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语言哲学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哲学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是属于人民群众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就此，大众性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之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是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使之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化精神的力量为物质的力量。根据学界主流观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指通过宣传教育，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到被广大群众理解掌握的过程”。①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是实现从学院哲学向生活哲学的转变过程，从抽象哲学向实践哲学的转变过程，从贵族哲学向大众哲学的转变过程，使马克思主义从抽象的理论逻辑转变为形象的生活逻辑，最终化为人民群众的生存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就要本着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大众的原则，通过语言体系的转变，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学术层面的严谨专业的语言形式转变成日常生活层面的通俗易懂的语言形式，从象牙塔的抽象深邃的语言风格转变成群众化的简洁生动的语言风格，从精英化的深奥晦涩的语言作风转变成大众化的平实质朴的语言作风。笔者尝试从语言哲学视角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学术研究推向深入。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指称问题
指称问题(即名与实问题)是语言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基本理论，名称与实在的指称关系不是纯粹的任意性的结合，而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约定俗成地确立起来的，但也在社会历史传递过程中获得其相对性和不确定性；名称与实在的指称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由语言主体、客体和语境共同介入的复杂性关系，并在社会实践中完成名称与实在的统一；名称与实在的指称关系不是在语言操作层面由语言的用法来实现和确证的，而是在社会实践中使名称与实在现实地联系起来并获得检验的，但也要看到语言对于名称和实在指称关系一定的本体论意义；名称与实在的指称关系不完全是基于理性思维的逻辑呈现，而总是渗透着心理的思维意象的作用，从而使指称关系更具创造性和丰富性。总之，人类的社会实践构成名称与实在的指称关系的本体论承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践行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历史过程中，能够从本民族传统文化、日常生活甚至方言土语中汲取语言的艺术因子，并创造了许多绘声绘色、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的转变，能够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形式、简洁生动的语言风格和平实质朴的语言作风，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所接受、所认同。毕竟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属于规范、严谨、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变必然有一个名称与实在的指称关系的转换问题，无论是学术化语言体系还是大众化语言体系，其名称与实在的指称关系都不是任意划分的，都是在人们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约定俗成的，并在历史的传递过程中获得相对性和不确定性，最终导致名称与其所指之间的关系复杂化。这两种语言体系的转换并不一定带来名称与实在指称关系的平滑过渡，甚至有可能产生指称关系的扩大、缩小和转移现象。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为了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群众，将马克思主义语言体系通俗化、形象化和生动化，是无可厚非的，殊不知，语言体系的通俗化、形象化和生动化是需要语言体系的形式化、抽象化和精确化支撑的，缺乏语言体系的形式化、抽象化和精确化的深度发展，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变就有可能落入感性经验的陷阱中，从而弱化语言对思维内容的形式分类、抽象概括和逻辑论证能力。群众性的学哲学用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将马克思主义语言体系的指称关系指向了现实生活，其基本的哲学路径是正确的，但由于完全拒绝了语言体系的形式化的逻辑建构功能，以感性体验取代逻辑论证，以政治热情取代科学致思，以群众运动取代学术探讨，致使这种大众化形式呈现出简单化、实用化和庸俗化倾向。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人民群众中广泛而深入地传播，推动马克思主义通俗化朝纵深方向发展。同样，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指称关系形成也要经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从语言主体方面讲，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语言主体的思维结构、知识结构和心理结构都是在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可能造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名称与实在的指称关系的变化。从语言客体方面讲，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语言体系所指称的对象也是在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也可能造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名称与实在指称关系的变化。从语境方面讲，不论是上下文的微观语境的变化，还是非语言因素的宏观语境的变迁，都会导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指称关系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指称关系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由语言主体、语言客体和语境的共同参与下完成的。语言主体在变，语言客体在变，语境在变，在践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既要诉诸其语言体系名称与实在指称关系的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继承性和同质性，又要诉诸其语言体系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独创性和特质性，才能最终把其指称关系确定下来。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指称关系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实践中确立起来的，名称与对象的鸿沟在实践中得以克服并实现统一。固然，语言体系的指称关系的形成与社会实践过程的历史展开难以分离，但是也要看到语言体系并不是实践的附属物，而是“从语言的现实形态上展示了语言的本体论维度”。②在某种意义上讲，人的思想、行为、情感、性格、道德等等，都隐藏于语言之中，为语言所控制，随语言而生长。