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孝德当代转化之必要性
卢明霞
(白城师范学院，吉林白城，137000)
[摘 要] 孝德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当代社会越来越受重视。当代继承和发扬孝德，有必要对传统孝德进行转化，原因有三：第一，传统孝德本身存在不合理之处；第二，传统孝德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第三，当代中国需要新型孝德。由于传统孝德具备合理的精神内核，且其作为一种道德具有历史继承性，孝德当代转化不仅必要，而且具有现实可能性。
[关键词] 孝德；转化；必要性
近年来，孝德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当代社会越来越受重视。全国各地时常会有“孝星”之类的评选活动；许多中小学校开始重视孝敬教育，有些学校甚至专门开设“孝敬课”；有的地方规定，公务员的录用要以“孝”为先；媒体也经常报道孝行模范的感人事迹，宣传和弘扬孝德。所有这些既引发了人们对孝德的关注，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于孝德的思考。孝德的精髓是爱，这种爱不仅可以奉献给父母，而且可能转化为对其他家庭成员的爱，转化为对所有老人的爱，甚至转化为对国家、对民族的爱。基于这一点，孝德对于促进家庭和谐、代际和谐，甚至整个社会的和谐都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对孝德的继承。但是，众所周知，传统孝德产生于奴隶社会，发展于封建社会，曾经被专制社会统治者作为奴役人民的工具，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封建性和局限性。因此，我们现在要继承孝德，前提是必须对其加以改造和转化。唯有如此，孝德才能够适应当前的社会，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一、传统孝德本身存在不合理之处
传统孝德在近现代曾经受到猛烈的批判，除了它曾是专制社会统治者用以奴役人民、剥削人民的工具之外，还因为它本身存在不合理之处，有一定的矛盾和缺陷。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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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孝德内涵的泛化。孝德的基本要求是善事父母，但是传统孝德却在这一基本要求基础上严重泛化，囊括进了各种详尽的要求，这些要求之间常发生矛盾。比如说，《礼记·祭义》中规定：“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那么，一个士兵为了留着性命孝养父母而“三战皆逃”，这种行为是孝还是不孝？《孝经》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可是“割股疗亲”这种损害身体的孝行却被历朝历代大力褒扬。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但是，为奉养老母而选择活埋儿子的郭巨却被列入《二十四孝》。上述这些矛盾源于传统孝德内涵的泛化，必须对孝德内涵加以转化才能解决。
第二，尽孝的虚伪化、形式化。自汉武帝开始，朝廷以“举孝廉”这一制度来突出孝德的重要，即全国各地推举有孝亲之名的人物，以及有廉洁之名的人物各一名，由朝廷任命官职。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隋唐，后来由于科举制的发达才逐渐衰落。孝既然成为当官发财的重要途径，于是就有人不择手段地作假孝，使孝德渐渐地虚伪化、形式化。《后汉书·陈蕃列传》载：“民有赵宣葬亲，而不闭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余年，乡邑称孝，州郡数礼请之。郡内以荐(陈)蕃，蕃与相见，问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这是说，有一个乡民赵宣葬亲以孝，居于墓道守灵，坚持了二十多年，乡里称誉，风光无限。然而，他却暗度陈仓，服丧期间私生五子，实际上，只是徒有孝子的虚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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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孝德在某些方面不符合当代人的思想观念
其二，传统孝德违背人的平等意识。传统孝德形成以后，一直在专制社会中存在和发展，并和专制政权发生了密切的结合。因此，在孝德合理内核之外附着了不少维护专制统治所必需的等级观念。本来是父慈子孝的对等义务，很多时候却变成子对父单方面的隶属责任。这使传统孝德无形中产生了奴役和压抑人性的消极作用，严重地违背了人的平等意识。
第三，孝行的复杂化、烦琐化，即孝行表现形式非常繁复。《礼记·深衣》中规定：父母和祖父母同时健在的人，穿的深衣用彩色花纹来绲边；只父母健在的人，穿的深衣用青色来绲边；未满三十，父亲已去世的人，穿的深衣用白色来绲边。在餐桌上，长幼尊卑的次序非常严格，礼仪也很细，如：父母端碗用筷，子女才能动作；子女不可先于父母用食，也不可先于父母下桌。传统孝德的烦琐礼仪更突出地表现在葬礼上，整个丧葬过程中对子女的服饰、饮食、居住、生活等各方面加以严格规定，严重影响子女的生活，甚至束缚了子辈的身心发展。
