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宋代地域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地域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宋代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新阶段。它不但达到了辉煌的高峰，而且在时间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在空间上，地域特色更加突出。对于前者，学术界已有研究，对于后者，基本上仍是空白。本文拟对宋代地域文化的某些方面进行论述与探讨。
一、宋代地域文化的基本状态
中国素有“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之说。不同的山川风俗，养育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从宏观上考察，宋代地域文化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区域：北方地区、东南地区、四川地区、中南地区。从层次高低来看，前三者基本属文化发达地区，中南地区则属文化落后地区。
北方地区文化，集中体现在京、洛地区。
像所有的京师一样，宋代开封是全国的文化中心、人文荟萃之地。无论是文化设施、文化活动，还是文化素质、文化品位，都是第一流的。
开封是全国的教育中心。有中央的高等学校，如国子学、四门学、太学、宗学等，也有开封府学及属县的地方学校，还有专科学校如武学、律学、算学、医学、书学、画学等。教育事业的发达，是当时世界上其它城市所不可比拟的。开封的“图籍之盛，近代所未有也”①。朝廷的昭文馆、集贤院、史馆、秘阁、太清楼、龙图阁、天章阁等地，都是官方集中的藏书之地，汇聚了全国各地的文化典籍。官僚贵族的私人藏书也很丰富。如钱惟演“家储文籍侔秘府”②，宋敏求家藏书达三万卷③。开封无疑是全国书籍收藏、流通最多的地方。宋代的书画艺术，也以开封最为发达。朝廷有翰林图画院、御书院、书学、画学等专门机构，以研究、创作和培养艺术人才。据元代夏文彦《图绘宝鉴》的统计，北宋被著录的画家有400多人，开封籍的至少有50多人。而且，北宋中期，开封出现了印板画，开辟了绘画的新领域，为图画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开封的戏曲、娱乐活动极为繁荣。官方有教坊、云韶部、东西班乐、钧容直等多种团体，其中教坊乐工最多时有400多人，钧容直则有500多人。瓦子勾栏，是宋代开封兴起的民间演艺场地，数量多，规模大，仅东角楼一带，就有瓦子勾栏50多座，最大的可容纳数千人④。其盛况在当时世界上是罕有的。
毫无疑问，开封文化代表着宋代文化发展的高峰和繁荣。其特点，大体可作如下归纳：一、正统性。开封是朝廷所在地，文化中心是由政治中心派生的，必然为政治服务，也必然受皇家气派影响，雍容华贵、正统大雅。二、综合性。万方辐凑的开封，既是国内各地文化交流中心，也是亚洲各国文化交流的中心。各种文化在此汇集、融合和提高，结聚成绚丽多姿、博大精深的综合文化。三、表率性。开封为首善之地，其文化为全国的榜样。“圣朝祖宗开国，就都于汴，而风俗典礼，四方仰之为师”⑤，中心城市文化的辐射功能和主导作用十分突出。南宋临安的文化、风俗，在很大程度上是竭力模仿开封才繁荣发达的⑥。
西京洛阳，是宋代文化的另一宝地。“洛阳自为都，二千有余年。举步图籍中，开目古今间。”⑦两千多年的中心文明积淀，使洛阳形成了极为雄厚的文化底蕴。洛阳自然环境优美，地理位置优越，都城历史悠久，原来就居住着许多贵族士大夫，北宋时更是闲官的安置之地和退休官员优养定居的乐园，因而聚集了大批文化精英。“洛阳衣冠之渊薮，王公将相之圃第，鳞次栉比”⑧，园林文化也号称甲于天下。作为文化载体，这些士大夫在洛阳文化的传承发展中具有主导作用，也熏陶造就了众多青年学子。如当地“故家大族子弟，颇皆好古文”⑨，即是一个方面。在科举考试中，洛阳士子阵容强大，占有优势。如宋神宗时，北方五路“举人最多处，惟河南府、青州”⑩。传统渊源及高品位的居民素质，营造出浓郁的文化氛围，因而群彦汪洋，名贤辈出。尤其是“自家体贴出”“天理”概念的洛阳人程颐、程颢，在此奠定了理学，遂使洛学成为新儒学的正宗，洛阳也成为理学圣地。理学又称“伊洛之学”，即可说明宋代洛阳文化在历史上的崇高地位。另一大学者邵雍，30多岁时迁居洛阳。为了求学，他曾游历各地：“逾河、汾，涉淮、汉，周流齐、鲁、宋、郑之墟。久之，幡然来归，曰：‘道在是矣。’遂不复出”(11)。他看到了洛阳文化的奥妙，认定洛阳是道理所在，是最适宜做学问的地方，遂在安乐窝潜心治学，创建了博大精深的先天象数学，影响至今仍存。司马光也正是在洛阳文化的氛围中写成了传世名著《资治通鉴》。可以说，学术性突出，是宋代洛阳文化的特点。
东南地区的江西、福建以及两浙等地，是宋代异军突起的文化发达之地。宋仁宗时，吴孝宗指出：“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东、西，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12)也就是说，从宋代开始，东南文化迅速发展起来。主要表现与特点有三。
