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中国体育外交的回顾与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中国论文,外交论文,体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7X(2003)01-0026-06
1 研究目的
2001年7月13日莫斯科时间18时10分，是一个令所有的中国人永远铭记的时刻，伴随着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打开信封，说出“2008年奥运会举办城市是——北京！”时，北京沸腾了，全中国沸腾了。从秦砖汉瓦中走来的历史和5000年积淀起来的灿烂文明，终于能够借助体育盛典的方式一展中华的雄风。申奥成功，意义非凡！因为她不仅仅属于体育，也不仅仅属于北京。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举办，不仅会为中国体育再一次跃进提供难得的机遇，它对体育之外的影响可能远远超过体育的本身。在政治上，申奥成功意味着中国国际地位和国家形象的新的提升；在经济上，奥运会的投资，将每年拉动中国经济的GDP增长0.3～0.4个百分点；在世界文明史中，北京奥运会将会把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文化浸透和溶入到世界文化大家庭之中；在科学技术上，通过2008年的奥运会将加速首都乃至全国的经济社会信息化、网络化和数字化进程：“绿色奥运”将会把一个天蓝、水清、地绿的新北京展现在世界的面前。申奥成功也是新中国外交的又一成功，是中国体育外交继“乒乓外交”之后的又一经典之作。申奥成功之后，当我们从热血沸腾中慢慢地冷静下来，我们注意到从新中国成立到申奥成功，中国的体育外交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回顾新中国体育外交的历程，总结经验，对未来我国体育发展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2 分析讨论
在我们回顾与思考新中国体育外交的历程之前，有必要对旧中国的外交与体育对外交流做一简要的追溯与评价。在世界外交史上有一句名言“弱国无外交”，中国的近代外交史是一部充满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屈辱史。旧中国的外交如此，旧中国体育的对外交流自然是悲剧与无奈的。1932年，当中国运动员第1次走进奥运会赛场上的时候，只有刘长春孤独一人迈着沉重而疲倦的步履。作为一个爱国者，他拒绝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威胁和利诱，成为了第1个走进奥运会的中国人。但当时的国家是如此的贫弱和无能，使他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过早被淘汰的尴尬、无奈和他身后那一个不堪重负、倍受外国凌辱的衰微民族的悲剧缩影。
1949年10月1日在嘹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毛泽东主席亲自按下了天安门广场五星红旗的升旗按钮，这一划时代的时刻，不仅庄严地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而且作为一个新型的东方大国开始了她艰难而闪光的外交历程。体育外交是这段历程中独具特色、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组成部分。
1.新中国体育外交在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中起步，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体育友好交流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
从新中国成立到50年代前半期，体育事业的发展和国际体育交流的良好开端成为中国人民抛掉“东亚病夫”耻辱，以崭新风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真实写照。新中国建立时，面临的国际环境相当恶劣。中国处于两极化的国际背景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孤立、封锁。因此突破西方的包围圈是我国外交战略的重要任务。毛泽东主席出于实现国家完全独立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根本利益，用“另起炉灶”、“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三大决策，回答了有关新中国外交方针的三大问题。“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要在清除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影响后，让外国客人进来，以免它们“钻进来”利用在华特权和影响进行捣乱，“一边倒”就是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在体育领域，为了打破国际敌对势力对新中国的封锁，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和树立奋发向上的新形象，新中国根据“一边倒”的方针，着力开拓了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体育交流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通过交流，增进了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友谊。早在建国前夕的1949年8月，解放区学生组织就派遣中国学生篮球队参加了在布达佩斯举行的第2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友谊联欢节和第10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并受到热烈欢迎。