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蔡元培与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文化论文,走向论文,蔡元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蔡元培与中国文化现代化
文化，奔流不息，生生不已。它发源于远古，流注于现代。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道路，由于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合力阻挠，却是步履维艰。尽管自17世纪以来先觉者们前仆后继，但奋力前行一步便遭受内外掣肘，启蒙思潮翻涌便遇守旧思想回流。
因此，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五四”时代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身上，而蔡元培是他们当中突出的代表。他适应“五四”时代“东西文化交通机会”的需要，提出“凡不同的文化互相接触，必能产出一种新文化”（蔡元培：《东西文化结构》，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50页。 为区别孙浑炜编《蔡元培先生全集》及《续编》，以下凡引文，除注明篇名外，均简注为“高编《全集》、孙编《全集》或孙编《全集·续编》”）的主张。这种“融合中西文化”的文化观代表了“五四”新文化向前发展的一种正确方向。
蔡元培之所以有着“融合中西文化”的思想，是因为他有着寻找文化现代化道路的内心自觉。这从他的生平事迹中便可见一斑。考察他的生平，分析其思想发展的轨迹，大约以1917年为分界，可以分为“从传统旧学走向西方新学”和“从新文化运动走向新文化建设”这样两大时期。
1.从传统旧学走向西方新学
蔡元培1868年1月11 日出生于当时的绍兴府山阴县（今浙江省绍兴市）。1872年入家塾读书，聪慧好静，读书用功。后又先后附读于他处，受业于同县秀才王懋修并始习八股文，也受到“长于诗古文辞”的叔父恩铭的指点，至1883年考中秀才为止，是为“发蒙受业”的一段。此时受业师影响，崇拜宋儒，且佩服刘宗周、谭嗣同等，喜训诂、考据、辞章等，厌“旧八股”的俗套，习作文被称为“怪八股”。中秀才后则自由检读，并设馆授徒充塾师，如设馆于同乡徐树兰家，为其校勘所藏刻书，得以遍览群籍、校勘经典，阅书万余册，并作有大量批注。此时思增文敏、学乃大进，科场连捷，从1890年中举人，次年赴京会试中式，到1892年补殿试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后应散馆考试被升为翰林院编修，是为“读书成名”一段。此时教学相长，博览得益，文章古朴清隽，科举平步青云。从任翰林院编修起至偕眷出京南下止，是为“转向新学”之始。他从旧学一直到“顶”，而接受新学则较迟。在翰林院里，他不奔津要，唯勤学务。但恨清廷腐败，同情维新变法，却不趋时炎而耻相交纳康梁一派；始涉中译西学书籍，并与友合设“东文学社”，学习日文。1898年变法失败，目睹惨幕，既认为满清政府“无可希望”，又意识康党失败于不注意“培养革新人才”，毅然弃翰林之职南下，回绍兴应聘督理中西学堂。
弃翰林而办新学，是他文化学术人生里程上的重大转折。1900年应聘为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校长），增设外文课程，偏袒新思想教员，遭校董忌而辞职。自1901年应聘为南洋公学特班教习起至1906年赴德国留学为止，是为“由办新学转向革命”的一段。在当时的文化中心上海，他与友人创办《外交报》（1901年10月31日创刊）、爱国女学、中国教育会、爱国学校，参与组织张园演说，成立光复会，培养革新人才，倡言民主革命；参与《苏报》改革，制造革命舆论；曾因“《苏报》案”遭通缉而避居青岛半年，学习德文，准备留学。当此一段，实为政治思想的大转变，一是确立了推翻清廷的革命思想，但与种族主义倾向不同，故写《释“仇满”》一文发表于《苏报》上；二是开始具备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思想，与友人创办《俄事警闻》后改《警钟日报》，揭橥反帝大旗，为“拒俄”与“低制日货”运动制造舆论；三是有了反对封建主义、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思想，参加同盟会并被孙中山委任为上海支部负责人；四是开始了亲赴西方寻找文化学术出路的思想准备。 从1906年至1912年辞北洋军阀政府教育总长职务止， 是为“从学习西方转向改革旧学尝试”的一段。在德国，他入莱比锡大学听讲，习研文、史、哲、美、实验心理学等，如海绵吸水，博采新学知识，并且为商务印书馆编译书籍，以稿费补助留学资用。1911年底应孙中山电召归国，任教育部长；政府迁北京后继任教育总长，主持拟定新教育的大政方针，废止清末学部规定宗旨，除去“忠君”、“尊孔”的旧规。后袁世凯专权独裁，愤而辞职，偕眷赴德国，再入莱比锡大学研究文明史，又被电召回国参加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又赴法国学习法文，与友人发起组织留法俭学会、华法教育会，被推任为华方会长（欧乐为法方会长），帮助国人赴法留学和勤工俭学。直至1916年底被电召回国止，他在“新学”上已积累了多学科的知识，实现了文化学术上从旧学向新学的转变，并且将中西、新旧、古今之学融汇于一身。
2.从新文化运动到新文化建设