一、文化普及，居民文化素质普遍较高。叶适说的“家能著书，人知挟册”(13)，固然是夸大之词，却也道出一种文化气象。这以福建为典型。《宋史·地理志五》言：福建居民“多向学，喜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富贵人家自不必说，连一些社会下层的劳动者也富于文化素养，“虽闾阎贱品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14)。宋神宗实行差役法时，由于“闽俗户知书”，被差为乡兵者“大抵举子也”(15)。青壮年文盲居然如此稀少，足见福建人中有文化者的比例相当高。正是在此基础上，生长出一代宗师杨亿、朱熹。
二、文化水准高，大家辈出。江西尤为典型：“江西自欧阳子（修）以古文起于庐陵，遂为一代冠冕，后来者莫能与之抗。其次莫如曾子固（巩）、王介甫（安石），皆出欧门，亦皆江西人……至于诗，则山谷（黄庭坚）倡之，自为一家，并不蹈古人町畦”(16)。唐宋八大家中，江西占了三位，黄庭坚则以诗享誉古今。儒学同样有很大成就，前有李觏，中有创建“临川新学”的王安石，后有陆九渊三兄弟，各领一代风骚，在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中抚州地区尤其引人注目。张孝祥指出：“临川于江西号士乡，王介甫、曾子巩、李太伯以文为一代宗主，而皆其郡人，故居民多业儒。碌碌者出于它州足以长雄，故能文者在其乡里不甚齿录，独素行可考而后贵也。”（17)晏殊及后来的陆九渊三兄弟也是抚州人。由于大家众多，名士的标准被抬得很高，在抚州不足挂齿的文人，到外地却是佼佼者。当地文化底蕴十足，由此可见。
三、重视教育。这可由两个方面得到证明：一是私塾众多。如福建兴化军有“三家两书堂”之誉(18)；南剑州“家乐教子，五步一塾，十步一庠，朝诵暮弦，洋洋盈耳”(19)；邵武军“所至村落皆聚徒教授”(20)。私塾密度很大，足见教育普及。二是流行对少儿实行强化教育，因而屡出神童。宋代神童以江西、福建所出为多，最著名并最有成就的是江西抚州人晏殊、福建建州人杨亿。杨亿刚会说话时，其母就“以小经口授”，“随即成诵，七岁能属文”(21)，杨亿的早慧，得益于母亲开发教导。江西饶州，自元丰年间出了神童朱天锡并做了官，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人们纷纷效法，掀起开发幼儿智力的热潮：“饶州自元丰末朱天锡以神童得官，俚俗争慕之。小儿不问如何，粗能读书，自五六岁即以次教之五经。”甚至不惜采取极端手段，将小儿装进大竹篮中吊在树木上，“绝其视听”，使之专心致志。对特聘的教师事先讲好酬金，教会一经即付若干，以刺激教师的积极性。后来饶州果真出了不少神童，并有不少得中进士(22)。民间教育事业的发达，大大提高了当地人的文化素质。
以成都、梓州路为代表的四川地区，文化的发达与特点，同东南地区很相近。宋高宗即言：“蜀中多士，几与三吴不殊。”(23)《宋史·地理志五》指出：四川：“庠塾聚学者众……文学之士，彬彬辈出焉。”文化气氛浓厚，造就出以文学家为主的许多人材。如眉州：“其民以读书为业，以故家文献为重。夜燃灯，诵声琅琅相闻。”(24)当地人对文化的重视，甚至胜过生产经营：“眉州为衣冠礼义之乡，士俗以读书为耕，以笔砚为富，往往薄于农桑。窘索于衣食者，非岁之罪也。”(25)梓州路也是如此，如普州，士人官员“退而里居者无倦于教育……占籍为士者多于民……士雅素而笃学”(26)；蓬州：“少商多儒，家诗户书，文物甚盛”(27)。浓厚的文化风气，使居民普遍有一定文化素养：“蜀人好文，虽市井胥吏辈，往往能为文章”(28)；优伶之辈，也“能涉猎古今，援引经史，以佐口吻、资笑谈”；(29)即使深闺中的妇女也多识文断字：“蜀多文妇，亦风土所致。”(30)可见，苏洵、苏轼、苏辙等文学巨匠出现于四川，绝非偶然。
据叶梦得记载，宋代有四大印书中心，即开封、杭州、四川、福建(31)。这说明上述地区书籍需求量大，读书人众多，这是文化现象的物质反映，与前边说的三个文化发达地区正相一致。
从上述文化发达地区的分布可以看出，北方呈点状，南方呈面状。北方之点，是建立在传统优势和政治优势基础之上的，基本是都城文化优势。另外，齐鲁、河北、关中一带，文化也比较发达。南方之面大多是新兴的，与其经济发展势头齐头并进，但尚未结聚成可与东京、西京相比的文化中心。另外必须指出，上文所述文化发达的三大区域内，各地差距很大，其中不少地区相当落后。如四川的夔州路，就是全国文化最落后地区之一，北方的河东路文化也较落后。
文化普遍落后的是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这一中南地区。其共同点是土旷人稀，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都不发达。广南地区最为典型。宋代的广南仍然荒凉僻陋，先进的中原封建文化还难以起主导作用。《宋史·地理志六》言：广南“大率民婚嫁、丧葬、衣服多不合礼。尚淫祀，杀人祭鬼……人病，不呼医服药”。社会文化比较原始。即使是广州，文化也颇落后：宋仁宗庆历年间的兴学高潮中，朝廷下令各地建立学校，广州仅仅修缮一下孔子庙应付了事(32)，表明并没有建学校的基础和必要。广东第二大城市韶州，“为士者鲜于力学……其人优吏而不知儒”(33)。连儒学都不大了解，当然是因为很少有人读书。至于广西，比广东就更为落后。