进入50年代，新中国运动员多次参加了在柏林、布加勒斯特、布达佩斯、华沙、莫斯科、维也纳等地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1950年，新中国第1个体育代表团对苏联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访问，对苏联体育运动的组织机构、干部培训、管理体制和学校体育等方面进行了全面了解和考察；1954年，新中国派出128人的代表团参加了第12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此间，新中国同苏联、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民主德国、罗马尼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等国进行了频繁的体育交流。这些成就的取得，充分体现了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在新中国对外体育交流活动中占据的首要地位。通过交流，奠定和巩固了新中国体育的发展基础和运行管理机制。1954年，贺龙副总理率领中国体育代表团访苏时进一步考察了苏联体育的组织领导和管理制度。在这一时期，苏联、匈牙利、波兰等国还为新中国培训了体操、游泳、田径、足球、滑翔等项目的运动人才。可以说，新中国现代体育的起步是在学习和模仿苏联中开始的。因此，长期以来对苏联当时对新中国体育的真诚帮助和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我们一直怀有深深的敬意。新中国一大批后来在新中国体育事业中做出重大贡献的老一代专家、学者中，都曾受到过苏联体育的教育和影响。1955年，新中国在北京成功举办了第一个大型国际体育比赛—8国射击友谊赛。通过交流，为新中国体育进一步拓展国际活动空间争取了条件和机遇。50年代，新中国还同印度、缅甸、泰国等在民族解放高潮中新独立的亚非拉国家开始了体育交往，同日本和欧洲的无邦交国家也有了初步的体育交往。这一时期，是新中国国际体育交流活动的开始阶段。国际体育交流活动充分发挥了和平使者和友谊之桥的作用，直接增进了与社会主义阵营成员的交往与团结，奠定了新中国体育在计划经济阶段效仿“苏联模式”的发展基础，忠实体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力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
2.新中国体育外交在维护国家统一和国家尊严中，表现出中国人的铮铮铁骨和宁折不弯的民族气节
50年代后半期，中国体育克服重重干扰和困难，在体育外交中，为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尊严、铮铮铁骨，宁折不弯，在国际上树立了新中国不畏强权的新形象。
1952年，国际奥委会在第15届奥运会开幕前两天决定邀请新中国运动员参加这届奥运会。7月29日中午，新中国第1个奥运会代表团在赫尔辛基奥运村，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升起了五星红旗。1954年，在雅典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49届全会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中国奥委会，但由于当时国际奥委会的领导者顽固坚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拒绝撤销台湾体育组织作为国家奥委会的资格。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拒绝承认新中国，竭力在其对外政策和联合国活动中维护蒋介石政权窃取的中国代表权，并露骨地在一些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中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以期在国际上逐渐形成“两个中国”的既成事实。
在国际奥委会和一些单项国际组织的会议上，不仅西方代表蛮横地干涉中国代表起码的言论自由，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代表有时也对中国问题采取消极、暧昧的态度。在1955年召开的国际奥委会同各国奥委会联席会上，苏联代表安德里昂诺夫就多次“关照”中国代表不要就反对“两个中国”问题发言，否则会影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地位。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奥委会在经过斗争后，为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国家主权的完整，于1958年8月19日声明退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以此表明中国奥委会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此后，中国为恢复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进行了长达20余年的不懈斗争，而这场斗争恰好从不同侧面体现了当时中国外交面临的国际环境。
3.打破封锁，争取第3世界体育力量的理解和支持，取得重大成就
从50年代后半期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中国体育克服重重干扰和困难，在国际体育交往中捍卫了国家的尊严和主权。这一阶段，中国的国际体育交流面临着空前复杂和艰难的国际形势。尤其是在60年代，中国不得不同时应对来自美苏两大阵营的压力和威胁：一方面，美国在60年代继续奉行扶蒋反共政策，并加紧在中国周边地带构筑遏制中国的新月形包围圈；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在极力维护蒙着多重阴影的中苏关系，但由于苏联领导人为了推行其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路线而逼迫中国就范却不能如愿，两国关系从苏方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到展开大辩论直至爆发武装冲突，逐步趋于恶化。
