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专业选择到职业定位——专用性人力资本视角下大学生就业行为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大学生就业论文,人力资本论文,职业论文,专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人力资本理论是教育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尤其是构成了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一般认为，人力资本这一概念最早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经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引入中国内地的。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大力推进，人力资本理论对教育收益率的提高，对收入分配向高学历者倾斜，对劳动力的跨城乡跨地域的大规模流动等现象的解释力也在增进。从人力资本的适用范围来看，大量文献将人力资本划分为两大类，即通用性人力资本（general human capital）和专用性人力资本（specific human capital），在经济学范畴中，人力资本存在“专用性”也已经不是一个很新的概念了。拉里·嘉斯特德（Sjaasted）开创性地使用“地域专用性人力资本”（location-specific human capital）概念分析年轻劳动力的移民行为[1]。加里·贝克尔（Becker）提出了“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firmspecific human capital）概念，他对企业内部的专用性培训（构成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和通用性培训（构成通用性人力资本）的经典分析也使得这篇文献成为研究专用性人力资本的基石[2]。但是国内学术界对人力资本理论的介绍和运用基本上都是局限于通用性的人力资本，而对专用性人力资本的研究则明显不足。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专用性人力资本”这一视角研究大学生就业问题呢？首先，大学生的初始专业选择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专业选择对劳动力职业生涯中的很多问题，如工资水平、职业定位、行业选择及流动收益都会产生很大影响。因为专业选择表明了教育的职能由通用（一般）性人力资本培训第一次进入到了专用性人力资本培训，路径依赖导致初始专业选择形成的专业专用性投资积聚了基本的职业专用性人力资本，限定了未来可能的职业选择和流动方向。大学生是否有权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选择专业首先会对初次就业产生很大的影响：专业专用性人力资本（major-specific human capital）的存在使不同专业的学生就业领域存在差异，也会使同一专业的不同学生（这些学生投资于本专业的数量和质量不同，于是形成了不同的投资存量）在同一就业领域的就业质量存在差异。那么，到底专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对大学生就业有怎样的决定作用，“宽口径、复合型”专业调整方式会对大学生就业产生何种影响，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研究。另外一个明显的经验感受是，随着大学学历的提高——由专科、本科、硕士、博士层层上移，大学生能够选择的职业范围反而会越来越窄，比如经济学专业的博士生的就业选择一般会集中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而经济学专业的专科学生的就业选择就比较离散，既可以供职于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也可以是政府部门、营利性组织甚至通过自主创业成为一个自我雇佣者。这种现象是否也可以用专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工具进行解释？因为在某一专业领域投资的数量越少（如经济学专业的专科生），其掌握的专业专用性知识技能就越少，选择专业不对口的职业自己的损失就较小；而在某一专业领域投资的数量越多（如经济学专业的博士生），其掌握的专业专用性知识技能就越多，如果选择专业不对口的职业，投资损失就很大。
就业为什么偏好于专业对口
通过把工作偏好和大学专业变量纳入大学毕业生性别工资差异的研究框架，并且利用美国197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经验分析，托马斯·戴蒙特和保尔·安德里萨尼（Daymont和Andrisani）对十种大学专业的研究结果发现，由于男生和女生偏好于不同的职业角色，并且在大学里通常会选择不同的学习领域作为专业，上述两个变量可以解释1/3—2/3的大学毕业生工作三年后的小时工资差距[3]。这一结果表明，由于以往的文献忽略了存在于工作偏好和大学专业方面的性别差异，导致了对性别歧视程度的过高估计。
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贴水（即大学毕业生的平均工资与高中毕业生的平均工资的差额）大幅度增长：男性大学毕业生与高中毕业生的平均工资差异增加了15～30％[4]。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大学毕业生的收益会因专业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平均报酬依赖于大学毕业生在各种专业中的分布情况，而当学生在各专业的分布情况发生变化后，大学生工资水平自然会发生改变。美国在20世纪70～80年代中期专业的分布发生很大变化：从1976年到1984年，商科专业从占16％上升为24％，工科专业从5％上升为占10％，而教育学专业所占比例从17％下降为10％[5]。