蔡元培自1917年至1940年是“从新文化运动到新文化建设”的时期。1917年1月他就任北大校长直至1927年正式卸职，约10年时间， 实际亲自主持北大为六年半，延揽新思想人物、循思想自由通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实现讲学自由、活跃社团及科研活动、实行评议会、倡民主与科学，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且反击守旧势力的攻击，发表“答林琴南及《公言报》公开信”及“光明与黑暗的消长”、“劳工神圣”等演说，保护和指导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爆发后，他四处奔走，设法营救被捕学生，并以辞职“抗议”北洋军阀政府的镇压。后则坚持维护北大改革和新文化运动成果，以带动全国的新文化教育建设。而1927年前后是“大学区制和参与清党”的一小段“插曲”。北伐战争的胜利带来了“全国一统”的局面，他提议试行“大学区制”，先于北京、江浙试行，他任大学院院长，试行中遭到北大抵制，于是他又挂职“北大校长”一年，实践证明“大学区制”是失败的。同时他认为全国既为“一统”，就须加紧和平建设，参与了国民党右派代表蒋介石当局的“清党”运动，但他在看到许多青年被“关、杀”后幡然醒悟，于1928年公开辞去监察院长、代司法部长、中央监察委员等职，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具体指导文化科研工作。他专任中研院院长时已是63岁（1929），一直至死（1940），是为“组织、设计和领导全国文化科研工作”的一段。在这一段最后生命里程中，他老骥伏枥，勇着先鞭，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在他的努力主持下，克服经费、设备、人员不足等许多困难，建立了11个研究所、3个博物馆和实验馆（所）， 奠定了科学研究的初步基础。而且与宋庆龄、鲁迅等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团结抗日，支持和领导反侵略的、维护世界和平的文化活动。 他于1940年3月5日病逝于香港。
纵观蔡元培一生，尽瘁文化教育科研事业，可以矜式国人。正如周恩来所献“挽联”云：“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是为盖棺定论。
“五四”时期群星荟萃，文化巨匠、学术大师跃跃欲试于这场急剧变革之中。在这些杰出人物里面，由翰林院编修转变为革命党人，从教育总长而转为留欧学生，任北大校长而造成新文化阵地，反差如此巨大的转变，却只有蔡元培。在对其生平的透视中，应该看到他有着一种寻找新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自觉。这种自觉表现于思想上，就是在社会动荡的年代里、各种思潮的激荡中，有着一种“趋时日新”的内心自觉；他之所以成为革命先进，首先就出于这种自觉；表现于文化学术上，就是在新旧、古今、中西的文化论争当中，有着一种“支持新派”的内心自觉，他之所以成为新文化运动及以后新文化建设与发展的组织者和设计者及其主要领导者之一，也首先就出于这种自觉；表现于个人治学上，就是在中西文化冲突、古今文化交替、新旧文化嬗变之际，“集两大文化于一身”（蒋梦麟：《蔡先生不朽》，载重庆1940年3月24 日《扫荡报》，见孙编《全集》，1421页），能够融合中西、贯通古今、包容新旧，有着一种接纳外来文化并予以消化“为我之一部”的内心自觉。他之所以成为我国新文化科学教育中不可多得的“兼才”和“通人”，首先也就是因为他有着这种自觉。
3.蔡元培在文化建设上“开新风气”的个性
“五四”时期，是一个“与其守阵法，毋宁展个性”的时代。蔡元培貌似“好好先生”，其实性格内向，凡认定的事都倔犟地坚持着，不屈不挠。这是他的个性，是他要在文化建设上“开新风气”的个性。他兴办新学校，培养革新社会的人才，是开革命风气，要在青年中播下革命的种子。他创办“爱国女学”，在北大公开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各派学者都邀来讲学，是开自由风气，要使文化学术、社会习俗自然地趋向新的方面任其自由发展。他于监督绍兴中西学堂时就增设外语，又于任教育部长时废止“祀孔读经”，且于任北大校长时在校内外活跃讲学、研究、社团和学术交流活动，提倡美育及社会教育的多种形式，组织开展赴法勤工俭学，是开新学风气，要在国民中灌输新的文化知识。
他作为当时东方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大国在文化教育方面的较高职务担任者，有着一种急迫感，这就是为新生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加强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建设，由此造成移风易俗、“开新风气”的格局。在这方面，他具有自己执着的个性。他主持制定新教育方针，提出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和美育或称“德、智、体、美”的“四育”方针，领导和主持修订全国普通教育学制和大学教育的学科制，提倡和开创各种社会职业教育形式等，意在培养服务国家、有益于人类社会的新人才，开“五四”时代的新风。他提倡新文化运动，网罗新文化人物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吴虞、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等，组织文化新军，开辟新文化阵地，形成“五四”文化新风，也造就了“五四”一代青年。他提议设立中央研究院并主持领导13年，遍邀全国知名学者，形成文化科研骨干队伍，成为全国文化科研的领导机构，奠定了文化科研的坚实基础，开文化科研新风。
