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楚文化发展链中看《文子》对屈原思想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屈原论文,文化发展论文,思想论文,链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I2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 5281（1999）04－0069－05
一、作为上源文化的《文子》对屈原思想发生作用的可能性
《文子》又名《通玄真经》，对其真伪，历来辨说者甚众。自唐代柳宗元著《辨〈文子〉》启迪于前，至近人张心澄总结于后，学者的意见大致可分三种：其一真书说，杜道坚、叶大庆、孙星衍、王念孙等主之；二是伪托说，洪迈、晁公武、陈振孙、黄震、钱熙祚、梁启超、黄云眉、张心澄等主之；三是驳书说，柳宗元、高似孙、宋濂、胡应麟、姚际恒等主之。建国以来各种哲学著作，思想史、文学史著作，多以《文子》为伪书，故少有问津者。自1973年河北定县汉墓《文子》竹简出土以来，尤其是1981年《文物》报道了《文子》出土及简文情况以后，《文子》得到学界关注，关于其真伪的辨说再度掀起高潮。首先是艾力农先生发表《文子·其书》一文，“呼吁为文子在先秦诸子中立下户头”（注：艾力农：《文子其书》，《光明日报》1982年5月22日。）。唐兰先生也指出：“文子成书于《淮南子》之前，也应是先秦古籍之一。”（注：唐兰：《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考古学报》1995年第1期。）然而，吴光先生却提出异议， 认为《文子》是伪书，当作于汉初（注：吴光：《〈文子〉新考》，《河北师院学报》1984年第2期。）。
王三峡先生对《文子》韵读所显示的方言及时代特点进行研究，指出：“由于《文子》大量用韵，使我们有可能通过其韵读发现一些其他方式及材料所发现不了的东西”；“语音是发展变化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音特点，一个方言区有一个方言区的语音特点。……《文子》一书，尽管伪纂的部分还说不清，但是，根据它的韵文，则基本肯定，《文子》的语音当属战国中后期的楚方言”。（注：王三峡：《〈文子〉韵读所显示的时代方言特色》，《荆州师专学报》1993年第1期。）《诗经》音侯、鱼两部分立，而西汉音侯、鱼两部合为一部；《诗经》音质、物两部分立，而西汉音质、物合为一部。罗常培、周祖谟在合著的《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中指出：“阳声韵阳部协东部，耕部协真部特别多……这两种现象，从战国以后多起来。《老子》中阳东相押的较多，《庄子》、《楚辞》中耕真相押的较多。这都说明了阳东相押、耕真相押这两种现象是楚方言的特点。”《淮南子》、《新语》等书中的押韵情况均可说明楚方言阳东相押、耕真相押的特点。王三峡先生正是在大量分析了《文子》用韵情况之后说：“从《文子》的用韵看来，《文子》更接近《诗经》音，而不同于西汉音，《文子》应当是一部先秦古籍。”认为：“《文子》的语音当属战国中后期的楚方言。”（注：王三峡：《〈文子〉韵读所显示的时代方言特色》，《荆州师专学报》1993年第1期。）笔者研读先秦古籍，于此却有同识， 同意王先生《文子》是楚方言写成的古籍的论点。但王先生对《文子》何以是战国中后期的作品，却未作具体论证。只说：“在战国中后期，侯鱼相押已是较常见的现象。”对于王先生《文子》一书的断代，我不得不提出疑义。因为，王先生文中说：“分析《文子》的韵读，可以看到，它所表现的韵部是很整齐的。根据王力的古韵分部，除觉部无韵外，其余29部均有韵例，基本和《诗经》韵相同。”这是事实，又说：“《文子》中侯、鱼分用是主流，侯、鱼两部尚未合为一部。从这一点说，《文子》的语音基本和《诗经》音相同，而不同于西汉音。”这也是事实。但椐此并不能得出“《文子》的语音确实不是西汉音，而应当是战国中后期的楚音”的结论。相反却可得出《文子》成书距《诗经》不远的结论。又椐江有浩《先秦韵读》的统计，侯、鱼相押，《老子》三处，而《文子》也正好三处，如果不是巧合，《老子》为《文子》师的说法确有几分道理。