从表面上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要实现语言体系从书面语言向口头语言的转变，学术语言向大众语言的转变，逻辑语言向日常语言的转变，而实质上则是人的生存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我们在充分肯定这种转换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要看到口头语言、大众语言、日常语言的模糊性有可能导致人的思维方式的粗疏，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有必要用书面语言、学术语言、逻辑语言使我们那笼统的头脑更加严谨；口头语言、大众语言、日常语言的形象性有可能导致逻辑抽象能力的降低，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有必要以书面语言、学术语言、逻辑语言洗练我们的认知思辨能力；口头语言、大众语言、日常语言的世俗性有可能导致生活追求的平面化，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有必要以书面语言、学术语言、逻辑语言滋养我们那饥饿的精神世界。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不仅以高度抽象的逻辑形式来表示理性的内容，而且还充分运用比喻、隐喻、借代、夸张等意象性修辞手法来表达名称的所指，从而使语言体系的指称关系更具创造性和丰富性。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指称关系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由思维的逻辑结构和心理的思维意象共同作用而生成的。思维的逻辑结构以概念的形式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指称关系朝着精确化、符号化和形式化方向发展，这有助于人们的认知理性更准确地以名称映射和匹配实在，并从而把握客观世界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心理的思维意象以对概念的形象再现的形式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指称关系朝着模糊化、多样化和多义化方向发展，这有助于扩展、丰富和创新名称与实在的指称关系，从而更全面、广泛、深刻地把握客观世界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但是心理的思维意象作用的夸张却导致了名称对实在呈现的模糊性、笼统性和不确定性，不利于对指称关系的严密论证，从而无法使人的概念世界变得精致化、清晰化和逻辑化。在“文革”期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中的“左”倾思想泛滥，与对指称关系的逻辑建构过分轻视、与对指称关系的思维意象的过度倚重不无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指称关系的转化过程中，一方面，要以严密的科学语言和逻辑符号等形式化的名称匹配实在，修正人们在以非理性的思维意象为标尺的通俗名称匹配实在时所产生的偏差，从而使映射过程更加精确化、逻辑化和科学化；另一方面，要以日常语言特别是意象性的诗化语言丰富名称与实在的指称关系，克服形式化指称关系的固定化、机械化和僵化的缺陷，从而有利于创生新的指称关系和新的意义。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问题
意义问题是语言哲学的核心问题。依据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基本理论，语言的意义不是脱离客观世界而独立存在的抽象实在，而是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以语言为载体所传达的观念、德性和情感，凝结了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知、评价和审美的内涵；语言的意义不是纯粹主观约定的，而是有着外部世界的客观逻辑基础，外部世界的客观逻辑构成语言意义的最基本的语义学原则，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语言意义的开放性、流动性和无限性；语言的意义不是独立于语言之外的精神实体，而是在于沟通世界的存在与人自身的存在，展示了语言在解释世界和变革世界中的作用。总之，语言的意义不在于语言符号系统本身，而在于语言在具体存在境域中的运用，正是在对语言创造性的理解和使用中才展示并确证了意义世界的丰富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吸收了以往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合理内容，批判地改造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的伟大成果。马克思主义理论承载了科学理性的认知观念内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就是科学理性的认知观念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传播过程，而科学理性的认知观念是形式化、系统化、科学化的理论体系，这就涉及马克思主义语言体系由科学化的逻辑语言向大众化的日常语言的转变问题，这种语言体系的转变有可能使科学理性的认知观念的意义得以传承并获创新式发展，也有可能使科学理性的认知观念的意义歧义化甚至是背离。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成就，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科学化的逻辑语言向大众化的日常语言的转换问题，推进了科学理性精神在中国的传播，具有重大的文化进步意义。由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科学理性精神对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的创造性转换，预防传统的经世、致用、事功的实用理性的反弹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亟待解决的课题。马克思主义理论承载了人民群众的价值评价内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使人民群众真正意识到自己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人翁地位，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成为价值评价的最高标准。马克思主义语言体系由严谨化、精确化的科学语言体系向生动的、形象的大众化语言体系转变，这种语言体系转变可能提升马克思主义价值评价的亲民度，也有可能使马克思主义价值评价落入平民主义的陷阱。语录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程中的特有文体，以其短小、简明、易学的特点，成为“文革”期间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活学活用的有效方式。应该承认，语录文体承载着人民群众的价值评价，但是并不能因为这种承载就认同语录对实践的强制。价值评价存在于语言中，并不意味着语言对现实的优先地位，也并不意味着利用语言理解价值的优先地位，而是说，让语言显示价值的过程，恰恰就是为语言创立具体化的路径的过程，即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现实生活过程”③。马克思主义理论承载了文化哲学意义上的审美判断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天命就是贴近大众的生存，马克思主义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变贴近了大众的生存而具有审美意义，这种转变顺应了语言的形象化、生活化和趣味化发展的一极趋向，其积极意义是不可否认的，但却也远离了语言的抽象化、形式化和精确化发展的另一极趋向，其消极影响是预估不足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基本文艺方针，我们应该承认其在特定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文艺事业建设的积极意义，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变过程中，仅仅注重的是以语言形式的形象化来推进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而没有看到语言形式的抽象化发展对于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建设同样具有积极意义。