蔡元培敢于“开新风气”的那种坚韧不拔的个性，要归于一，即他具有一种自由、民主精神。他开展教育、文化、科研工作，总是先设置教授、学者的评议会，许多重大事情由大家议定。他要求不要因文化、教育、科研等行政领导一人的去留，而牵动全局工作的正常展开。他强调学生自治，公民能够人人自决。他之所以能够把文化、教育、科研单位办得生动活泼，而且绝无衙门官僚习气和沉闷学术空气，主要是由于他开创了文化、教育、科学管理工作的民主新风。能“开新风气”，便能继往开来。他做了“打基础”的工作。
蔡元培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和创新的运动。发起这一思想文化运动，给后两年发生的五四学生爱国运动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新文化运动是社会历史发展、中西文化冲突的必然。五四”时期的先驱者高举民主（Democracy）和科学（Science）的思想旗帜，掀起了反对封建主义、批判旧文化、创建新文化的思想启蒙高潮。气势磅礴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走向现代的第一次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所进行的一次空前的哲学文化革命。
面对新旧、中西文化的撞击和古今文化嬗递的历史变动，“中国本位文化”论者要恪循“旧规”、固守“营垒”，那是没有出路的；“移植西方文化”论者要推倒“始基”、“全盘西化”，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也是没有出路的。蔡元培面对这种变动，毫无疑问是主张“融合中西文化”论的。他认定“不同的文化互相接触，必能产生一种新文化”。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要走“接触西方文化”、“会通中西”、“消化融合”的新路。
“五四”时代的大变动，中西文化冲突、新旧文化交接、古今文化嬗递，先进的思想家们“会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利之”（朱熹注：《周易本义》，武汉市古籍书店影印本，64～65页）。蔡元培正是在“会通其变”中，勤学于国内，求学于国外，致力于会通中西文化，并熔铸两种文化的精华来创造新文化。他对于中西两大文化，“其量足以容之，其德足以化之，其学足以当之，其才足以择之”（蒋梦麟：《蔡先生不朽》，见孙编《全集》，1421页）。因此，蔡元培成为中国文化走向现代的卓越的思想前导。
1.蔡元培是新文化建设的组织者和设计者
对蔡元培一生作总的评价，主要看其突出的贡献。他最为突出而又最有成效的功绩，是在新文化的建设上。他是新文化建设的组织者。他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留法俭学会、华法教育会、中国文化教育基金会并任会长，这些组织从广泛的意义上讲，都是促进新文化建设和发展的一种组织机构，在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最初历程中，发挥了组织、引导新教育、文化活动的重大作用，为会通中西、培养和锻炼革新社会的人才作出突出的贡献。蔡元培参与创办的爱国女学、爱国学社和《俄事警闻》、《警钟日报》，是兴办新的文化教育和新闻文化机构的最初尝试。上述机构、学校和报刊的主要组织者是蔡元培。但这时他还是拘于上海一隅的文化教育界的一位组织者和实际工作主持者，因此他还不能在文化建设上迈出较大的步伐。
能够让他作出组织和指导全国文化教育建设的尝试，是在1912年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长和继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的7个月里。 尽管时间很短，但是他自觉地着手新、旧文化教育“交接”的组织和指导工作。这时他还只能在旧的文化基础上扩展新的因素，除去最为陈腐的旧根，如清末学部规定的教育宗旨中的“忠君”、“尊孔”等条款。这时他是以一位主动、积极的新文化教育的组织者和设计得出现的。他当时所提出的新教育方针是符合实情的。应该看到，新旧文化教育转型工作是很艰难的。他组织和设计新文化教育的工作，只可能渐见成效，“十年树人”的实际效果，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
再度留学海外而于1916年底归来后，蔡元培历任北大校长、大学院院长、中研院院长三职，是名副其实的新文化建设的组织者和设计者。经他坚持不懈的努力，开辟了中国现代文化、教育和科学的最初基础。这些基础成为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根本起点。蔡元培是在旧文化教育中培养出来的翰林，经过革命活动和留学海外的洗礼，经过与旧文化艰苦斗争的锻炼和为新文化建设的努力组织和精心设计，成为了旧文化教育的一位既主动又积极的“掘墓人”。
据此，我认为：蔡元培是中国新文化建设的组织者和设计者，是自1912年起至1940年止中国文化、教育和科学方面居较高职位、负重要责任的领导人。在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最初历程里，他的作用和贡献，在当时是无人可以比拟的，因而是应该肯定、载入史册而不可抹杀的。
