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理想主义思潮探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理想主义论文,二十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是民主口号迭起、理想主义盛行的世纪，然而却又是因此“使人愚昧的狂热”而导致空前大灾难的世纪（注：据估计，在20世纪因战争或政治原因死亡的人数在1.7亿人左右。超过人类史上所有战争、内部冲突和宗教迫害的死亡总数。更无法用数字估算的是20世纪极权主义专制对人类文化大规模毁灭所带来的无法换回的损失。）。任何一个迈向21世纪的人都可能由此追问：为什么20世纪世界法西斯主义和国家专制主义能够借助理想主义的旗帜和口号，由极少数人造势（发动）而形成社会民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思潮？为什么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的道德批判和对传统社会进行颠覆性的改造，会给一个民族造成难以弥合的精神创伤，会成为社会持续动荡和长期落后的根源？关于20世纪的理想主义，就是一个值得深入反思和持久探讨的话题。
一
理想主义是一定的社会群体为着某种既定的目标而达成的价值预期，它以强制性的方式对个体实行道德激励，并规范其行为以提供价值支持和组织（制度）保障。理想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是近代以来理性思维发展的表现。人类社会以往类似于理想主义的信念寄托是以附隐喻、象征的宗教形式表达的，即通过宗教的礼仪方式满足群体和个体对社会人生的终极性解释。而理想主义则是18世纪以后源起于欧洲，原旨是以批判、否定甚至颠覆传统宗教形态及其社会秩序，为人们提供一个全新的理想社会模式，满足大众重建社会新秩序的理性渴望。
西方理想主义的思想起源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柏拉图超经验世界支配下的“理想国”，而近代启蒙哲学的兴起，则将其具体化为以19世纪前后卢梭的“自由平等”理念原则和圣西门的“统一社会组织”原则，以及孔德的以“实验社会学”理论为框架的近代理性社会发展观。19世纪以后西方科学技术大大推动了工业文明进程，一系列自然科学的理性方法如实证方法论、机械决定论、生物有机体理论、达尔文进化论以及早期唯物主义被引入各式各样关于社会发展进步的学说，理性主义被用作理想社会可按照由一个中心从低级向高级分阶段有序发展的科学证明。可以说，整个20世纪，关于社会发展的理想主义学说都是在圣西门和孔德的理性主义发展观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相信并解释社会的“进化规律”，是20世纪社会理想主义发展学说的主要任务。
然而，20世纪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不仅与理想主义建立在理性分析基础上的预期相距甚远，而且即便是每一次被社会理想主义思潮（非理性成分）煽动起来的公众热情也难以维持，从而迫使组织者们不得不依靠强制的手段推行理想主义的社会实验。20世纪世界性理想主义潮流是一个源于欧洲大陆但又非欧洲社会主流思潮的值得人们深思的历史现象。这首先在于，它的出现有着思想的包括哲学和文化意识的深刻历史背景，因为“在社会演进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注：[英]哈耶克著，王明毅译《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第27至28页，第60至61页，第13页。）。
（一）理想主义的起源：从“宗教天国”的没落到“地上天国”的诞生
理想主义的兴起是以理性主义取代传统宗教并树立起理性的神圣权威为基础的。世纪的理想主义思潮从思想源流上不仅是古希腊人概念至上理想化观念的再现，更是直接沿袭了欧洲浪漫主义与国家主义相结合的法国大革命（1789年）否定和取代宗教的概念和信仰原则。
这就使我们关注到一个曾为人们司空见惯而未能深入反思的问题：20世纪何以会在种种“理性”、“科学”的名义下产生那么多旨在引导人们摆脱现世痛苦、企望美好未来的“新教义”？20世纪群众广泛参与的理想主义运动所暴发的政治热情为何竟类似于原始宗教的狂热（偏执与妄想）？
