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音题材小说的类型及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观音论文,题材论文,类型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观音信仰是中国社会独特的宗教文化现象。一直以来，学术界对观音的研究主要偏重于宗教研究，如楼宇烈《〈法华经〉与观世音信仰》、南怀瑾《观音菩萨与观音法门》、杨曾文《观音信仰的传入与流行》、郭绍林《论唐代的观音崇拜》、李利安《中国观音文化基本结构解析》、韩秉方《观世音信仰与妙善的传说》、孙修身、孙晓岗《从观音造型谈佛教的中国化》等。也有学者从文学的角度展开研讨，如孙昌武《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夏广兴《观世音信仰与唐代文学》、江灿腾《观音信仰与佛教文学》等。从文学视角研究观音文化大多侧重小说文体，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整体上看，尚缺乏对观音题材小说的发展脉络、演变趋势的全面、系统研究，对观音信仰与小说创作的关联也缺乏深入分析，对观音形象的发展变化也没有认真探讨。基于此，本文拟从小说类型、演变趋势和形象阐释的角度，对观音题材小说进行全面梳理和系统研究。
一 观音题材小说的四种类型
观音菩萨是大乘佛教济世思想的具体实践者。中土观音信仰的弘传是随着佛教观音经典的传入而兴起的。依据文献，最早在中土流传的观音信仰是《法华经》中的“普门救苦观音”，随后是宣传西方净土教义的“净土观音”。唐代，佛教密宗传入中土，形象奇特、咒语神奇的“千手千眼观音”广为传播。此外，以简明的文字高度概括大乘般若思想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开篇云：“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①经文称观音菩萨般若智慧，洞识诸法性空，具备解救一切苦难众生的本领。《心经》体现了观音信仰中依持佛教义理教化众生的一面，即以般若智慧唤醒世间痴迷，度脱芸芸众生。
观音信仰的核心是“现世他力救济”。在汉传佛教中，观音信仰既有古印度佛教的本色，又有中土佛教的增色，尤其融汇了民间理想，明代谢肇淛说：“佛氏之教，一味空寂而已。惟观音大士，慈悲众生，百方度世，亦犹孟子之与孔子也。”②蒲松龄认为：“佛道中惟观自在，仙道中惟纯阳子，神道中惟伏魔帝，此三圣愿力宏大，欲普度三千世界，拔尽一切苦恼，以是故祥云宝马，常杂处人间，与人最近。”③观音菩萨出世间不离世间的品性，无量神变与伟力，观音经典中奇妙的宗教玄想，生动简明的故事，都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创作热情，从汉魏至晚清产生了大量观音题材的小说。
观音题材小说是否可以看作一种类型小说呢?按照小说类型学的理论，类型小说是一组时间上具有一定历史延续、数量上形成一定规模、呈现出独特审美风貌并能在读者中产生相对稳定阅读期待和审美反应的小说集合体。只有具备相当的历史时段、稳定的形式和内涵样貌，并有一系列典范性作品的小说样式，才可以称做“类型小说”。④以此标准衡量，涉及观音信仰的小说虽有历史延续，数量也不少，但其审美特征在不同时段显示出较大差异，也没有形成稳定的叙事模式和形态规范，因此不能视为“类型小说”。
尽管观音题材小说不属于类型小说，却也有着类型小说的“恒定因素”——观音信仰(虔诚皈依观音，观音会在危难时刻显灵)，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观音题材小说的创作，使其成为内容有所关联、叙事手法接近的一类小说作品。⑤观音题材小说大致可以分四种类型：一是叙述观音菩萨现世救济灵验故事；二是描写观音菩萨出身修行证道经历；三是借观音信仰表达世俗理想和生活情趣；四是世俗与辅教纠缠相间。
《法华经》最初由竺法护译于晋太康七年(286)，此后汉译六次，全经二十八品中读诵、讲解、注疏最多的是《普门品》，有关观音灵验的传说及小说创作差不多与《普门品》同时流行于世，是最早描写观音信仰的文学作品。观音灵验故事，先由僧侣宣扬，后播散于民间，人们争相传说，社会反响强烈，文人则加以记录整理。南北朝志怪小说集如《宣验记》、《冥祥记》、《冤魂志》等均有记载，《太平广记》中也大量保存，而记录全面的是刘宋傅亮《光世音应验记》、刘宋张演《续光世音应验记》和萧齐陆杲《系观世音应验记》。三种《应验记》共有86个故事，文字长短不一。作者采用史书笔法，在每个故事开篇点明人物、时间、地点，或作者亲身经历，或记录别人见闻，在背景真实的框架下进行细节臆造。如《系观世音应验记》“释开达”条：