以上地区文化还有一动态现象，即与前代相比，某些方面甚至退步了——至少宋人有这种认识。如孔平仲言：“岭南郡县，近世（指宋代）人物为少。”(34)湖北更为典型。叶适言：“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以辅人主取贵仕。而江汉盖鲜称焉，岂其性与习俱失之哉？”(35)这一带在先秦曾是楚文化的中心，南朝时文化也称发达，至唐尤其是宋，“其气发泄无余……人才之能通姓名于上国者，如晨星之相望”(36)。人材如树，文化如土，人材的稀少，反映了文化土壤的贫瘠。中南地区文化的萧条与落后，和东南文化的蓬勃兴起形成鲜明对比。
二、科举制反映的地域文化
科举取士，考校的是封建文化的主体内容。因此，各地的科举状况、录取人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当地的文化水准与特点以及教育状况。这方面的地域差异十分明显。
进士科是科举的主要形式，其录取人数，在地域上的显著特点是西北少、东南多。欧阳修言：“每次科场，东南进士得多，西北进士得少。”(37)富弼亦言：“近年数榜以来，放及第者，如河北、河东、陕西此三路之人，所得绝少。”(38)这一布局，在北宋各时期没有大的变化。究其原因，大致有三。
一、西北三路是北宋国防要地，要应付契丹、西夏的侵犯，连年战争和备战，使当地文化大受骚扰。这一点后文还要讲。
二、文化素质有较大差异。东南地区读书风气浓厚，士人众多，因而参加科考的人数相应很多。如福建：“福建一路举人最多。”(39)福州最为典型。笔者收集到南宋福州三个有关数字：投家状报名参加考试者，一次是1600余人，一次是1700余人；参加考试终场者，一次是1800人(40)。基数如此之大，自然会选拔出数量较多的优秀举人，参加朝廷考试的录取率也就相对较高。
三、文化类型、学风、文风不同。进士科主要考文词，在这方面，南方人优于北方人。苏轼在上神宗书中指出：
昔者以诗赋取士，今陛下以经术用人，名虽不同，然皆以文词进耳。考其所得，多是吴楚闽蜀之人。至于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盖自古豪杰之场，其人沈鸷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声律、读经义，以与吴楚闽蜀之人争得失于毫厘之间，则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41)。
从水土赋予人的禀性角度，揭示了北方人不善于或不肯于文词。宋敏求进一步明确指出：“河北、陕西、河东举子，性朴茂，而辞藻不工，故登第者少。”(42)北方人士在文词方面不及南方，因而多不能考取进士。
科举的另一形式是明经科（或学究科），主要考校对经书的记忆功夫。在这方面，北方人占优势，南方人则处劣势。“东南之俗好文，故进士多而经学少；西北之人尚质，故进士少而经学多。所以科场取士，东南多取进士，西北多取经学者，各因其材性所长，而各随其多少取之。”(43)北方人久经儒学熏陶，偏爱经学、熟悉经书，更值得注意的是北方人记忆力强。“南方之学，短于记问，与北学大不相侔，从古则然。每见北士解法与书，并能上口，如《尔雅》之声聱牙，正文传经，诵之如流水比比也。而南士摛绘，或工于广记不忘，万无一二，焉能强之，以其所短。”(44)人的气质和智力结构南北之间有明显差异，所以，南方士人对明经科不感兴趣或知难而退。朱熹言：“有才思者多去习进士科，有记性者则应学究科……应者多是齐鲁、河朔间人。”(45)苏轼甚至说，如让热衷于做诗赋的东南、四川士人“专习经义，士以此为耻”(46)。
宋代经学的重心在北方。尤其是京东、河北士人，以专习经术著称。对此，《宋史·地理志》等都有所记载。京东：“大率东人皆朴鲁纯直，甚者失之滞固，然专经之士为多。”河北：“人性质厚少文，多专经术。”西北：“西北诸州，颇愿习为明经矣。”(47)有关文献记载比比皆是，但对此类北方尤其是京东士人，多有微词。主要揭示的弊病有三：
一是固守旧说，水平低下。密州人杨安国，出身于经学家庭，又以五经及第，官至翰林侍讲学士。为皇帝讲经时，“一以注疏为主，无他发明；引喻鄙俚，世或传以为笑”(48)。
二是只会夸夸其谈，不懂实务。宋神宗即指责说：“齐鲁诸儒，言过其行。”吴充接着说：“齐鲁专经之士，诵书之外，不知其它。登第之后，至于官政人事漫不通晓。”(49)纯属书呆子。
三是不善文章，甚至不懂文学。“山东经学多不省文章”。有两位经生，听到别人称赞“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王徭”的名句时，竟有一人误以“也应”为“野鹰”，发难道：“此句误矣。野鹰何尝有王徭乎？”另一位反驳得更令人喷饭：“古人宁有失也？是年必当科取毛翎耳。”(50)更有泗州知州刘士彦，“山东木强人”，听到苏轼路过泗州桥时所作词有“望长桥上，灯火闹，使君还”一句，竟急忙找到苏轼，援引法律告诫道：“在法，泗州夜过长桥者，徒二年，况知州邪！切告收起，勿以示人。”(51)对诗词可谓一窍不通。