然而，即便在重重困难之中，新中国体育外交一直没有停止活动。1962年，印度尼西亚因拒绝台湾体育组织以“中华民国”名义参加第4届亚洲运动会而被国际奥委会撤销承认和不定期禁止参加奥运会。为同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作斗争，印尼与中国共同倡议，于1963年在首都雅加达举办了“新兴力量运动会”，48个国家不顾制裁和阻挠参加了比赛，其中包括从海、空两路抵达的新中国代表团。这是新中国首次全面参加的一个综合性大型国际运动会。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致电表示：“新兴力量运动会的召开，标志着新兴国家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对国际体育事务的操纵和垄断的斗争中取得的重大胜利。”中国运动员在本届运动会上共获得66项冠军并超过了一些世界纪录。新兴力量运动会的巨大成功和新中国运动员的出色表现，充分显示了新独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和力量。同时也为国际体育界乃至整个国际关系塑造了一种新的精神风格，那就是陈毅副总理所赞扬的：“互相尊重而不高人一等，互相学习而不互相嫉妒；合作互助而不损人利己；分清敌友而不为虎作伥。”新中国作为国际舞台上一支“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新兴力量，已经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与支持。正是在这次强大的冲击后，包括国际奥委会在内的许多国际体育组织才逐步真正注意听取发展中国家的呼声，从而打破了霸权主义对国际体育组织及其活动的控制和垄断。新兴力量运动会和中国为此付出的积极努力，为在国际体育事务中伸张正义、发扬民主，加强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团结和友谊起到了重要作用。事实证明，在新中国冲破国际体育封锁的斗争中，许多友好的第三世界国家始终给予了中国宝贵的国际支持。
4.“乒乓外交”在缓解国际矛盾，维护国家安全上的创造性、经典式杰作和历史功勋
当历史走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之时，新中国出现了“内忧、外患”的困境，国家安全受到世界两大阵营的威胁。在国内，“文化大革命”使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严重混乱，使成新中国外交受到很大程度的干扰。“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外交主要有3个方面的影响：第1，中国外交的正常决策和运转秩序被打乱，许多工作陷于混乱；第2，中国同多国正常的外交关系难以为继；第3，在国际斗争中扩大了打击面，在发展中国家丢掉了一批朋友，孤立了自己。在体育上，运动员正常训练的权利被剥夺，体育交流活动被终止，在国际体育赛场上已经看不到中国运动员的身影；在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集团，从东、南、西三面完成了对新中国新月型的封锁包围。中国的北面，建国之初曾经是新中国依托的重要盟友苏联，由于对中国的控制不成，中国又对苏联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沙文主义十分反感，引发了中苏两党关于国际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意识形态大论战，最终在60年代末爆发了边境军事冲突。此后，苏军在中蒙边境陈兵百万，苏联对中国的国家威胁开始超过美国，上升为第1位。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夹击威胁，中国怎样在夹缝中生存与发展，必须对新中国的外交战略进行重新整合，我们不能两面作战。而在这个时候，美国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权衡，美军在印度支那（越南战场）陷于了泥塘，实力受损。在整个国际大局中，苏联处于攻势，而美国处于守势，也希望借助中国来牵制苏联。早在1967年，正在竞选美国总统的尼克松有一段话：“从长远来看，我们简直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来助长它的狂热，增进它的仇恨，威胁它的邻国。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10亿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毛泽东当时就注意到了美国人与中国的敌对状况有松动的迹象。但中美两个国家毕竟在敌我对峙中抗争了30年，怎样来化解矛盾，又不失脸面和尊严。可以说，在这段时间双方都作了一些姿态，但没有达到明朗的目的。探索和寻找双方接触的途径和方法是两国政治家、领导人共同关心的难题。这个时候，被停滞的中国体育运动训练和参与国际比赛开始恢复。体育外交也随之为解决国家的安全和危机发挥起她独特的作用。
1971年，第32届世界兵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在参赛的美国兵乓球队抵达日本之前，美国国务院颁布决定，取消了对美国人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限制。比赛期间的4月6日，毛泽东主席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一举动震惊了全世界，并成为世界外交史上的佳例，被誉为“小球转动大球”。4月10日至17日，美国队对中国进行了为期1周的访问，并于4月14日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就在这次接见的当天，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了5个对华政策新步骤，从实质上结束了长达20年之久的对华贸易禁令。3个月后，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秘密访华，双方发表了有关尼克松总统访华的联合公报。