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的“史”性和“诗”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40(2009)05-0114-08
1932年和1938年，赛珍珠以《大地》三部曲等作品分别荣获美国普利策文学奖和诺贝尔文学奖，从而成为西方社会名噪一时的中国文化的代言人。《大地》的获奖评语为“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1]，“史诗般的”既是就作品鸿篇巨制的规模而言，也是指称作品展示的细致而包罗万象的生活场景。但若不细加分析、品味，就有可能使这句评语流于俗套化或公式化的一般性评价而被人们忽略。事实上，就其反映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和中国农民的生活而言，《大地》第一部在体现“史”性和“诗”性这两方面都有着相当的写作自觉并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一、“史”性——中国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
《大地》第一部的“史”性主要体现在作品通过农民王龙的生活经历，全面再现了作者理解中的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包括革命)、宗教、社会、伦理、民俗等生活景象，使这部作品带上了百科全书的特质。这些知识又都是通过“人与土地的联系”这个中心情节体现出来的，从而使知识性、思想性有机地融合于这一艺术整体之中。
(一)政治(革命)生活
综观赛珍珠一生的创作，她对宏大的社会主题一向有着浓厚兴趣。时代的风云变幻对人们生活产生的影响始终是她关注的话题。在《大地》第一部中，赛珍珠虽未正面描写社会政治问题，却以看似不经意的艺术笔触巧妙揭示了传统社会中普通人民的政治态度。费孝通说：“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变更。一年一度，周而复始。”[2]这是熟知传统中国社会的专家对大多数农民政治观念的准确概括。对于“天高皇帝远”的中国农民来说，季节的转换、节气的更替远比改朝换代与他们关系密切。王龙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般的环境中，他对政治的态度是漠然的，即使关心，也必然是关乎土地的。如为了保住土地和庄稼，他和其他村民集体清算了贪污修筑防洪堤坝捐款的县官，逼得他投水自杀。这是王龙唯一一次直接和官府打交道，也是政府唯一的一次亮相。这里透露出的信息是双重的：农民不关心政治，同时政府也不作为，甚至对百姓的生死很少关注。赛珍珠对蒋介石国民政府不抱希望，说他们与中国普通百姓相隔千山万水，由此可见其一斑。王龙在政治上的迟钝还体现在他患贫、患灾，而不“患不均”，他在城里听关于革命的演讲，关心的不是分富人的东西，而是富人有何办法让老天爷按时下雨，好让田地不再发生灾荒。他最关心的政治是自然意义上的“天”，社会变革不在他的兴趣范畴之内。当小儿子告诉他自己要去当兵，参加为国家赢得“自由”的革命时，王龙困惑地说：“我们国家已经自由了——所有我们的好地都是自由的。我愿意租给谁就租给谁。它给我们带来银钱和上好的粮食。你吃的和穿的都靠这土地。我不知道你还要什么自由。”[3]赛珍珠生动而精到地反映了中国农民对于政治和革命的心态：狭隘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他们只关心与个人生机密切相关的实际利益，而不会离此去思考抽象的人权问题，政治和革命如果游离于眼前的实际生活之外，则被视为与己无关而引不起他们的兴趣。