由此可见，京东等地的传统经学，实际上已走进死胡同，是没落之学，与南方神采飞扬的词赋文化形成鲜明对照。也正是因为如此，宋代儒学才率先在京东由孙复创出新路。当然，这只是就专习经术之人而言，并不是说北方缺少文学之士。仍以京东为例，就有很多大家，如济州人王禹偁、晁冲之、晁补之、晁说之，徐州人陈师道，郓州人穆修等等。
三、人材分布反映的地域文化
人是环境的产物，特定的自然条件和历史条件，对人材的生长具有重大作用。程颢所言“西北东南，人材不同”(52)，正是这个道理。因而，各地不同人材的类型和数量，反映着各地文化，也是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人材分布的研究，唯一系统的办法就是统计《宋史》列传中的人物籍贯。现先将笔者统计的《宋史》正传和《循吏传》（不包括宗室、后妃、公主、周三臣传、世家）中的人物籍贯（徙离祖籍者按出生地计）列表如下(53)。
（续表）
综计上表，大体可以得知，北宋时河北地区出身的官员人数最多，以下依次为京东、京西、开封、两浙等。人数最少的是夔州路、广西、梓州路、湖南、湖北。北方五路一府（加上北方某地）总数是674人；南方十三路（加上南方某地）总数是385人，仅及北方57%。北方官员中虽然武臣比重大，有241人，但文臣有433人，仍多于南方。应该注意到，从北宋末期开始，北方官员数量呈减少趋势，而南方官员则呈增多趋势。
《宋史》中的《道学传》、《儒林传》、《文苑传》、《方技传》，所列人物是较纯的知识分子，其地域分布状况如下表。
如做地区比较，只能仍以北宋为准，因为南宋只有南方地区，无法与北方地区相比。北宋时，上表所列人物最多的依次是京西、京东、开封、福建、淮南、两浙、江西以及河北、陕西、成都路，而广西、广东、夔州路、利州路则是空白。北方总数82，南方总数70，北方仍占优势。
以下对宋代人材地域分布做几点分析。
一、北方文化风气虽然没有南方那么兴盛，但传统优势仍然发挥着作用，出类拔萃的人材，大多仍是北方文化所造就的。
二、北方人材之盛在北宋中期达到高潮，自此发生逆转，开始衰退。这与文化有关，也与政治有关，朝廷用人取舍起了一定作用。陆游指出：“天圣以前，选用人材多取北人，寇准持之尤力，故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仁宗皇帝照知其弊，公听并观，兼收博采，无南北之异。……及绍圣、崇宁间，取南人更多，而北方士大夫复有沉抑之叹。陈瓘独见其弊，昌言于朝曰：‘重南轻北，分裂有萌。’呜呼！瓘之言，天下之至言也。”(54)北宋前朝，朝廷比较排斥南方人，后期则排斥北方人。这种倾向在官员分布表中表现了出来，也就是说，北宋前期的南方人材和北宋后期的北方人材，实际上比《宋史》列传所载更多些；北宋后期北方人材的衰弱是有限的，没有表中所反映的那样严重。
三、在军事人材中，北方占绝对优势，换言之，北方文化中军事文化十分突出，显示出北方文化的阳刚之气。北方杰出人物中，许多没有习文，而是从武了。如“晋人勇悍，多习武艺”(55)即是。文人的数量势必相对减少。这是历史的社会地域分工形成的格局。“东南多文士，西北饶武夫”(56)，便成为宋代人材地域分布的一大特征。
四、南方文化起步晚、起点低。楚地文化起于战国，但中间出现断层；四川文化起于汉代；东南文化起于南朝，发展于唐朝。南方文化真正开始腾飞则是在北宋时期。如福建，据黄裳言：“（福建）含蓄奇秀，堙郁而未发者，不知其几千岁。盖自唐德宗以前，未尝举进士。其后虽有欧阳詹、徐寅辈相次而出，特以文辞稍闻于天下，未有华显者，又二百余岁矣……自有宋，闽中之士始大振发。”(57)如四川，据张孝祥言：“凡蜀之士文德名世者，自汉以来，何代无之，本朝独盛，频年尤辈出。”(58)又如江西赣州，“为江西穷绝之处……至于唐始有士，至本朝始有名士”(59)。南方文化的勃兴，正是宋代地域文化的新气象。
五、南方地域文化形态极不平衡。东南与西南、川东与川西，水平差别极大，不像北方各路那样相对均衡。这说明南方文化相互隔绝，没有形成整体，或者可以说是文化多元，缺乏强大的聚集力。
六、南方文化文气重，但整体上内在气质较弱。南方文词之士众多，技艺也胜过北方，如太宗朝时，“琴棋待诏多江南人”(60)，但武人极少，文化中缺乏赳赳雄气。这一弱点到南宋便充分暴露出来。南渡初，将士大多是北方人，这一代人之后，支撑半壁江山就靠南方人了，而正如《宋史》所言：“宋之南渡，边将之才何其鲜也！”(61)这一弱点在文官集团中也显现出来。宋孝宗淳熙年间，两浙人陈亮看到了其脆弱之气，指出：“夫吴蜀天地之偏气……公卿将相大抵多江浙闽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场屋之士以十万数，而文墨小异，已足称雄于其间矣。陛下据钱塘已耗之气，用闽浙日衰之士，而欲鼓东南习安脆弱之众，北向以争中原，臣是以知其难也。”(62)北宋时，南北混一，交流广泛，互相补充，上述情况不明显。南宋与北方隔绝，南方的弱点就突出了。“南渡文气不及东都，岂不足以观世变欤！”(63)南宋文气不及北宋，正是上述情况的表现。宋孝宗总结道：“北方之文豪放，□□也粗；南方之文缜密，其弊也弱。”(64)朱熹对南宋两浙文风批评道：“近日浙中文字虽细腻，只是一般回互，无奋发底意思。此风渐不好。”(65)即使北宋文豪欧阳修，也沾染文弱之弊。尹洙曾说他“文格诚高，然少未至者，格弱字冗尔”(66)。清代桐城派姚鼐认为：“欧公、曾公（巩）之文，其才皆偏于柔之美者也”(67)，亦即缺乏阳刚之气。