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一流的大学到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_大学论文

从世界一流的大学到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_大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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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一流大学是近年来国际高等教育界的热门话题。在一流大学的热潮中,世界一流高等教育体系也浮出水面。一些国家的政府开始实施建设世界一流高等教育体系的政策,一些组织和学者开始研究、评价国家高等教育体系。

一、各国建设一流大学的基本情况

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竞相推出一流大学(卓越大学)计划,这里当然有知识经济的时代潮流的驱动,也有各国自身特定的考虑。韩国于1999年实施“21世纪脑力计划”(1999-2012)、2008年又启动“世界一流大学计划”;日本于2002年实施“卓越中心计划”,提出重点建设一流的大学、研究中心和学科。德国2005年推出“卓越计划”,资助研究生院、卓越集群和未来构想的大学;法国2008年实施“顶尖大学”计划,建立卓越的高等教育中心和研究中心;俄罗斯2007年实施“联邦大学”计划,建立研究型大学。

各国的一流大学计划有着重要的意义,推动了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促进了高等教育机构的竞争,对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知识经济下的国际竞争力、高层次优秀人才的培养和高等教育机构的研究实力大有裨益。不过,这些做法的也存在一定的负面效应,比如重点建设偏离了高等教育民主化和平等主义的理念,拉大了精英与普通高校之间的差距;合并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合并院校内部的文化、管理的冲突;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教学和人才培养;有的大学过分重视国际化导致对本土需要的漠视,一定程度上与一流大学建设的目标背道而驰。不仅如此,一流大学的巨额投入也面临财政上的困难,在国际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等等。此外,一流大学建设的一个弊端是过度追求在世界大学排名中的位置,建设模式也是跟着排名的指标进行。

世界大学排名的本意是为了找出本校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为寻求建设一流大学的途径提供参考。排名本是一种有价值的工具,把当今国际高等教育的格局描绘出来,而且是用一种容易看懂的简单直观、清晰明了的方式呈现的。但正因如此,各国的好大学在排名表中被“比”出了高下,分出了座次。这个高下让一些大学和政府不满意。一流大学及其排名似乎不仅仅是高等教育的实力问题,还关乎国家和大学的面子,由此激起了一些国家和大学在全球排名的竞争意识和雄心。如奥斯陆大学(University of Oslo)就立志要在北欧地区居于领先位置,并成为欧洲的20强。格拉斯哥大学的目标是成为英国顶尖的10所大学之一,并在世界上排进前50名。2006年爱尔兰企业与科学政策咨询委员会的主席宣称:爱尔兰的目标应该是到2013年有2所大学进入世界前20名。2009年泰国教育部长提出要在泰国建立第一所研究型大学,争取进入世界前500名。立陶宛总统提出要建立一所世界排名前100的大学。欧盟委员会在2010年发布的《欧洲2020:实现智慧、可持续和包容性的发展战略》中,针对只有2所欧洲大学排在前20名的情况,提出欧洲必须有所作为。

二、从一流大学到一流高等教育体系

建设一流大学是必要的,一流大学的排名也是有价值的。但有关的讨论和争议一直存在。一些国家、国际组织和学者很早就对一流大学排名重视资源输入,专注于研究,采用论文、引用、诺贝尔奖获得者等指标提出了不同看法。2002年世界银行发表《构建知识社会》的政策报告,指出良好的高等教育体系应包括各种类型的机构,不仅有研究型大学,还有工业学院、文理学院、职业技术学院、社区学院等。而政府的政策重点应该是使各种类型的机构各司其职,协调发展。2006年6月OECD教育部长雅典会议提出,要更好的理解和评价多元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价的目的不是建立一新的高等教育机构排名,而是要关注教育的结果,评价教与学。