这一理想主义信念支配下的群体运动必然走向宗教般的狂热。法国的古斯塔夫·勒庞早在1895年考察分析法国革命的群体意志（“公意”）时就指出：“群体下意识地把某种神秘的力量等同于一时激起他们热情的政治信条或获得的领袖。……群体的信念有着盲目服从、残忍的偏执以及要求狂热的宣传等等，这些宗教感情所固有的特点，因此可以说，他们的一切信念都具有宗教的形式”（注：[法]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这是极有见地的。但对于20世纪的理想主义，极少有人注意到，除了群体运动所形成的类似于宗教狂热的情感和形式外，它的发生和蔓延，同路德宗教改革以后德意志思想发展和欧洲社会变迁（持久的动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关注这一联系，对于研究和考察20世纪理想主义的源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事实上，很少有人能从欧洲思想史和哲学史的历史大跨度梳理和剖析这层隐秘的关系。就思想和历史的跨度而言，从思想史来说，这涉及到高级宗教基督教及其新教改革直至18世纪以后与宗教精神对立的理性崇拜和近代理想主义思潮；从哲学史来说，涉及到以古希腊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为基础的长达1500年的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包括笛卡尔之后大不列颠的经验论哲学、大陆的理性主义和先验论哲学等。而每一种理念形态又都是思想史上“不可避免”的环节。也许正因为思想史上大跨度的历史观难以建构，所以更少有人能够明白20世纪理想主义与其思想中介黑格尔理念哲学同中世纪经院哲学，乃至古希腊哲学之间的本质联系，进而由此指出路德的“宗教天国”与理想主义“地上天国”之间的本质差异。最近程世平先生在其新著《文明的选择》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宏观的考察分析，并得出结论认为：“当路德打开了那扇通往上帝之门的时候，同时也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于是整个德国都兴奋起来，为自然立法，为道德立法。从康德到黑格尔，从费尔巴哈到叔本华，他们纷纷拿起批判的武器评估旧有的一切偶象。他们以怀疑的眼光打量着以往的价值，力图创造出一种不以上帝为依托的新道德的价值表来。”路德之后，以德意志帝国的日趋衰落为象征，欧洲文明史上出现了精神偶像的“大空位”时期，人们为之兴奋雀跃，寻找新的寄托，但“结果是以反偶像始，以自己成为新偶像而终”。因此，随着19世纪德国文化的复兴，以德意志为核心重振昔日“罗马帝国”的雄风，为之创造新宗教，构造新教义，才是欧洲近代理想主义兴起的真实背景。所以，“黑格尔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差别不在思想的内核，而在阐释的方式。不是思想创造，而是话语创新。这就是说，黑格尔们的思想只能从基督教意识形态统治德意志的千年历史中来。只不过基督教以神学的方式来表达哲学，黑格尔则用哲学的方式来阐释神学。”揭示这一事实还并非目的，真正的研究兴趣在于承认这一事实所要回答的问题：为什么路德在带来“人们对上帝的存在及其真像的思考”并促进了人类思想进步的同时，却也带来了那些由“一神到多神”、由“宗教天国”到“地上天国”的类似于原始宗教形态的社会动荡和变迁。而正是“这些悄悄发生的变化，却深深地影响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基本走向，最终导致了包括希特勒在内的德意志特有的文化现象，并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的全部历史”。[1]
（二）理想主义的特征：从民众的自觉参与到非理性的强权政治
传统宗教及其文化秩序毁灭后的社会只有依赖新专制主义的出现，才能免于“新社会”无法遏止的混乱和崩溃。回顾20世纪理想主义现象我们可以发现：理想主义总是能迅速而大规模地发动民众并煽动起民众狂热的激情；但又总是难以维持社会公众的信仰热情而不得不实行有组织的强制性措施。20世纪的理想主义思潮，无论是普世主义的、国家主义的还是民族主义的，都没能跨越这一“规律”。如果说，20世纪理想主义最大的成果就是能够运用崇高的理想原则和简单的口号，最广泛地动员民众自觉地参与到新事业中去，那么，最令理想主义倡导者们失望和头痛的是他们很快便发现，激发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和复仇的斗志并为其提供全新的未来模式是容易的，真正的困难在于公众理想信念的维持和先期许诺（物质化）的实现。而且，更可怕是来自理想主义团体组织内部不同意见论争所导致的权力危机。最终，所有理想主义组织者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要么实行高度集中的权力和思想控制，要么则意味着全部理想和计划的放弃。