王先生说：“战国中后期，侯、鱼相押已是较常见的现象了，虽未合为一部，但也表现了这种趋势，到了西汉，合为一部，这也是很自然的发展。”但《文子》中侯、鱼相押仅三例，而侯部自相押韵的有五例，鱼部自相押韵的有二十一处；与侯、鱼同性的质、物二韵，《文子》中质部自相押者六处，物部自相押者十五处，而互押者仅三处。（注：王三峡：《〈文子〉韵读所显示的时代方言特色》， 《荆州师专学报》1993年第1期。）从用韵情况看来， 《文子》写作时间大概去《诗经》成书时间不远。笔者倾向于将《文子》看作春秋战国之交以后，战国中期以前写定的作品。
从《文子》中反映的儒家思想的情况看，《文子》应是春秋战国之交以后的作品。《诗经》多是西周及春秋战国间作品，其最迟者作于春秋中期。《诗经》在季札观乐时（周景王元年，鲁哀公二十七年，楚熊郏敖元年，公元前544年）已完成， 季札观乐意味着以中原作品为主的《诗经》文化已向长江流域传播。这必然影响到吴楚文化。《文子》中存在儒家文化因素是合理的，乃是文化影响的结果。《论语·述而》：“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文子·上仁》中就有与《论语》中类似的句子：“学而不厌，所以治身也，教而不倦，所以治民也，贤师良友，舍而为非者，寡矣，知贤之谓智，爱贤之谓仁，尊仁（自按：仁当为贤，涉上而误）之谓义，敬贤之谓礼，乐贤之谓乐。”《论语》经常“仁”、“智”并提：“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文子》中也是这样：“故仁莫于爱人，智莫大于知人，爱人即无怨刑，知人则无乱政。”《文子》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至为明鲜，《文子》成书当在季札观乐之后，应是春秋战国之交以后的作品，其写作年代之下限可以初步定为战国中期以前。因为不仅根据《文子》的用韵情况可以这样断定，还有《文子》反映的思想作佐证。
《文子》的思想处在“心治”与“法治”之间的过渡期，是战国中期以前社会状况的反映。《文子》从尊崇道家思想传统的角度，不反对“心治”，但同时也主张采用“法治”思想，只是将“法治”的重要性放在“心治”之后：“故古之圣王退争怨，争怨不生，即心治而气顺，故曰：不尚贤，使民不争。”（《下德》）“治之本，仁义也。其末，法度也。”（《上义》）“治国，太上养化，其次正法。”（《下德》）“法度道术，所以制有司使不得专行也。法度道术，所以禁君，使不得横断也。”（《下德》）“心治”思想盛行于“法治”思想以前，这已为学术界所公认。“心治”思想是春秋大义的遗响。在列国兼并剧烈化、诸侯主起用“士”人以求加快兼并进程的战国，是否采用“法治”思想已成为检测握权者圣明与否的一个时髦标志。明见之主必求治国之臣变法图强。在楚国，比屈原之世早四十来年的吴起变法是“法治”思想的大声发言，结果激怒了楚国的贵族，变法因此夭折。然而屈原的时代，“法治”思想已遍地生花，商鞅在秦国试刀，屈原及其同仁在楚国奔忙，尽管各有所憾，但已见“法治”思想与“心治”思想斗争的必胜气象。吴起、屈原的一生，也就是在思想意识较为落后的楚国与“心治”思想作斗争的一生。难能可贵的是，《文子》中立法对象的界定，反映了对君主的一种理性要求与审评。这与春秋战国之交王道衰微、诸侯争胜的现象是密切相关的。换句话说，这是对春秋战国之交现实生活的一种理性反映。参以《文子》用韵情况，将其视作战国中期以前的著作，更合情理。赵吉惠先生《中国先秦思想史》附录三《关于“黄老之学”〈黄帝四经〉产生的时代考证》一文，从六个方面论述了《黄帝四经》产生于战国中期以前之后说：“考新出土《文子》竹简确有十二余处与古帛书《黄帝四经》文章相同者，其书特点除了尊崇‘黄老’外，也兼用儒道之长，其对于法家思想既有吸取，又有批评。这一点和《黄帝四经》的思想同中有异。从该书的内容与文字看，其产生的时代盖略早于《黄帝四经》，应在战国中期以前。”⑦这个看法是正确的。《文子》一书，不仅可以作为我们研究先秦哲学、经史的重要材料，也为我们研究屈原的源流提供了至为珍贵的材料。作为战国中期以前的楚文化著作，对屈原的思想产生一定的影响，则是极有可能。
二、《文子》思想与屈原思想构成质素的比较
