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大邑商”族邑布局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邑论文,殷墟论文,布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殷墟，作为殷王朝的都城故地，曾随着武王伐殷战火的熄灭而被历史的长河淹没了数千年，西汉以来学者言论中的殷墟，基本上知其名而不知其地望之确切所在。安阳殷墟的重现，最先得益于十九世纪末期王懿荣服药辨“龙骨”之线索〔1〕，其后又藉助二十世纪初罗振玉、 王国维等学者的探索和反复认证论定〔2〕。1928年—1937年， 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殷墟遗址进行的前后十五次考古科学发掘，初步揭开了殷墟都城聚落发掘与研究的序幕。1950年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地方有关文物部门对殷墟都城遗址的反复发掘与研究，谱写了殷墟都城考古学研究新的篇章（图一）。
图一 殷墟范围与殷代遗存分布示意图
近七十年的殷墟发掘与研究，已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果。殷墟作为商代晚期沿用时间长达二百多年的重要都城聚落，种种迹象表明，其包含的地下文化是十分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是较为复杂的，目前已出土的考古资料虽已洋洋大观，但其不过是殷都文化遗产中的一小部分，而由此产生的学术成果也应是属于阶段性的。继续有针对性地、大规模地揭露殷墟遗址，将仍是考古界一项十分重要而艰苦的学术任务，继续有针对性地、深入地探讨殷墟文化的内涵实质，亦将是学术界当前以及未来一项十分重要的学术课题。本文试就殷墟都城聚落的布局、性质、形态和特点诸问题作一专题性考察，不妥之处，请学者赐正。
一、殷墟都城聚落性质、形态与特点
聚落是人类氏族、民族或一定人群聚集生活的一种居住形式或单位，《说文解字》：“聚，会也”，《礼记·檀弓》，“聚国族于斯”，《史记·五帝本纪》：“一年而所居成聚”，注说：“聚谓村落也”，这些诠释，基本表达了聚落的主要含义。聚落的形式，源于原始社会氏族公社诞生时期，原始人群以血缘为纽带而形成的人群聚居方式，便是最早的聚落形式，原始社会晚期或青铜器时代早期流行的城堡聚落形式，是青铜器时代城市文明聚落的先驱和雏型，青铜时代的都城和其它城市聚落，代表了青铜时代聚落形式的主流。在世界古代文明文化中，都城或城市聚落是最常见、最流行的居住形式和习俗。世界古代文明中的都市或城市聚落，据考古资料揭示，大致可区分出两种不同的形态，其一是有城墙围绕、有城区规划和一定的城市街道、有王宫、神殿（宗庙）和其它手工业作坊与居民住房建筑，如欧洲迈锡尼城堡、西亚基什城、乌尔城、特洛伊城、南亚摩亨佐达罗城、哈拉巴城、中国二里岗商城、偃师商城等等；其二是以王宫（宗庙）建筑为主，周围环绕居民聚落，无城墙建筑或明显的城廓，如欧洲克里特文明的以王宫为主体的城市、中国商代晚期的殷墟城址等。