辛亥革命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革命党人对基本民情的隔膜，他们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相距遥远，不了解他们的真实心理，仅凭真诚而一厢情愿的变革热情，因而提不出符合民众要求的革命目标，得不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而共产党人正是通过土地革命，赢得人民的信赖，从而取得革命成功的。赛珍珠虽然没有像鲁迅那样具体分析辛亥革命的得失成败，但在准确把握农民心态这一点上，她已十分接近鲁迅。
(二)宗教生活
作为美国基督教会传教士之女、之妻，对宗教信仰的敏感应该是赛珍珠的本能。本着不挟任何先入为主的观念的写作立场，赛珍珠客观再现了中国农民的宗教生活——道教和佛教相混杂的神灵崇拜以及对基督教的完全隔膜、不理解。这种写作立场虽然招致了日后基督教传教会的责难，但却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在土里刨食的中国农民十分敬畏掌管他们命运的神灵，王龙在结婚、生子、求雨、求财、求平安、逢年过节时都要给土地公、土地婆烧香，逢着丰年，还给他们添置新衣裳。王龙围绕着土地而来的宗教信仰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功利性。他与神灵的关系是交易关系，彼此遵循我敬你爱的互惠规则，他礼敬神灵索取的是现世回报。他向观音菩萨求孙子：“神灵啊，如果生个孙子，我要为你买件新的红色的长袍；若是生孙女，我就什么都不给。”[4]他对土地公说：“我们都伺候你，我爹，我自己，还有我儿子。现在我儿子要有孩子了。如果生的不是男孩，我就再也不供奉你们两位了。”[5]二是变易性。他对神灵的态度是依据所求是否灵验而变化的。他获得丰收，又年年得子，即不断烧香拜神；可一旦遭遇厄运和灾难，则对神愤恨而蔑视，认为神灵违背了人神之间的潜规则。当土地遭遇干旱、颗粒无收、全家人就要饿死时，王龙对渎职的土地神充满愤恨，竟朝神像身上吐唾沫：“这就是神对人作恶的报应。”[6]这种变易性还取决于他的社会地位的改变。贫寒时，他敬畏神灵，仰视神灵，即使实在忍不住对神灵的不尽职守表示不满，事后依然会感到恐惧。然而，在他发迹之后，他的态度开始变得肆无忌惮，敢于平视甚至俯视神灵了。神灵只为保佑他富裕而存在，当他富有到足以自保，便不再把神灵放在眼里。他敢于在天降洪水、淹没土地时大声诅咒：“我还没有从天上老头儿那儿得到过什么好处，烧香也好，不烧香也好，它总是做缺德的事。”[7]三是混杂性。王龙既拜道教的神(土地神、财神)，又拜佛教的观音菩萨，谁对自己有用就拜谁。同时他又担心神灵像人一样会因他的厚此薄彼而心生嫉妒，因而总是尽量烧好每一炉香。功利性、变易性和混杂性又都体现为世俗性，宗教信仰和天神地灵都是按照人间标准来衡量和调遣的，是人们谋求现世利益和福乐的工具：观音菩萨管着他们的子嗣，土地公管着他们的收成。这里反映了中国文化的根基——儒家的神灵观：“敬鬼神而远之。”所以，中国农民对鬼神的态度是敬畏而非敬爱，态度恭敬而感情疏远，和基督教对天堂的那种家园般的亲近感不同。甚至从严格意义上讲，王龙的敬神行为算不上真正的宗教信仰，而只能是迷信。
(三)社会生活
在《大地》第一部中，赛珍珠将笔触集中在叙述王龙一家的命运遭际，对他的社会生活和社会联系只作了曲折、隐蔽的间接陈述，了无痕迹而又真实可信。在以家族为单位的传统小农经济的生活圈里，人们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封闭的生活圈中，虽非“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但与社会的联系的确是松散型的。王龙与社会的联系十分有限：逃难到南方，接受过社会的慈善赈济；回乡发了财，受到过土匪、兵匪的骚扰；和乡邻的联系只限于结婚、生子时的人情往来，在发生灾荒时遭人打劫。