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教育的技术革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教育论文,技术革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教育技术的功能结构系统观
教育技术的革命是近、现代各国教育革命的核心内容。教育技术革新的深度和广度从根本上反映着一个时代教育革命的水平。这一结论的获得，是基于一种教育技术的系统观和对教育技术与科学技术间依赖关系的辩证认识。
把教育技术 (Educational Technology)作为一个独立的科学范畴和概念进行专门研究始于本世纪60年代初的美国，之后随着微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特别是电化教学活动的发展而受到各国的重视扩展开来。我国则从80年代开始，以电化教学技术为重点进行这一领域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理论和物化形态的成果。通观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关于“教育技术”内涵的界定大致分为两派：
一是要素说。最富代表性的是美籍教育技术专家罗伯特·海因涅奇和詹姆斯·勒塞尔的“三P” (Technology as products、process and planning)结构论，即首先把教育技术看作是教育活动的工具和手段，包括声像设备、光学设备、计算机设备、各种实验仪器等教学过程中各种硬件和软件的技术性产物；其次是把教育技术看作是运用科学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教学任务的过程，包括视听说教学、媒体教学、演示教学、计算机辅助教学等等；第三，把它看作是对教学全过程进行设计、实施和评估时媒体因素（硬、软件技术），人的因素（教师、教学辅助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学生等）及人际、人机之间的交互关系等构成的系统。与这种观点相近的是东南欧洲教育技术研究与开发组织(CODIESEE)提出的结论：教育技术在广义上是指与教学过程的目标和课程内容相关的所有方法(Methods)、技巧(Technique)和材料(Materials)的总和。
二是工具说。持这种观点的论者认为，教育技术在本质上是为达到既定的教育目标、优化教学过程而使用的手段和工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经提出：“从新的和更加广泛的意义上讲，‘教育技术’是对教与学的全过程进行构思、实施和评估的系统方式，既包括技术的资源，又包括人的资源以及人机之间的交互关系，并以此来实现更有效的教育。在这种情况下，教育技术是采用系统分析作为一种研究工作的。”[1]
在教育技术的本质问题上，笔者持一种功能结构系统观，认为教育技术作为科学技术的一个特殊分支，它既要反映人类技术所共有的一般规定性，又要体现科学和技术应用于教育所产生和固化的特质。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技术的本质应是人类为实现一定的教育目的而创造和运用的各种活动方式、能力和资源条件的总和。
从物化要素上看，教育技术呈现为三相结构：
一是经验形态的技术要素。它主要是指教育经验、技能等最基本的主观性技术要素。经验是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对教育方式、教学方法等直觉体验的积累和综合。技能则是以技术知识、教学工具和经验为基础，在教学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主体活动能力，包括教学技巧、工艺、诀窍和方法等。
二是实体形态的技术要素。它是指以教学工具为主要标志的客观性技术要素，包括以技术手段为载体的“活技术”和其物化后的技术成果或技术对象为象征的“死技术”。
三是知识形态的技术要素。它是指以技术知识为象征的主体化技术要素，是人类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所掌握的技术经验的理论化及对象性知识资源。
从功能结构上看，教育技术主要表现为相互联系的五大分支：
1.教育模式。主要包括教育体制、教学组织形式和运作规则等主观形态的技术。它体现了知识积累、社会文化传递的渐进性，不同科学领域知识的有限发散规律和集群式教学的基本规律。是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实现既定教育目标的最基本、最有全局意义的方面。
2.教育传播技术。这是教育活动的核心环节，它既包括远距离大范围的声像图文信息传播技术，也包括面对面的课堂形体、语言传播技术；既包括以教学演示、实验、信息传播为目的的工具技术，也包括教学方法、工艺、过程、技巧等智能技术。目前教育技术在理论和实践上所获得的进步大量地表现为这一领域的成果。