在反思和研究之外,更深刻的则是学者和政府开始认识到对一个国家来说,真正需要的不是少数几所一流大学,而是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马里兰大学高等教育学名誉教授伯恩鲍姆在2007年指出:“各国各地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世界一流大学,而是更多的世界一流的理工学院,世界一流的社区学院,世界一流的农业学院,世界一流的教师学院和世界一流的地区州立大学。美国没有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因为它有很多世界一流大学——应代之,因为美国有世界一流高等教育体系,所以它有世界一流大学。”2002年世界银行《构建知识社会》的报告认为,应对全球环境的变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做贡献的是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不仅有研究型大学,还有理工学院、文理学院、职业技术学院、社区学院、开放大学等。各种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劳动力市场的不同需要,政府的政策应使之协调发展。其实,一流大学的建设是无法脱离整个教育系统的,世界银行高等教育部主管萨尔米对此有认识:“大学系统的变革不能孤立地进行。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长远规划及其实施情况,应密切联系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小学教育正在进行和将要实施的改革,以及发展其他类型高校的计划,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包括教学型大学、研究型大学和技术型大学的高等教育系统。”

有些国家政府的观念和政策也开始发生转变,澳大利亚就是一个例子。毕晓普(Bishop)任霍华德政府的教育、科学和培训部长时,她的教育理念是绩效优先,表现在高等教育领域就是要建一流大学。在2007年的预算中,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宣布向高等教育拨款50亿美元,以实现在澳大利亚建立世界一流高等教育机构的目标。但毕晓普离任后,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政策发生重大转向。2008年2月澳大利亚教育、就业和劳资关系部长吉拉德就宣布:“我们要使整个高等教育体系成为世界一流,这样整个国家不论是什么样的学生、也不论上的是什么样的大学,他们都获得世界一流的教育。”3月,联邦政府为了把握未来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使之更好地满足澳大利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发起对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进行全面的考察和评审,并于12月完成了《关于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的评审报告》。报告认为,澳大利亚处在高等教育史的关键时刻,提出要“为新的高等教育体系投资”。而国际已有的共识就是:一个国家高等教育体系的广度、质量和绩效将是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关键决定因素,因此澳大利亚需要一个杰出的、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等教育体系。报告强调,要让所有公民都享受到高等教育的好处,并确保所有公民都能为社会做贡献。为此报告提出要拓展高等教育的广度,尽量覆盖更多的人群,并把职业教育和培训整合到第三级教育中。这份报告不提倡集中资源投入研究,建设精英大学,而倡导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体系。这一思想有特定背景,澳大利亚是教育服务出口大国,2007-2008年获得142亿美元的收入,是澳大利亚第三大出口商品。报告指出,澳大利亚作为国际教育高质量的提供者,其声誉依赖于它能够毫不含糊地保证维持世界一流大学的大学体系。这一思想的确在澳大利亚是有相当程度的共识的。2008年1月发表的《关于澳大利亚国家创新体系的评审报告》就认为:“与其争论澳大利亚是否要支持两三所‘世界一流’大学,不如专注于整个高等教育体系,建设100个乃至更多的世界一流的研究设施和研究团队。国内和国际网络应该提升,以确保研究活动专业化和集中的好处覆盖到整个大学体系。”2009年3月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评审报告作出回应,其重大转变体现在2009年的预算中,资助高质量的教和学,改进低社会经济背景学生的入学和成绩,在大学和不利地位学校之间建立新的联系,奖励满足规定质量要求和结果平等的高校,改进研究资源,投资建立世界一流高等教育的基础设施。

从学界和国际社会的认识来看,建设世界一流高等教育体系的思想已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格林威治大学前副校长布莱克斯通说:“英国应该有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所有大学都是高质量的,而不仅是少数几所世界一流大学,顶尖大学与底层大学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英国高等教育体系不应该是这样的。这是极度不平等的。”而高等教育同样离不开基础教育,因此有些政府提出要建设世界一流的教育体系。丹麦就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教育体系的目标,美国俄亥俄州也发布报告提出要创建世界一流教育体系。