王龙最显著的社会生活是社会地位的变化：随着他对土地占有数量的增多，周围人对他的态度不断发生改变，其社会地位也不断提高。王龙娶亲时，因为贫穷惜钱而又要面子，在城里的理发店、小饭馆处处受人奚落，甚至受到黄家看门人的轻视和嘲笑。但当他富有以后，人们对他的态度变得恭敬有加，再走进茶馆时，人们都对他行注目礼，并以艳羡的口吻谈论他。对于这种现象，王龙从未认为有何不正常。他受人轻贱虽然气恼，却不认为这有何不公，贫穷受气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作为农民，他对地主没有仇恨，只有敬畏和企慕，黄家的地位正是他奋斗的目标，对土地的占有是一个人地位和威权的象征。王龙丰收攒了钱之后，首先想到的是买黄家的地，不仅因为那块地土质肥沃，灌溉方便，而且还有高于实际利益的精神需求。“他的妻子曾经是那个高傲人家的厨房丫头，可现在就要变成拥有那家一块土地的男人的妻子。”[8]这里有今非昔比、翻身做主的扬眉吐气和自豪骄傲。所以，购买这块土地对于王龙来说是一种象征，象征着他向另一个更高的阶级迈出了第一步。因为购买这块地，他的社会地位提高了，村里甚至出现了推他当村长的议论。尊富嫌贫，这是社会的普遍价值，至于这富裕如何得来，很少有人追问。二儿子偷了一块肉，王龙拒不食用，还把儿子打了一顿；阿兰在大户人家墙壁里摸到一包珠宝，王龙却受之当然。赛珍珠一方面竭力表现主人公的公德意识和正义意识，另一方面却难掩这种意识的淡薄和混乱。
对王龙社会生活描写的淡化乃至忽略，是评论者诟病人物可信度的重要依据。这的确是作品的弱项。作品将王龙自然人的一面描写得很充分，而他作为社会人的一面却很少涉及，而这又是现代人几乎无法回避的。作者突出了王龙遭受的各种天灾，而对于人祸加诸他的磨难则匆匆带过。我们虽不能因此断言这不符合赛珍珠观察到的实际，但人物的普遍代表性却因此受到削弱。
(四)伦理生活
在王龙的生活经历中，我们虽然看不到多少政治、时代的影响，但中国传统的伦理精神却在他身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这是符合传统中国的实际的，传统中国以伦理代政治、代法律，伦理道德把人与人的关系规定在一个相对合理的范畴内。传统道德中的五伦，作者通过描述王龙为子(侄)、为夫、为父、为友等身份，着重展现了他在父子、夫妇、朋友几重关系中堪为楷模的表现。王龙孝顺父亲，成年后承担起所有的劳动，使父亲得以颐养天年。他在任何时候都尽其所有奉衣奉食，听命父亲安排自己的婚姻。他对游手好闲、总想不劳而获的叔叔尽管从心里十分厌恶和痛恨，但在表面上依然不得不执晚辈之礼，在他们困难给予帮助，晚年为他们养老送终。王龙和阿兰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夫妇，他们婚前没见过面，谈不上感情，但他们共同劳动，创造财富，共同养育儿女，传宗接代。王龙主宰、支配阿兰的一切，用阿兰觅得的珠宝买得土地，而视为己有，包括她珍藏的两颗珍珠都可以随时夺走。但同时王龙又是负责任、讲道义的好丈夫。他从感情上不喜欢长相丑陋的阿兰，但内心却一直敬重她，纳荷花为妾、强索她的珍珠，这些行为日后都使他产生了深重的负疚感。阿兰临终前，王龙表现出对她的深切依恋。王龙也是个有责任感的慈爱的父亲，他爱护每一个孩子，精心安排儿子们的前程，为女儿寻找合适的归宿，尤其怜爱傻女儿，大灾之年也不肯卖掉她，临终也设法为她安排好未来。他对朋友重情谊，讲义气，对在自己落难时给过自己帮助的邻居老秦始终心怀感激，富有后给了他丰厚的回报和极大的信任。伦理是一根无形的纽带，赛珍珠以精心安排和设计的情节展示了封建伦理关系的图景。