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说文解字》沿袭此说，按此种解释，殷墟聚落已发现明确的宗庙建筑，称其为都殆无疑义。但从考古发掘资料和文献资料显示线索看，“都”字发生较晚，都城的称谓，在殷商时期尚未发生。综合古文献和殷墟出土甲骨文辞的记述分析可知，中国古代对都城、城市的称谓，以“邑”的称呼法出现最早，即邑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国家或都市、城市聚落，就中国城市文明的发生发展程序而言，邑的形态和体制当创始于夏代，邑之称也因此可能最早出现于夏代，邑的前身则是原始社会时期氏族公社聚落或部落。所谓邑，《说文解字》释“国也”，《正韵》释“都邑也”，《释名》释“邑人聚会之称也”，由此而知，邑是国、都城或其它人群聚落的代名词：《尚书·汤誓》：“率割夏邑”，《诗·商颂》：“商邑翼翼”，《诗·大雅》：“作邑于丰”，《白虎通》：“夏曰夏邑，商曰商邑”，这些记述表明邑之制度和邑之称谓在夏商周三代是通用和流行的。商代的邑制和邑称，已获得殷墟出土甲骨文的有力证实，商族人不仅称自己的王都为邑，称诸侯方国的都城为邑，而且还泛称其它范围和规模均较小的人群聚落为邑。商代的邑可分大邑和小邑两大类，大邑通常是指王都城邑和方国诸侯方国城邑，小邑是指一般较小型的方国城邑聚落以及王畿内的族聚落和一些类似乡村形式的方国聚落。大都大邑是商代聚落形态中最突出的特点〔3〕，所谓大都大邑， 便是当时的王都城市，都是较其它方国或诸侯聚落规模更大的大邑聚落，以王都大邑聚落为中心，周围如群星拱月式地散布有方国或诸侯大邑聚落。王都大邑的内部则是以王城或宫城式邑聚为中心，周围簇拥着由一族或若干族组成的小邑聚落，而诸侯、方国大邑也通常包含有若干小邑聚落在内。由于王都大邑聚落规模的盛大宏伟，故殷族人亦自豪地称殷墟都城为“大邑商（《甲》2416）”或“天邑商（《英》2529）”，“大邑商”的称号直到周武王克商后仍被周人沿用〔4〕， “大邑商”很可能也是殷墟都城的专名，“大邑商”之意即是“商大都”。“大邑商”之称既反映了殷墟城址属大邑聚落形态的特质，同时也反映其属王都城市的性质。
殷墟“大邑商”聚落，经过近七十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现已查明，其东西长约6公里、南北宽约5公里，总面积为30平方公里〔5〕。 偌大的一个大邑都城，是同时期其它方国、诸侯大邑聚落所无法比拟的。
安阳殷墟、郑州二里岗商城、洛阳偃师商城是目前考古发现的商代三大王都城市聚落，此三大王都城市聚落，在形成时间上，后二者较早；在分布规模和范围上，前两者相近；在城市建筑上，三者均有宫城，但后二者有属于整个都城的城墙（城廓）防御设施，前者仅见宫城周围的壕沟防御设施；在聚落形态上，三者均同属大邑形态，学者或进一步统称它们为“王邑”〔6〕。据以上简单比较结果看， 商代之大都城虽持有一定的共性，但相互间也明显存在一些不同的个性。尤其是殷墟这一“大邑商”聚落，有宫殿城壕而无外城廓（仅就目前发现而言），宫殿区而外的族邑簇拥布局十分明显，其都城内的整体布局，似与二里岗、偃师商城差别较大。故目前学术界流行的以经济类型特征为主划分的二里岗、偃师商城的布局成说，恐怕不能简单地套用到殷墟“大邑商”聚落的布局划分上、殷墟“大邑商”聚落，就已知考古资料观察，其城市布局自持特色、别具一格。概括而言，殷墟都城大邑形态是由若干小邑簇拥着王邑构成，易言之，即是由若干族氏聚落簇拥着王宫贵族聚落构成。
