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反蒋问题之探讨（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张学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学良的反蒋与不反蒋
张学良要“自成局面”，就必定要准备反蒋；而他公开联苏联共、揭旗抗日的结果，也必然走到反蒋。因此，张学良在1936年曾一度决心反蒋当属无疑。但是，正如前述，张学良之反蒋纯因东北军的利益和前途而起，而这个时候的东北军非抗日则无出路，故张学良之反蒋其实是反对蒋之以内战拖延抗日，是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而非反对蒋介石个人。就此而论，张学良可以说是又反蒋又不反蒋。如果蒋介石能够迅速走向抗日，如果张学良发现蒋介石正在改取联苏联共的政策，那么，他注定会放弃自成局面的企图。注意到这种情况，我们显然不能简单地得出结论说：西安事变的发生，就是“张学良在中共‘反蒋抗日’方针影响下，由‘拥蒋’走向‘反蒋’”的结果。首先，无论有没有中共的“反蒋抗日”方针影响，像当时诸多反蒋派别一样，张学良若发现蒋介石有使东北军在内战中逐渐消耗和瓦解的任何意图，他都会由“拥蒋”走向“反蒋”。这与中共的“反蒋抗日”方针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其次，历史上的张学良也并非简单地从“拥蒋”就走向了“反蒋”，直至弄出个西安事变〔31〕。应当看到，张之反蒋，并非没有变化。
7月24日，张学良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后回到西安， 曾与从莫斯科回来的中共代表潘汉年商谈过西北发动问题。中共中央8月9日有一长信，托潘汉年来西安转交张学良，并进一步细商西北发动的行动部署。按照中共中央的提议，东北军须立即准备配合红军选定9、10 月间有利时机，决定发动抗日局面，而以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为基本战略方针。但8月中旬潘汉年到西安后， 张学良却一连几天托病不见。反复催促后，张才在8月21日和24日晚与潘汉年密谈了两 次。但谈话结果显示，张虽然表示完全同意中共中央长信所提一切基本问题，对于具体落实却犹豫不决。直接电台未建立；要中共派干部事一推再推；就连红军要求其部队在甘北让道事，也吞吞吐吐，不能痛快答应，说是任凭红军去打，他愿意牺牲少数部队，以免秘密外泄，“落证据给蒋”〔32〕。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8月29日。
8月29日， 张意外得知中央军一部突然不打招呼直开西安三原一线，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便衣侦探当晚又密捕与东北军联系密切的东北籍激进分子，这使得张怀疑蒋已侦知一切，准备对自己下手。因此，张对中共的态度又转趋积极。在派兵一举抄了省党部，夺回被捕之人以后，张次日晚即约潘谈，终于下决心说出了自己这一段的顾虑所在。据张讲：他参加二中全会时，蒋亲自向他表示过想要联苏，张乘机提出又要抗日又要打红军是不行的，蒋很神秘地向他看看说，不用着急，将来他有办法的。会上，蒋廷黻曾两次找他，要他出面向蒋提出联苏容共建议，蒋自己还不敢提，似乎蒋介石还没有下此决心。故会后张虽已有所顾虑，回西安后仍与潘讨论过西北发动问题。想不到，不足一月，南京已决定任命蒋廷黻为驻苏大使，这说明蒋介石的内外政策都有新的变动，意图联苏联共的迹象已渐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自然进退维谷，无所适从了。潘报告说：“他正是因为蒋有可能与我们妥协，所以怕做得太难看，使得蒋说他投机而不满意他，或者误会他要与蒋争一日之长短”〔33〕。不管潘汉年如何开导，如果蒋介石真的有意联苏联共实行抗日，张学良无论于情于理确实都不宜再树异帜。如仍旧继续加紧准备西北发动，弄到尽人皆知的地步，即所谓“做得太难看”，势必给人以“投机”的感觉，甚至对中国抗日的发动会产生反作用也说不定。实事求是地说，张学良的这种顾虑并非毫无道理。
这多半也可以说明，当9 月间中共中央按照共产国际政治指示决定改抗日反蒋方针为逼蒋和联蒋抗日方针，并发布致国民党中央公开信之后，张学良为什么立即要刘鼎转告中共中央：他“对那个信极表赞成，并愿进京面蒋，力主和平统一，结力抗日，请为蒋使，冒险说和”〔34〕。从此，张学良放弃反蒋，转取劝蒋、谏蒋的方式，极力配合中共逼蒋抗日。至于后来蒋迟迟拖延联苏，并且不惜大举进剿陕北红军，再度使张学良和东北军陷于危险境地，迫使张铤而走险，发动西安事变，是为后话，限于篇幅，似可略去不提了。但不难判断的是，西安事变的发生，确与张学良此前的种种反蒋企图与准备，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只是在经过了劝蒋、谏蒋和逼蒋阶段之后，它已经很难简单地被视为一般意义上的“反蒋”了。
注释：
〔1〕参见《中共党史资料》第33期，第3—4页；并参见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89—990页。需要说明的是， 《中共党史资料》公布4月11日电时在日期和文字上都有不确之处。首先，公布的日期是1936年4月10日，实际应为4月11日。引文（1）原文为“他的部下确有分化问题，现在歧路上， 他现在反蒋做不到，问题如确降日，他决离开他”，公布时的文字整理为：“他认为蒋部下确有变化，蒋现在歧路上。他现在反蒋做不到，蒋如确降日，他决离开他”。但从原文看，“他”（除最后一个“他”）多半应该是指张学良自己，而非指蒋介石。正是因为他的部下现在确有分化，自己现在还很矛盾，因此才有后面的“他现在反蒋做不到”的说法。公布的文字加上两个“蒋”字后，此段原意不免发生了变化。
〔2〕参见《张学良年谱》下，第996—997页。
〔3〕参见《张学良年谱》下，第998—999页。
〔4〕《张学良年谱》下，第1003页。
〔5〕《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36年5月8日。
〔6〕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7 —48页；西安事变领导小组：《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9—30页；《张学良年谱》下，第987页。