3.教育资源利用技术。主要包括教育信息整合与资源利用两个方面。信息整合技术所解决的是科学知识的存储、分拣，如何把人类知识的精华和最重要的科技成果转化为教育内容，如何将教育信息进行科学的裁剪组合，便于人际传播、人机对话，提高接受效率等问题。资源利用技术所谋求的则是人力、智力、信息资料、工具、设施、资金、环境的充分利用和效益最大化。
4.教育研究技术。包括对教育对象思维、认知、心理活动的实证研究手段，对教学过程中教学法的实证研究技术与手段，对教学过程非数量因素量化研究的模拟手段，人机对话水平，对宏观教育事业与微观教学过程中不同问题进行各种理论研究的方法和手段。研究技术的创新、应用是新的教学成果诞生和教育进步的先导。
5.教育评估监控技术。这是教育活动的制动环节，借以对科学技术向教育、教学过程的有效转化率，教学内容的接受率，社区学生智能增长水平，教育机构、学校的教学、科研水平，教育质量与人才素质内在的函变关系，教育增长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等问题实施评估、调节和控制。目前各国反映办学水平的评估指标体系相对成熟，而其他侧面的评估、调控技术则相对滞后。
上述诸功能结构要素所构成的教育技术体系，既是人类教育发展水平的基本标志，也是教育科学自身发展的内核和动力。从教育技术发展的历史来看，教育需求增长与阻障因素之间的矛盾运动和相关领域科学技术进步的助推作用，构成了教育技术进步的双重动因。尤其是科学技术进步对教育技术的催化带动作用更为明显：它一方面为教育技术的诞生提供物质前提和作用对象，同时也为教育技术的发展提供工具和桥梁，正如没有造纸和印刷术的发明便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教科书，没有电力和微电子技术的应用便没有电化教学一样。然而，教育技术之于科学技术并不是单向受动的从属关系，而是一种共轭协变的联动关系，教育技术（尤其是物化技术）既是科学技术传播的中介，又是科学技术进步的制约力量，教育技术的进步会反过来推动和加速新的科学技术的诞生。这一点从大科学领域业已发生的四次技术革命与教育领域发生的三次技术革命间的历史关照中便可获得证明。
二、教育技术革命的标志
教育技术的渐进式发展构成了人类教育进步的主旋律。然而真正给人类文明带来生机和活力的还是教育技术的间断、突发式革命。从教育史上已发生的三次教育技术革命，即以学校的产生为标志的教育模式革命、以文字的使用为标志的传播方式革命和以印刷术的发明应用为肇始，以电化教学为标志的媒体技术革命来看，教育技术革命的标志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技术主导因素转移。处在任何水平上的教育方式总是以不同的相应技术群作支撑，而在这一个参差不齐的技术群中又总是客观地存在着一种或几种主导技术——它作为人类智能在这一时代条件下的结晶，为其它教育技术的产生、运用和发展提供工具、方法、对象和材料上的支持，对本时代教育发展的总体水平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在科学张力和社会张力的助推下，各种技术因素相互之间的作用强度和统约力发生变化，当量变与位移的程度达到某一临界点时，便会产生主导技术的跃迁与置换，进而引起教育技术的整体性变革。在文字产生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主要通过口讲、面部表情、手势动作以及展示实物等方法进行教育活动。以雄辩术、演说术为表征的语言技术一直是当时最主要的教育技术。但是当人们需要把教育内容中的知识、经验、思想信息长期保存、随时再现或大范围同步传播时，语言技术的局限性凸现出来，文字技术便应运而生，并逐步上升为教育活动中的主导技术。特别是印刷技术的发明与应用，使文字传播技术产生了革命性飞跃，并引发了以文载信息的传播、接受为作用对象的教育技术群。以照像、幻灯、电影、电视为工具的媒体技术，则把信息大范围传播的文字符号载体扩展为图文声像符号，使信息传输更加直观、生动，把教育技术的研究和发展带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二是工具技术的相变。教育技术的发展水平集中体现为教育工具技术的智能化、现代化程度。教育技术的进步既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逐步提高的渐进过程，也是一个由经验、知识形态技术向实体形态技术转化，由简单技术向复杂技术跃进的过程。从教育者直接作用于教育对象，到借助于简单工具作用于对象，再到运用复杂工具与对象作用，实质上经历着一次次的技术相变，而作为物化技术的工具，其自然形态的相变，往往预示和标志着教育技术的一场深刻的革命。传播技术从印刷媒体向电子媒体的转变是这样，研究技术从理论演绎向仿真试验的转变也是如此。