二、殷墟“大邑商”形态的层次与族邑布局
承前所述，殷墟是商代晚期的都城，是殷人自称和周人袭称的“大邑商”，“大邑商”在聚落形态上，属大都、大邑的性质。商代的“大邑”，既是一个大单元聚落的概念，同时也是若干小单元集合成一个大单元聚落的概念。殷墟“大邑商”，对辖属的诸侯、方国聚落而言，是一个殷王都城大邑聚落单元；但就“大邑”的内部结构而言，则又可分解出若干个族氏小邑单元。这些族氏小邑和王邑单元的有机分布，构成了殷墟都城的总体布局。殷墟“大邑商”的聚落形态主要可划分出王室（王族）生活区和墓葬区、各氏族生活和墓葬区等两大层次，即王邑和族邑层次。
王邑的概念，分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王邑是如前述及的王都大邑，即考古发现的商代二里岗、偃师商城和殷墟都城，都属广义王邑，广义王邑本身包含了王畿内分布的所有族邑。狭义王邑是指在广义王邑内供王室或王族成员专门居住生活的宫城邑和丧葬祭祀活动的场所，简言之，即都城中的宫殿宗庙区和王陵区，或可简称为王族城邑，在已发现的商代三大都城遗址中，均有这种王族城邑的存在。
族邑，是氏族或家族聚落的简称，在商代的王都大邑或方国、诸侯大邑中，族邑是一基层的聚落单位，易言之，商代的大邑聚落都是以族邑聚落为框架构成的。
殷墟“大邑商”的大邑体制，是通过族的关系、族的网络来维系和实现的，殷都城市的布局，是一种由若干族邑围绕王族邑分布而成的大邑布局（图二）。
图二 殷墟“大邑商”族邑分布示意图
1.王族城邑（即狭义王邑）
殷墟的王族城邑，大致是由宫殿宗庙区和王陵区两大部分组成。
宫殿宗庙区即宫城区，位殷墟的中心部位、今安阳西郊洹河西岸、南岸台地上的小屯村、花园庄一带。考古发现的重要遗迹有殷代大型宫殿宗庙建筑基址、小型房址、窖穴、灰坑、祭祀坑、墓葬（包括车马坑）、城壕、骨料场、玉石器作坊等等，重要遗物则有甲骨文、青铜器、玉石器、骨蚌器、陶器等等。其中，小屯东北地发现的多组大型建筑基址，错落有致，占地广大，气派非凡、气势雄伟，为一般居住址望尘莫及，非宫殿宗庙建筑而莫属；钻探查明的环绕宫殿区西、南两边缘开掘的大灰沟，与东、北两边缘的洹河水道沟通，构成了独特的宫城防御系统城隍或城壕；大量的具王室档案文书性质的甲骨文的发现，也证实了此地是殷王都之重地；建筑基址周围发现的祭祀坑和墓葬，亦表明该地曾是一处重要的祭祀和埋葬场所；在一大批中型墓葬中发现的精美的青铜、玉石、象牙器等，也体现出浓烈的王家重器的气质；除此而外，二、三十年代在宫殿基址一带发现的数千块陶范、陶模以及一块重18.8公斤的孔雀石和一块重21.8公斤的“炼渣”遗物等〔7〕， 表明该地曾存在有铸铜作坊；1975年小屯村北发现的地穴式、半地穴式房子F10、F11，出土有大量的锥形石料、磨石以及一些玉石雕刻品，被认为是一处磨制玉、石器的场所〔8〕；1987 年在花园庄西南发现一较大型的骨料场〔9〕，表明该地亦曾流行过制骨手工业；其它一般房址、窖穴、灰坑、墓葬和粗糙的陶器、石器、骨蚌器的普遍发现，则表明在宫城区内同时生活有非王室贵族区内司职农业、手工业生产以及参与军事战斗的体力劳动者或一般族内成员。以上情况充分显示了该遗址的复杂性，它并不是单纯的宫殿宗庙区，同时也是一般生活区、生产区和墓地、祭祀场所，是一集王族居住、平民居住、铸铜、制玉石、制骨、祭祀场、墓地以及占卜场所于一身的王族聚落。据钻探壕沟的范围推知，小屯宫城的范围约有0.5平方公里左右。