〔7〕需要说明的是，《年谱》公布的三件文献还有一些错讹之处 。如周恩来报告中的“对蒋问题。他的部下确有分化问题，现在歧路上，他现在反蒋做不到，问题如（蒋）确降日，他决离开他”一段，《年谱》公布时变成了“对苏联问题，他认为蒋部下确有变化，蒋现在歧路上，他现在反蒋做不到，蒋若确降日，他则离开蒋”。另外，前引周电“在国民党人中只佩服蒋尚有民族情绪”一句，《年谱》发表时的文字多出来一个“吴佩孚”，成了“在国民党要人中，只有吴佩孚，蒋尚有民族情绪，领导大有力”。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
〔8〕见《周恩来致汉卿先生函》，1936年4月22日，《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87页。此种说法最早来自张魁堂，张的原话见于《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三），《党的文献》1984年第4期；前引《张学良年谱》下，第987、1000页。
〔9〕陈铁健先生专门撰文评论拙作，颇多褒奖， 对拙作观点基本肯定，惟关于张学良是否反蒋或是否有反蒋真心的问题，持有某些不同看法。见陈铁健《西安事变简论——读〈西安事变新探〉札记》，《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10〕《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1936年3月27日。
〔11〕《张学良年谱》下，第989—990页。
〔12〕说刘鼎所谓“捧大老板登峰造极”即是“拥蒋抗日”之意，与刘鼎原意大相径庭。原句为“据老头提出：牵延到十一月就起变化。这当中一面对内亲和对友作‘抗日’的大活动，另一方面捧大老板登峰造极。只要半年功夫，大事可济。”稍加分析即可看出，张学良这里所说的“捧大老板登峰造极”，是故意使劲儿吹捧蒋介石的意思，目的是在暗中准备11月起事的同时，取信于或者不妨说是欺骗蒋介石的一种手段，并非真的要“拥蒋抗日”。对此刘鼎在另一封密函上说得更明白，他说：张学良之所以要拖半年才起事，“一方面（是）在这几个月中去进行欺骗，另方面似乎到十一月才可以见得到新爱人（指中共）的老亲们（指苏联）的表示”。
〔13〕见拙作《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51页。
〔14〕蒋中正：《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攘外》，1933年5月8日；蒋中正：《十年来革命经过之回顾》，1934年6月16日， 《蒋总统集》一，第624、722页。
〔15〕《张学良接见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记者的谈话》，1990 年8月；《张学良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的谈话》，1991年4月25日。 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2，第1165、1185页。
〔16〕因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具体说明张学良在事变后送蒋回京的背景与原因，但可以略加提示的是，在送蒋回京时以及到南京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张学良都没有想到过他会再也回不了东北军。详见拙作《西安事变新探》第五章（从革命到兵谏）。
〔17〕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录》，1955年，周毅等主编《张学良文集》下，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538页。
〔18〕当时这样看问题的不仅仅是张学良，中共中央同样也相信这是一个信号。毛泽东在5月8日政治局会上就明确讲：“三月间订立的苏蒙条约，就是告诉中国革命者，你们可以如此做，我们可以同你联盟”，“这是重要的事！”
〔19〕《徐永昌日记》第3册，台北1990年版，第417—418页。
〔20〕徐永昌记，杨虎城、阎锡山及在山西的国民党高层这时均已知悉张学良与中共代表举行过“洛川会议”，且有人怀疑张已与红军暗中勾结。《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379、412页。另，5月初张学良与上海来陕之中共人员周建屏谈话时也特别提到这一情况，并说上海、南京均已知道“他和共产党在洛川开会”事。前引《张学良年谱》下， 第1003页。
〔21〕这段话，刘鼎特别加注引号，说明是张学良原话。
〔22〕参见拙作《西安事变新探》，第336页。
〔23〕前引《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三）。
〔24〕《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邓发、王稼祥、凯丰、彭德怀、林彪、徐海东、程子华致朱、张、徐、陈、任、贺、肖、关、夏诸同志并转各负责同志电》，1936年5月20日，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47—149页；《育英、洛甫、泽东、恩来、博古、德怀、林彪、海东致朱、张、刘、徐、陈、并转任、贺、肖、关、夏诸同志电》，1936年5月25日， 《文献和研究》1988年第5期。
〔25〕转见拙作《西安事变新探》，第101页。
〔26〕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2，第968—980页。
〔27〕前引《西安事变新探》，第110—111页。
〔28〕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35—136页。
〔29〕前引《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三）。
〔30〕《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6年7月6日，《毛泽东年谱》上，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56页。
〔31〕陈文在讨论拙作时，提出了一个论点，即：“贯穿《新探》全书之义，就是张学良在中共‘反蒋抗日’方针影响下，由‘拥蒋’走向‘反蒋’，终至引发西安事变”。但此说似与拙作立意及解说不符。
〔32〕前引《西安事变新探》，第148—150页。
〔33〕前引《西安事变新探》，第154页。
〔34〕前引《西安事变新探》，第1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