历史证明，“乒乓外交”的历史意义并非仅仅在于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它对中日邦交正常化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日本乒乓球协会就邀请中国参加名古屋世乒赛同中国乒乓球协会达成了一个会谈纪要，其中包括日方从一开始就主动提出的承诺，即遵守周恩来总理1958年7月会见日本社会党代表团时提出的“日中关系政治三原则”，也就是不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不参加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阻挠日中两国关系的恢复。纪要签署后的第2天，即1971年2月2日的《朝日新闻》就发表评论说：“日本方面承认了政治三原则，这就打开了日本和中国进行‘乒乓球交流’的道路。今后不仅是体育，在推进文化和经济方面的交流时，也将继承这次‘乒乓球方式’。”由此可见，“乒乓外交”的真正成就在于，它开创了一个以人民之间的友谊促动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和解的成功模式，而这种外交模式的载体正是跨越国界和意识形态障碍的国际体育交流。
“小球转动大球”的成功还告诉我们：现代外交是总体外交，不同领域的对外交往都要为国家的总体外交服务，而体育外交正是其中丰富多彩和充满活力的重要一环。体育在外交中的最大优势在于，它跨越意识形态的国际属性能够在外交格局中实现求同存异，为矛盾双方创造建立沟通的结合点。因此，尽管美国乒乓球应邀访华在表面上看似毛泽东一夜之间做出的决策，但它的确不是仓促和偶然的举动，而是中美双方为各自争取外交主动而谋求交流与合作的必然努力。
5.改变策略，争取主动，重返国际奥委会大家庭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迫切期望能为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同时，经过冷静观察和客观的分析，中国领导人改变了战争不可避免的估计，认为世界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争取较长时间和平是可能的。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了“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的主张。基于这种新形势下的新认识，中国外交也为此做出了相应的政策调整，主要是在进一步全面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上，明确外交要为国内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国内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这种政策上的调整在体育外交中也得到了及时和充分的体现，首先表现在灵活解决“台湾问题”，恢复在国际体育组织合法席位的努力方面。
随着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各方面对外交往的逐步正常，不论是对中国还是对国际奥委会，恢复中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合法席位都更加紧迫地摆上了议事日程。长期以来，虽然新中国在一些单项国际体育组织中成功地恢复了合法席位并撤销了台湾的会籍，但未能获得全面突破。
1975年4月，中国奥委会向国际奥委会提出申请，要求恢复其在奥林匹克运动中作为中国唯一合法代表的权利。而“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性和正义性，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国际奥委会领导人所接受。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和副主席萨马兰奇等先后于1977年9月和1978年4月访华，同中国奥委会就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进行了商谈，加深了对中国立场的理解。新的对台工作方针对在体育外交中展开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斗争无疑更是个巨大推动，也为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带来了转折。1978年5月，在国际奥委会雅典全会上，多数委员已不反对接纳中国，但许多人仍不愿撤销对台湾的承认。1978年10月，国际奥委会派员来华与中方沟通立场，尽管许多分歧意见还很难谈拢，但国际奥委会代表同意在以下4个方面与中方达成了共识，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国际奥委会没有中国人民的代表不合理；中国在国际奥委会内的代表权问题应尽快解决。”1979年4月，国际奥委会在乌拉圭蒙德维的亚召开全会，中国奥委会代表应邀到会发言，阐述了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严正立场，赢得了多数委员的理解和支持；1979年6月，国际奥委会在波多黎各举行执委会，再次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中国奥委会又派代表到会做工作，终于使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做出一个较好的建议，即承认中国奥委会，并以“中国台北奥委会”的名称维持对台北奥委会的承认。1979年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以通讯表决方式（62票赞成、17票反对、1票弃权、1张废票）通过了史称“奥运模式”的“名古屋决议”，即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名称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歌；设在台北的奥委会的名称为“中国台北奥委会”，不得使用它目前使用的歌、旗、徽。新的歌、旗、徽必须得到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的批准。这意味着，经过长达21年的斗争，新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权利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这不仅为中国运动员全面登上国际体坛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海峡两岸运动员的交往架起了桥梁。
