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与苏联解体关系论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冷战论文,关系论文,苏联解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战后国际政治关系的一个突出特征是苏美两国进行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东西方冷战。冷战对抗曾促使苏联发展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同时，冷战又使苏联逐渐衰变，并在冷战的战略收场中最终解体。
那么冷战与苏联衰变、解体有何关系，或者说冷战在苏联衰变解体中起了什么作用，有何影响？探讨这一问题，有助于进一步分析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利于总结经验教训，益于从中得到深刻的启示。
被西方某些学者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1〕的冷战， 是苏美为首的两大集团进行的除直接战争之外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等方面的对抗和争夺。这场对抗是战后在苏美利益冲突的基础上形成的。
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埋葬了德意日法西斯，也使英法等昔日殖民大国一落千丈，而苏美却一跃为世界强国。但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由于苏美对战后世界安排的不同战略构想和两国跨越国界追求各自利益的历史传统，使它们之间的分歧、矛盾日益激化。在双方不断摩擦、斗争中，终于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两大集团的对峙。冷战对抗取代了战时的合作。在激烈的对抗中，为压倒并战胜对方，双方在经济、军事等方面展开了长期的竞赛和争夺。
从经济上看，尽管二战中，苏联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都付出了惊人的代价。但因其有丰富的资源，战后得到大量补偿，以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的某些优势，集中统一使用全国人力物力，使苏联在很短时间内奇迹般地医治了战争的创伤。50年代后，借第三次技术革命的东风，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1950—1975年，苏联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同期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尽管整个国民经济水平仍赶不上美国，但不能不承认此时的苏联已有相当雄厚的经济实力。
经济实力增长的同时，苏联的军事力量有着更大的发展。1949年苏联成功地进行了首次核爆炸，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1953年苏联继美国后一年爆炸了它的第一颗氢弹。1957年苏联发射了洲际弹道导弹和人造卫星，首次在这一技术领域领先于美国。常规武器方面，70年代初苏联取得决定性优势。在战略核力量和战区核能力方面，尼克松认为到1973年美苏大体相等。这样，在你追我赶的冷战对抗竞争中，到70年代初苏联的综合国力上升到世界第二位，苏联发展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
以上说明，冷战在客观上对苏联综合国力的提高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它的消极作用却是更深刻的。冷战中苏联所实行的经济、政治、外交等政策都严重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当它爬上超级大国巅峰的同时，也就开始了其衰变的历程。冷战导致苏联衰变、解体，可从四个主要方面的关系说明。
一、国民经济军事化，经济增长日益缓慢直至崩溃，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宗旨，动摇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
列宁说过：“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增加产品产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2〕否则， 不在经济上赶上和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就会丧失。苏联依靠丰富的自然资源等条件，发挥高度集中的军事化经济政治体制的某些优势，促进了经济在70年代前的增长，从而巩固了十月革命的成果。
然而，这种高度集中的军事化经济结构、体制和方法，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随着二战结束，苏联由战时经济转入和平建设时期，本应及时放弃军事化经济，以便将经济引上比较健康的发展轨道。但因冷战对抗局面的出现，苏联不仅没有放弃军事化经济，反而使军事化经济固定化，并增加了新的内容。尽管进一步加强的军事化经济使苏联在一个时期内依靠人力和资源的消耗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但它却给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发展以深层次的消极影响，最后导致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经济的全面崩溃，造成严重后果。