道人释开达，以晋隆安二年北上垄掘甘草。时羌中大饿，皆捕生口食之。开达为羌所得，闭置栅里，以择食等伴肥者，次当见及。开达本谙《观世音经》，既急，一心归命。恒潜讽诵，日夜不息。羌食栅人渐欲就尽。惟余开达与一小儿，以拟明日当食之。开达急，夜诵经，系心特苦。垂欲成晓，羌来取之。开达临急愈至，犹望一感。忽然见有大虎丛草趋出，跳距大叫，诸羌一时怖走。虎因栅作一小穴，足得通人，便去。开达仍将小儿走出，逃叛得归。⑥
小说以羌中饥荒，捕食百姓的真实历史为背景，释开达遭遇灾难真实可信，在真实可信的背景中，叙述者开始细节臆造——危急关头，观音施展法力，猛虎跳出救人。这细节描述不是作者的创作虚构，而是记录“实事”。作者记录“实事”时有着强烈的宗教体验和信仰，正如鲁迅所言：“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因此，鲁迅将这类小说称之为“释氏辅教之书”，认为其作用在于“记经像之显效，明应验之实有，以震耸世俗，使生敬信之心”。⑦
在宣传宗教的“实事记录”创作法则下，这些灵验故事情节公式化，叙述类型化，人物概念化。小说中的人名、事件、时间和地点作为“可变因素”可以变换：如晋元康年间，竺长舒家居洛阳，遭遇火灾；晋太元年间，徐义在野外被乱军捕获；刘宋孝建年间，费淹坐船赴任遭遇风浪等。而小说中的“恒定因素”(虔诚信仰观音、终于获救)不会发生变化。于是，六朝观音灵验小说的基本情节模式可分为三段式：遭难——信仰——获救。在这一叙事模式中，人物毫无个性可言，所遇灾难也大多雷同，但叙述者为了表现宗教的震撼人心的威慑力，叙述中采用夸张和对比手法，使主人公灾难深重，陷入绝望，此时，情节突然逆转，主人公意想不到地获得观音菩萨救助，绝境逢生，产生强烈的反差效果。灾难越深重，情势越危急，观音的无边法力就越凸显，而这一切都决定于主人公是否虔诚皈依，宗教信仰因此就表现出强烈感染力。
六朝以后，描写观音灵验的小说仍不断被搜集整理或重新创作，如僧侣著作《法苑珠林》《辨证论》《高僧传》，文人作品《广异记》《异物志》《报应录》《夷坚志》《子不语》《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均有描述。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观音灵验故事表现出的报应观念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是不相符的。中国传统的报应观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⑧，主张“天道福善祸淫”⑨。而在观音灵验小说中，中国传统的善恶伦理观根本不起作用，起决定因素的是主人公的宗教虔诚程度。信仰坚定与否决定人物的命运，只要虔诚皈依，哪怕是恶人，一样可以得到观音菩萨的救护。如此描写与大乘佛教宣扬的众生平等，人人均可获得解脱的佛性观是一致的。
有关观音菩萨出身修行证道的传说，是观音小说反复表现的另一类重要题材。与观音灵验小说的内容不同，此类小说主要叙述观音本人虔诚修道、终成正果的经历。北宋年间蒋之奇根据传说润色加工撰成《香山大悲菩萨传》，叙述千手千眼观音修道缘起，今作品已佚失，只能从南宋朱弁《曲洧旧闻》中略知梗概。大体是说过去国庄王三女儿妙善，虔诚修道，为救父疾，献出自己的手眼，最终化身千手千眼观音，而香山即大悲观音成道之地。至元代，赵魏公夫人管道升据此撰成《观世音菩萨传略》。此外，卷首题记“宋崇宁二年天竺寺普明禅师编撰”的《香山宝卷》也是表现大悲观音本缘故事。宝卷是我国民间的一种说唱文学形式，由唐代俗讲变文发展而来，在明清两代广为流行。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曾对《香山宝卷》给予充分肯定，认为作品“描写一个女子坚心向道，历经苦难，百折不回，具有殉教的最崇高的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罕见的。⑩明代朱鼎臣依据上述传说故事，撰写了章回小说《南海观音菩萨出身修行传》，将观音修道地点从香山改成南海，情节上又多有发挥，增加了点化善才、龙女故事，以及平妖护国救民等神魔内容。清代曼陀罗室主人编写了《观音菩萨传奇》，亦写观音出身修道、普度众生之事，小说舍弃了断手抉眼救父疾的内容，时间提前到周朝末年，地点则是西方兴林国，观音最终成道地仍是南海普陀山。清末民初又有江村著述的《观音得道》。
描写观音出身修行证道的文学作品，基本脱离了佛教经典的格局，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土特产品。作品内容顺应中土信众的文化心理，将观音菩萨的籍贯从古印度搬到中国，为这位外国神祇安上了中国国籍，并在其修行证道的过程中，把佛教普度众生的教义与中土孝道伦理结合起来，按照中国伦理文化去解释观音产生千手千眼奇特外形的本源，巧妙地融合儒释观念，使观音成为中土信众乐于接受的遵循孝道伦理的典型。(11)