王陵区，位洹河北岸武官村、侯家庄之北的西北冈一带，东南距小屯宫殿区约2.5公里，南距武官村0.8公里，西南距侯家庄0.8公里。 发现遗迹主要是大墓和祭祀坑及小墓。其中带四条墓道的大墓8座， 两条墓道的大墓3座，一条墓道的大墓1座，未完成的大墓1座； 小墓共发现1487座，其中绝大部分是祭祀坑，并包括有车马坑遗迹。发现遗物重要者有“司母戊”大铜鼎（传出于84年发掘的M260中）、1004号大墓出土的鹿方鼎、牛方鼎、铜胄、1001号大墓的大理石雕刻、白陶器皿、武官大墓的虎纹石磬等等。遗迹和遗物的发现情况表明，该地点显然是殷王室营建的专门墓地和祭祀场所，即专门的王室陵寝区。西北冈王陵区的范围，据近年来考古发掘和钻探资料，其东西长约450米、南北宽约250米，总面积为0.11平方公里。西北冈王陵隔洹河远离殷墟都城的腹心地区小屯宫殿区，位殷墟北部边缘的高岗地带，在地理上与小屯宫殿不直接相连，但从陵墓的规模、祭祀坑的集聚和出土遗物的贵重情况可知，其是由王室直辖管理的一个陵区，是殷王室专门设置的王族墓地，其与小屯宫殿区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是殷墟都城王族城邑聚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76年小屯“妇好墓”，1977年小屯17号、18号墓，以及三十年代王陵区个别大墓出土的青铜器，分别发现“妇好”、“司母辛”、“子渔”、“司母戊”等王室人物名号，这些人物与甲骨文辞记录可相互引证，其中“妇好”被学者考证认为是殷代武丁王的妻子之一，名“妇好”，子姓，庙号为司母辛；“子渔”则是武丁王诸儿子之一；“司母戊”或认为是武丁诸妻之一“妇妌”的庙号。如是，小屯宫殿区和西北冈王陵区贵族墓随葬铜器中共见的殷王族成员名号的铭文现象，进一步言明了此两地是属于子姓王族所有的问题。
甲骨文有“……贞亚氏王族”
寅……乎王族出（《诚》356）”、“丁酉卜，王族爰多子族立于召（《南明》224）”等记述， 这里的“王族”指的便是子姓的“王族”，其在殷墟都城中的主要生活点和丧葬点，便是小屯宫殿宗庙区和西北冈王陵区。
2、
、戣族邑
、戣族邑聚落，位今安阳市西郊北辛庄村一带，东距小屯王族城邑约3公里。1959 年首次在村南发现并发掘出殷代居住遗存和骨料坑，1973 年、 1975 年在村南继续发掘骨料坑和发现殷代墓葬，1974年、1975年、1978年、1981年先后发掘的殷墟西区孝民屯西南地第八墓区，在地望土与北辛庄村南紧相衔接，当属同一族邑范围。据第八墓区出土的青铜器族徽铭文情况显示，该墓区被认为可能是殷代族的墓地〔10〕，结合村南殷代居址，骨料坑和墓葬的发现情况分析，我们进一步认为北辛庄遗址和第八墓区，同属于殷代、戣族族邑聚落。
第八墓区铜器族徽铭文作一人一手执戈一手执盾形（图三：1、2），该铭形亦见诸甲骨文，学者或据形隶定为
〔11〕；族徽铭另见一人一手执一戈之象形字（图三，3），学者或隶定为〔12〕，或隶定为〔13〕，并认为