杰夫·格罗吉和艾里克·艾德（Grogger和Eide）估计了六种大学专业和读大学前后的能力变化这两个变量对大学生工资贴水的影响，认为不同的专业使大学生具备了不同的技能，天赋能力和大学前教育所获得的能力对大学生工资变化没有影响，而大学期间所获得的知识技能的变化（以专业分布的变化来衡量），则对工资水平的增长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甚至当大学生的总体工资水平很低时，不同专业的工资贴水仍然有很大差异[6]。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专业分布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期间有大量的学生从低技能专业向高技能专业转移，专业分布的变化导致了将近25％的大学生工资增长。这项研究反映了，不仅大学学位变得更有价值，而且学生正在获得更有价值的大学学位。苏姗娜·纽曼和阿德里安·斯德曼（Neuman和Ziderman）建立回归方程利用以色列的资料考察了职业教育对就业状况的影响。在回归方程中，被解释变量被设定为工资，解释变量为：1.职业类型；2.专业类型（利用八个代理变量反映）；3.职业—专业匹配程度。他们发现，职业—专业匹配的劳动力的月收入要高出不匹配劳动力的9.6％[7]。
如果用“就业于专业相关领域”指标来衡量就业是否是专业对口的（即专业—职业匹配程度如何），那么就业于专业相关领域，就包括两种情况：1.该职业领域与本专业领域具有同样的基础内容；2.该职业领域应用与本专业具有相同职能的技术和训练（赫恩和邦顿举了两个例子：政治学专业毕业生从事立法助手工作符合第一个标准；营销专业毕业生在博物馆从事广告宣传工作符合第二个标准）。詹姆斯·赫恩和萨拉·邦顿（Hearn和Bunton）的经验分析表明，对美国学士学位获得者来说，只有25％左右的毕业生未就业于专业相关领域[8]，验证了就业领域的选择范围确实对专业选择结果产生了路径依赖。分学科考察的情况见表1。
表1：美国学士学位获得者专业-职业匹配情况
专业医学 计算机 教育学工程学
生物学 人文学科 数学 社会学
相关领域就业率 80％ 75 ％
超过50％ 50％ 35％35％ 30％ 27％
数据来源：利用Hearn和Bunton论文中数据整理
遗憾的是，由于现有统计体系的限制，在国内我们还无法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检验，但是国外的研究可能仍然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大学生就业强烈地偏好于专业对口。
大学生就业为什么拥挤在城市
在中国这样一个由精英教育刚刚进入到大众化教育初期阶段的国家，为什么那么快就出现了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从“就业难”的地域分布来看，由于在广大农村，在西部地区一直存在着大量的职位空缺等待大学生的光临，所以这里并不存在明显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真正存在问题的是在城市尤其是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大学生就业出现了困难。
答案似乎也很清楚：因为城乡之间存在巨大的收入不均等，就业于城市能够获得在农村无法比拟的收益。然而笔者认为，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教育体制本身就是城市指向的——当代中国的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内容等方面明显带有为城市服务的特点。学生在这种城市指向的教育体制下学习，其掌握的知识技能绝大多数也是城市指向的，带有城市专用性特点，拥有这种知识结构的大学毕业生并不适合在农村就业，再加之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拥挤在城市，即便是在城市自愿失业也在所不惜。
我们都知道，教育作为意识形态和社会主流文化的传导和灌输工具，传递的一定是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而从新中国建立开始，城市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和政治文化中心，一直都是主流价值的聚集地，城市人的生活价值和城市人的生活标准作为社会主流在持续发生作用。当代教育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将发端于城市的理念向受教育者传播，学生长期受到城市文化的熏陶，必然将城市文化作为所追求的主流文化，无论是在书本上还是日常生活中都自然地以接受城市生活方式为荣。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随着受教育程度的递增，学生会接受越来越多的反映城市理念的价值观，所以从价值观念上首先就造成了大学生偏好城市厌恶农村的倾向，由于这种倾向是在长期的受教育过程中潜移默化形成的，所以在大学生进行就业选择时，自然地就会把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作为就业的首选。