还有一类观音题材小说，在观音信仰的外包装下，作者按照世俗的意愿自由地发挥想象，从而表达出民众自身的世俗理想、生活情趣以及社会道德观念。《拍案惊奇》二十四卷“盐官邑老魔魅色会骸山大士诛邪”是一篇颇为有趣的小说。叙仇氏夫妇，年登四十，并无子嗣，由于乐善好施，虔诚供奉观音，生得一女，取名夜珠。会骸山中妖猴依持法术，强抢夜珠并众妇女，夜珠及仇氏夫妇祈祷观音，于是大士显灵，诛杀妖猴，救出一干女子。小说虽以仇氏夫妇礼拜观音得庇护为线索，但情节发展中包含了公案、才子佳人、女子贞烈、男士豪侠等种种奇情异事，实为一篇内容庞杂的小说。而观音显灵、诛杀妖猴的情节描写，则把观音的身份从救苦救难的菩萨扩展为斩妖除恶的剑侠，表现出浓郁的世俗情趣与社会伦理道德评判。
《聊斋志异·瞳人语》篇，叙长安人方栋有才名，行为放荡，不拘礼节，经常在郊外尾随美丽女子。一日，见一辆小车内有美貌女郎，便“或前或后，从驰数里”，惹怒女郎侍婢，怒斥道：“这是芙蓉城主，秀才怎能如此无礼!”更掬土扬灰，使方栋目眯难开。方栋回家后，眼中生出小翳，竟致双目失明。方栋深自忏悔，念诵光明经。一年后，左眼重见光明。小说结尾道：“芙蓉城主，不知何神，其菩萨现身耶?”吕湛恩于此注曰：“南无清凉宝山白衣自在观世音菩萨现身。”此篇小说写观音化现人间，薄惩淫徒，当犯戒者改过自悔，一心念佛，又为其解除厄难。但评曰：“此一则勉人改过也。”何评曰：“此则罚淫。与《论语》首论为学孝悌，即继以戒巧言令色意同。”(12)此篇观音菩萨现身人间，不是为百姓救苦救难，而是以世俗社会的道德标准考察世人，惩治顽劣。《聊斋志异·菱角》叙观音促成人间美满婚姻；《子不语·刘刺史奇梦》讲述观音菩萨为世间凡人剔除恶魂，使人心向善。《阅微草堂笔记》卷三“沧州董氏”条，写观音给沧州董氏托梦，嘱其不用供观音像，多救济寺外灾民，“功德胜供我十倍也”，表现出救贫济穷的仁爱之道。此类小说借观音信仰叙人间趣事，依循世俗社会伦理道德予以褒贬，生活气息浓厚，宗教观念较为淡薄。
世俗与辅教紧密纠缠类型的作品以《西游记》为代表。《西游记》是一部宗教理念与世俗情趣交融互动的小说，一方面它有着明确的宗教背景，充斥着大量的宗教性术语，文本叙述中形成了具有宗教倾向的主旨意蕴；另一方面，作者的宗教态度并不恭敬，对佛教道教时常讥讽，字里行间饱含着浓郁的文人情怀与民间气息，其诙谐嘲讽的笔意不时地消解宗教的庄严。观音菩萨是《西游记》中的重要角色，她是取经事业的策划者、组织者与实际操控者，对小说的情节框架、基本主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游记》可以说是传播观音信仰的小说。此书对观音信仰和观音形象的描述，义理与奇幻融合，庄严与幽默杂陈，“既包涵特定的宗教和哲学思想，也不乏社会批判意识和人文情怀，更具有浓郁的大众趣味和质朴气息”(13)。
值得注意的是，在观音题材小说中，有些作品借写观音信仰破俚俗流传之妄，传递出一种怀疑、否定的信息。唐代小说《辩疑志·双圣灯》写长安城南灵母谷灵应台上有一塔，塔中有观音铁像，“众传观世音菩萨曾现身于此台，又说塔铁像常见身光，长安市人流俗之辈，争往礼谒”。大历十四年四月八日夜，俗众齐聚台上礼念，近塔西南方突现双圣灯。一六军健卒口念观世音名号，“步步趋圣灯向前，忽然被虎拽去。其见者乃是虎目也”(14)。小说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唐代长安百姓对观音信仰的迷狂，同时，对这种狂热的迷信进行了无情的嘲弄。类似作品如《子不语·狐仙冒充观音》，《阅微草堂笔记》卷九“悍妇虐待翁姑”条等，都以讥嘲的笔法透露出对观音信仰的怀疑心态。
二 观音题材小说的演变
观音题材小说的不同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此类小说的发展阶段与演变趋势。这种发展及演变，与观音信仰在中土的传播、变化密切相关。
唐代以前的观音题材小说主要敷演佛经有关观音灵验的内容。汉魏六朝时期，由于《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和流行，有关观音灵验的故事都是讲述救苦观音的内容。至唐代，佛教密宗传入中土，观音题材小说的内容有了一些变化，出现了念诵观音大悲咒免灾脱难的内容：
唐李昕者，善持千手千眼咒。有人患疟鬼，昕乃咒之。其鬼见形，谓人曰：“我本欲大困辱君，为惧李十四郎，不敢复往。”十四郎即昕也。昕家在东都，客游河南，其妹染疾，死数日苏，说云：“初，被数人领入坟墓间，复有数十人欲相凌辱。其中一人忽云：‘此李十四郎妹也，汝辈欲何之?今李十四郎已还，不久至舍。彼善人也，如闻吾等取其妹，必以神咒相困辱，不如早送还之。’”乃相与送女至舍。女活后，昕亦到舍也。(15)