让台湾以“中国台北奥委会”的名称并在改变歌、旗、徽的前提下继续留在国际奥委会中，开创了处理台湾问题的“奥运模式”，也是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在体育领域的最早体现。它生动体现了国家外交方针坚定性与灵活性的辩证统一，其意义从一开始就超出了体育范畴。1984年中国组团参加了在洛杉矶举行的第23届夏季奥运会。这次奥运会使海峡两岸运动员首次在奥运赛场同场竞技。迫于民众收看中国选手奥运比赛新闻的压力，台湾当局放宽了对广播电视节目中有关中国大陆内容的报道限制，台湾电视30多年来首次公开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歌，其意义和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
借助本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同美国组委会、美国人民、各国代表团以及旅美华侨、美籍华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积极开展友好工作，扩大了中国的影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称赞“中国人最好地体现了奥林匹克精神”，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和《华尔街日报》认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可以获得“外交金牌”和“友善奖”。在这一阶段，中国同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和地区的体育界建立了广泛联系，与日本、韩国、科威特等亚洲主要国家经常就体育事务进行磋商和合作。80年代初期，中国又同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先后恢复了中断10多年的双边体育交往，继续签订年度体育交流协议书。对于非洲、大洋洲、拉丁美洲国家，采取派遣援外教练、援建体育设施、适当地无偿援助体育器材等方式进行合作。
6.中国体育外交日趋成熟，国际政治对体育的影响力不可低估
在新的历史时期，新中国的体育外交在化解国际矛盾、宣传新中国发展成就、与国际反华势力的斗争、争取国际大多数国家的理解和支持等方面，又有了新的作为与贡献。例如，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骨子里不愿意看到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打着“人权”的旗号，对中国进行了所谓的外交和经济制裁。中国巧妙地利用举办第11届亚运会，通过体育外交的手段，请进来，派出去，加强与亚洲各国的体育交流和竞赛，消除了误会，争取了朋友。使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成为了参赛国家最多，运动员人数最多，历史上最成功的一届亚运会。在1993年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过程中，面对北京申奥成功势头持续看好的有利局面，西方国家便联手攻击中国，而且愈演愈烈。如美国、德国和澳大利亚分别展开了将北京申办同“6·4风波”相联系以及诋毁中国人权状况的活动。在国际奥委会于1993年9月23日在摩纳哥就2000年奥运会主办城市进行表决前的一周里，英国《泰晤士报》发表了题为《北京不应该主办千禧年奥运会》的文章，英国外交大臣赫德竟然宣称：“如果选择北京，将是一个糟糕的主意。”欧洲议会也通过了反对北京申办的决议。而在根本没有申办城市的美国，其众议院外委会人权小组委员会也居然在国际奥委会确定2000年奥运会主办城市前3个月通过决议，反对在北京或中国其他地方举办2000年奥运会，要求国际奥委会的美国委员投票反对北京。历来的奥运会申办，哪一次都没有像申办2000年奥运会那样政治气氛那么浓，都没有像这次那样集中对一个申办国家形成合围攻势，都没有那么多的恶意和敌对情绪，都没有那么多名目的政治干涉。因此，有人将这种有系统、有步骤诋毁中国的行动称之为“八国联军攻中国。”但历史的时光不会倒流，1900年“八国联军攻中国”，使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尊严扫地、国破家亡。西方列强抢走了我们的国宝、焚烧了圆明园、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但20世纪末的新中国，已经是今非昔比，强大的中国和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再也不会允许任何西方列强对中国耀武扬威、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西方一些国家的这些做法与表演，无疑映衬出西方国家中久已存在的不愿看到中国强大，阻挠中国人民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阴影。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以一票之差落选、功败垂成，但虽败犹荣。盐湖城的丑闻的曝光以及对悉尼众多置疑，使人们看到的是五环旗下的阴影与丑陋。1993年申奥的失利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因素作用的结果。但却没有人会怀疑这次申奥所激起的民族凝聚力和所产生的国际影响。当然从另一方面，在经历了这次剧痛之后，我们也不能低估政治对体育的重要影响。申办2000年奥运会失利后，新中国体育外交在挫折中奋起。伴随着国家政治的日益稳定，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体育竞争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体育外交以国家的整体实力为依托，展开了富有成效的国际体育外交活动。在策略上，我们没有申办2004年奥运会，把扎实、稳妥的体育外交目标定位在申办2008年奥运会上，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证明我们的选择和目标定位是完全正确的。