首先，冷战促使苏联把大量的国民收入投入军事目的，造成巨大的国力资源浪费。一方面在冷战对抗的军备竞赛中，苏美两国都维持了在和平状态下不必拥有的庞大常规部队和武器装备。美国常年保持200 多万人，而苏联武装部队总数则达400多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2%。与此同时，苏大力研制发展核武器和尖端武器，到80年代中期，苏联和美国一样建立了拥有27000枚核弹头的核武库。在海军方面，80 年代苏联海军舰艇总数达2100艘，由一支近海防御型海军发展为远洋进攻型海军。空军和防空军方面，装备飞机、防空截击机达12500架。〔3〕另一方面，苏联为同美国对抗，把其势力范围从欧洲扩大到全球，使它的军队和顾问遍布世界各地，从古巴到埃及，从越南到埃塞俄比亚，无处不有。势力范围的扩大意味着巨大的经费开支，意味着苏联每年必须拿出数百亿美元用于扶植与之友好的政权。如60—70年代，古巴每年需要苏联资助40亿美元，越南10亿美元，埃塞俄比亚10亿美元，东欧国家约100 亿美元。〔4〕
就这样，激烈的军备竞赛和势力范围的争夺，使苏联把大量的国民收入扔进冷战对抗的漩涡之中。据估计，1948—1957年、1958—1964年、1965—80年代的三个阶段中，苏联军费开支分别占国民收入的15%、14—20%、18—22%左右，在70年代的高峰期里，苏联每年大约把1／5至1／4的国民收入用于军事目的。〔5〕
同时，苏联还将最好的原料、设备和强壮和劳动力用于发展军事工业，将大量的优秀科技人员用到军事科研中，西方学者认为苏联80%的科技人员在军事部门工作，而民用部门仅占20%。〔6〕
总之，苏联在冷战对抗中，奉行军备竞赛和扩张势力范围的政策，无疑消耗和浪费了巨大的国力资源，造成70年代后经济发展日益放慢，导致整个经济的最后崩溃和国家的解体。
其次，冷战中进一步发展的军事化经济，造成国民经济结构比例严重失调。长期的冷战对抗，使苏联军备生产规模空前增大，军火生产已成为“国民经济中一个经常固定的组成部分”。由于军火工业与重工业密不可分，因此就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否则，“就不能使国防能力保持在应有的水平上”。〔7〕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 苏联重工业生产一直保持高水平运转，而轻工业，特别是农业严重落后，国民经济结构比例失调日趋严重。如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重、轻、农产值比例大致为6∶2∶2，到1982年则变为6.5∶2∶1.5。这个比例的变化反映了经济结构进一步畸形化。另从工业生产两个部类看，60年代下半期起，苏联社会生产第一部类产量一直保持2／3的水平，而消费资料的生产则只占1／3。工业生产中甲类占4／5，乙类仅占1／5。
经济结构比例严重失调，一方面使苏联国民经济改造和社会生产的进一步增长遇到难以克服的障碍，是国民经济发展放慢，直至停滞崩溃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轻工业、农业落后，消费资料比重过小，直接影响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是引起群众不满、社会动荡的根源。
再次，冷战还导致苏联长期实行自我封闭性的对外经济政策，与世界经济国际化的时代趋势相悖。战后世界经济呈现高度的国际化趋向，各国经济相互联系空前加强，都处于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交织，同时也相互竞争的状态，各国经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融为统一的世界经济整体。同时，世界市场经济出现了一体化的共同趋势。在这种经济形势下，任何社会制度的国家，都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走向国际市场，积极参与世界经济国际化的进程，这是国家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在东西方冷战发生，西方对苏联实行经济封锁和禁运的情况下，斯大林对冷战爆发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提出了“两个对立阵营”和“两个平行世界市场”的错误理论。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不仅没有改变战前逐步形成的对外经济关系的封闭性政策，反而随着冷战对抗的加剧，对西方国家经济关系的封闭性更趋严重。由于固守封闭政策，苏联对外贸易的50%控制在“经互会”的圈子里，而与西方从二战结束到50年代中期，基本上中断了相互间的经济联系。尽管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赫鲁晓夫提出必须“大胆地利用外国经济所能给予我们一切最好的东西”，否则“骑老马跳不过高篱笆”。〔8 〕并向西方发出“让我们贸易”的呼吁。但他执政时期，苏联与西方贸易始终未能超出其对外贸易总额的20%，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最高也只占对外贸易总额的1／4强，谈不上对外开放。这种将经济拒于国际市场之外的闭关锁国政策，与广泛发展的国际经济联系，与世界市场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严重背离，从而失去了多次的发展良机，在与西方的经济竞争中败北。