于是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20世纪理想主义流行的大多数地区，反映这一两难选择的是集团内部激烈的意见分歧和类锐的政治斗争，反而“对于群众的冷漠，甚至对于那些现存世界捍卫者的权力反抗，他通常尚能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最不能为他宽宥的是那些他觉得和自己一样怀抱变革社会愿望却不愿采纳他所提出的方法的人”。（注：[英]伯特兰·罗素著，李国山等译《自由之路》（上）第9页。）因此，伴随着权力转移的是对政治异己派别的严酷镇压、内部的权力斗争和对持不同意见者的严密防范，这是20世纪理想主义最戏剧性也是最残酷无情的政治表达。这种表达是“神圣”的，因为所有斗争中人，都不约而同地从概念出发（先验哲学方式），认为只有自己才代表真理，无所不知，永远正确，把自己看作是“现世的上帝”。这是20世纪理想主义最典型的价值准则和思维特征。
20世纪空前规模的“大灾变”是界定人们生活目标和主宰人们观念的理想主义思潮的结果。20世纪理想主义以其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杂糅相伴构成的“新宗教”填补了（事实上不可能真正取代或填补）人类宗教文明的“大空位”，把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纪变成了有组织的疯狂的世纪”（注：见[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著，潘嘉玢等译《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书中一开始就写道：1900年元旦，世界在一个相对祥和的氛围中迈向20世纪，许多评论著作欢呼20世纪是理性时代的真正开端。然而“与前景看好的情况相反，这个世纪成了人类流血最多和怨恨最深的世纪，成了一个充满幻觉妄想的政治和骇人听闻的屠杀的世纪。”）。
二
正如罗素所言，20世纪理想主义的“乌托邦概念，不论是纯智力的，还是关于社会问题的，都是浪漫理性主义典型的产物。”（注：[英]伯特兰·罗素著，崔权醴译《西方的智慧》，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507页，第454页，第531页，第542页，第440页，第475页，第465页，第447页，第467页，第417页，第476页。）就其概念的智力即理性来源而言，它是18世纪以后在理性神圣基础上分别由卢梭的“公意”原则与“法国革命的产儿”（马克思语）圣西门的计划社会构想奠定的；而就概念的社会发展理论而言，后经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斯宾塞等人运用达尔文进化论发展为可按人的理性对社会进行重构的学说。自18世纪起，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社会发展观便逐步产生影响，成为新的启蒙运动的重要内容（百科全书派和唯物主义），最具代表性的是卢梭“社会契约的假定：人们突然发觉自己是完全有理性的，并且能够为自己作打算，他们通过合理的决断，采取了一次行动，于是一个新社会便一下子诞生了”（注：[英]伯特兰·罗素著，崔权醴译《西方的智慧》，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507页，第454页，第531页，第542页，第440页，第475页，第465页，第447页，第467页，第417页，第476页。）。到了19世纪，随着“日耳曼的神圣罗马帝国”的消亡（1806年），长期被分裂的德国几乎完全失去了昔日的辉煌。为了重新找回国家的、民族的自我，“当德意志处于分裂和松散联盟的时代，那种强烈的民族意识支配下的德意志复兴，是德国思想界无可替代的情结。”[2]因此，当康德极力为道德立法并强调意志力是实践性的时候，费希特于1808年以著名的《告德意志国民》呼吁全体德国人团结起来抵抗拿破仑的并吞，他不仅强烈地表达了德意志国家主义的情结，而且预见了“国家控制生产和分配的社会主义经济”概念的产生（注：[英]伯特兰·罗素著，崔权醴译《西方的智慧》，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507页，第454页，第531页，第542页，第440页，第475页，第465页，第447页，第467页，第417页，第476页。）。可以说，是费希特开创了以复兴德意志为核心的，浪漫理性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结合的欧洲现代理想主义思潮的“新教义”。