比较一下《文子》和屈原思想的构成质素，我们会发现二者之间的确存在某种联系。
《文子》和屈原的思想中均闪烁着儒家思想的光辉。柳宗元《辨〈文子〉》中说《文子》一书“凡孟子辈数家皆见剽窃”。这是先确认《孟子》为神圣经书，认为只有别的书阐发它，而它不可能与别的书有所雷同，以此为基础来推论《文子》思想与《孟子》的相同之处。但也反映了《文子》思想的一个侧面，即儒家思想是构成《文子》思想的一个重要质素。《文子》非常强调仁、义、理，专有三卷，篇名为《上仁》、《上义》、《上礼》。《文物》报道中说：“其佚失部分大半是对天道、仁、义、功德和教化的阐发。”再观今本，其儒家色彩也是相当浓厚的。《文子》曰：“古者修道德则正天下，修仁义则正一国，修礼智则正一乡。”（《上仁》）“古者之为君也，深行之谓之道德，浅行之谓之仁义，薄行之谓之礼智，此六者，国家之纲维也。”（《上仁》）“上有道德则下有仁义，下有仁义则无淫乱之世矣。”（《道德》）《文子》讲仁义，是为了他的南面之术更具竟争性：“故知仁义不知世权者，不达于道也。”（《微明》）儒家以仁领礼乐，《文子》以道德统仁、义、礼、智，这是二家的实质区别。《文子》阐述其道治哲学，仁、义、礼等概念虽是采之于儒，然以道贯之，其学说因此变成了一种有机的，充满活力的思想。这既是文化的吸收，又是一种哲学体系的重构。
屈原也讲“重仁袭义”，也讲“礼让”与“礼”，所以刘安《离骚传》中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者。东汉王逸也认为“《离骚》之文，依《五经》以立义。”这正是屈原思想的儒家成份的外部显现，也是学者历来评屈原为儒家的根本原因。屈原的作品中道、德、仁、义、礼是并提的，屈原对道、德、仁、义、礼各种思想因素在社会秩序建构时作用的认识，已较《文子》大大前进了一步，他将此五者认定为美政统治不可或缺的思想因素，摒弃了《文子》强为道家争大统的局限性。而二者儒家思想方面共同的最显著的特征，表现为对民生极大的关注，只不过《文子》从道治的角度讲，屈原从“哀民生之多艰”的角度讲。
《文子》思想通于“刑名”之学，屈原重视“名”与“实”的统一，二者的共同性是发人深思的。汤炳正先生说：“‘刑名’实即‘形名’”，“‘刑名’即专指名家的‘名实’论而言。”⑧《文子》论“刑名”与屈原论“名实”，确有许多相似之处。《文子·自然》篇云：“夫物有胜，惟道无胜。所以无胜者，以其无常形势也。轮转无穷，像日月之运行，若春秋之代谢。日月昼夜，终而复始，明而复晦，制形而无形，故功可成。”《文子·道原》篇曰：“有功即有名，有名即复归于道。功名长久，终身无咎。道德者，功名之本也，民之所怀也，怀之则功名立。”《文子》先从无形之道说起，因其无，才可成功，成功则有名。道说白了就是求名之具，“故道可以进而求名，可以退而修身”（《符言》）。“治国之本”在于修身，“修之身，然后可以治民”（《微明》）。道家言“名”不言“形”，似乎《文子》以无形之道，求无形之名，非也。君不见《文子》的论证中间经过了“功”这个环节，这就是“实”。所以《文子》的“形名论”是朴素的唯物形名论。屈原也论“刑名”，而且也论“功业”一端。屈原论“名实”从“实”谈起，认为有“实”才可有“名”，“名实”应该是统一的：“善不由处来兮，名不可以虚作。孰无施而有报兮，孰无实而有获。”（《抽思》）屈原强调个人应有的“嘉名”、“修名”（《离骚》）、“忠名”（《天问》），反感“伪名”（《哀郢》）、“虚名”（《抽思》），对“贤士无名”的社会提出了强烈的谴责和批判。屈原所讲的实，包括个人先天的品性（内美）、后天培养的才能（修能）和建立的功业（德业）。他强调君王应该以名核实，不可为谄邪所惑。屈原追求显赫之功，昭彰之名，但屈原更重视独立不迁的人格：“受命不迁，生南国兮。”强调苏世不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因无求于世、公心坦荡而无所畏惧：“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桔颂》）这种虚心坦荡、不干人、不屈已的精神，正是屈原千百年来对中国文人的人格影响之所在。