将此篇小说与汉魏六朝的观音灵验故事相比较，可看出，其中的观音信仰已经有了一些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唐代以后，在观音灵验的小说里，人们除了继续关注刀、兵、水、火、劫贼等重大灾难外，也把目光投向日常生活琐事，如治病、送子、姻缘、家庭和睦等，上引《广异记》“李昕”条就是记叙李昕凭借大悲咒威力，治病祛鬼，保佑家宅亲人平安。又《异物志》“李元平”条，叙述李元平在东阳寺与一女子相爱，女子自称是鬼，并向李坦陈两人的前世姻缘：“顷者大人曾任江州刺史，君前身为门吏长直。君虽贫贱，而容色可悦。我是一小女子，独处幽房，时不自思量，与君戏调，盖因缘之故，有此私情。才过十旬，君随物故。余虽不哭，殆不胜情。便潜以朱笔涂君左股，将以为志。常持千眼千手咒，每焚香发愿，各生富贵之家，相慕愿为夫妻”。大悲咒确实显示了神力，二人“他年果为夫妻”。(16)描述观音大悲咒灵验小说的出现，表明中土观音信仰已经由早期单一的救苦观音信仰趋向观音信仰多元化，这些变化与佛教的普及、社会环境与文化思潮的变迁、世俗功利的文化心理息息相关。
宋代以后，佛教的发展在总体上走向衰落，禅净合一乃至三教调合成为佛教发展的主流和方向。如宋初禅师延寿援儒道入佛：“儒道仙宗，皆是菩萨；示助扬化，同赞佛乘。”(17)“三教虽殊，若法界收之，则无别原矣。若孔老二教，百氏九流，总而言之，不离法界，其犹百川归于大海。”(18)云门宗禅师契嵩认为，儒释道三教虽名目不同，却“同归于治”。他说：“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乎治。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19)从宋至清，三教合一的思潮不仅影响了佛教的发展走势，而且渗透于中国社会的知识阶层和民间教派。在这种文化环境里，观音信仰的中土化迅速加剧，“观音在民众间更加普及，以致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他的重要性不只超过了其他众菩萨，而且超过了佛陀。另一方面，他被普遍地纳入道教和民间教派以及民众一般的信仰之中，成为普通的善神、福神”(20)。
观音信仰的变化当然会对观音题材小说创作产生影响。宋代以后虽仍有大量的有关观音灵验的小说出现，但已基本脱离了对佛典的依附，不再是佛教宣传的辅助读物，其故事内容明显蕴涵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观念，小说情节更贴近百姓日常生活，更加世俗化、本土化。比如南宋洪迈的《夷坚志》里有关观音灵验的故事，送子和疗疾的内容占了相当大的比重。送子情结是中华民族重视传宗接代的宗法伦理意识的体现，与佛教追求彼岸解脱的终极关怀有很大差别，送子观音的出现，反映出中国民间观音信仰的某些变化：家族意识浓郁，宗教内涵淡薄。(21)
除了送子观音之外，宋代以后的观音题材小说，还根据民间传说演述了民众极为喜爱的杨柳观音和白衣观音。南宋洪迈《夷坚志·陶彖子》叙嘉兴令陶彖之子被女鬼缠身，“形色语笑非复平日”，陶家“聘谒巫祝，厌胜百方，终莫能治”。后请天竺僧人元净前来驱邪。元净至陶家，“除地为坛，设观音菩萨像，取杨枝霑水洒而呪之，三饶坛而去”，女鬼终被驱逐。(22)从元净驱鬼治病的方法，可以看出杨柳观音信仰在民间社会的盛行。《夷坚志·观音断臂》描写了白衣观音：
湖州有村媪，患臂久不愈。夜梦白衣女子来谒曰：“我亦若此。尔能医我臂，我亦医尔臂。”媪曰：“娘子居何地?”曰：“我寄崇宁寺西廊。”媪既寤，即入城，至崇宁寺，以所梦白西舍僧忠道者。道者思之曰：“必观音也。吾室有白衣像，因葺舍误伤其臂。”引至室中瞻礼，果一臂损。媪遂命工修之。佛臂既全，媪病遂愈。(23)
在民间，杨柳观音和白衣观音的主要功能是治病祛邪，虽然没有多少佛典依据，却是广大民众理想化的象征，也反映出观音信仰在中土流传的变化。(24)
最能体现观音信仰变化的，是有关观音本缘的小说创作，这是观音信仰中土化的重要标志。佛经对观音本缘的记述不多，刘宋时期，沙门昙无竭译《观世音菩萨授记经》云：往昔世界有国王名威德王，忏信佛法，入于三昧，“左右有二莲花从地踊出，杂色庄严，其香芬馥，如天旃檀。有二童子化生其中，跏趺而坐，一名宝意，二名宝上。”威德王后来修成正果，成为佛陀，二童子分别成为观世音菩萨和得大势菩萨。阿弥陀佛正法灭后，观世音菩萨成等正觉，号普德功德山王如来。(25)按此经描述，观世音菩萨是由莲花化生的童子修成正果的。刘宋昙无谶所译《悲华经》对观世音的出身有不同的记载。《悲华经》云：往昔恒河沙阿僧祗劫有转轮圣王，名无诤念。王有千子，第一王子名不绚，第二王子名尼摩，第三王子名王象，第八王子名泥图。