2.蔡元培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20世纪初期继辛亥革命以后的又一次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是由一批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作为“群体”发动和领导的。它最初是由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发起的。胡适从其留学的美国寄回《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的副本，发表于《新青年》上，倡导白话文。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脍炙人口的雄文《文学革命论》。这一思想运动是逐渐从文学泛化到文化方面的。真正成为声势浩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则应从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北大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算起。因此，蔡元培虽然没有参加最初的发起工作，而他回国以后由于掌教北大，也就自觉地担负起了主持组织的工作。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在北大。蔡元培进北大后即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着手教学改革，邀请一批新思想人物进校工作。这样，荟萃了新文化运动的骨干队伍，又有一所全国最高学府作阵地，新文化运动就蓬勃发展起来了。这从当时军阀政府反动当局直至后来的蒋介石等，总是认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的“后台”就是蔡元培这一事实中，也可以反证，蔡元培是新文化运动的主持组织者。
“五四”新文化运动，毕竟是一次“思想解放”的运动。作为一名领导者，必须具备两个主要条件，一是组织领导，一是思想领导，而二者中后者更为重要。蔡元培作为实际上的组织领导，如上述是没有问题了，但他的思想是否能居于领导地位呢？
所谓“新文化运动”，指导思想当然应落脚于“新”字上。据我的考察，蔡元培当时的思想是“新”的，特别是其文化思想上。新文化运动最主要的功业是举起了“民主与科学”的思想旗帜，冲击传统旧文化的束缚，输入西方文化、去开创建立新文化的局面。蔡元培在思想上是与“抱残守缺”的旧思想划清了界限的。他在北大实行“评议会”制度，就是民主思想的实践。他从欧洲归来任北大校长，到处演讲，传播法国大革命中提出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而且“自由”和“博爱”，他讲得最多。早在1912年5月， 他就以对中西学术“斟酌取舍”为本旨，认为应“悉本我国古圣贤道德之原理，旁及东西伦理学大家之说，斟酌取舍，以求适合于今日之社会”（蔡元培：《中学修身教科书·例言》，见高编《全集》，第2卷，169页）。1914年夏，他又提出：“科学、美术，完全世界主义”（蔡元培：《〈学风〉杂志发刊词》，见高编《全集》，第2卷，336页）的主张，要求“开”以此走向世界的新学风。1915年，他又拟定所发起组织的世界社“宗旨”为“传布正当之人道，介绍真理之科学”（蔡元培：《世界社简章·宗旨》，见高编《全集》，第2卷，401页）。由此可以看出他走入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脉络，即“斟酌取舍中西文化”、“提倡科学和美术”、“传布正当之人道和介绍真理之科学”，使文化发展适合于现存社会。这种文化思想是进步的，成为朝向新文化思想迈进的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新文化运动中，蔡元培的思想顺应时代潮流而进发。他在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发生后曾经这样地慨叹：“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能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同世界的较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那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蔡元培：《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见高编《全集》，第3卷，298页）