另外，课程设置、专业设置和教育内容也表现出很强的城市指向的特点，使得受教育者形成了城市专用性的实用技能。教育内容的城市指向对大学生就业产生截然相反的两种作用：有利于甚至鼓励大学生在城市就业，因为其所学知识技能绝大多数是城市专用性的，形成了城市专用性人力资本；而这些专用性人力资本在农村可能并无用武之地，于是就造成了学历越高在农村反而无法找到匹配岗位的问题。更具体的说，大学的专业设置大多是为城市产业服务的，这一点自不必多说，单从一些重要课程的设置上也能明显看出为城市服务的特点，最突出的就是英语课程的设置。从小学到大学，重英语轻语文的倾向变得越来越严重，对一个中国学生来说，对自己的母语掌握得如何好像并不重要，而三级教育对英语学习所提出的要求则越来越高。如果从初中开始学习英语算起，一个大学毕业生对英语学习的投资时间至少需要十年，是投资就要求相应回报，英语知识在农村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重要作用的，尤其是在所从事的职业岗位上。真正能最充分利用英语知识的，也就是在城市，而且可能还是国际经济文化交流最为频繁的大城市。
作为一个典型的大学毕业生，经过了长达十多年城市指向的教育体制的培养，无论是在价值观念、知识储备还是生活方式上都更适合在城市工作，因为他们长期以来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城市专用性人力资本。作为城市专用性人力资本，要想取得收益，必须在城市工作，而在农村工作则会发生贬值（并不是说这些知识技能在农村不存在需求市场，原因只是在于城市对这些知识技能有更高的需求，而农村对这些知识技能的需求率过低，市场价格不能与其边际成本相一致，造成了大学生过去的投资无法顺利收回）。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极高，在这种收入不均衡分配状态下，大学毕业生本身就没有太高的积极性在农村就业。与此同时，当前的教育体制又是定位于为城市、尤其是为大城市服务的，绝大多数的高等学校都在培养城市需要的人才，很少考虑农村的需要。由于在农村就业并不具有比较优势，体现不出作为大学生的核心竞争力，所以城市专用性人力资本的存在将强化大学生就业偏好于城市的倾向。
因此，利用专用性人力资本这一分析工具，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劳动力市场越不确定，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越严重的时候，大学毕业生反而越趋向于在就业竞争更激烈的城市就业，越趋向于在产业密集带就业（赖德胜和吉利披露的调查数据表明，全体学生中不愿意到农村工作的学生占77.4％，参见[9]）。当某一区域聚集了大量的同行竞争企业时，由于在职业流动中大学毕业生有更大的概率找到一个与原单位相似的企业，他们就不会由于雇佣契约突然中断遭受过多损失。我们知道，城市是产业和职业信息的发散和聚集地，执行同一生产任务聚集在一起的企业群越大，劳动力就越容易发现一个与原企业相类似的企业，离职损失就会很小。
专用性人力资本分析工具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同样是城市，沿海开放地区比中西部地区更富有吸引力（愿意去沿海地区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占45.5％，参见[9]）。沿海开放地区城市密集，特别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由密集的城市带组成，这里不但有信息更丰富的优势，而且拥有密集的产业带，对具有流动倾向的大学生来说，他们可以更容易地找到一个与其专用性人力资本相匹配的企业。因此，东部沿海城市不但使大学生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同时还能使他们在职位流动中寻找到更匹配的岗位。
专用性人力资本分析工具同样可以解释大学生就业为什么更愿意选择大企业，为什么在职位流动时更愿意向大企业流动，而不愿意选择小企业。如果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大学生就进入大企业工作，那么他的由专业投资形成的初始职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就更容易发现匹配岗位，因为大企业有更多差异性岗位可供选择；从职位流动的角度来看，从小企业流动到规模较大的企业更符合大学生的利益，因为大企业可供选择的相同或相似的职位更多，这样就使流动造成的专用性资本贬值程度更小。所以，当劳动力离开一个大企业，对过去的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较大；当劳动力加入一个大企业，对过去的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会相对小一些。
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转轨中国的不确定环境中，是否能够获得较高水平的终生收入当然是影响大学生工作选择的重要问题。然而，利用专用性人力资本分析工具，能够从更深层次上解释大学生就业为什么拥挤在城市，为什么偏好于专业对口，为什么在职位流动中偏向于沿海城市和大企业等等一系列问题。因此，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过大的收入差距；必须调整现有的“城市指向”的教育培养目标，必须发展“为了农村”的基础教育，必须加大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同时，应当进一步调整高等院校的现有专业。重要的也许并不在于道德说教，而在于政府应当积极引导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为大学毕业生通过个人选择实现人力资本投资收益提供更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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