学力学风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弱点。陈瓘对比道：“昔人论南北学异，古今几不可易。北方之人，如拙者用富，多才而后为富；若南士之学，富而为富者不少，至内虽歉，外若充足，莫能窥之者，良多用其才。南北巧拙甚霄壤也。淮乡近中士，学者滞顿椎朴，投技主司，往往非南人敌。我其尤也，得一乃能用一，非入无以为出。”(68)其意是：读书治学，北方人靠的是下笨功夫，学问有一是一、有二说二，根深而叶不茂；南方人善用巧劲，学起来容易，学到的即使不多，但表现出的聪敏却使人感到很多，有一说二，根不深而叶茂。盖风土所染，性情如此。“南方人性皆慧黠”(69)。两浙最为典型：“人性柔慧……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70)急功近利，底蕴自然不如北方人深厚，且易偏离正道，乃至走向极端。如“江西士风，好为奇论，耻与人同，每立异以求胜”(71)。其后果往往导致文化衰弱。南宋中期黄榦揭示道：“江西素号人物渊薮，比年萧索尤甚，虽时文亦无杰然者，而况有学术乎！……士风愈陋，不过相与大言以自欺耳。”(72)其弊一至于如此。
南北人材的差异，还有一些问题必须具体分析。
宋朝人材的培养与选拔，并非遵循一个标准，人材多的地方多选，人材少的地方少选。政治因素干扰、调节着人材选拔，造成相对不平衡。前边已讲过一个方面，以下再就科举选拔数额补充分析。各地选拔到中央参加进士考试的人员，必须按朝廷分配的名额（解额）。而“诸路州军解额多寡，极有不均”。大体是北方地区名额多，南方地区名额少。京东、京西、陕西、河东、河北五路，由于参加地方考试的人少但解额多，常常是五六人即可得解一人；而四川、两浙、福建、江南等地，参加地方考试的人多却解额少，往往是五六十人才得解一人。北方五路的试卷，按中等标准录取才能完成解额指标，南方“虽中等以上，取或不及”，因此“不无遗才”(73)。如治平元年（1064年）欧阳修曾愤愤不平地指出：“今东南州军进士取解者，二三千人处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盖已痛裁抑之矣；而西北州军取解至多处不过百人，而所解至十余人，是十人取一人，比至东南十倍假借之矣。”录取比例，南北竟相差十倍之多，足见宋政府的重北轻南政策，不惜降低标准多选用北方人士，而提高标准裁抑南方人士。至于明经科，本来就是北人的强项，录取的当然多是北人。如此截长补短，“以进士、经学合而校之，则其数均”(74)。科举录取人数大体上保持南北平均，实质上正是建立在南北不平等的基础之上。
为了保持和提高北方的文化水平，宋政府还着重加强北方地区的教育事业。官立学校的分布，北方就多于南方。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朝廷向各地州学派出教授，其分布如下：陕西9所，河北8所，京东7所，京西5所，河东5所，两浙3所，淮南、江东、江西、成都路、梓州路各2所，其他路各1所。北方五路有朝廷派出专职教官的学校共33所，南方仅20所(75)。据此可见，北方的官办教育事业应比南方发达。
在科举、教育方面，宋政府之所以如此，有其必然性、必要性。一、宋政府发祥于北方，南方是后来收复的，宋初官员绝大多数都是北方人。这种状况既奠定了人材地域分布的初步格局，也使朝廷产生了对南方人政治上的不信任和地域上的偏见。典型事例如寇准为相时，“尤恶南人轻巧”，在科举上痛抑南方人，提出“南方下国人，不宜冠多士”的观点，坚决不让南方人做状元(76)。二、北方是统治基地和政治、军事重心，统治者要竭力维护北方的安定，就需在北方人中多选拔统治集团成员，以便更好地控制北方和笼络北方人士。他们深知，北方人“虽不能为文辞，若其大方大行及强悍奸雄，则诸路不及”，如不加以笼络收用，因势利导给予出路，使之变为积极因素，则会被人利用作乱，危害朝廷(77)。对北方地区科举实行优惠政策，是宋朝的统治一术。
成都府路的文化发达不亚于东南地区，但在前列官员分布表中，人数远不及浙闽，个中另有原因。首先，在观念上，川人有盆地意识，怀乡恋土，不很热衷争取出仕。《宋史·地理志五》言，四川“庠塾聚学者众，然怀土罕趋仕进”。如眉州，据郡人苏辙介绍说：“凡眉之士大夫修身于家、为政于乡，皆莫肯仕者。天禧中，孙君堪始以进士举，未显而亡。士犹安其故，莫利进取。”后来有所转变，但“至于今，仕者常数十百人，处者常千数百人”(78)。许多有才干的人不求为官、安于乡里，这是前表中成都路官员不多的原因之一。其次，地理位置偏僻，远离朝廷，机会也相对少些。如宋高宗即曾说道：“蜀人道远，其间文学行义有用者，不因论荐无由得知。前此蜀中宦游者多隔绝，不得一至朝廷，甚可惜也。”加以秦桧专权时，又“深抑蜀士”(79)，更使四川士大夫升迁之路艰难。其三，智能结构有所不同。“蜀人大抵善词笔，而少吏能”，即文学素质高，行政能力弱。据眉州人任师中说：“吾前辈有吏能者，唯何圣从（郯）、陈公弼（希亮）二人而已。小子不才，敢出其后。”(80)如此，能成为高官而入传者自然会少些。
《宋史》列传所反映的各地人材，由于多种因素的干扰，难以完全真实地表现各地文化状况。只有参考其他史料，对宋代地域文化的了解才能更为全面。
四、宋代地域文化差异原因初探