7.世界赛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义勇军进行曲》响遍全球，中国体育外交光芒四射
8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体育也一展华人风采。1984年当中国运动员继1932年之后又一次走进洛杉矶奥运会赛场的时候，庞大、自信、充满竞争实力的中国奥运会代表团与52年前刘长春孤身独影形成了格外鲜明的对比。许海峰震惊世界的枪声，不仅夺得了这届奥运会的首枚金牌，而且实现了中国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同时也震撼和鼓舞着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夺金拿牌的雄心与理想。从第23届奥运会中国运动员首次夺得15枚金牌，到第27届奥运会夺得28枚金牌，中国运动员在5届（23～27届）奥运会上共获的80枚金牌、223枚奖牌。25、26、27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金牌数均列“第2集团”前列。此外，中国运动员还在世界各种大赛中数千次奏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在世界赛场上迎风飘扬。新中国的体育外交在这一时期也进入了空前活跃的良好境域。截至2001年，中国已加入了100余个国际体育组织，90余个亚洲体育组织，分别有110余人在国际体育组织任职，有170余人在亚洲体育组织任职，开始形成了一支自己的国际体育外事活动的专家队伍。相继承办了第11届亚运会、第1届东亚运动会、第3届冬季亚运会和乒乓球、体操、女足等单项世界比赛。
8.体育外交是当代外交和国际关系中极具活力和魅力的重要内容，是传播和平与友谊的使者，是化解矛盾与争端的良方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世界经济集团化、区域化和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以综合国力为主要基础的国际竞争与合作已经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流。在这一进程中，体育作为展现综合国力、振奋民族精神、传播和平与友谊的重要标志和手段，正越来越以其独有的魅力、不断扩大的影响和持续广泛深入的国际交流活动，使世界变得更加充满活力和丰富多彩。国际体育交流对于国家外交和国际关系的重要意义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国际体育交流能够促进世界各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巩固和发展。体育项目往往带有较强的民间性和普遍性，国际奥委会本身就是一个国际性的、非政府的、非营利的组织。只有在至少75个国家和4大洲的男子中以及在至少40个国家和3大洲的女子中广泛开展的运动项目，才有可能列入奥林匹克夏季运动会比赛项目；只有在至少25个国家和3个大洲中广泛开展的运动项目，才有可能列入奥林匹克冬季运动会比赛项目。体育项目有着国际通行的技术标准、竞赛规则和运作秩序，流行快、传播广。因此，跨越国界的体育便有可能担当起塑造国家形象的使者，成为人类和平交往的共同语言。体育竞赛由于其紧张激烈、扣人心弦、表现力强、结果的不确定性等特性深受各国人民的喜爱，而且在交流和理解中很少存在障碍，容易被不同政治观点、不同宗教信仰、不同风俗习惯的人们所接受。所以人们普遍认为，体育运动在进行国际交往，开展友好合作方面更具优势。另一方面，国际体育外交能够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具有民间或半官方色彩的国际体育外交不仅是国家外交的重要补充，而且在特定情况下还能发挥后者所无法达到的缓冲和过渡作用，是化解国家间矛盾与争端的良方。例如：南北朝鲜之间的“足球外交”，使一个骨肉长期分离的民族终于可以通过体育的手段进行直接的交流和血肉情感融合；美国和伊朗、古巴之间“摔跤外交”、“棒球外交”都使敌对者之间的接触成为可能；中国“乒乓外交”在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关键时刻，起到重要的作用等，可以说都是体育外交的成功典范。当今世界，很多情况下在国家间的政府对话大门关闭之后，体育交流的大门往往成为了化解国家间矛盾与争端的重要通道。在更多情况中，体育外交往往是国家间和解和开始对话的宝贵迹象和信号。在经济上，体育的作用与深远影响已经为全世界的有识之士所瞩目。日本于1964年承办奥运会，创造了“东京效率”，使日本通过准备和举办奥运会，振奋了大和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摧毁了的国民意志，为日本经济的重新崛起，并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创造了契机与奇迹；韩国则通过举办1988年的奥运会，创造了“汉江奇迹”。1988年的奥运会，极大改善了韩国当时在内政外交和经济处境上的被动，重新凝聚了国内政局动荡而涣散无望的人心，争取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和理解，为其日后的经济繁荣奠定了重要基础。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1996年亚特兰大的奥运会以及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都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当地城市和国家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同时使得这些城市的知名度在一夜之间遍及全球。因此，一次成功的国际体育外交或国际体育交流活动，往往能同时成为一个国家升华民族精神的亮点、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和拉动经济起飞的支点，其作用和效力在一定程度上往往胜过纯官方的国家形象塑造和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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