转轮圣王皈依佛陀，发下誓愿，要解除众生的一切苦难。后修成正果，成为阿弥陀佛。不绚成为观世音菩萨，尼摩成为大势至菩萨，王象成为文殊菩萨，泥图成为普贤菩萨。此经说观世音是王子出身。关于千手千眼观音形象的由来，唐代僧人伽梵达摩翻译《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这样叙述：千光王静住如来为观音说大悲心咒，嘱观音持此心咒普度众生。观音此时“始住初地，一闻此咒故，超第八地”，于是发愿定当利益安乐一切众生。“发是愿已，应时身上千手千眼悉皆具足”。(26)观音题材小说有关观音本缘的叙述，完全抛开了佛教经典，根据中国民间传说以及传统道德文化观念，自出机杼，全新创造，不但改变了观音的性别、国籍与道场，而且把观音的出身、修道与中华民族的孝道伦理紧密结合，既表现其虔诚的宗教信仰，也突出了尽忠至孝的人伦理念，真正完成了观音信仰的本土化。(27)
自明代始，作者有意识地在观音题材小说中融入自己的人生理想、生活情趣及对现实社会的讥讽与道德评判，在观音信仰的叙事框架下尽情地抒发内心的感触。此类作品文言小说有《子不语》、《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白话小说有《西游记》、《雷峰塔传奇》、《天妃济世出身传》等。如《聊斋志异·江城》写高蕃与江城，因前世孽缘，今生配为夫妻。婚后，江城泼悍无比，对丈夫百般虐待，又经常冒犯公公婆婆，致使合家不宁。观音托梦婆婆告知前世因缘，嘱其“每早起，虔心诵观音咒一百遍，必当有效”。公婆依嘱而行。于是观音化身老僧宣讲佛果，用清水喷射江城脸面，使其变更肺腑，悔悟自新。从此夫妇恩爱和谐，家庭生活美满。蒲松龄于篇末感慨道：“每见天下贤妇十之一，悍妇十之九，亦以见人世之能修善业者少也。观自在愿力宏大，何不将盂中水洒大千世界也?”(28)这篇小说讲述的不是战争、灾难等重大事件，而是百姓的日常生活，家庭的道德伦理。蒲松龄创作此篇小说显然是对不良世风提出针砭，篇末发出的感叹则是希望观音以宏大愿力改造社会、善化人心。
观音信仰在中土流传过程中，不断融入儒、道意识和民众理想，信仰的核心“现世他力救济”虽然没有改变，但信仰的内涵已经产生了较大的变化。观音信仰的变化，使其日渐脱离佛教经典，越来越中土化、世俗化，显示出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吸收、改造的巨大能量。观音信仰的变化影响了观音题材小说创作，宋代以后的作者大都以一种世俗的眼光审视观音菩萨，用传统文化心理去表现和阐释观音信仰；另一方面，观音题材小说又成为观音信仰的重要表现形态和传播媒介，有效地推动了观音信仰的普及。
三 小说中的观音形象
衡量一部小说是否成功，关键是看作品有没有塑造出生动丰满的人物形象，这决定一部作品有无生命力，能否永久流传。考察观音题材小说创造的观音形象，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一个从虚幻到实在、从模糊到清晰、从概念化到形象生动的过程。
在早期的观音题材小说中，观音形象虚幻、不清晰，且有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如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观世音应验记三种》，虽然每个故事都是写观世音救苦救难，但对其形貌缺乏明确的描绘，或只有感应，没有形体出现，或化为僧人，或变作老翁，甚至化作老虎、白狼、白鹤。在有的故事中，当事人看见了观音，如萧齐时代陆杲《系观世音应验记》第十九条，盖护“至心诵《观世音经》，三日三夜，心无间息，忽于夜中眼见观世音”；第二十条写李寡妇陷身牢狱，“至心诵《观世音经》，得十余日，欻白昼见观世音”(29)。但观音的样貌究竟如何?小说中没有具体描写。刘宋时期张演《续光世音应验记》中第五条，僧人道泰在病床上“忽于帏下见光世音从户外入，足趺及踝间金色照然”；第九条写一士人在狱中见到观世音，“仰向见一道人甚少，形明秀，长近八尺，当空中立，目己微笑”。(30)这两条对观音形貌有所涉及，尤其是第九条描述了相貌、身高，但明显过于简略了。这类小说对观音外形极少叙述，更遑论性格描写，观音在小说中只是一个普度众生的宗教意念。
观音形象最早出现于佛经。刘宋畺良耶舍译《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如此描述观音形貌：