众所周知，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换言之，现代西方先进文化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客观逻辑基础。如果将现代西方先进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与创新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逻辑基础，那么中西方文化融合的客观逻辑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的最基本的语义学原则。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的客观逻辑基础由西方文化背景向中西文化融合背景的转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也会创造性地获得新的内涵。可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不在于主体对语言体系形式的技术化处理，而在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的客观逻辑，即中西方文化融合的本体基础。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热衷于语言形式的通俗化、形象化、生活化的技术操作层面，而对文化融合的深层次的内在逻辑关注不够，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之所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不在于主体对客观逻辑的直观经验，而在于主体对客观逻辑的能动再造，即创造性地赋予语言以新的意义，曾几何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停留于将苏联经验在中国的具体化，忽视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对马克思主义语言体系的意义的能动创新，在一定意义上讲，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之所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不在于主体对语言体系本身的解释，而在于语言体系的具体使用之中，即理解主体在指称对象、上下文语境和具体的存在境域中创造性地获得其确定的意义，晚近以来，受西方哲学解释学理论与方法的影响，时人开始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的逻辑性显微结构中找寻其意义，这种语言模型的抽象化研究确有意义启发，但若就此否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意义的社会存在本体基础则是舍本逐末。正是由于马克思的社会存在本体论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建构的方法论意义，才保证了对其意义理解的准确、深刻和全面，才保证了其与时俱进的创新动力，才保证了其面向未来、拥有未来的价值活力。
马克思从实践的原则出发去考察人类语言的意义问题，在马克思看来，语言从开始就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其不能脱离社会组成特殊的独立王国，其只是社会生活的表现，而语言的意义就存在于语言中，其是不能脱离语言而存在的，其也不能实体化为独立自主的精神实在，其本身就是社会实践的文化成果④。可见，在马克思的实践观中，意义理论摆脱了形而上学观念论的束缚，开启了意义理论向现实生活世界回归的序幕，实现了意义理论由解释世界的思辨哲学向变革世界的实践哲学的伟大转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作为价值系统不是脱离语言结构的抽象实在，而是与人们的现实存在境域中的社会实践活动紧密相连，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构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意义的唯一源泉，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语言体系与社会实践并不是像苔藓与地表的依附关系那样，而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自我运动，如果语言体系仅仅停留于形象化、通俗化、生活化的层面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会被束缚于直观的感性水平上，很难升华到真正的文化哲学水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不是上帝赋予的精神实体，而是广大人民群众经由抽象化的认识活动建构起的符号世界。可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并不是反映意义，而是创造意义，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种基于经验化实践的意义的有限性，其并不能在本体论层面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一种精神信仰、一种价值信念、一种生存尊严，当然，语言体系的形而上学意义并不是一无是处，而是体现了人类的超越现实的乌托邦精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不是认识论的理性科学，而是关于人类生存与发展问题的文化哲学，作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的符号结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结构并不是超越于人民群众社会实践活动之外的存在，而是寓于人民群众社会实践活动之中的存在⑤。语言体系的意义问题是无法用认识论范式的实践加以阐明的，这是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过程中始终没有认识到位的关键问题之一，要确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就必须让意义跳出认识论的阈限范围，确立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指称和意义的关系问题
指称与意义是语言哲学的两个基本的方面，二者之间既有制约性、又有差异性，实践构成语言的指称和意义关系问题解决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语言的指称和意义之间存在制约性，语言的指称制约着意义的内容，指称能够检验和修正意义，语言的意义影响和制约着指称的范围，意义规定了指称对象的可能性和条件；语言的指称和意义之间存在差异性，相同对象有多种不同指称，而不同指称又各自有不同意义，相同意义有着多种不同的指称，而不同的指称又有各自不同的对象，也就是说，语言指称关系的变化与语言意义的变化并不一致，而且呈现出复杂化的态势。指称和意义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人类认识发展和语言自身发展的产物，而“在语言范围内是无法解决指称和意义之间矛盾或一致的问题的。语言的意义所内蕴着的指称的意向性能否在外部世界实现的问题，意义所设定的‘观念的指称物’能否得到外部世界确证的问题，乃是一个实践的问题”。⑥换句话说，语言的指称和意义关系的形成、确立和实现，都能够在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得到合理地解释和解决。
马克思主义是内容精深、逻辑严密、语言深邃的理论体系，要使马克思主义由少数精英所掌握并实践的学术理论转变成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并实践的大众理论，就要经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的转变过程。因此有必要从语言哲学的高度，以语言的指称和意义的关系为中心，梳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转变的学理内涵。马克思主义语言体系是在西方社会历史实践中约定俗成地指称外部对象的，马克思主义语言体系的意义也是在主体以语言把握其所指的对象的过程中获得的，而马克思主义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变势必涉及指称的转变问题，指称的转变有可能使马克思主义语言体系所承载的意义发生转移、失真甚至背离，就此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中，要坚守马克思主义语言体系的意义，就必须解决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指称转变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中，曾经发生过若干次“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虽然形式各有差别，但是其实质都是指称和意义的疏离。