、（）两字形意相同可互相通用〔14〕，今采纳此说。凡、形者均以字代表。第八墓区铜器族徽铭文除字外， 还有一徽铭（图三：4），学者或隶定为“戣”字〔15〕。
图三 殷墟出土族徽铭文
即子，有关于的事迹，在殷墟一期卜辞中屡见不鲜：
丁巳卜，宾御子于父乙。
……宾御子于兄丁（《铁》24.2）。
丁……卜
贞勿御子……王占曰吉亡……。 （《存》2.224）
贞勿又于父乙牢子龙。（《乙》2280）
从以上记述看，子可能是小乙王之子、武丁王之弟，子族徽集中出现在第八墓区，表明北辛庄一带是子族邑的管辖范围。
戣，是戣族的徽号，甲骨文有戣尹、戣人的记述：
贞……今曰令戣尹（《甲》635）
辛亥，鬯令戣先涉…（《人》2154）
鬯叀戣人以臿（《南明》479）
戣徽铭与徽在第八墓区中的共存，表明北辛庄一带，正是、戣等族共同生活的族邑聚落，戣族有可能是非子姓的土著原族。
考古发现的殷代居住遗存、骨料坑、墓葬等重要遗迹，表明了、戣族聚落是一处集居住、生产（包括农业与手工业）和埋葬于一体的综合性族邑。这一族邑，在政治上与殷王室有直接的联系，主要族尹（族长）子可能是武丁王之弟，子和戣又同见于甲骨文记录，足见该族邑在“大邑商”范围内的政治地位乃非同凡响；在生产上，该族邑除流行农业外，还流行规模宏大的骨器加工制作业以及其它手工业；在军事上，从两族徽以兵器构形成字的现象分析，、戣族邑当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军事大族，、戣族邑当是当时镇守殷墟“大邑商”西部边缘地带的重镇；在丧葬上，车马坑以及其它重要遗物的殉葬，进一步证明该族邑有王族或贵族人物的存在。
子从王族中分化出来独立统领一族，卫戍王都西边，从而成为殷墟王畿内多子族联盟中最重要的族员之一。
3.召、大中族邑
召、大中族邑，在今孝民屯村周围，东距小屯王族城邑约2.5 公里，西邻、戣族邑，即1970年—1985年发掘的殷墟西区第四、五、六墓区一带。已发现的重要遗迹有灰坑、铸铜作坊、墓地等，是一处集居址、铸铜等手工业小作坊和墓地于一体的族邑遗址。
召、大中族徽（图三：5、6）发现于第六墓区，基本代表了第六墓区的族氏。第四墓区并发现“亚
”、“戣”和“告亚”（图三：11、10、8、9）族徽，从出土情况看，“亚”是此地一大族，戣族徽则反映了与、戣族邑联姻的问题。分布在孝民屯南地的召、大中族邑事实上是以“亚”、“召”“大中”为主，兼有戣、告亚等族共处的聚落。
从第六墓区发现有带墓道的大墓和车马葬的情况看，该族邑中也可能有一些非子姓的贵族人物，从而使族邑在“大邑商”中具有一定的重要的政治地位。
4.亚共、告宁族邑
在今白家坟村西偏北一带，北靠召、大中族邑，即考古发掘的殷墟西区第七区、一区一带。已发现的重要遗迹有殷代夯土房基址、灰沟、灰坑、小墓、带墓道大墓和车马葬等等，也是一处集居住、生产和丧葬于一体的族邑聚落。
亚共（图三：12、13、15、17、18、19）族可能与甲骨文的“妇共”有关：
…贞，帚共…（《续》5、5、3）。
…占曰又祟…其佳庚…（《续》5、5、3）。
…帚共…其
…（《人》459）。
告宁（图三：14）族则可能与甲骨文的贞人“宁”有关。
亚共与告宁族徽同出一墓，表明两者有内在的政治、经济或婚姻联系。