（注：[美]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国兴亡》一书中指出：“正好与从俾斯麦一直传到希特勒手中的普鲁士德国兴起同时，在十九世纪开始占优势的德国文化的主要支柱首先是费希特和黑格尔……”。费希特在普鲁士被拿破仑击败后的著名演讲“深深地激动了和鼓舞了一个陷于四分五裂战败国家的人民，它们的响亮回声即使到了第三帝国时代仍旧隐约可闻。对于一个战败国的意气沮丧的人民来说，费希特的教导是一种醉人的烈酒。”参见董乐山等译《第三帝国兴亡》，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第142页。）
“思想的不可避免”注定了德国将成为19世纪之后世界未来思想的策源地。16世纪初德国人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为世界注入了一种新的思想，它力图摆脱罗马教廷的控制，抵制教会的腐败，宣扬信仰的独立和自由（信义宗），“把人从外在宗教解放出来”（马克思语）。路德极力抵制教会的特权，否定教皇的权威，目的不是对宗教的反叛，而是对宗教信仰的维护。同历史上所有反传统的思想家一样，路德为世界播下了思想的种子（开创了新教思想，打开了通向工业资本主义制度的大门），却未料到给欧洲带来了持久的动荡和德国的四分五裂。当闵采尔以圣灵的名义组建起野蛮的农民起义队伍，整个德国一夜之间由高级宗教退回到原始宗教形态的时候，路德对国家权威的呼吁就变成了所谓对新生事物的不理解和“恶毒攻击”。直到许多年以后，人们才明白：“上帝死了，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尼采），人在获得了精神的高度自由与信仰的完全独立时，原始的本能和欲望也随之释放。本来，“宗教的作用是制约人类默认存在的秩序，……给越来越不安的人类以历数千年经久不衰的规则和指导框架”（注：[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著，潘嘉玢译《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至75页。），而一旦宗教的作用因权威的丧失而失效，无数不安的灵魂就将望着那偶像失落的空间，制造出无数的新上帝、新神话、新教义、新崇拜（领袖），以最崇高而神圣的名义演绎出“地上天国”的人间惨剧。
路德的初衷是维护宗教信仰以拯救日益衰败的宗教，但殊不知丧失了权威的信仰比信仰的权威更可怕。如果说路德时期的德国摆脱了罗马教廷的控制却又因信奉新教而致德意志国家四分五裂（诸侯各自为政）、满目疮痍，是近代宗教理想主义的警示性排练的话，20世纪则是世界范围内由宗教“大空位”到历史“大灾难”的社会理想主义的总汇演。究其原因，正如波兰诗人、作家，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切斯瓦夫·米沃什1991年指出的那样，首先是由于“欧洲大陆上人类宗教想象力严重丧失的后果”，“宗教想像力的丧失乃是20世纪思想的内核，而我们时代之所以有其大灾变的特点，原因就在于此”（注：[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著，潘嘉玢译《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至75页。）。其次，正是有了宗教想像力丧失的“大空位”，才有理性僭越上帝、世俗超越信仰的“新宗教”（如纵欲无度的拜物教），才有可能“现世学说越来越把注意力集中到尘世生存的中心地位，提高人类的凡体俗身而贬低人类的精神领域。最终甚至认为，只要忠实地遵从所揭示的新的真理，人间天堂也是可以达到的目标”（注：[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著，潘嘉玢译《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至75页。）。“丧失”和“僭越”的结果，便是“望着那偶像失落的空间，有的人迷惑彷徨，有的人兴奋张扬；迷惑的，回到原始文化的荒野上去寻找灵魂的寄托；兴奋的，匆匆登场，捧着他们赶制的新教条，竞相成为新上帝的选侯”（注：程世平：《文明的选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九章：新宗教与法西斯。）。