地域文化之所以千姿百态，首先是地域环境不同造成的，而其中自然状况最为基础。形态各异的地形、地貌、水土、气候，决定着居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影响着其身体和精神状况。如宋人有言：“地势西北高，东南下。地高而寒，其民体厚而力强，气刚而志果；地下而温，其民体薄而力弱，气柔而志回。”(81)此论有一定道理。居民的思想观念、文化形态、素质结构因地理环境的不同而异。李邦直检阅《国史》，发现“累朝将相，颇多河北人”，列举赵普、曹彬、潘美、李昉、窦代兄弟、王旦、张、柳开、李沆、张知白、宋绶、韩琦等人，然后“原其故矣：夫河北方二千里，太行横亘中国，号为天下脊。而大河自积石行万里出砥柱，旁缘太行至大伾斗折而东，下走大海。长岗巨阜，纡余盘屈，以相拱揖抱负，小则绵一州，大则连数郡，其气象如此。而土风浑厚，人性质朴，则慷慨忠义之士，固宜出于其中。”(82)河北的山川气象孕育着将相人材和慷慨忠义之士。晁以道也有类似见解，说的是南方：“本朝文物之盛，自国初至昭陵时，并从江南来”，列举徐弦、徐锴、杨亿、刁衍、杜镐、晏殊、欧阳修等，得出如下结论：“信知山川之气，蜿蜒磅礴，真能为国产英俊也”(83)。南方山川所产英俊，都是文人。这些论断虽不免偏激，但都认识到了山川风气的作用。同样是山川，南方多青山绿水，北方多荒山浊水，在生态文化上也就表现为北方浑厚，南方清丽，如江西建昌军：“林奇谷秀，水透川环，学富文清……无土山，无浊水，民乘是气，往往清慧而文。”(84)实际情况大致如此。
自然环境基本是静态的。晁以道说南方山水为国产英俊，说的也只是宋朝，他无法解释同样的自然环境，为什么以往的文化比较落后呢？这其中时代环境的动态变化，也有重大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起源于中原地区，然后向外扩散。这种扩散有个历史过程，南方文化很大程度上是北方人士南下传播的。每一次北方大动乱，就有大批北方人南迁，南方文化也就得到一次发展的机缘。如唐末五代之际，“四方豪杰与京都士族，往往避地江湖，（南唐）李氏能招携安辑之。故当时人物之盛，不减唐日，而文风施及后裔。今名显于朝廷者多矣。”(85)宋代东南文化的发展，直接受此推动。四川同样如此。如“蜀自唐二帝西幸，当时随驾以画待诏者，皆奇工。”(86)其实随驾的又何止画家！至五代时，中原“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87)，又带去丰富的文化，促进了四川文化的发达。
与上述情况相适应的是，每次社会大动乱，大都在北方这一主要舞台上进行，北方文化也就受到一次摧残与流散，发展速度因而放慢。宋代由于辽、夏的兴起，西北部国防线内缩，原来是内地的州县成为边防地区，社会环境恶化，防边抗战成为主要任务，文化气息也就被战火冲淡。以河北定州为例，便可了解这一状况。庆历年间，全国各地响应朝廷号召，纷纷掀起兴学热，定州却表现漠然：“定处北边，承诏者不知其本，以谓用武之地，学非吾事也，独慢而寝焉。”(88)对文化事业，地方政府也很冷淡：“吏曹狃以武事，不以图籍为急，坏败忘缺，卒不可究。”(89)西北边防地区，居民或从军，或被征为乡兵，或忙于应付赋税、支移，无力从事文化，官方又以备战为急务，文化事业的发展便无从谈起。
南方由于战乱相对少些，大量的图书得以保存。如两宋之际，福建“士大夫藏书之家宛如平时，如兴化之方临、彰之吴，所藏尤富，悉其善本”(90)。宋孝宗时，朝廷向四川征求书籍，“以其不经兵火，所藏官书最多也”(91)。书籍的多少，是文化发展的标志之一，也是文化发展的基础之一。总之，和平环境为南方文化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
至于地域文化与地域经济的关系，比较复杂。文化的发达与否，不完全取决于经济。从大范围来讲，文化发达的几个地区，经济基本上是发达或较发达的，而经济落后的地区，如最荒凉的夔州路、广西路，文化也是最落后的。但是，如果说经济发达地区文化一定发达，经济落后地区文化一定落后，事实也并不完全如此。文化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其因素多种多样。现举几例如下。
经济较发达，文化不发达。如利州路兴元府：“汉中沃腴，俗饶财寡文，未有第进士者。”(92)兴元土地肥沃，居民富裕，但文化素质差，到熙宁年间尚未有一人中进士。又如两浙杭州一带，自北宋建立州学以来，“弦歌之声萧然，士之卓然有称于时者盖鲜，反不迨于支郡。何也？岂非渤海之民罕传圣人之学，习俗浮泊，趋利而逐末，顾虽有良子弟，或沦于工商释老之业，曾不知师儒之道尊而仁义之术胜也。”(93)士人对经商、敬神的兴趣，远过于读书受教育。到南宋仍是如此：“浙右之俗，专务豪奢，初不知读书为何事。”(94)不读书自然反映了文化素质低，其后果更可想而知。
经济落后，文化较发达。如梓州路普州：“普地最瘠，其人服田；士最贫，而向学者众。”(95)福建更堪称典型。福建经济虽比前代有较大发展，但东南仍属贫困地区：“闽之为俗，土瘠人贫，号为甚富者，视江浙不能百一。”(96)福建突出问题是人多地狭，大批人口外流：“闽地褊，不足以衣食之也，于是散而之四方。”(97)人们为了另寻发展道路，往往脱离生产，而读书做官则成了最光明的出路：“闽人无资产，恃以为生者，读书一事耳。”(98)这种读书学习的浓郁社会风气，成为推动教育的强大动力，提高了当地文化素质，发展了文化事业。