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整体水平不高，赡养父母仍然是子女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字，2000年我国超过60岁的人口已达1.26亿，占人口总数的10%。其中，超过65岁的老人已占人口总数的7%，达到了国际公认的老龄社会的标准，银色浪潮已经在中国出现。预计到2025年，超过60岁的老年人将达到2.8亿，占人口总数的20%。[4]同时，我国农村养老保险水平较低，农村老人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城镇居民中的低收入者亦是如此。在此背景下，发扬孝老爱亲精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当代人崇尚自由，追求平等，重视创新，而传统孝德在某些方面却并不符合当代人的这些思想特点。
其三，传统孝德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人的创新精神。韦政通先生指出：“孔子的‘无违’之教，对中国人的人格特质有决定性影响，这影响就是使中国人权威主义人格的倾向特强，个人独特的行为很少被允许。这种影响一直到现在，仍然存在。……孝道，似乎建立在无条件地服从上，不必有理性的基础。”[2]传统孝德强调对长辈的顺从和服从，在敬老的同时，压抑、限制了子辈的发展。长期以来，在晋级、升职、发展机遇等方面一直盛行的“论资排辈”现象就是尊老抑幼的表现之一。李大钊曾经指出：“……孔子所谓修身，不是使人完成他的个性，乃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牺牲个性的第一步，就是尽‘孝’。”[3]这句话一针见血地揭示了传统孝德对年轻人的压抑与限制。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年轻人的创新精神。因此，当代人在教育实践中必须对传统孝德中的权威倾向加以改造。
三、当代中国需要新型孝德
其一，传统孝德严重束缚人的自由。这主要是由传统孝德中极其复杂烦琐的孝行规范造成的。一句“父母在，不远游”，子辈便只能一生拘于一地，无法走向远方去追求理想；一句“子承父业”，子辈便无论是否感兴趣，都只能选择继承父辈的衣钵；一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子辈便没有权利再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一句“父母存，不能私财”，子辈便不再有财产独立的自由……马克思指出：“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1]人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他具有不断超越现有规定的精神。保障个体自由，是最大程度发挥个体生命价值的前提和基础。因此，传统孝德对人的自由的限制是必须加以改造的。
三是监管缺位与权力滥用。在监管权力压制民间融资自由同时，还存在另外一种现象，即民间融资监管的缺位。我国江苏、四川、安徽等地存在不少经农经部门审批后，在民政部门办理民办非企业法人登记的农民资金互助社。这些融资组织虽然性质上不是金融机构，却实际上从事金融活动。由于缺少专业化的金融监管，这些融资组织或多或少存在经营不规范问题。据报载，苏北一些农民资金互助社将互助金投入到禁止的房地产、大桥、安置房工程领域，其中部分投资失败，引发挤兑倒闭风波[8]14。
另一方面，孝德不仅具有对长辈的敬养意义，而且具有对晚辈的教育意义。孝德中所具有的返本报恩意识，正是当前教育独生子女所必需的。根据教育部门的调查，现代的独生子女普遍具有“四二一综合征”，即在特殊的生活环境中，他们得到了长辈太多的关爱，因而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念，缺乏感恩意识，缺乏责任意识。而要使他们学会去爱别人，学会负责任，自然应该从教他们去爱身边的人做起。如果他们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爱，那么何谈去爱别人呢？因此，对青少年强化孝德教育，对于培养青少年的感恩意识、健全青少年的人格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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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传统孝德具有养亲、爱亲、敬亲等合理内涵，当代有必要对其加以继承与转化。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5]传统是无法割裂的，道德建设同样是无法割裂传统的。传统的东西作为一种历史积淀和心理积淀，本身具有广泛的社会物质基础和深厚的民众心理基础。即使社会再发展，人类再进步，也不可能完全放弃传统道德的一切东西，而重新建立一个新的道德体系。孝德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已经凝结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特质。中华民族就是讲孝的民族。“说中国文化是‘孝’的文化，自是没错。”[6]这种历史继承性使传统孝德完全有可能转换为当代孝德，为当前社会的文化自信建设提供宝贵资源。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 韦政通.儒家与现代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3] 李大钊.守常文集[M].上海：北新书局，1950.
[4] 国际儒学联合会主编.儒学现代性探索[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
[中图分类号] {G40-0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3712(2019)14-0032-02
[基金项目] 吉林省教育厅项目“养老视阈下孝德教育传统的现实意义与继承创新研究”(JJKH20170009SK)。
[作者简介] 卢明霞，博士，白城师范学院副教授。
[收稿日期] 2019-0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