《文子》从道乃万物之总的道理中化出了“道乃法之体，法乃道之用”的思想，可被看作是法家思想的先驱。《文子·道原》篇说：“老子曰：‘万物之总，皆阅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门。’故圣人一度循轨，不变其故，不易其常，放准循绳，曲因其常。”所谓行事治国需“一度循轨”中的“一”，就是《文子》的立法之理论依据，由道的总括性生发出法的一统性，表现在形式上，则是置有司以禁民，立君以制有司，立法以禁君。这并不是说法就不治民了，而是体现了法的一事非的特质。法立之后，吏以之检民，君以之检吏，而君则以法为自身之检式：“禁乎民者，不行于声。故人主之制法也，先以自身为检式。”这是对君王“天命”的彻底怀疑和对君权无忌状况的积极约束。更加可贵的是，《文子》从道运行的规律中悟出了变法改制的思想：“故先王之法度有变易者也，故曰：‘名可名，非常名。’”（《上德》）“天地之道，极则反，益则损，故圣人治弊而改制，事终而更为。其美在和，其失在权。”（《上德》）“圣人法与俗变，礼与俗化。”（《上义》）《文子·道原》中说：“为无为，事无事，知不知也。”参以《庄子·天道》篇“静则无为，无为则任事者责矣”之语，再参以《淮南子》“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四肢不动，思虑不勤，思治求赡者，未之闻也”之言，就会发现《文子》之“无为”，是以责臣以“无不为”为基础的。以“无不为”责之臣，实开法家“君佚臣劳”说之先河。
与《文子》一样，屈原也是极力主张变法图强的。韩非说：“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强。”吴起变法之事相去屈原之世不过四十年之遥，商鞅变法，秦国强大，夺楚国商于之地，以之分鞅。商乃楚国早期发祥之地，楚威王于商于分鞅之年立，以“商”字名己（见《楚世家》），其恨不可谓不大。楚之俊洁之士如屈原者，深刻地体会到“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的重要性，情急辅弼君王“明法度之嫌疑”。椐《楚辞·惜往日》、史迁《屈贾列传》来看，屈原的改革曾部分地付诸实施。赵逵夫师将屈原变法改革的思想总结为七条：其一，坚持法治，反对心治。其二，举贤授能。其三，力耕强本，富农安民，反对“游大人以成名”。其四，励战图强。其五，禁朋党。其六，反蔽壅。其七，赏罚当，诛讥罢。⑨屈原的法家思想于此可窥一班。
《文子》宛如“道德经之义疏”，《四库全书总目》列入道家类，屈原思想中也有道家思想因素。楚国是道家的发源地，也是战国时期黄老思想最为活跃的国家。屈原生长于此，耳濡目染，本族文化思想积淀的影响是相当深厚的。对于屈原思想中的道家思想部分，学者对之有不同的认识，但往往以《远游》为椐。《远游》确非屈原所作，以此为椐将屈原划归道家门下，总不免失之偏颇。但以文中具有道家思想者而将之均定为伪作，亦非高流。汤炳正先生《论〈史记〉屈贾合传》中从思想合流的角度，对屈原思想的多重构成作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尽管部分论据采自《远游》。
从美学的角度来分析屈辞，其思想架构、意象设定、语言风格、行文方式，无不与道家如出一辙。屈原独立不迁、苏世不流、廓其无求的精神内涵，就是道家的精神实质。
《文子》吸收了儒家思想而融会贯通之；旁通于刑名之学而有所创意；由道生法，建立了朴素的法制理论，开“君佚臣劳”说之先河；强为道家争大统，汲取他乡乳液，丰富光大了道家思想，几成一尊。正是这种兼容性，赋予了《文子》思想以活力。做为屈原思想的上源思想，对屈原的吸引力是可想而知的。基本上可以这样论定：在屈原之前的楚国，已有兼采儒、道、名、法等各家思想著述者，屈原思想中的儒、道、名、法等各家思想是楚文化思想积淀的产物，在楚文化发展的长河中，《文子》是楚辞的上源著作。
如果我们将楚文化发展的链环拉起来看一下，就会明白屈原思想究竟是在哪一环，《文子》会对其产生怎样的作用了。这条链环为：《粥子》——《老子》——《文子》——屈原思想（并以《庄子》）——鹖冠子》——《吕氏春秋》——《淮南子》
《文子》思想与屈原思想的研究，提醒我们从文化区域性影响的角度和文化纵通的角度，重新审视屈原思想的内涵。这样，或可抛砖引玉，解决屈原思想研究方面的许多问题。
收稿日期：199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