五、宋代地域文化发展的两大成果
地域文化演变到宋代，出现了新格局，形成了新气象，同时为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宋代地域文化的发展及结晶，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高深型的，即儒学的地域化；二是普及型的，即地方志的定型与发展。
儒学自汉代被定为统治思想，长期保持着官方一元化。唐代颁布《五经新义》，进一步强化了官方对儒学的垄断，从而使之陷于僵化，日益式微，难以适应剧烈变化的社会。随着地域文化的发展，宋代儒学摆脱了官方一统，由分散于各地的思想家自由阐发，因不同的地域界限分别形成各自的学说。他们都以继承“不传之圣学”为己任，“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学脉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99)。不同的学脉，源自于不同的地域。《宋元学案》卷六《士刘诸儒学案序》记述了各地“学统”及代表人物：
庆历之际，学统四起。齐鲁则有士建中、刘彦夹辅泰山（孙复）而兴；浙东则有明州杨（适）、杜（醇）五子（另有王致、王说、楼郁）、永嘉之儒志（王开祖）经行（丁昌期）二子，浙西则有杭之吴存仁，皆与安定（胡瑗）湖学相应；闽中又有章望之、黄晞，亦古灵（陈瓘）一辈人也；关中之申（颜）、侯（可）二子，实开横渠（张载）之先；蜀有宇文止止（之邵），实开范正献公（祖禹）之先。一时间，儒学的天空是座并立，形成了地域性的多元化。应该说，这是一场儒家内部的百家争鸣，为儒学的新生带来了转机。
引人注目的是，众多学派都以地域命名。如濂学、洛学、关学、临川学、考亭学、永康学、永嘉学、蜀学、象山学等等。这一现象至少表明了人们地域文化意识的加强，同时也强调了文化的地域性或与中央相对称的地方性。自汉代以来，儒学唯有宋代有此地域派别，此后也没有如此之多。“明儒派别尚少，宋元儒则自安定、泰山诸先生以及濂、洛、关、闽相继而起者，子目不知凡几”(100)。宋代儒学的地域化及地域特色，可称中国思想史上的奇观。
从前列《宋史》道学、儒林传人物分布表中可以看出，北宋时，儒学的重心在北方，以京西、京东为最发达；南宋时转入福建、两浙。以道学而论，这一转折实际上是地域文化的一次迁移或扩散，即洛学演变成闽学。转变的具体过程即杨时南渡传播洛学于福建，至朱熹得到继承发展，中间经过一百余年。过程如此漫长，其原因显然不能简单地归于两地距离的遥远，而是由于两地文化差异需要融合时间。宋代儒学地域化的后果是儒学的复兴，结晶是理学的产生。理学开创于洛阳，说明了儒学在北方的实力；集大成于福建，说明了南方儒学的超越。总之，这场地域分合，极大地丰富发展了儒家思想。
记述一定区域内综合状况的地方志，是中国历史的特产，也是地域文化的集中体现。地方志起源很早，隋唐时开始大规模地组织编修。但宋以前的地方志详于地理，略于人文，主要记载山川形势、疆域沿革、土地物产、人口赋役等，内容多是地理书的范围，体例也很杂乱。到了宋代，随着地域文化的发展，地方志有了新面貌并开始定型，表现为数量多，体例完善，内容丰富，成为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人物、风俗、物产等综合型的地方百科全书。其开端是《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体例亦自是而大变”(101)。新型的地方志此后大放光彩。
原来的地方志，基本上是统治者了解地方以便更好地实施统治的工具。宋代地方志增添了人物、艺文等内容，突出了地域文化，并具有了更多的功能：一、保存地方文化资料；二、宣传地方，弘扬地方文化；三、教育乡人，培养居民文化和道德修养；四、培养乡土情感，增强地方凝聚力。其整体意义则在于使地域文化色彩更鲜明，各地因而形成更明显的文化单元。
综上所述，儒学的地域化和地方志的定型与发展，既反映了宋代地域文化发展的成就，也说明其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历史作用。地域文化研究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注释：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三一，淳化元年八月甲辰。
②《宋史》卷三一七《钱惟演传》。
③《宋史》卷二九一《宋敏求传》。
④《东京梦华录》卷二《东角楼街巷》。本段参考周宝珠先生《宋代东京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的有关章节。
⑤《都城纪胜》序。
⑥参见拙作《汴京文明对南宋杭州的影响》，《河南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⑦《击壤集》卷一《寄谢三城太守韩子华舍人》。
⑧《说郛》卷二六周叙《洛阳花木记》。
⑨《曲洧旧闻》卷三。
⑩《长编》卷二二一，熙宁四年三月庚寅。
(11)《宋史》卷四二七《邵雍传》。
(12)《容斋四笔》卷五《饶州风俗》。
(13)《水心文集》卷九《汉阳军新修学记》。
(14)《文献通考·舆地四》。