蔡元培在“五四”时期的思想确实是“新的”。他从海外刚刚归国即踏入思想腐旧、气息奄奄的北京，深感国人不知现在“为何世界，人绝尘而奔，我蛇行而伏”（蔡元培：《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见高编《全集》，第3卷，13页）的思想麻木状况。西方诸国迅速发展， 而我们却执着守旧如“蛇行而伏”。为改变这种思想状况，他到处演说，疾呼“自由”精神，以解除“思想旧弊”的禁锢：“自由者何？思想是也。”（蔡元培：《在南开学校敬业励学演说三会联合讲演会上的演说词》，此为周恩来笔录，见高编《全集》，第3卷，48 页）他在北大推行改革，就是要循“思想自由”之通则，取“兼容并包”之主义。这是因为，旧的文化在那里固守，新的文化灌注不进去，更谈不上能“自由”地输入了。这一阶段，他讲“自由”最多。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兼容并包”主义深含“开放自由”的意蕴，是要把“新文化”通过“兼容”而“包”进来，以便把“旧文化”的糟粕“挤”出去。他的“兼容并包”方针，在当时成为“包容”一切新的东西之“保护剑”和“护身符”。没有“兼容并包”方针指导下的北大改革，北洋军阀政府眼皮底下的北大，其新生崛起和朝气蓬勃是不可能的；没有北大作为基本阵地，新文化运动也不可能蓬勃兴起。因此，蔡元培新思想的指导之功，是不可被湮没的，因为他的主持领导造就了新的北大，而新的北大又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
蔡元培的文化思想也是很“新”的。这仅以1917年上半年他的言论为例，就可以证明。他充分地意识到要“以真正之国粹，唤起青年之精神”（蔡元培：《致汪兆铭函》，1917年3月15日，见高编《全集》， 第3卷，26页）， 继续发挥了他在新文化运动以前“斟酌取舍”的思想，提出“要以科学炼其头脑”，“且就前人研究已到地步，追迹探究，而为更进之发明”（蔡元培：《在浙江旅津公学演说词》，1917年7月6日，见高编《全集》，第3卷，59页），“要以美育代宗教”， 用“都丽”（优美）和“崇宏”（壮美）之美“破人我之见，去利害得失之计较，则其所以陶养性灵、使之日进于高尚”（蔡元培：《美育代宗教说》，1917年4月8日，见高编《全集》，第3卷，34页）； 要将“所得于外国之思想、言论、学术，吸收而消化之，尽为‘我’之一部，而不为其所同化”；“必以‘我’食而化之”，“以尽吸收其优点，且发达我特性”（蔡元培：《在清华学校高等科演说词》，1917年3月29日， 见高编《全集》，第3卷，28页）等等， 及时提出关于新文化发展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且富有卓识远见。在这一系列的新文化主张中，首先，他强调本民族文化的精华，即“真正的国粹”既要发扬光大，又要以西方先进“科学来炼其头脑”，唤起青年在传统文化的“追迹探究”中作更进一步的发展；其次，他强调要以美育代宗教”，破除“人我之见”，祛除“利害得失之计较”，陶养人的“性灵”并由此使人日益高尚；最后，他认为对于外来文化要“吸收而消化”其中的精髓，使它成为我国新文化的“一部”，发扬新文化的“特性”。他的这些见解，为发展新文化运动提供的理论指导，毫无疑问是及时的、正确的。
从思想尤其是文化思想上看，蔡元培所主张的，是“新的东西”，而且这种“新的东西”，是从其新文化建设的艰苦斗争和新文化活动的经验中锻炼得来的。因此，除组织主持设计者外，从指导思想上看，他也理所当然地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此外，由于蔡元培个人的丰富阅历和客观条件，如在提倡新文化的一批人物中，他是年纪最长者、名望最大者、职位最高者、学问最博者、胸怀最宽者、参加革命运动最早者和“长于推理”者等，也为他成为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者，提供了较为便利的主、客观基础。
在19世纪跨入20世纪的20年内，中国历史上连续爆发了戊戌变法（1898）、辛亥革命（1911）和“五四”新文化运动（1917）这样三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而“领导戊戌一幕的是康有为，领导辛亥一幕的是孙中山，领导‘五四’的却是蔡元培”（左舜生：《五四运动与蔡元培》，见《中国哲学思想论集·现代篇之一》，台湾水牛出版社，1978年再版，333页），这是有一定历史根据的。 我的看法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作为“群体”来领导的，其中主要的是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陈独秀曾说“蔡先生、适之与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有主要责任的人”（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见孙编《全集》，1440页）；胡适也承认，蔡元培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有主要责任的人”，是以辞职表示“真正的抗议”的人，这就为蔡元培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者给出了一定的证据。
在“五四”时期，即在中国现代史的入口处，蔡元培是一位起过积极作用和产生过深刻影响的人物。由于“五四”时代那种旧杂陈的客观环境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性，对其历史研究将有待进一步深入。当我们面临着跨入新世纪——21世纪的时候，这种研究更是必要。而且，蔡元培新文化建设的业绩及其绝大部分思想言论的遗文尚在，是值得我们去努力求得深解的，因为那是思想先驱的遗产，中国文化史上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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