历史的偶然性事件常常是思想发展的必然性产物。但是我们却常常因对历史表象众多偶然性事件的关注而忽略了现象背后更深刻的思想潜流。在德意志复兴（日耳曼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上，始终存在着两条平行交错、相互辉映的历史线索：一条是作为社会标志的政治家、军事家从腓特烈大帝、俾斯麦宰相、兴登堡元师到希特勒元首；另一条是作为思想潜流代表的思想家、哲学家从莱布尼茨、康德、叔本华、费希特到黑格尔们。他们一个是闵采尔式的运用形而下的“剑与火”复兴德意志王权，另一个则是路德式的运用形而上的概念与逻辑复兴德意志神权。方式不同，却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和心理动机。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黑格尔哲学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民族复兴的心理动机。这不仅是由于这一哲学思想最集中地表达了强烈的国家意志和德意志民族的复兴理念，更由于它同20世纪盛行于世的理想主义思潮有着不可推脱的“连带任责”（注：卡尔·波普尔在其《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针对20世纪亘古未有的灾难指出：“尤其是那些思想（危险和错误的思想》应该对本世纪这一可怕的统计数字承担连带责任。”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衡等译，1999年版第1页。）。黑格尔哲学被钦定为普鲁士的国家哲学是由黑格尔哲学的“自我”理念所决定的。在黑格尔“绝对理念”的历史哲学中，普鲁士国家已完成了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日耳曼世界”）。黑格尔在他那宠大而复杂的哲学体系中始终以一个新教徒的面孔论证国家是压倒一切的力量，“国家对于教会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因为这样才能保证教会组织的国家性质”，（注：[英]伯特兰·罗素著，崔权醴译《西方的智慧》，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507页，第454页，第531页，第542页，第440页，第475页，第465页，第447页，第467页，第417页，第476页。）其逻辑的结果只能是：随着忠于民族国家的观念上升到最高道德守则，教会的教义也就自然被取而代之。关于黑格尔哲学集德意志复兴主义思想之大成，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影响，西方著名经济学家、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F.A.Hayek)在半个世纪前就指出：至1870年左右，“一套不同的、并不是真正新的而是很旧的思想，开始从东方西进。……此后60年中德国成为一个中心，从那里，注定要支配20世纪世界的那些思想向东和向西传播。……德国的思想到处畅通，德国的制度也到处被模仿。”（注：[英]哈耶克著，王明毅译《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第27至28页，第60至61页，第13页。）可以完全有理由认为，德意志复兴的思想和制度经过普世主义的改头换面，构成了20世纪理想主义思潮的主要内容。
“总是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德]荷尔德林）。我们从黑格尔的预言“‘德国的时辰’将会到来，它的使命将是振兴世界”（注：[美]威廉·夏伊勒著，董乐山译《第三帝国的兴亡》，世界认识出版社1979年版，第143页，第142页。）中感到了这一点；我们也从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实践中看到了这一点。20世纪理想主义思潮随着世纪末的终结而鼓浪渐息，但人们对之的反省和思考却刚刚开始。我们还不习惯于接受“通向地狱的道路总是伴随着理想的空谈”（爱因斯坦）的警示和教训，甚至还不清楚我们自己曾经历了（或参与了）人类历史上最狂热、最卑劣、最惨无人道的历史性事件。
三