从该族邑范围内发现殷代带墓道大墓和车马葬的情况可知，亚共、告宁族是殷墟“大邑商”中一非子姓的重要望族。与此一大族共处一邑的大约还有子姓韦族和艺、克等族（图三：16、20、21、22、23）。
5.邑贝、亚（寝）鱼、天族邑
位在白家坟村北、四盘磨村西、洹河南岸一带，即考古发掘殷墟第二、三墓区周围，是一处集居址，生产区和墓地于一处的族邑。
从第三墓区随葬铜器所见的族徽铭文情况看，此聚落聚集的家族较多，除邑贝、亚鱼、天族（图三：24—27、32）外，至少还有子、中、戊、乙、丙、交、刚、爻、邑云、
等家族（图三：31、33、 28、29、37、35、30、36；图四：36、37）。其中的子、 中有可能是与贞人子、中有关的家族；丙则可能与当时的丙国有直接关系〔16〕。
图四 殷墟出土族徽铭文
从该邑区发现多座带墓道大墓情况看，该聚落亦不乏非子姓的显贵人物，其在“大邑商”中的政治地位也是至关重要的。
此外，邑贝、邑云族徽铭文，其邑字本身就充分说明殷墟大邑商内族邑的存在问题，并以此进一步验证甲骨文中屡屡提及的殷代族邑制度。
6、光、单、册韦族邑
位今梅园庄村一带，东北距小屯王族城邑约2公里。 是一处集居地与墓地于一体的族邑。光的事迹，在甲骨文有记述：
甲午卜，宾贞光其又咎，二月。
…午卜，宾贞光亡咎…占曰又祟…光…。（《缀》129）
…戊王其田
光亡
？（《甲》3593）。
光（图四：3、7）族无疑是此族邑中最有名的望族，其可能与贞人光有关。与光族共存一邑的还有单、册韦、墉、天黾（图四：1、2、4、6）等族。
从该族邑曾发现过数座有殉人的墓葬情况看，该族邑在“大邑商”中也具有较高的政治和经济等级与地位。
7.爰族邑
位于戚家庄村一带，东北距小屯王族城邑约3.5公里。 是一处集殷代居地与墓地于一体的族邑。
爰（图四：8）族是该聚落中一望族， 可能与甲骨文的“爰”有关：
贞乎（呼）爰龙（《卜》30）。
乎爰。勿乎爰（《簠人》85）。
除爰族外，该邑大约还有疋未、子、宀（图四：9、10、11）等族，其与爰族大约是一种姻亲关系。
8.亚鬲、子丌族邑
位今铁路苗圃北地一带，北距小屯王族城邑约1公里， 考古发现重要遗迹有居住遗存、铸铜作坊、骨料坑、陶窑、墓葬等等，是殷墟都城范围内一处集居址与墓地及铸铜、制骨、制陶作坊于一体的重要遗址〔17〕。
该族邑发现的族徽铭文除亚鬲、子丌（图四：12、18、14）外还有
饮（图四：16、17、13、15、19）等，其中亚鬲之鬲，可能与甲骨文的
有关系：“之曰王往于田从京允获鹿二雉十，十月（《佚》990）”、“壬子卜贞， 生从京（《宁》3.13）”、“贞示矢土（《外》，444）”， 学者或释为彻〔18〕。
多种族徽的呈现表明亚鬲、子丌族邑是一多家族聚居的族邑，从该族邑发现大规模的铸铜作坊情况看，亚鬲、子丌等族是殷墟大邑商中为王室直接生产青铜器的专业族邑，在为王室生产青铜器的过程中，他们也通过农业和各种手工业生产而达到本族邑的自给自足。
位苗圃北地东南的郭家庄一带，从近年考古发掘的现象看，也形成一定范围的族邑聚落，从该族邑发现有车马葬的情况看，族邑内当居住有贵族人物，但据考古发现的族微“子丌”和“亚”（图四：21、20）的现象可知，该族邑当与苗圃北地族邑有内在族属联系。
甲骨文有“己巳卜，丌亡咎（《乙《9085”、“…寅卜，曰御丌且辛（《乙》9000）”等记载，其中的丌，很可能便是苗圃北地和郭家庄一带族邑的子丌。
9.