最后，冷战中苏联长期坚持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使其在高科技竞争中败北。50—60年代，由于苏联经济发展战略和模式符合第三次技术革命中军事技术领先发展的特征，从而把苏联推向超级大国的巅峰，但到70年代初兴起的以微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第四次技术革命中，苏联仍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战略，虽然在70年代至80年代的前几年，它的一些重工业部门，如钢、水泥、石油、机床等产量仍居世界首位，但在电子工业等高科技部门则非常落后。以电子计算机为例，80年代苏联计算机的技术水平比西方国家落后7—10年。 苏联大型和中型计算机总数比美国少9／10，而个人电脑拥有量仅为西方国家的1／1000。如日本一家杂志所说：“在苏联作为科学技术基础的电子计算机技术非常落后”，“苏联着手开发的节约能源和资源的技术比发达国家晚15年之多。”〔9〕
正因为苏联技术落后，使其传统的产业部门得不到高技术的支持，因而造成物耗高浪费严重。1976年苏联每亿度电所消耗标准燃料比日本高46.4%，每吨钢所消耗标准燃料高140.3%，每吨铁高164.6%。〔10〕而这时的西方国家，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将电子信息技术、计算机等广泛应用于生产过程，从而大大节约了资源消耗，促进了生产的增长。如日本1978—1986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6.5%，而同期进口能源却减少了30.6%。
事实说明，苏联经济增长速度之所以在70年代后逐渐放慢，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冷战思维使其固守的旧的产业结构已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在新技术革命中形成的信息经济的产业结构，西方进入高科技时代，苏联仍停留在旧的技术时代，结果在高科技竞争中败北。
总之，冷战影响了苏联经济的持续发展。自70年代后苏联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80年代上半期近乎于停滞状态。1981—1985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逐年递减，分别为5.1%，3.1%，2.2%，1.8%。〔11〕90年代初甚至出现了负增长。生产已发展到了“油干灯草尽”的地步。由此而使苏联人民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和提高，与西方形成了强烈的经济反差。如人均消费，1990年苏联是美国的20%，至于消费结构，饮食所占的比例最为明显。80年代中期，苏联饮食消费占40%，而美国只占10%，日本占15%；1990年人均住房面积，美国为51平方米，日本为30平方米，西德为41.5平方米，苏联为16.3平方米；每千名居民中电话拥有量，美国为759门，日本为533门，西德为598门，英国523门，苏联75门。〔12〕
经济是一切问题的关键。这种悬殊的经济反差，说明冷战时期苏联经济建设严重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宗旨，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威信，它不能不引起人们思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究竟体现在哪里，这就动摇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降低甚至抛弃了对苏维埃政权的信任和支持。从这个方面说，冷战及与美国的军备竞赛加重了苏联的经济负担，破坏了经济的正常运转，以至成为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
二、冷战导致苏联在本土、在东欧严重破坏法制，限制民主自由的极端行为，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名声
冷战中，苏美双方互为敌手，都把对方看成是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因而自觉不自觉地得了“恐美病”或“恐苏病”。因“恐美病”的流行，导致苏联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犯了严重错误。
政治上，苏联领导人唯恐对方派间谍、特务，或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内部寻找代理人，刺探情报，破坏苏东联盟，颠覆苏维埃政权。因此，苏联为防止并打击所谓间谍、特务、代理人在苏联、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内部的破坏，而不断地进行清洗运动。在国内，1949—1950年制造了“列宁格勒案件”，库兹涅佐夫等苏联领导人被秘密逮捕，刑讯逼供后，以“叛国罪”处死。随后三年内，在该事件中有200 多人遭到镇压，2000多领导人被清查撤职。〔13〕1956年又制造了所谓“医生案件”，克里姆林宫15名著名医生被逮捕，诬指他们受英美特务组织指令，妄图通过有害的医疗方法以减少苏维埃国家积极活动家的寿命，案中人被严刑逼供，强迫承认是“帝国主义间谍”。至60—80年代，这种公开的政治迫害已不多见，但对付“内部亲美反苏势力”的手段却更为先进和隐蔽。克格勃等国家安全机关以各种方式任意践踏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通信自由等基本权利。如窃听公民电话的情况成为家常便饭。据安全部门官员透露，窃听电话的目的之一就是了解公民的思想倾向，防止“家内敌人”的破坏。
