、王八蛋”等，到现代汉语中成为一个仅有贬义而无褒义的国俗文化词，就现代这个共时层面而言，它不属于“正反一体”的用例，但很多留学生不了解这一点，而且在他们国家，“龟”可能依然是长寿和吉祥的象征，就会用“龟”来表达祝福，如曾有一日本留学生告别中国时把小乌龟作为礼物送给他的一位中国老师，本出于好意，却让中国老师觉得受了极大侮辱。若在留学生课堂中梳理“龟”文化义的始末源流，让他们了解“龟”的褒义仅留存于古汉语中，就会避免跨文化交际中的尴尬和误会。再次，有利于规范用语和了解禁忌文化。对词汇文化义了解不足则会乱用、错用，如给妻子戴“绿帽子”的不规范用法常见诸报端。元代以前，绿色服饰不管是头巾还是官服，只是低微、卑贱的象征；元代及以后，“绿头巾”成为“娼妓亲属（男性）的专用服饰”，《元典章·礼部二》：“娼妓之家，家长并亲属男子，裹青头巾。”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八：“吴人称人妻有淫者为绿头巾。”［8］（P303）今之“绿帽子”即古之“绿头巾”，且从古至今的用例均是妻子与别人有染而让丈夫戴“绿帽子”，无一反例，故给妻子戴“绿帽子”的说法明显是犯了“男冠女戴”的错误。了解“绿”文化义的流变，不仅可以避免错误用法，而且也能加深对中国服色禁忌文化的理解，避免出现“我喜欢穿白衣服，戴绿帽子”的偏误表达，“历来青、绿、碧色均为贱色，士庶黎民皆避免用于服饰，皇室贵族就更忌穿用了。即便与此等颜色接近的，也很忌讳”［23］（P179）。
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存在大数据的运作。你所使用的任何一个手机APP都离不开数据的传输，信息技术的记录和分析，以及商业价值的运用。我们甚至无时无刻的不暴露在大数据的环境下，我们的社交信息被窥探，我们的消费记录被查找，我们的隐私被侵犯，然而对于这一切的一切，我们似乎毫不知情。
四、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正反一体”与语言中的“反训”一样是一种客观存在，不同的是，学界对后者关注较多，而对前者专门研究者甚少，文章在简单列举“正反一体”文化事实的基础上，探讨这种现象存在的哲学思想根源，主要就是矛盾对立的辩证思想和认知参照点理论体系，一个事物包含正反两面可谓是辩证法的核心内涵，而人们对于事物的正反认知则是主观意识在起主导作用，综合来看，“正反一体”文化现象可谓是主客观共同作用的结果。探讨“正反一体”的文化现象，除了上述一些具体的现实意义外，对于解阐文化和哲学之间的辨证关系以及了解中国人的认知思维模式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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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18X（2019）08－0240-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宋元南北官话方言词汇比较研究”（16CYY035）
张海媚，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博士。（河南焦作 454003）
【责任编辑：田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