、聝族邑
位殷墟东南洹河南岸后冈村和高楼庄村一带，西北距小屯王族城邑1公里左右，已发现重要遗迹有殷代灰坑、带墓道大墓多座、 祭祀坑和大量小型墓葬等，是一处集居址与墓地于一体的族邑聚落。
考古发现的族微铭文主要见有、聝、敕、盟等（图四：25、26、22、23、24）。从该地发现4 座带两条墓道（中字型）的大墓情况看，该族政治地位十分显赫，族员中有殷王室的达官贵人。
10、洋、古、何、亚保族邑
位殷墟东部，今大司空村、豫北纱厂、洹河以北一带。已发现的殷代重要遗迹有夯土房基、制骨作坊、灰坑、带墓道大墓、一般小墓等。是一处集居址、手工业作坊、墓地于一体的重要族邑。
出土铜器显示的族徽情况十分丰富多彩，大致有洋、古、何、
、出、彭、亚保、寝、印、束、见、叉、戊等（图四：27、30、 31、34、35、28、32、33）十多种， 表明该地至少存在两个以上由多族组合而成的族邑。其中洋、古、何均广见于甲骨文记载。洋，当是“贞子洋不咎”（《拾》9.1）中的子洋；古， 是“贞召古王事”（《续》5.29.17）之古；何，是“勿令鬯允子何”（《乙4951）之子何；洋、古、何、出、彭、等均可能是与同名贞人有关的家族。
从该地发现有中字型大墓的现象可知，其族邑中有着殷代的权贵人物，其政治地位较高。制骨手工业当是该族邑中最重要的经济专业，除此而外，同时兼营农业和其它手工业，以满足本族邑物质生活的需求。
11.其它族邑
除以上专述的诸族邑外，在殷墟大邑商中还分布有象族（图四：38）邑（薛家庄）、■族邑（四盘磨）以及位今武官村、侯家庄、三家庄、秋口村，同乐寨、范家庄、王裕口、刘家庄、张家坟、梯子口等地点的族邑。这些族邑亦基本上都是集居址、墓地于一体的聚落，因篇幅关系，在此暂不一一叙述，其具体分布方位可详参图二。
三、结语
殷墟遗址发掘的溃产史迄今已近七十年，发现的十几万片甲骨卜辞和精美的青铜器、玉器、白陶器、象牙器等举世闻名，发掘清理的殷代墓葬数以千计，清理揭露的殷代居住遗迹亦十分可观，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还未发现城墙的痕迹。作为商代晚期的一代王都、殷墟都城究竟有否如郑州二里岗、偃师商城那样的城墙建筑？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认为或可从以上对殷墟大邑商性质、布局特点的研究中找到答案。据上述研究而知，殷墟都城属于一种大邑聚落的形态，殷墟这一大邑聚落是通过星罗棋布式的小族邑簇拥着王族城邑而构成的。王族城邑是殷墟大邑商的中心，是都城的心脏，在王族城邑周围，在30平方公里王畿范围内向心式地分布着层层族邑，这层层族邑的沟通联结，形成了似无实有的聚落人墙，起到了聚落屏障或城墙的作用。加上殷墟文化时期的国力强盛和王权的强大威慑力，故殷墟都城很可能是没有外廓城墙设施的。也正是由于殷墟都城没有外廓城墙的原因，所以当周武王讨伐殷纣王时，尽管“殷商之旅，其会如林”（《诗·大雅·大明》）”，但仍然获得了“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利簋》）的迅速胜利。殷墟这种大邑都城形态，可能也直接影响了西周沣、镐京城的形态。
殷墟大邑商的城市模式，显然与郑州二里岗、偃师商城不同。殷墟属于族邑模式，后者属于围城分区模式。殷墟大邑商内的各个族邑，是相对独立的聚落单元，每一族邑都有一定的势力范围，但族邑之间除王族城邑外，均无明显的沟壕或其它障碍物界标，考古发掘表明，殷墟族邑（包括王族城邑）都是居住区、生产区和墓地的综合体，即殷人生前聚族在邑区内生活和生产，死后同样合族葬于邑区范围内，唯一例外的是大致辖属于小屯王族城邑的西北冈王陵区，这是一处专门的埋葬和祭祀场所。这种专门的埋葬和祭祀地的单独开辟，从表面上看似与现已发现的族邑体制不相一致，但从其实质内容看，我们认为这种不相一致性恰恰表明西北冈王陵区当属于当时都城内唯一的最重要的集聚臣民参与国家祀典的公共场所。即西北冈王陵区平时是辖属于小屯王族城邑的管理，但每适生产成功、战斗胜利和王族权贵人物驾崩，西北冈便成为王室召集各族邑成员参与国家庆典、王室葬礼并例行祭祖祭王祭天祭地程序的公共祝捷祭祀场所。这种公共场所设立，无疑是一种王权意识的特别强化与灌输和国力国威的炫耀，同时也是宣扬神明意志和王权至高无上、赢取王畿内诸族凝聚力和臣民向心力的重要手段。故西北冈王陵区的开辟，实际上是一种避免因族邑体制而削弱王权、因各族邑相对独立而使王族发生失控的绝妙补救。
殷墟的族邑布局和体制，不仅使外廓城墙的修建在这里失去了意义，同时，亦影响了殷墟都城总体布局不太可能出现设计规划整齐的街道和排列有序的专业生产区。诚然，殷墟各族邑内部和各族邑之间都毫不例外地存在供人行走和马车驰聘的小路大道，各族邑内部也都存在着相似的或独具的手工业生产区域，但它们与围城分区模式中的城市街道和生产区域布局安排是有明显区别的。