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苏联的指示下，东欧各国也掀起了一场清洗“帝国主义间谍”、“铁托分子”的运动。1948年7月， 苏联控制的“情报局”将南斯拉夫“革出教门”。1949年6月， 阿尔巴尼亚将中央组织书记科奇·佐治等人以“奉贝尔格莱德命令制定了一个暗杀党和政府领袖的计划”的罪名判处死刑。波兰党从1948年9月至1949 年进行了三次清洗，约1／4党员受牵连。1951年7月哥穆尔卡被捕入狱。1949 年匈牙利以“南斯拉夫间谍”、“阴谋叛国”罪名把拉伊克等9 名党政领导人逮捕，并将拉伊克处以绞刑。随后在党内进行大规模清洗，受审查者达20万人。同年保共党中央书记科斯托夫“以领导一个民族间谍集团”的罪名被处死，同案22人被判刑。1952年捷克斯洛伐克制造了所谓“以鲁·斯兰斯基为首的反国家阴谋中心案”，将捷共中央总书记斯兰斯基等13名高级干部以“帝国主义间谍”、“叛国”等罪名处死，受此案牵连的有数千人被捕。甚至到60年代，为防止“帝国主义通过和平及非和平的方式，从外部或内部破坏社会主义制度，改变欧洲的力量对比。”〔14〕在以强大兵力对捷克斯洛伐克实行占领的情况下，将所谓“堕落成帝国主义爪牙”的“疯子”〔15〕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和克里格尔等捷共领导人绑架到莫斯科。
在思想文化领域，长期以来苏联同样以严刑厉法处理问题。还在冷战酝酿时期的1946年，就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场批判运动。在这场批判运动中，许多知识分子只因为学术观点不同，就被以“卑躬屈膝者”、“世界主义者”等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批判，有关杂志被勒令停刊，不少人被撤职务，开除党籍。冷战战车开动后，更加强了思想控制，对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学术争论都横加干涉，对知识分子和有要求社会改革思想的人都予以严厉镇压。如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苏联的一些城市里，出现了“革命军”、“革命事业斗争协会”一类的青年社团。他们的思想倾向就是反映了不满斯大林体制、要求改革的愿望，属于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但当时都被当作反动社团处理，几乎都以“和平时期反苏鼓动”、“反苏团体”、制造“恐怖”等罪名，判处10至25年徒刑，甚至被判极刑。〔16〕二十大前后，苏联意识形态领域曾一度“解冻”。但很快又加强了防范和控制，迫害知识分子和“反对派”的事件屡见不鲜，甚至到80年代此类事件仍在发生。如1982年，苏联经济学家亚夫林斯基写了一本关于苏联面临经济危机的书，则被视为“反苏、反国家”的毒草加以查封，其本人也被冠以“肺病、癌症患者”之名被“送进了医院”，直到戈氏上台后才“出院”。总之，在整个冷战时期，为了防止西方势力的颠覆和渗透，苏联思想文化领域，不管是学术观点的不同争论，还是反映实际情况要求改革的思想，只要不符合领导人的意志，都通过批判或镇压解决，使社会发展长期陷入万马齐暗的局面。
总之，冷战对抗引起的“恐西方病”，使苏联领导人“提心吊胆”，为防止对方间谍、特务、代理人的破坏，采取了破坏民主法制、限制自由，甚至侵犯人权、草菅人命的极端行为，给人们肉体、心灵都留下了累累伤痕，造成恶劣影响，败坏了社会主义名声。苏联政治上的这种衰落，是联盟解体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三、冷战中，苏联为夺取对美国的战略优势地位，竭尽全力争夺势力范围，不惜以武力干涉别国内政，这种霸权主义行为，使苏联社会主义黯然无光
苏联一贯视东欧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安全屏障。斯大林曾说过，1941年德国经过东欧侵入苏联，“是因为这些国家当时存在着敌视苏联的政府”。〔17〕换言之，“只有意识形态和制度的一致性，才能提供可靠的保障”。〔18〕当冷战战车在1947年刚一起动，苏联就感到建立安全屏障的迫切性。是年，当东欧各国披露了关于苏联当局破获一批试图发动政变的亲西方“反革命集团”的消息后，苏联便从此拉开了向东欧“输出苏式社会主义制度和革命”的序幕。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东欧各国的“苏式共产党政府”便取代了解放时各国建立的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从而使东欧形成了“保卫苏联”的天然屏障。