如前述，从思想的发生和发展来看，20世纪理想主义是18世纪以后欧洲启蒙运动“浪漫理性主义的产物”，而它所具有的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实用性特质，却直接来源于德意志浪漫主义及其先验哲学。从总体上讲，德国19世纪以后的近代哲学是对德意志民族复兴精神在思想、政治和文化上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它充分吸收了古希腊哲学思想和罗马基督教文化的精髓，整合了德意志“民族存在的概念”，集中地表达了德意志民族的自我及欧洲拯救意识。我们注意到，19世纪初“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的消亡（德国被拿破仑的帝国军队吞并）被认为是德国历史上最耻辱最具灾难性的事件，它与18世纪下半叶德国启蒙运动在文化上的自我肯定（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和民族意识的觉醒（德意志精神）形成强烈的反差，极大地刺激了德意志的国家主义意识和民族主义情感。于是，与1813年以普鲁士为德国国家主义振兴之地而发起的解放战争相呼应的，首先是德国哲学家对国家主义激情的呼吁和对德意志国家哲学的建构。正是费希特，以他构造的“自我”和“实践”概念的演绎，成为黑格尔哲学体系当之无愧的先驱，令人感兴趣的是费希特哲学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同17世纪德国近代先验哲学奠基人莱布尼茨的背景极其相似，由此表明了德国先验哲学同德国国家主义之间不可分的历史渊源和内在联系。莱布尼茨早年立志，20岁时就拒绝了优厚的教授职业，跟从一位“神圣罗马帝国”的选候（1667年，美因兹大主教），把说服太阳王出兵镇压异教徒以实现入侵埃及的计划，拯救“三十年战争”中被支离破碎的帝国作为一生追求的伟业。莱布尼茨转而致力于哲学和科学的研究是其使命失败后的神圣选择，即便是在缔造德意志精神哲学的同时，他仍“进一步设计了欧洲政局的改革更新方案。他也试图弥合巨大的宗教分析，但没有人理会他的方案”（注：[英]伯特兰·罗素著，崔权醴译《西方的智慧》，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507页，第454页，第531页，第542页，第440页，第475页，第465页，第447页，第467页，第417页，第476页。）。从莱布尼茨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神圣罗马帝国”选侯（未来的帝国皇帝）的总设计师的身影。由此笔者认为，在德国古典主义先验哲学的精神链条中，莱布尼茨与费希特的哲学是两个承前启后的关键环节，从他们身上，可以弄清楚德国先验哲学产生和发展的真实背景，明白在19世纪德国与法国思想难解的抗争（对罗马帝国联盟的皇权争夺）背后，“唯意志论”的先验哲学何以悄悄地取代了大陆理性主义传统，一步步“为俾斯麦的第二帝国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国铺平了道路”（注：[美]威廉·夏伊勒著，董乐山译《第三帝国的兴亡》，世界认识出版社1979年版，第143页，第142页。），以至与理性主义一同对20世纪产生巨大而深运的影响。
此外，德意志先验哲学还是典型的充满理想色彩的哲学。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古老而又饱经磨难的民族，早在公元4世纪下半叶，北欧的古日尔曼蛮族就与匈奴称霸天下，数次攻陷西罗马帝国“永恒之城”罗马，最终由日耳曼雇佣兵首领奥多亚克废帝灭国。并与罗马教廷结盟取得了恺撒的神圣皇冠。至843年查理曼帝国分裂后，东部形成德意志王国，962年国王奥托一世效法查理曼，由罗马教皇加冕为罗马帝国皇帝，并试图建立统一的基督教世界帝国。但好景不长，帝国皇帝在以后（11至13世纪）与罗马教皇争夺授职权斗争中失败，皇权日趋衰落，帝国名存实亡。自路德宗教改革后闵采尔的动乱（农民起义运动）使得诸侯割据加剧，帝国更是分崩离析。以帝国为主要战场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后，德国更是满目疮痍，四分五裂，终由1806年拿破仑帝国“取而代之”。衰落而至亡国的屈辱对于一个曾经是帝国统治中心的民族来说，其心理反差的强烈可想而知。更可怕的是，这对于一个只有神话传统的北欧蛮族又深受罗马基督教文化影响，却要被排斥在教督教世界之外的民族来说，则意味着灵魂的死亡。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怎样表达自己民族性的存在，德意志民族作出了自己的选择。这就是除了路德用统一的德语翻译《圣经》从而“创造了德意志民族拥有的唯一的真正的祖国”外，就只有思想和精神的存在方能证明德意志民族所具有的神圣性和同一性。埃里希·卡勒尔在《德意志人》中指出“这就是德意志的观念常常成为德意志的理想的原因，因为只有从思想中，德意志人才有希望建立一种民族的同一性。这就是德意志人如此强烈地潜心于哲学的原因，也是他们为什么关心方法的原因。……对德意志哲学家来说，民族国家只在理想的领域才真正存在。”（注：[德]埃里希·卡勒尔著，黄正柏译《德意志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56至247页。）还需要指出的是，作为精神文化现象，德意志国家理想的寄托绝非令人自卑的蛮族文化，而是以欧洲基督教文化为核心的整个西方文化，是与“日耳曼的神圣罗马帝国”同时存在的整个西方文明体系。简而言之，德国文化的民族血统是日耳曼的，精髓是基督教的，思维方式则是中世纪经院哲学式的。这就是德国民族及其文化具有浪漫理想主义特征，其哲学思维方式崇尚理念至上、追求概念为真的原因。