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实进程中，回到文本成为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转换的基本实现路径，当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的现代转换必须有扎实的原文本作为支撑，但是，“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⑦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指称和意义关系的确定不能走回到文本的原教旨主义路径，而是要走回到现实的路径，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的方法论，面对现实中的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指称和意义关系的创新。我们应坦承马克思主义语言体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不断获得新的意义，而这种新的意义为马克思主义语言体系指称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并提供了马克思主义语言体系的指称关系发展的种种可能性。在马克思主义语言体系的指称和意义之间，由于意义的创新，指称实质上也必须处理面对着自己的开放的世界，即马克思主义语言体系的指称也要在社会历史实践中做到与时俱进。
马克思主义是在西方多元历史文化背景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儒释道融合的历史文化背景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解决好西方历史文化背景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对话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吸收了现代西方文化中的精华，同时，也抛弃了现代西方文化中的糟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抛弃了其消极因素。众所周知，在马克思主义语言体系中，对于相同的对象，马克思赋予其多种不同的指称，而不同的指称马克思又赋予其不同的意义，对于相同的意义马克思赋予了不同的指称，而不同的指称马克思又指向了不同的对象。显然，要理解马克思主义语言体系指称的对象，要把握马克思主义语言体系意义的指称，要理解马克思主义语言体系的意义，就必须有深厚的西方历史文化背景知识。而今在西方历史文化背景中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这个有着五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东方国家实现大众化，就必须在西方历史文化传统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做好对话工作，在中西方文化中相同的对象或许有不同的指称，相同的指称或许有着不同的意义，相同的意义或许有不同的指称，不同的指称或许又指向了不同的对象。
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指称和意义关系的差异性呈现复杂态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转换要立足于中国现实，深入生活，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用符合人民大众认知心理和思维方式的生活化语言，有效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指称和意义关系的协调。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转换要突出民族特色，善于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成语、寓言、典故、格言等语言形式，并进行创造性转换，形成富有民族特色、气派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指称和意义的关系结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转换要体现时代精神，要善于运用网络语言、信息语言、外来语言等语言形式，掌握思想交流、情感传递和信息传播的语言主动权，提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指称和意义关系在新兴语言中的实效性。总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指称和意义的复杂关系，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将是长期的历史过程，只有经过长期的文化融合过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指称和意义关系才会变得水乳交融，并能够在指称关系结构上获得新的生长点，获得创新式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⑧换句话讲，语言的指称关系问题是活的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只有社会存在这个本体随着人们的社会实践的发达而造成社会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才会强有力地作用于人们的语言指称关系之中。长期以来，我们却将语言指称关系的确定聚焦于经验化的实践上，而不是将周延的社会存在作为其本体基础，这不仅严重束缚了语言指称关系的发展，使语言的指称关系落后于社会实践的发展水平，连起码的解释世界都无从谈起了，更不用说变革世界了，而且从根本上消解了语言指称关系的相对独立性，使语言丧失了其自我创造能力，相反正是语言的自我创造性，才观念性地建构起形式世界，也才展示了未来世界发展的种种可能性。的确，无论是语言的意义所蕴含的指称意向性的实现问题，还是意义所设定的观念存在物的确证问题，的确都是一个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指称关系的形成、确立和实现，都能够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中得到合理地解释和解决。马克思的社会实践并不是康德意义上的道德实践，也不是传统哲学教科书的经验实践，更不是传统经济学教科书的劳动实践，而是文化哲学意义上的社会实践。马克思文化哲学意义上的社会实践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指称关系的基础性前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指称的对象指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指称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意义的所指，都能够在文化哲学意义的社会实践中得到合理地解释和解决。长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中，由于我们将实践定位于经验化的实践上，致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指称关系停留于感性经验的低端层面，也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长期在低水平徘徊，只有突破感性经验的束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才能获得超越性的发展，从文化哲学的高度把握和解决现实问题，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高水平发展。
注释：
①孙学玉：《大力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人民日报》2008年8月4日。
②杨国荣：《道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7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页。
④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25页。
⑤参见何萍：《文化哲学：认识与评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49页。
⑥王晓升：《语言与认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16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42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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