此菩萨身长八十万亿那由他恒河沙由旬，身紫金色。顶有肉髻，项有圆光，面各百千由旬。其圆光中有五百化佛，如释迦牟尼。一一化佛，有五百菩萨，无量诸天以为侍者。举身光中，五道众生，一切色相皆于中现。顶上毗楞伽摩尼宝，以为天冠。其天冠中，有一立化佛，高二十五由旬。观世音菩萨面如阎浮檀金色，眉间毫相备七宝色，流出八万四千种光明。一一光明有无量无数百千化佛；一一化佛，无数化菩萨以为侍者。变现自在，满十方世界。辟如红莲花色，有八十亿微妙光明，以为璎珞；其璎珞中，普现一切诸庄严事；手掌作五百亿杂莲花色。手十指端，一一指端有八万四千画，犹如印文。一一画，有八万四千色；一一色，有八万四千光；其光柔软，普照一切。以此宝手接引众生。举足时，足下有千辐轮相，自然化成五百亿光明台。下足时，有金刚摩尼花，布散一切，莫不弥满。其余身相，众好具足，如佛无异。唯顶上肉髻及无见顶相不及世尊。(31)
经中描述的“实为观世音菩萨真实色身”，奇异、伟岸、光明、慈悲、庄严，具备无上智慧和殊胜功德，如此庄严妙相是虔诚玄想而生成的一种宗教意象。另据《法华经·普门品》和《大佛顶首楞严经》记载，观音于种种国土，现种种身，应众生根性化益众生，故有三十三应化身。因此，在各种观音题材小说中，观音之形象应化无方，相状颇多。
明万历年间朱鼎臣创作的《南海观音菩萨出身修行传》，叙观音菩萨系男身投胎转世，成为兴林国妙庄王膝下三公主妙善。妙善心定志坚，不愿婚姻，只愿修行，虽历经苦难，却心性不移。后经佛祖指点，往南海香山普陀岩修行，九载成道。成道后收善财童子和龙女为弟子，为疗父疾，自愿断手剜目，使庄王痊愈。妙善后来平定兴林国叛乱，收服下凡为害的青狮、白象，被封为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南无灵感观世音菩萨。这部小说对观音形貌很少涉笔，着力描述的是观音一心向道、百折不挠的精神品格，极力彰显其善良的本性与慈悲的襟怀。观音男身投胎转世，是奉道教神祇玉皇大帝的旨意；断手剜目疗救父疾，体现出中国孝道伦理精神；平乱救国、为民除害，则浸透着儒家匡扶天下、拯救黎民苍生及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这部小说依据旧本编撰，在佛教信仰的平台上，观音披上了三教合一的外衣，但其形象仍缺乏丰润的血肉和独特的个性，更多的是一种宗教信仰的概念化。
明代万历年间问世的《西游记》，对观音的外在形象始有详细描述。第八回佛祖如来想在东土传授三藏真经，劝化众生，需要一位助手前往东土，找寻心纯志坚、信奉佛法之人徒步西行，求取真经。观音自愿承担此重任。小说如此描绘观音菩萨的形貌：
理圆四德，智满金身。缨络垂珠翠，香环结宝明。乌云巧迭盘龙髻，绣带轻飘彩凤翎。碧玉纽，素罗袍，祥光笼罩；锦绒裙，金落索，瑞气遮迎。眉如小月，眼似双星。玉面天生喜，朱唇一点红。净瓶甘露年年盛，斜插垂杨岁岁青。解八难，度群生，大慈悯；故镇太山，居南海，救苦寻声，万称万应，千圣千灵。兰心欣紫竹，蕙性爱香藤。他是落伽山上慈悲主，潮音洞里活观音。(32)
这是文学作品中第一次具体而细腻地描述观音形貌。此回的观音身处佛祖讲经堂上，自当以本身实相出现，与佛经描述的观音实相比较，小说里的观音外貌没有了奇妙伟岸的宗教异相，却平添了几分妩媚、温柔的女性风采，宛如一位慈祥、美貌的贵族妇人，宗教性减弱，文学性增强，而慈悲、庄严、智慧的神性品格依旧保留。
第四十九回的观音形貌又别具一番情调。此回叙述三藏在通天河被金鱼精擒住，孙悟空赶往南海珞珈山普陀崖向观音菩萨求救。观音早知情形，清晨未及梳妆即走入竹林编织擒妖的渔篮。悟空救师心切，闯入竹林，寻觅观音：“远观救苦尊，盘坐衬残箬。懒散怕梳妆，容颜多绰约。散挽一窝丝，未曾戴缨络。不挂素蓝袍，贴身小袄缚。漫腰束锦裙，赤了一双脚。披肩绣带无，精光双臂膊。玉手执钢刀，正把竹皮削。”(33)此时的观音菩萨脱去了神圣的外衣，不施脂粉，素颜面世，外在形貌便如同世俗社会一位平凡的女子，美丽、文静、勤劳、善良、纯朴，表现出独特的女性魅力。
就艺术形象言，“性格就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34)。人物形象是否生动、丰满，是否具有感染读者的艺术魅力，外形描绘还不是主要因素，重要的是表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个性化。《西游记》是一部神魔小说，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既有神性也有人性，如何正确把握并运用好这两种特性，是塑造人物形象的关键。黑格尔在论述希腊文学艺术形象的神性与人性时说：“神的内容必须同时是个别人物本身固有的内在实质，这样，一方面统治的力量就显现为本身是经过个性化的，另一方面这种外在于人的力量却同时显现为人的心灵和性格中所固有的。”(35)观音是救世的菩萨，神性自然是其“固有的内在实质”，小说对此有多方描述。第二十六回观音自叙曾与太上老君打赌，将杨柳枝放入老君炼丹炉里炙得焦干，拿回来插入净瓶一昼夜，青枝绿叶，完好无损。第四十二回观音将宝珠净瓶投入海中，一巨龟驮瓶上岸，观音吩咐孙悟空去拿净瓶，悟空“好便似蜻蜓撼石柱，怎生摇得半分毫”。观音道：“净瓶抛下海去，这一时间，转过了三江五湖，八海四渎，溪源潭洞之间，共借了一海水在里面。你那里有架海的斤量，此所以拿不动也。”说毕，自己上前伸手轻轻提起净瓶，托在手掌上。(36)此外，诸如长安城立云端显圣，黑风山收服熊罴怪，五庄观救活人参果树，火云洞智缚红孩儿，通天河竹篮擒鱼精，麒麟山降服金毛犼等，都描绘了观音菩萨的神通广大，充分展现出其神性的一面。