在跨越千年的振兴德意志的理想中，德意志的思想家、哲学家总是理念先行，成功地通过先验哲学将“德意志人的自卑很快转化为民族狂热、英雄崇拜和建功立业的张扬。帝国的复兴是整个德意志民族潜在的心理动机，也只有在这样的土壤和心理动机上，才可能产生黑格尔、费希特、斯宾格勒这样的哲人”（注：程世平：《文明的选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九章：新宗教与法西斯。）。崇尚理想、高扬精神，是德意志民族心理的灵魂和支柱。当1807年普鲁士在耶拿屈辱地被拿破仑击败时，对于一个曾经是一统欧洲的帝国，“对于一个战败国的意气沮丧的人民来说，费希特的教导是一种醉人的烈酒”。正是这一充满民族复兴理想的“烈酒”，成为“从俾斯麦一直传到希特勒手中的普鲁士德国兴起”的主要精神支柱，他们“首先是费希特和黑格尔”。（注：[美]威廉·夏伊勒著，董乐山译《第三帝国的兴亡》，世界认识出版社1979年版，第143页，第142页。）我们在东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的近代衰落中也看到了类似的情境。接下来便是到处被模仿、流传、蔓延开来的德意志式的理想主义思潮，除了先验哲学理想寄托的影响，“第三帝国”兴起的成功实验，至少为普世的理想主义提供了实行广泛社会动员的现存模式和样板。
总之，当我们弄清了路德宗教改革以后德国的持续衰败加之“神圣罗马帝国”的衰亡所形成的民族心理的巨大反差，弄清了德国先验哲学是德意志民族存在的自我概念表达和复兴理想的寄托，也就明白了黑格尔国家哲学与德意志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现实即合理”辩证关系的真实意图。（注：较之黑格尔其他哲学论著的艰涩来，其关于“世界历史”的理想发展阶段的论述既简单又明了：“世界精神”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必有一个民族拥有其支配的“绝对权利”，其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阶段分别是“东方王国”、“希腊王国”、“罗马王国”和最高阶段的“日耳曼王国”。在黑格尔身上综合地再现了莱布尼茨和费希特的影子，可见德意志哲学精神的一以贯之。）当我们明白了这一切，也就明白了德国先验哲学作为国家哲学是如何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德国在精神上与西方的分裂；这种分裂至今还没有弥补过来”（注：[美]威廉·夏伊勒著，董乐山译《第三帝国的兴亡》，世界认识出版社1979年版，第143页，第142页。），从而也就找到了20世纪理想主义最直接的思想起源。
最后，理想主义思潮的流行还同先验哲学唯意志论的理想主义思辩方式相关。先验哲学与理想主义有着系统的本质联系，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与其日耳曼的理想国有着内在的同一。先验哲学以概念为先、理念至上，通过一系列假定性的逻辑推演，可以高度的、完美的寄托和演绎未曾经验过的理想，并给予一系列合乎逻辑的规定。这是先验哲学方法特有的功能。它与经验哲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
多年来受先验哲学思想影响，我们的认知判断重名不重实，以为我们所接受的理论系统是合乎逻辑方法（科学）的，因而是真理性的。其实作为西方文明的哲学方法论体系，其内在的逻辑系统必然是一致的，无论是先验论哲学还是经验论哲学，其逻辑证明方法都是共通的，都是作为论证工具即亚里士多德所创立的形式逻辑方法论来应用的。两者的差异不在具体论证的方法上（都可称之为“科学的”），根本的不同在先验论与经验论的逻辑前提本身。先验论哲学是以某个绝对界定的概念（理念如“自我”）为逻辑对象，预先假定概念的真理性和客观性，以此为起点进入逻辑系统。由于有了预先假定的价值判断和认知基础，它在论证中就不可避免地要在论证范围内对细节和感知经验加以排斥，从而可能因其论证的随意性而得出与先前价值判断相反的十分荒谬的结论。经验论哲学则是以知性可感知的、经验可验证的对象或以已有的、曾发生过的事实或事件为逻辑起点，坚持以事实为真，以可感知的经验为真，在论证中尽力避免先验的抽象原则并按感知和经验的习惯，注重概念系统中分离的、零散的、细节的逻辑经验来校正自己的目标，避免逻辑结论与经验事实的背离。
