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语源于指示词的定语标记——兼论数词“一”的来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壮语论文,数词论文,定语论文,标记论文,指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壮语方言本族语数词“一”,一方面形式多样,另一方面前面可出现一些修饰语,包括数量成分,似乎又不能解释为“一”:
除了G、H、I,前面都有修饰语,导致“一”很难解读为“一”:A、B有确数;C、D有概数;E出现在分类词前的是“约一”,也表概数;F是两个关系小句,很难解读为“一”。面对无法解读为“一”的情况,文献或称“用在数量词组之后,表示停顿”(《壮英汉词典》,第624页),或称“定语后置格式作煞尾之用,相当于汉语定语后置格式中的‘者’字”(覃晓航2006:521),或称为“表示‘一’的语气词”(梁敏2003),或更含混地标注为“语气词”(张均如等1999:875、891、892;郑贻青1996:278)。
2.固有词“一”另有特殊之处:一,不能数数和计算,表非强调数的“一”,未能列入数词清单(梁敏、张均如2004、②王均等1984、李方桂2011:205);二,带“一”的枚举结构不能跟指示词共现(韦庆稳1985:76;王均等1984:86;张元生、覃晓航1993:48;梁敏、张均如1996:855;韦景云等2011:110)。三,不出现于数词的位置。世界语言数词、分类词、名词的排列,有6种语序:i.NU-CL-N;ii.N-NU-CL;iii.CL-NU-N;iv.N-CL-NU;v.CL-N-NU;vi.NU-N-CL。数词与分类词不隔开是共性,语序v、vi是有标记的。普遍认为,壮语CL-N-“一”采用语序v是例外(Conklin 1981:117;覃晓航1988;Aikhenvald 2000:5)。
以往的文献未能回答:(1)数词“一”为什么有如此多语源上不相关的形式?(2)“一”为什么如此特殊?
1.各方言中的指示词如,东兰:近指这、中指这、远指那(2A);崇左:近指这、中指那、远指那(2B);大新:这那(2C)。例如:
2.N+M+D结构,其中的指示词D依赖修饰语M才能确立所指,被称为determinativers(Diessel 1999:108、135)或助指(陈玉洁2010:246—249)。助指是指示词比较虚化的一种功能,被看作语法化的早期阶段(Diessel 1999:10,陈玉洁2010:248)。结合Diessel(1999:118)关于指示词语法化的标准,壮语N+M+D的D有语法化的情况。例如:
本文判断D语法化的标准有:①N+M+D表非定指,③如(3A、C、D、F);②D之前还有个指示词,如(3B、E);③语音弱化,东兰第1调423,第6调22,各种调形中最省力最自然的起点是五度制中的2(潘悟云2002:304),(3B)的是的弱化。
韦景云等(2011:93、95、97、107)、覃海恋(2009:15、17、20、88)都指出:武鸣指示词那是基本形式,是那的音变。陈芳(2010:101)认为巴马的由声母弱化脱落而来。武鸣、巴马的就有语法化,下例(4A、B、D)的N+M+D表非定指,(4C)的D之前还有个指示词。
3.壮语的N+V是个歧义结构,既可理解为小句性的主谓结构SP,又可理解为以N为核心、以V为修饰语的NP。例如:
其实,壮语N+A甚至N+N都有歧义的可能,如:④
一般理解为名词化结构,即“年轻的人、老的人”; 一般理解为名词性的CL+N即“个老师、个医生”。但(6)可理解为主谓结构,(6A)做主语,形容词做谓语,(6B)做主语和做谓语,是两个无系词判断句。
N+V、N+A和N+N,后一成分有谓语或定语的歧解,加了指示词变成N+V+D、N+A+D和N+N+D后,则只有定语一解,结构末端的D用来明确其NP的身份(韦星朗、覃晓航1989;梁敏、张均如1996:866;韦景云等2011:107、292)。二.2中语法化的指示词,功能是:加在带后置修饰语的NP后,标明核心后成分为定语,以区别于谓语,是一种定语标记。其作用堪比汉语的“的”。
怕的是刚才死里逃生的场景,喜的是从岩洞逃出来还有条命。(梁敢2010:188)
(7A)里相对应,与汉借词的功能相同;汉语“他明天会去的”,句末用源自定语标记的“的”来表肯定语气(刘丹青2008:481),(7B、C)与汉语“的”功能相当。
壮语名词修饰语置于核心之后。覃晓航(1988:125)指出:马山县那昌屯七十岁左右的人保留着数量修饰语后置,四十岁以下前置,五六十岁的二者兼而有之,说明数量修饰语原来也居后。(3C)的反映的是:修饰语前移之后,其标记还残留在原位。
4.Diessel(1999:132)指出:人类语言指示形容词的语法化目标之一是后置关系从句或后置定语的边界标记(Boundary markers of postnominal relative clauses/attributes)。唐正大(2006)指出:SVO语言用指示词的有无和位置来区分主句和关系从句结构,应该不是偶然现象。壮语指示词语法化为后置定语标记,与人类语言共性相符。
1.壮语所谓的“一”在形式和功能上都与指示词有关联。一方面,语音上有源流关系。
另一方面,所谓“一”有不少指示词语法化之前或之后的用法。例如:
梁敏(1986:21—22)谈到:北部壮语、龙州话和傣语的发展成数词时,其指示词的作用仍然部分地保留下来。Richard Noss(1964:103、109)划分泰语的词类时,把枚举结构或向心结构最外围的看作指示词。本文以实例证实了二位的想法。
2.“数词‘一’<指示词”发生在CL+N+D的结构里。关于CL+N,第一,CL+N是以CL为核心、以N为修饰语的NP(袁家骅1979;韦庆稳1982/1985:175;刘丹青2008:345;薄文泽2003:12)。第二,CL+N含有“一”(韦庆稳1985:33;张元生、覃晓航1993:54;张元生1979;广西区民语委1989:109)。关于CL+N+D,D未语法化时如表定指。语法化后,就是一个后置定语标记,没有指示功能,其指称功能会漂移,CL+N+D表非定指。当CL+N+D表类指或无指名词时,CL+N中“一”的含义还保留着。例如:
例(11)本身就是“一个有钱的人”,说找,故是不定指的,是不定指标记,相当于不定冠词。不定冠词的语义是“一个”,CL+N中的“一”容易被不定冠词中的“一”吞掉,CL+N的“一”就转移到D上了。
3.“数词‘一’<指示词”的语法化路径如下:i.CL+N+D为定指NP,D有指示功能,CL+N含有“一”;ii.CL+N+D为非定指NP,D为后置定语标记,有两种情况:a.CL+N+D为无指或类指NP,D为无指或类指标记,CL+N含有“一”;b.CL+N+D为不定指NP,D为不定指标记,CL+N的“一”被D吞没;iii.CL+N+D数词“一”。
判断iii的操作性测试有四个:①是否遗留指示词的功能?②能否数数?③能否出现“CL+N+一+D”?文献论及指示词与“一”不能共现,因为其中的“一”保留指示词功能。④能否出现在主流数词的位置上,即三-条-路和路-三-条中“三”的位置。
各方言的D在这四项指标上分布如下表:
四项指标都符合的,应该是前面两个0,后面三个+。甲、乙、丙三类,越往下数词的功能越强。甲类,就是文献所说的“非强调数的‘一’”,在方言中是大量的,正如王均等(1984:67)称“各地一般都有类似he1的数词”。乙类,就是文献称的南、北壮语的数词“一”,其不定指标记的功能强于数词功能。丙类只有靖西,(12)说明在郑贻青的语感中,靖西的是稍地道些的数词,勉强算阶段iii。
4.泰语数词“一”,有N-CL-(狗-只-一)和N--CL(狗-一-只)两种语序,前者相当于英语adog,后者相当于one dog(M.Haas 1942:204;R.Noss 1964:103,109)。泰语早期文献如13世纪Ramakamheng铭文中在NP最末端,而现代泰语的常见格式是N-NU-CL(狗-两-只),故最初只能在后,为了跟其他数词保持一致而移到前面(李方桂2011:205)。泰语的阶段iib是N-CL-(狗-只-一),不能跟指示词同现,dek khon nung nii(孩子-个-一-这)不合语法;阶段iii是N--CL,可跟指示词共现(Simpson 2005:828)。
5.李方桂(2005:143)记录龙州壮语的如下句子:
(13A)的是交替的结构,后者的动量词分离。分离结构在别的方言也有。例如:
你读一遍,我读一遍。
(13)(14)是“次、下、遍”义动量词。动量词和名量词本质上是相通的,动词带动量词变为有界动作,名词带名量词变成有界事物,有界事物和有界动作采用的是相通的语言形式(沈家煊1995)。壮语无论名量词还是动量词本身都带有“一”(张元生、覃晓航1993:54),壮语名量词可以做核心,动量词也可以做核心。例如:
CL+N是以CL为核心、以N为修饰语的结构,那么+V也是以为核心,以V为修饰成分的结构。(13B)(14)中的动量词是核心且本身有“一”,动词实际上是后置修饰语处在结构最外围,看似与动量词分离,其实起到的作用不是“一”,而是后置定语的标记。分离结构在壮语里正在衰微,有被(13A)不分离结构替代的趋势。但如果带上名词宾语,分离结构则在各方言都比较顽强。例如:
说明“一”仍强烈地保留着不定指标记的用法,不是地道的数词。如果数词是“二”以上,通常会采用汉语的语序,虽然语序改变了,其后置定语的标记往往还残留:
1.本文阐述“一”来源的路径是:指示词>后置定语标记>不定标记>数词“一”。
2.壮语所谓的本族词“一”,主要功能是个源于指示词的不定标记。由于指示词多样,故“一”也形式多样;由于残留指示词的功能,“一”还在NP结构的最末端,且CL+N+“一”不能与指示词共现;由于不是地道的数词,故不参与主流数词的位置与演变,CL+N+“一”的语序也不是NU、CL分离,并未构成人类语言NU、CL、N语序共性的例外。
①武鸣的声母很模糊,《民族语文》1987年第2期上发表的“壮语会话材料”就记为。
②梁敏、张均如(2004)的清单分为可数数的清单和不可数数的清单,在不可数数的清单中。
③有关指称的术语争议比较大,本文采用刘丹青(2008:353)的观点。
④分类词来自名词,本质是名词性的,所以(6)+A或+N就是N+A、N+N结构。
⑤韦景云等(2011:78)称“言语中的‘一’往往被所取代,语义功能不变”。
⑥这一句的本身是一个天然单位。郑贻青(1996:255)记的壮语“这一位同志”,是CL+N+一+D,与韦庆稳(1985:76)、王均等(1984:86)、张元生、覃晓航(1993:48)、梁敏、张均如(1996:855)、韦景云等(2011:110)都不同,疑作者以自己的语感来描写标准壮语。另外,同为靖西壮语,吕嵩崧不能接受“这一天、这一个人”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