但是，神性的描写是无法使观音形象生动可爱的，因为神性毕竟是一种“外在于人的力量”的品性，只有进行相应的人情世故的描写，才能突出其人性色彩、个性特征。《西游记》通过观音为唐僧师徒排难解纷的具体情节以及观音与唐僧师徒的亲密无间，来展现其神性与人性的完美结合。首先，观音形象有着伟大的母爱精神。唐僧师徒及白龙马都是触犯了天条的“罪人”，或在下界受罚，或“不日遭诛”，观音慈悲为怀，给了他们将功折罪、西去求法的机会，使他们有了光辉的前程。从此，观音对这支取经队伍就像是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处处关照，或设置障碍考验其定力和决心；或直接出面，施展法力，降妖捉怪，帮助其解脱困境，确保取经事业获得成功。尤其对孙悟空，观音更是表现出母性的慈爱、关心与管教。唐僧师徒对观音十分虔诚，一路上唐僧总是撮土焚香，望南礼拜，口诵菩萨名号，感念圣恩关怀。孙悟空神通广大，豪气冲天，玉皇大帝、太上老君，甚至西天佛祖都不放在眼里，但在观音菩萨面前，却像一个极顽劣又敬畏的孩子。第四十二回观音接受孙悟空请求，去降伏红孩儿：
孙大圣十分欢喜，请观音出了潮音仙洞……菩萨道：“悟空，过海。”行者躬身道：“请菩萨先行。”菩萨道：“你先过去。”行者磕头道：“弟子不敢在菩萨面前施展。若驾筋斗云啊，掀露身体，恐菩萨怪我不敬。”(37)
字里行间不难看出孙悟空对观音的恭敬。西行途中，凡遇艰难，孙悟空第一个想到的准是观音菩萨。第二十二回路阻流沙河，悟空对八戒说：“这取经的勾当，原是观音菩萨；及解脱我等，也是观音菩萨；今日路阻流沙河，不能前进，不得他，怎生处治?”(38)可以说，唐僧师徒，尤其是孙悟空，对观音有着一种深深的母性依赖心理。其次，小说通过对话和行为来彰显观音形象人性化、个性化的一面。第四十二回观音对前来求援的悟空说道：“待要着善财、龙女与你同去，你却又不是好心，专一只会骗人。你见我这龙女貌美，净瓶又是个宝物，你假若骗了去，却那有工夫又来寻你?你须是留些什么东西做当。”又笑骂悟空：“你这猴子!你便一毛也不拔，教我这善财也难舍。”(39)第七十一回观音收服了金毛犼，向悟空索要金玲，悟空矢口否认，观音骂道：你这贼猴!再不拿出来，我就念紧箍咒了。慌得悟空忙道：莫念，莫念，金铃在这里呢。当听说红孩儿变成自己模样去骗人时，观音心中大怒，恨骂一声，“将手中宝珠净瓶往海心里扑的一掼，吓得那行者毛骨悚然”。她又变成婆婆模样，教唐僧哄骗孙悟空戴上紧箍帽，便于管教；有时生气，她甚至会骂出“大胆的马流，村愚的赤尻”这类俚言俗语。作者借这些戏谑的语言和常人的行为，使观音与世俗生活不再隔绝，于神性中表现出凡人的本性。同时，在观音的日常言行举止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小说轻松、幽默、诙谐的美学意蕴。
《西游记》里的观音菩萨是集神性、人性与民间性于一体的艺术形象，既有外在形貌的具体描述，又有丰富多彩的性格展示，在她身上凝聚了民间的虔诚信仰、劳动人民的想象与美好愿望，体现了中国文学作品中观音形象塑造的最高成就。
注释：
①《中华大藏经》(8册)，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385页。
②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五，《明代小说大观》(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818～1819页。
③蒲松龄：《蒲松龄集·聊斋文集》卷二，路大荒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3页。
④参阅葛红兵、肖青峰：《小说类型理论与批评实践——小说类型学研究提纲》，《上海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⑤弗·普罗普(V.Proup)在对童话故事形态进行研究时，提出“恒定因素”与“可变因素”，认为前者维持了童话故事的基本形态，是恒定不变的；后者则可以出现相应的变化。参阅弗·普罗普：《神奇故事的转化》，《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⑥《观世音应验记三种》，董志翘译注，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52～153页。