同时，随着冷战对抗的加剧，东欧成为苏美对抗的前沿阵地。为保证这块阵地，保证苏联与美国对抗的力量，防止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分裂，苏联一方面用“华约”和“经互会”加强对东欧的控制；另一方面不惜用兵镇压东欧“不听话”的力量。1956年以政治讹诈和武力威胁的办法对待波兰事件。同年举兵12个师对匈牙利采取军事行动，以坦克镇压保证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1968年悍然出兵50万侵入捷克斯洛伐克，镇压了“布拉格之春”，强行改换捷领导人，并进行大规模清洗，约1／3的党员被开除，迫使捷重新回到苏联的战略轨道。
苏联为夺取冷战的战略优势，除对东欧严加看管外，自50年代起就加紧对亚非拉的渗透和扩张。最初通过经援和军援对非洲新独立的国家施加影响，诱导它们走“非资本主义道路”，以增强对抗美国的力量。60—70年代末，苏联乘美国实行战略收缩之机，“在国际舞台上展开了积极的‘攻势’”。〔19〕在亚洲，1971年支持印度肢解巴基斯坦。1978年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1979年悍然出兵10万侵略阿富汗，企图操纵阿富汗以打通南下印度洋的通道。在非洲，1975年支持古巴雇佣军入侵安哥拉，企图控制大西洋战略通道。1977年和1978年两次插手扎伊尔，企图控制非洲中部的战略资源。1977年插手“欧加登战争”，借机在红海沿岸获得了阿萨布、马萨瓦等军事基地的使用权。在拉美，通过对古巴的援助和派飞机军舰在加勒比海、墨西哥活动，显示其力量在拉美的存在，并支持萨尔瓦多游击队，图谋颠覆亲美政权。在对华政策上，苏联企图控制中国，把中国纳入它与美国对抗的战略轨道，要中国服从它的利益；当遭到中国拒绝时，便撤走在华专家，断绝援助，并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从经济、政治、军事上对中国施加压力和包围。
以上说明，苏联为取得对美国冷战的战略优势地位，对亚非拉地区进行了全面的渗透和扩张，甚至不惜举兵威胁和侵略。这种干涉别国内政，推行霸权主义的行为不仅使苏联社会主义黯然无光，也为帝国主义攻击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实行和平演变战略提供了炮弹。
四、“新思维”外交误入歧途，冷战战略收缩进程被扭曲，加速了苏联的演变和解体
因冷战影响，苏联长期推行错误的内外政策，从而全面恶化了苏联的国内外环境。戈氏上台时，国内社会矛盾积聚已久，国际上陷入孤立，“老大帝国”日益衰变，此时的苏联已失去了与美国抗衡的能力，不得不进行对外战略政策的调整，以求缓和冷战的紧张局势，谋取进行国内改革所需要的稳定、和平的外部环境和条件。为适应这一需要，戈氏提出了关于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理论的“新思维”。在“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这种“思维”的指导下，纠正了苏联在冷战时期外交上大党大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一些错误，这是值得肯定的。
但“新思维”又使苏联外交误入歧途，为放弃对抗，适应缓和之需，并甩掉东欧这个“包袱”，戈氏“鼓励”东欧离家出走。东欧是苏美冷战对抗的前沿阵地，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苏美在这个地区实现缓和应是第一位的，决不能使苏美关系再“发展到对抗的地步”。〔20〕为实现缓和，苏联要向美国和西方表示自己的“真诚实意”，戈氏一反前几任领导人的对东欧的政策，力促东欧实行“改革”。1987年他遍访东欧，在与东欧各国领导人会晤中“极力地描绘苏联的改革计划和新政治改革方针”。〔21〕但东欧各国领导人对此不抱“热情”。而下了决心的戈尔巴乔夫并不气馁，一方面进行广泛的舆论宣传，1989年10月戈氏访问芬兰时，特意提到东欧，公开宣称“苏联将不妨碍正在东欧发生的变化”。〔22〕苏联外交部发言人格拉西莫夫甚至清楚地阐述了苏联对东欧政策的新内容，核心是东欧可“我行我素”。另一方面，对不情愿“改革”的东欧国家施加压力。1989年10月，戈氏访问东德时警告昂纳克：“最重要的事情是承认并满足人民的需要，否则就太晚了”。〔23〕戈氏还致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领导人，希望尽快实行“改革”。在戈氏的压力下东欧各国领导人进退维谷，束手无策，而反对派则借机展开夺取政权的强大攻势，这样内外因素相互作用，使东欧形势急转直下，1989—1990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例外地“离社会主义大家庭而出走”。东欧剧变适应了苏联结束冷战与美国缓和的需要，但“小兄弟们”改弦易辙、“离家出走”，却给“老大哥”的社会发展以强烈的反弹效应。它增强了西方对苏实行和平演变的信心，鼓舞了苏联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士气，激化了苏联早已积聚的社会矛盾，加速了苏联的演变。
苏联为实现缓和，在扔掉东欧“包袱”的同时，走上了“对苏联国家利益实实在在的背叛”道路，冷战战略收缩进程被严重扭曲。〔24〕苏联领导人为表示实现缓和的“真诚”，外交上步步对西方退让，甚至为乞求西方的援助而处处迎合西方。经济上，保证采取“哈佛计划”，实行广泛私有化，取消同西方的贸易限制，并同意接受西方的监督等。政治上保证实行“民主化”、“多党制”。军事上在削减战略武器谈判和关于限制欧洲常规武器条约谈判中作出重大让步。苏联一个个的保证和妥协，使它一步步倒向西方。