三是引起教育活动方式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根本性变革和飞跃，教育效果获得整体性优化。教育技术的任何一次革命，必然同时产生两种社会效应：其一，是随着主导技术的转移和相变，引起教育模式、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的巨大变化，这一变化不是某一局部、社区或教育侧面、教学环节的改良和简化，而是整个教育方式富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变革；其二，是随着教育过程、传播媒体等方式技术与工具技术的巨大进步，使人力、物力、财力、知识信息等各种教育资源获得显著节约和优化，教育信息传播活动更加便捷，教学效率和质量显著提高。正是技术革命所产生的整体效应，使得人类教育活动、知识积累与智能水平呈现出渐进与突变交织，波浪式发展的规律。
与传统教育相比较，现代教育的技术革命除了具有历次教育技术革命的一般特征之外，还具有新生主导技术科学化、集约化的特点。由于科学对技术具有孵化作用，因而往往是科学革命走在技术革命的前面，成为技术革命的先导。随着基础技术的不断成熟，现代教育技术发展中的科学成份越来越高，而经验性技艺因素越来越少；技术门类的扩展、细化以及不同技术领域、不同技术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导致新生主导技术以群体技术和集约化技术的形态出现，并引起教育方式、传播方式、学习方式及其它教育活动的同时态变化。
三、教育技术革命的实现机制
当我们把教育技术革命与科学革命、自然技术革命的历程联系起来进行比较研究时，至少对于教育技术革命的自然机制和社会机制可以获得如下最基本的认识。
首先，基础技术的不断积累是教育技术革命孕育的物质条件。这里所说的基础技术，不仅包括业已产生、并且获得大范围应用的完整意义上的教育技术（无论是教学工具、材料、传播媒体、教育设施等物质技术，还是教学经验、方法、教育模式等智能技术），而且也包括其他领域一切直接或间接、现实与可能服务于教育方式进行的相关技术。值得强调的是，教育的本质规定了它不是物质技术的直接生产部门，因而教育技术（即使是其中的工具性物化技术）不是其他物质技术的技术先导；相反，工具性物化教育技术在本质意义上是其他科学领域的物质技术向教育领域的转移和应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技术革命的孕育必须以相关科学领域的技术进步、积累为前提。另一方面，相关科学领域技术进步的先导作用并不能抹杀教育领域技术积累对自身革命的基础作用，因为离开了必要的教育技术准备，其他领域的新生技术就因缺乏中介和载体无法向教育领域辐射，也就失去了其对教育进步的价值；同时，教育技术本身若没有充分积累的量变过程，也不会出现质变的飞跃。
教育需求增长与传播方式局限性之间的矛盾体现了教育技术革命的诱导机制。人类掌握的知识越多、对已知世界越是接近，就越是充满探索未知世界的兴趣。人们总是谋求以更少的时间、体力、物力支出获取更多、更新、更有价值的知识，以提高自身发展和认识、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而这一切又无不受制于教育传播方式的现实水平；教育需求的多方位增长与传播方式中各种技术障碍所形成的尖锐矛盾，迫使人们通过各种努力寻求技术的突破与革命。
相关科学领域关键技术的突破是教育技术革命的动力机制。基础技术的积累、教育需求增长与传播障碍之间的矛盾运动使教育技术处于一种伺服状态，然而还不能实现大规模的技术革命。因为教育技术革命同其他科学技术革命一样，都是由于重大科学发现或者技术发明所引起的技术质变过程，这种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需要突发式强力的驱动或引爆——即关键性技术突破所产生的强大辐射力。当然，也并非所有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都会引发教育技术的革命，只有当某一学科或领域关键技术的突破与目前教育传播方式的主要技术障碍发生契合，并为现有技术载体所接纳和吸收时，才有可能使跨领域的技术成果转化为教育技术的突破，引发教育技术的相变与革命。
国家与地区的竞争性开发推广活动反映了教育技术革命实现的社会机制。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反常现象值得我们深思：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造纸和印刷术被公认为是世界教育技术发展史上的标志性关键技术，然而为什么这两项由我国首先发明出来的带头技术都没有首先在我国教育上得到大范围的推广应用，却远涉重洋到西方开花结果，在西方首先引起从新教开始的教育革命呢？李约瑟博士在分析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原因时认为，这是由于中国的技术母体缺少对这些技术发明的需求，因而影响了技术实现的速度。[2]在我看来，除了基础技术积累不足之外，当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社会桎梏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任何一次教育技术革命的实现必然同时经历双重的区位选择：一是技术区位选择，它决定着带头技术究竟在教育领域的哪一个侧面、哪一种技术载体上实现转化与扩散；二是社会区位选择，它决定着带头技术究竟在多大范围、究竟首先在哪一个国家或地区引起革命性反应和产生效益。前者属于技术转移与实现过程中的自然选择，后者则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技术措施、政策手段方面的主动性选择。尤其是在现代社会，技术准备与转移的速度加快，国家与地区之间的技术落差逐渐缩小，各国政府都把教育和科技作为优先发展的战略重点来抓。在这种激烈的竞争中，哪一个国家率先采取主动性措施，哪一个国家就有可能率先迎来新的教育技术革命，率先享用技术革命带来的巨大成果。