三、世界一流高等教育体系建设需要科学评价体系的引导

对高等教育体系的关注已发展到实际的评价和排名上,近年来国际上有数个机构推出了高等教育体系的评价。这可以说是从建设一流大学到建设一流高等教育体系转变的最好反应。

位于布鲁塞尔的智库里斯本委员会于2008年发表政策简报《大学体系排名:知识时代的公民与社会》,认为大学“在研究上追求卓越不该成为在教育目标上打折扣的借口”,“大学体系有更宽广的使命,而不仅是生产诺贝尔奖获得者的部落、或拥有终身教职和专利的教授群体”,而特别强调高等教育应教育和培养现代社会全面发展、充分实现潜能的公民。该报告专门开发了一个国家高等教育体系的排名,测量了经合组织17个成员国的表现,指标有6项:包容度(大学毕业生占总人口数的百分比)、入学(中学学术能力差的学生进入大学的情况,主要看进入大学学生的起点技能)、有效性(毕业生的技能合乎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吸引力(吸引国际学生的能力,主要看留学生的分布)、年龄分布(考察终身学习的能力,主要看30-39岁占入学的比例)、应变力(高等教育体系改革和变革的能力)。同在2008年,还出现了另一个体系排名,这就是QS的“高等教育体系国家实力排名”。QS公司(Quacquarelli Symonds)先与泰晤士报合作、后独立进行世界大学排名,2008年推出体系排名,使用了较宽泛的4组指标,体系:评价高等教育系统的总体实力,根据一国所有高校满足其质量标准的表现来测量;入学:与一国总人数相比较,国际认可标准的大学能够接受的学生数。所谓国际认可标准的大学就是QS排名前500的大学;旗舰大学:一国顶尖大学在全球的表现;经济:包括政府的投入和投资的效果两个方面。

一些国际组织和学者近年来正在积极地探讨如何评价一个国家高等教育体系的实力和质量,OECD正在开展有关研究,并在全球主要国家推广AHELO评价,世界银行和其他机构也对此抱着浓厚的兴趣。世界银行高等教育部主任萨尔米一直强调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重要性,认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离不开一个好的环境。最近他又尝试设计评价高等教育体系的基准工具。为设计基准工具,他对高等教育体系的结果(他称为体系的表现)和导致这种结果的动因(他称为体系的健康状况)做了区分。体系的表现包括:成就(指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学习成绩,公平,研究、知识和技术转移,价值、行为和态度。体系的健康状况包括:宏观环境、国家层面的领导力、治理和管理架构、质量保证体系、财政资源和配置机制、教育机构的衔接和信息机制、定位、数字化和通讯基础设施。应该说,萨尔米为高等教育体系的评价提供一种新的思路。萨尔米生态系统的思想对一些做高等教育评价的人产生了一定影响,2012年5月墨尔本大学的墨尔本应用经济与社会研究所(Melbourne Institute of Applied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开发和发布的国家高等教育体系排名显然就体现出了这种思路。该排名是由一个全球研究型大学联盟“Universities 21”发起的,从四个方面来测评高等教育体系。资源(25%):包括在高等教育上政府的投入、总投入、R&D;环境(25%):包括学生和学术人员的性别平等,包括定性和定量的数据;国际化(10%):国际留学生,国际合作论文;产出(40%):研究产出及其影响,世界一流大学、参与率、合格的劳动力。

一些有影响的跨国机构也开始对体系排名产生兴趣,并试图衡量整个教育体系的水平。波士顿咨询集团(BCG)就开发了一个各国教育竞争力的排名,指标包括:经费(政府和家庭的教育投资水平)、入学(教育系统的学生数)、工程师(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合格工程师数)、精英大学(全球顶尖的高等教育机构数)。可以看出,这一体系评价是在一流大学排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其创意和着眼点却是整个国家教育体系的实力。

从现有的高等教育体系测评来看,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已产生了两种方式:基准和排名。基准是用于战略性比较的工具,可以帮助政府、大学领导者和相关人员与同类院校或国家进行系统地比较,以发现大学和高等教育实际运行状况和表现的差异。基准也可以是用于诊断性的工具,以不断进行持续的改进。而排名则通过量化的方法测量高等教育质量;根据各项得分相加进行排序,最后列出一个排名表。可以看出,建设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将是未来各国高等教育政策的重要选择和发展方向,可以预见,国际上将会出现更多关于国家高等教育体系和教育体系实力和质量的评价和排名,而这类评价和排名的涌现也必将推动关于高等教育体系的研究,那也必然会使我们加深对高等教育体系的认识和理解,更合理完善的高等教育政策自然也是可以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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