西方则得寸进尺，从1989年布什总统提出“超越遏制”战略开始，便全面地公开地插手苏联内部事务。1991年7月底布什访苏时， 竟毫无顾忌地对苏联的内政外交横加指责。8.19事件中，西方国家对苏联内政的干涉更加露骨。而戈氏对西方插手内部事务的种种指责和活动不仅不认为是对苏联主权利益的侵犯和威胁，相反却认为是对苏联改革的支持，并呼吁西方向苏联这个“伟大国家的变革输氧”。西方国家趁机“帮助”苏联“脱胎换骨”。就这样，昔日这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冷战战略收缩进程中，步步屈服西方，倒向西方，配合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实现了苏联的剧变和解体。
综上所述，冷战促使苏联在战后坚持了军事化经济的模式，并在70年代前取得了相当成功，使它发展为与美国相匹敌的超级大国。但冷战对苏联的消极影响则是更深刻的，是苏联衰变解体的深层原因。不少论著把苏联剧变解体的原因，归结为体制问题，归结为经济没搞好等，但这也与冷战时的外交政策相联系。否则，战后几十年，苏联更换几代领导人，为什么却一直未能放弃传统的体制，又为什么到60年代至70年代初后，苏联经济逐渐相悖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情况下，苏联却一意孤行，仍坚持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而导致经济日益衰落，直至崩溃，其中冷战对抗造成的紧张局势的影响不容忽视。
再说，战后苏联屡屡破坏民主法制和自由的极端行为，虽然一方面是法律不健全的后果，但也不能否认冷战形成的恐惧和怀疑对方的心理的影响。苏联为争夺势力范围，还不惜出钱出枪出兵，大肆干涉别国内政，这固然有大俄罗斯扩张主义的历史影响，但它在东欧、在亚非拉的扩张行为，不也是为夺取对美国冷战的战略优势而采取的措施，即为它的冷战对抗政策服务的吗？
另外，戈氏外交“新思维”也是针对冷战对抗局势，为缓和而提出的外交理论。正是由于在冷战战略收缩的扭曲进程中倒向西方，被西方利用，以致通过和平演变而加速了苏联的解体。一言以蔽之，冷战的影响是苏联衰变解体的重要原因。它使苏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惨痛的教训发人深思。
注释：
〔1 〕约翰·米勒：《静悄悄的灾变：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反思》，〔美〕《外交史》1992年春季刊。转引自白建才：《试论冷战的后果与教训》，《历史教学》1996年第9期。
〔2〕《列宁全集》俄文版，第44卷，第345页，转引自《东欧中亚研究》1993年第1期葛霖生文。
〔3〕国家教委社科司编：《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 经济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2页。
〔4〕〔6〕〔美〕希纳生·艾德尔曼：《苏联的解体》，《国际观察》1994年第2期。
〔5〕江流、徐葵、单天伦主编：《苏联剧变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91页。
〔7〕勃列日涅夫：苏共二十四大报告。
〔8〕赫鲁晓夫：苏共二十二大报告。
〔9〕1988年3月1日《世界周报》。
〔10〕〔苏〕《计划经济》1978年第5期， 转引自《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1期。
〔11〕周尚文等编：《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9页。
〔12〕〔俄〕《自由思想》1993年第13 期， 转引自《世界经济》1996年第9期。
〔13 〕陈启能主编：《苏联大清洗内幕》，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401—402页。
〔14〕姜琦、张月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党际关系史》，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版，第353页。
〔15〕李同成：《布拉格之春揭秘》，1995年10月21日《文汇读书报》。
〔16〕E.IO.祖布科娃：《1945—1964年社会改革》第76页， 转引自《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1期。
〔17〕《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99页。
〔18〕〔联邦德国〕彼得·本德尔：《盘根错节的欧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84页。
〔19〕勃列日涅夫：1975年10月7日在苏联科学院成立25 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
〔20〕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中文版，第273页。
〔21〕Thomas W.Simons:"Eastern Europe in the Postwarworld",New York,1993,P.199.
〔22〕Vera Tolz:"The USSR in 1989.a Record of Events",Westview press,1990,P.576.
〔23〕Vera Tolz:"The USSR in 1989,a Record of Events",Westview press,1990,P.537.
〔24〕1994年8月16日〔俄〕《独立报》， 转引自《俄罗斯研究》199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