四、第四次教育技术革命的发轫点及其国际跟踪问题
以微电子与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群体技术为标志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明确昭示：21世纪将会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第四次大规模的教育技术革命，目前我们正处在一场新的教育技术革命的前夜。
只要对本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进程和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教育改革的成就进行综合考察，就不会觉得这一预测和判断是无稽之谈。从技术准备的角度看，这场正在孕育中的教育技术革命最有可能在两大技术领域获得突破，即传播领域的多媒体整合技术与接受领域的人脑活动全息仿真技术。
多媒体整合(Multimedia Integration)技术就是融电话、传真、电脑、电视、录音、录像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借助于以宽带综合业务数字网(B-ISDN)为主要构架的光纤信息网络，把全国乃至世界范围的学校、图书馆、家庭、企业、研究所、电脑数据库、实验室、会议厅等多种信息源和接收终端连结起来，将音频、视频、图像、文字等各种信息进行高速度、大容量、高精度、交互式的同步或异步传递，形成大规模的“信息高速公路”(Information Superhighway)。
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对于教育技术的进步将会产生多方面的积极影响。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远距离教学的传播范围、信息质量、传播速度会显著提高。由于多媒体技术的交互性、图形显示及音频功能，使各种教育信息的表达形式呈现多样化，可以用图表、文字、影像、声音等多种递质显示同一种信息，这就创造了一种生动活泼的学习环境，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接受效果。传统意义上“教科书”的概念将同时被更新。传播方式的进步促进了教育时空的多向组合，学校可以利用多媒体系统开展不同专业、不同层次、不同模式的教育活动，既可以集中讲解演示，也可以自由、分散地查询答疑；易于实现教学内容与考核体系的标准化；学前教育、初等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的科学衔接，使“终身教育”赋予完整的意义。由于家庭处于信息终端，人们坐在家里便可参加学习，这就使家庭在教育系统中的地位显著改变。学校、家庭、社会教育一体化的实现，最终会解决多数社会成员受社区自然条件和其他社会条件限制而不能接受全方位素质教育的问题。各地通讯网络、多媒体处理器、数据库所形成的信息伺服系统，使各个国家、部门、学校、图书馆、企业、研究机构甚至个人所拥有的科技成果和信息资料成为“公有教学资料”而共享，用户可以迅速、方便地检索、提取，用于教学和科研活动，提高了信息的利用率和新成果的诞生率。总之，传播方式由单媒体技术向多媒体技术的转换，将会引起整个教育方式的巨大变革，使人流、物流、信息流等教育资源获得空前的节约与优化。
脑思维机理解谜及其过程全息仿真可能成为这次教育技术革命的第二个发轫点。人脑是一个进行内外界“物质能量信息”三位一体交换行为的高级生命器官，拥有1000多亿神经元和几百种化学递质，每个神经元可发出成千上万个突棘与其它神经元相联系，并且每个细胞膜都可形成对几十种频率的生物电与突触量子化学反应模式的信息处理能力。目前大脑功能皮质定位与神经反射活动的理论已相对成熟，但学习记忆活动的具体生物学机理尚不清楚，目前集成度最高的神经网络计算机也只有1000多个与人的大脑细胞接近的硅神经元。但是随着脑科学以及神经生物学、放射生物学、细胞工程、神经网络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人们终将能够打开思维活动的潘多拉魔盒，引起学习方式的革命。如果说媒体技术革命带来的将是人类体力的解放的话，那么脑思维解谜及其过程全息仿真的实现所带来的将是人类智力的解放，是一场更富有意义的革命。