近七十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使我们对殷墟大邑商的族邑布局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但由于考古发掘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出土材料还远远未达到充足完善、游刃有余的地步，有待发掘揭露的区域地段尚很广阔，故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研究探讨还只能属初步的、粗浅的、非完整系统性的。如依据现见发掘资料绘制的“殷墟大邑商族邑分布示意图（图二），在小屯王族城邑外围的各族邑之间，还明显存在许多空白地段，这些空白只是现代考古发掘揭示的暂时的空白，而绝非原来大邑商布局中的空白，填补这些空白是今后殷墟考古发掘中的重要任务和课题。从殷墟大邑内族邑分布的一般规律看，在已知的约3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除西北冈王陵区的特殊例子外，大凡有殷代墓群出现的地方，都可能同时是某一族邑的所在地，故秋口村、同乐寨、三家庄等地点以南，梯子口以北以东等等广大地区，除已揭示的族邑外，肯定还存在着许多尚有待揭示的族邑。
注释：
〔1〕王汉章：《古董录》1933年，《河北第一博物馆画报》第 50期。
〔2〕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序》1910年； 罗振常：《洹洛访古游记》，上海蟫隐庐书店，1930年；罗振玉：《五十日梦痕录》，《雪堂丛刊》，1915年；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学术丛书》，1917年；王国维：《古史新证》，清华研究院油印讲义本一册，1925年。
〔3〕郑若葵：《中国远古暨三代习俗史》26、27页， 人民出版社，1994年
〔4〕西周时期青铜器《何尊》铭文有“武王既克大邑商”之语。
〔5〕郑振香：《殷墟发掘六十年概述》，《考古》1988年10 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
〔6〕宋镇豪：《商代“邑”区划形态考察》， 《河洛文明论文集》190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7〕石璋如：《殷墟最近之重要发现附论小屯地层》， 《中国考古学报》第二册，1947年；石璋如：《殷代的铸铜工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6本，1955年；石璋如：《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乙编·殷墟建筑遗存》，历史语言研究所，1959年，台北；刘屿霞：《殷代冶铜术之研究》，《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1933年。
〔8〕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75 年安阳殷墟的新发现》，《考古》1976年4期。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6—1987 安阳花园庄南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2年1期。
〔10〕〔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1期。
〔11〕〔12〕〔15〕〔18〕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三九页，汲古书院，1977年，日本东京。
〔13〕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科学出版社，1956年。
〔16〕殷玮璋、曹淑琴：《灵石商墓与丙国铜器》，《考古》1990年7期。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队：《1982—1984年安阳苗圃北地殷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91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