(15)《北山集》卷三四《徐量行状》。
(16)《鹤林玉露》卷三丙编《江西诗文》。
(17)《于湖居士文集》卷一五《送吴教授序》。
(18)《莆阳比事》卷一。
《舆地纪胜》卷一三三《南剑州》。
(19)《舆地纪胜》卷一三四《邵武军》。
(20)《宋史》卷三○五《杨亿传》。
(21)《避暑录话》卷上，参见《萍州可谈》卷一。
(2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系年要录》）卷一一一。
(23)《宋本方舆胜览》卷五三《眉州》。
(24)《方舟集》卷一八《眉州劝农文》。
(25)《宋本方舆胜览》卷六三《普州》。
(26)《宋本方舆胜览》卷六八《蓬州》。
(27)《杨公笔录》。
(28)《齐东野语》卷一三《优语》。
(29)《清异录》卷下《藏锋都尉》。
(30)《石林燕语》卷八。
(31)《梅溪文集》后集卷二六《广州重建学记》。
(32)《宋本方舆胜览》卷三五《韶州》。
(33)《珩璜新论》。
(34)《水心文集》卷九《汉阳军新修学记》。
(35)《宋史》卷四三六《陈亮传》。
(36)《历代名臣奏议》卷一六五。
(37)《历代名臣奏议》卷一六四。
(38)《节孝集》卷三○《上赵殿院书》。
(39)《历代名臣奏议》卷一六九赵汝愚奏，《漫塘集》卷一三《上钱丞相论罢漕试太学补试札子》，《汉滨集》卷一六《福唐解试告谕举子文》。
(40)《苏东坡全集·奏议集》卷二《上皇帝书》。
(41)《宋史》卷二九一《宋敏求传》。
(42)《苏东坡全集·奏议集》卷二《上皇帝书》。
(43)《江湖长翁集》卷二八《寄政府札子》。
(44)《朱子语类》卷一二八。
(45)《长编》卷四三四元祐四年十月甲寅。
(46)《历代名臣奏议》卷一六六孙觉奏。
(47)《宋史》卷二九四《杨安国传》。
(48)《长编》卷二二三熙宁四年五月丙申。
(49)《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六《语误》。
(50)《挥麈后录》卷七。
(51)《河南程氏遗书》卷三。
(52)附传取卷首目录标名者或脱离所附单独成篇者，言“×××等”者，只录一人，等后略去。
(53)《渭南文集》卷三《论选用西北士大夫札子》。
(54)《宋史》卷二六○《崔翰传》。
(55)《知稼翁集》卷下《送郑少齐赴官严州序》。
(56)《演山集》卷一九《送黄教授序》。
(57)《于湖居士集》卷三七《与虞并父书》。
(58)《缘督集》卷一七《送江鹏解元赴省序》。
(59)《涑水记闻》卷三。
(60)《宋史》卷四○三尾论。
(61)《宋史》卷四三六《陈亮传》。
(62)《宋史》卷四三九《文苑》序。
(63)《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八淳熙七年六月。
(64)《朱子语类》卷一二三。
(65)《湘山野录》卷中。
(66)《惜抱轩全集》卷六《复鲁絮非书》。
(67)《江湖长翁集》卷二三《送师文赴春官试序》。
(68)《彭城集》卷三八《著作佐郎周君墓志铭》。
(69)《宋史》卷八八《地理志四》。
(70)《朱子语类》卷一二四。
(71)《勉斋集》卷六《复江西漕杨通老揖》。
(72)《陶山集》卷四《乞添川浙福建江南等路进士解名札子》。
(73)《历代名臣奏议》卷一六五欧阳修奏。
(74)《文献通考·学校考》七。本段参见袁征《宋代教育》，广东高教出版社1991年版第203页。
(75)《长编》卷八四大中祥符八年二月。
(76)《历代名臣奏议》卷一六四富弼奏。
(77)《栾城集》卷二五《伯父墓表》。
(78)《宋史》卷三八一《赵逵传》。
(79)《画墁集》卷六《房州修城碑阴记》。
(80)《李觏集》卷一七《强兵策》。
(81)《鸡肋编》卷中。
(82)《曲洧旧闻》卷一。
(83)《舆地纪胜》卷三五《建昌军》。
(84)《苏魏公集》卷五五《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府李公墓志铭》。
(85)《丹渊集》卷二二《彭州张氏画记》。
(86)《资治通鉴》卷二六六。
(87)《韩魏公集》卷一《定州新建州学记》。
(88)《韩魏公集》卷一《定州厅壁题名记》。
(89)《系年要录》卷一五三，绍兴十五年二月丁亥。
(90)《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七，淳熙六年六月。
(91)《丹渊集》范百禄《文同墓志》。
(92)《古灵集》卷一九《杭州劝学文》。
(93)《勉斋集》卷八《与胡伯量书》。
(94)《跨鳌集》卷一六《三瑞堂记》。
(95)《真文忠公集》卷二《癸酉五月二十二日直前奏事》。
(96)《缘督集》卷一七《送缪帐于解任诣诠改秩序》。
(97)《莆阳比事》卷六。
(98)《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经部总叙》。
(99)《宋元学案·条例》，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页。
(100)《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八《地理类总叙》，《太平寰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