今年3月在布鲁塞尔举行的西方七大工业国“信息社会”部长级会议，标志着继美、日之后欧盟也开始为构建“全球信息社会”而协调立场和进行技术准备，一场世界范围的信息技术争夺战已经拉开帷幕。这场技术争夺战的结果无疑会加速第四次教育技术革命的到来。面对这种挑战，我国必须作出自己主动性的反应与选择。
首先，应该把技术进步当作今后教育改革的基础环节来抓。我国从80年代中期便开始了从体制改革入手的教育改革。10年教育体制改革的实践在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优化物流、分解人流、降低财流等方面取得了较大成效，但对教育质量提高的促进作用不够明显。体制优化和技术进步是提高教育水平与教学质量的两个轮子。体制优化促进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导致教育质量的提高。但从本质上讲，体制改革的直接目标是放活学校，是为教育的发展改善外部条件和优化内部环境，它所带来的直接结果是教育外延的扩大与繁荣。若没有技术进步作支撑，教育水平尤其是质量的提高仅靠体制改革是难以实现的。因此，今后在继续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把教育改革的注意力转移到提高教育的技术构成与教学质量上面来，使我国教育的整体水平赶上世界潮流。这是一个值得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高度重视的重大问题。
其次，要加强基础科学、高新技术与教育技术的并行研究，为相关技术向教育领域的转移与扩散准备条件。基础研究应按照“有所赶、有所不赶”的原则，选择具有一定优势、对教育和社会发展有重大带动作用的世界性重点课题进行攻关。高新技术领域应把多媒体处理系统与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作为近、中期重点研究发展目标，力争在某些关键技术上率先获得突破。高等学校既是我国基础研究与高新技术开发的重要基地，也是教育技术革命的中心。因此，必须充分发挥高等学校在人才、智力、技术、信息和设备等多方面的优势，在基础科学与教育技术嫁接、关键技术向教育领域扩散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当前要尽快着手就现代化载体教材建设、图书资料载体转换、信息递质分解与综合、科学现象模拟、人机对话指令简化与移频等物化技术升级进行开发研究，为传播方式革命准备条件。
第三，坚持“三个面向”，制定和实施“21世纪教育网络工程”。目前我国的“三金工程”进展迅速，教育信息网络的建设相对滞后。因而要尽快以首都为中心，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为中继站，逐步在全国各地区、各级各类学校、图书馆、科研院所之间建立起统一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向多媒体网络过渡，并积极审慎地与国际“英特网”(Internet)接轨，加强国际之间信息、技术的交流与合作。作为科学技术中心的高等学校更应该走在前面，积极创造条件提前进入信息高速公路。为了培养教育技术的生长点、加速技术社区扩散，应结合“211工程”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广州、西安等教育机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相对集中的科技文化中心城市兴办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教育科学园区(ESP)，国家赋予特殊的优惠政策，鼓励他们在基础研究、教育技术开发、教学改革等方面发挥带头作用。
同时，必须尽快加强教育科研队伍与研究基地的建设。目前我国教育科研力量存在的突出问题是队伍数量不足，国家级研究机构设置规格偏低、研究条件落后；地方教委直属研究机构与高等学校的教育研究机构都偏于教育管理与教学法等方面的研究，科研选题低水平重复的现象严重，物化教育技术的硬课题研究几乎是空白。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教育技术的进步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因此，必须扭转教育科研一条腿走路的局面，强化队伍建设和物质技术研究。建议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和中国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为基础成立中国教育科学院，投资建设教育技术研究试验中心。在保持和发展其现有优势的前提下，在一些基础较好的省级教科院所和重点高校内建立由中国教育科学院与地方主管部门双重领导的不同学科领域的教育技术研究实验机构。力争到21世纪初初步形成一个具有一定实力、功能齐全、辐射力强的教育技术开发推广体系，成为推动我国教育技术进步的中坚力量。
注释：
[1]引自《EMT》杂志1986年9月号。
[2]参见《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