先验论与经验论哲学之所以有根本的不同，对同一认知对象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其前提在于：先验论认为在人的认知之前即已经有“神的启示”和“绝对理念”，它是先在的和客观的；而受到“圣灵”启示的人是全知全能的，能够揭示绝对真理并提供完美价值的。而经验论认为人与上帝的不同在于人是感知的、经验的，人不可能通过概念的逻辑推论穷尽事物的本质，因而概念是不可靠的，避免逻辑推论出错的唯一方式就是不断地运用感知经验加以校正，通过经验的逻辑逐步接近事物的本质。两种不同体系的哲学反映在社会发展观上，经验哲学绝不会假定和推论有一种单线递进的理想社会模式；而先验哲学必然会假定和证明一种近乎完美的社会理想模型。黑格尔哲学综合性地集成了从古希腊哲学到近代哲学以来的先验成分，提出精神理念在现实世界中社会发展的阶段推演理论，这已是我们所熟知的了，这里作为对比，仅摘引一位英国经验哲学论者的基本观念加以说明：“我们不习惯把道德准则想象为一个或多或少的完整的东西。我们总是在不同的价值之间选来选去而没有一个规定我们应该如何选择的社会准则，这个事实并不令我们吃惊，对我们也并不意味着我们的道德准则是不完整的。……十分重要东西是这个基本事实，即任何人都只能考察有限的领域，认识有限需求的迫切性”。（注：[英]哈耶克著，王明毅译《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第27至28页，第60至61页，第13页。）不列颠的经验主义传统就是如此，但它却比从大陆理性主义而来的先验哲学具有更深远的历史影响。
因此，依经验主义的哲学家看来，人类社会不可能按照某种自以为预先设定好的某种计划或蓝图运行，它只有迈着试探性的步子，在适当的时候作出相对合理的选择。尽管这似乎因社会失去了一个善的目标而可能难以激起人们的“高尚的情怀”，但“实际上它避免了以崇高体系为幌子犯下堂皇的暴行”。道理非常简单，因为如果“善的理论作为一个严格的体系提了出来，如果某个不开明的暴君自以为该由他来贯彻这一理论，那么就会出现恐怖的劫难。”（注：[英]伯特兰·罗素著，崔权醴译《西方的智慧》，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507页，第454页，第531页，第542页，第440页，第475页，第465页，第447页，第467页，第417页，第476页。）不幸的是，20世纪理想主义思潮的后果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思想不可避免的现实性决定了历史的走向，而思想的选择总是同我们过去的历史相关。先验哲学及其思想方法一度成为我们唯一的选择（所谓选择也只是借名而已），结果使我们不断重复地做着早该做的事，“夫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此行百里者，所以半九十里也。呜呼！其亦可悲也已”（注：严复：《救亡决论》，转引自林衢主编《世纪抉择》，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第一卷，第29页。）。可悲者一，“当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缔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想象得出比这更大悲剧吗？”（注：[英]哈耶克著，王明毅译《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第27至28页，第60至61页，第13页。）
可悲者二，早有我们民族思想界的先知者预见在先：“极端平等自由之说，殆如海啸飓风，其势固不可久，而所摧杀破坏，不可亿计。此等浩劫，内因外缘，两相成就。故其孽果无可解免。”（注：《严复文集》第三册，第608页。）可惜国人置若罔闻，更知者寥寥，结果20世纪初始一个具有攸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所而临的是整个文化系统的崩溃和无休止的内乱，是为国家和民族的大不幸。
世纪之交，我们面临着新的历史时期，在经济全球化与中华传统文明继承发展的选择之间，所幸的是少了许多妄动与浮燥，多了些面对现实的冷静和思考，使我们有可能更少偏见地对自身的历史和变迁进行深刻的反省，并对外来思想和文化做出新的评估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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