⑦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3、54页。
⑧《周易·坤·文言》，《十三经注疏》(上)，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第19页。
⑨《尚书·汤诰》，《十三经注疏》(上)，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第162页。
⑩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539页。
(11)依据《千手千眼观世音陀罗尼经》，观音现千手千眼之身是利乐众生宏愿所致，而在观音修行证道小说中，观音为了疗救父疾，献出手眼，以致遍生千手千眼。小说的孝道伦理观十分明显。
(12)蒲松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1版，第12～13页。
(13)李剑国、陈洪主编：《中国小说通史·明代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044页。
(14)《太平广记》卷二八九，中华书局，1961年，第2299页。
(15)《太平广记》卷一一二，中华书局，1961年，第777页。
(16)《太平广记》卷一一二，第779页。
(17)延寿：《万善同归集》卷六，《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106册，中华书局，1996年，第723页。
(18)延寿：《宗镜录》卷三三，《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76册，第417页。
(19)契嵩：《镡津文集》卷八，《四部丛刊三编·集部》第61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21～22页。
(20)孙昌武：《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15页。
(21)送子观音的依据出自《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宿植德本，众人爱敬。”但中土民间的送子观音信仰，已有了相当多的中国社会宗法伦理的意识。
(22)洪迈：《夷坚志》丙志卷十六，中华书局，2006年第2版，第498页。
(23)洪迈：《夷坚志》甲志卷十，第88页。
(24)法喜译《请观世音菩萨消伏毒害陀罗尼咒经》说，观音菩萨接过毗舍离人呈上的杨枝净水，为其念诵神咒，除病消灾。《华严经净行品》称：“手执杨枝，当愿众生皆得妙法，究竟清净。”《观音忏法》云：“我今具杨枝净水，惟愿大悲，哀怜慑受。”
(25)《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20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759页。
(26)弘学疏注：《千手千眼观世音陀罗尼经疏注》，巴蜀书社，2005年，第37页。
(27)观音不是历史人物，在佛经中，佛陀称观音“善男子”。《悲华经》说观音原本是王子。《观音菩萨授记经》称观音原是莲花生出的童子。《华严经》称其为“勇猛丈夫观自在”，应为男性。
(28)蒲松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1版，第861、863页。
(29)《观世音应验记三种》，董志翘译注，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01、103页。
(30)《观世音应验记三种》，董志翘译注，第41、53页。
(31)《中华大藏经》第18册，第655～666页。
(32)吴承恩：《西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91～92页。
(33)吴承恩：《西游记》，第638页。
(34)[德]黑格尔：《美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00页。
(35)[德]黑格尔：《美学》，第288页。
(36)吴承恩：《西游记》，第544页。
(37)吴承恩：《西游记》，第545页。
(38)吴承恩：《西游记》，第284页。
(39)吴承恩：《西游记》，第5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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