此外，《大地》的“史”性在反映民俗生活方面也体现得非常明显，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民俗史。在《大地》中，从娶妻、纳妾、生子、葬礼到饮食、服饰、住宅，从农民遭遇旱灾、水灾、蝗灾、兵灾、匪灾到逃荒、乞讨、抢大户等，赛珍珠把皖北、江南一带的许多生活习俗一一记录在册。《大地》中丰富的民俗场景显然是作者有意为之，因为她预期的读者是西方人，所以她特意将人物所涉及到的各类民俗生活纳入视野，详加介绍。这些在中国人看来稀松平常、天经地义的事或物，在异民族视界中却因陌生和距离而产生了特殊的审美效果。今天即使是中国读者读了，也会感到兴趣盎然。这些内容折射出赛珍珠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和细致敏锐的观察能力。她还就这些内容进行过专门阐释，比如，1972年西蒙·斯科斯特公司出版了她的关于中国饮食的专著《东方美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赛珍珠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通”。
二、“诗”性——中国农民的乡土诗歌
作为文学作品，“史”性使《大地》拥有了厚重的份量，但使之获得永恒魅力的则主要应归功于其“诗”性。《大地》是一部充满变奏的田园交响诗，其中有恋歌，有赞歌，有欢歌，有悲歌，赛珍珠把中国农民亘古不变的生活方式提升到审美的层面。
(一)土地恋歌
在《大地》中，“土地”始终是作品的中心意象，“人与土地的离合关系”既是王龙生活的中心话语，也是赛珍珠理解的中国文化的核心内涵。王龙的一生是对土地充满深情眷恋的一生，土地既是他的生活来源，也是他的最终归宿，既是他的物质保障，也是他的精神寄托。他望着土地的目光永远是充满爱意的、温情的：“土地肥沃得发黑，在他们的锄下轻轻松散开来。”[9]“田里的麦种发芽了，在湿润的褐色土地上拱出了柔嫩的新绿。”[10]“春天里，天长日暖，处处是李树和樱桃的花香。柳树长出了绿叶，叶片一天天舒展开来。树木一片葱绿，土壤湿漉漉的，蒸腾着氤氲的水汽，孕育着又一个丰收。”[11]如果说王龙对待神灵仅仅是迷信，他对土地的热情倒是近乎宗教徒般的专一和虔诚。
王龙对自己挚爱的一切都会产生与土地相关的联想。土地和生活紧紧相连，人不仅生于斯，长于斯，且仿佛由土地化身而来。新嫁不久的阿兰不仅包揽全部家务，有空就陪伴丈夫在地里劳作，她给王龙带来了温暖、舒适和希望，王龙对她充满感恩之情：“这样的女人一般是找不到的。”[12]在他充满柔情的眼里，阿兰就像褐色的土地上的化身：“她满头大汗，一脸泥土。她像个土人，浑身成了和土地一模一样的颜色。”[13]阿兰生了儿子，这是王龙一生中神圣的时刻，他感到自己已成为那条世代相传、在这块土地上繁衍后代的生命链上的一环，王龙的生命有了根。“孩子躺在铺在地上的一条又旧又破的被子上睡觉。孩子哭的时候，女人就停下来，侧躺在地上解开怀给他喂奶。烈日曝晒着他们两人……女人和孩子晒成了土壤那样的褐色，他们坐在那里就像两个泥塑的人。女人的头发里，孩子柔软乌黑的头顶上，都沾满了田里的尘土。”[14]人与大地如此和谐，融为一体，在王龙眼中，这才是真切的生活。他把土地视为生命的一部分：“地可是人的血肉啊。”[15]土地给他们提供了生活来源，“这洋钱——是从他耕锄劳作的土地上得来的。他依靠他的土地生活；他靠一滴滴汗水从土地得到粮食，从粮食得到洋钱。”[16]土地让他感到充实，“如果白天干活实在太累了，他就躺下来睡在垄沟里，他的肉贴着他自己的土地，感到暖洋洋的。”[17]
当家乡发生旱灾，王龙被迫带着全家逃难到南方，远离了土地，寄居在城市富人家的墙边时，靠拉人力车为生，他感到空虚、烦躁、苦闷，“对土地的思念像洪水一样涌入他心里。”[18]他从财主处得到金子后，第一件事就是买粮种，接着买耕牛、农具。逃难回来的王龙回到家中，最关注的就是他的土地，“他自己的田地，经过冬天的冰冻，现在松散而生机勃勃地躺在那里，正好适合耕种。”[19]回到土地上的王龙就像游子归家，灵魂附体，安泰回到母亲的怀抱：“王龙看着头顶上的蓝天和飘过的白云，觉得他耕种的土地就像自己的肉体。”[20]土地不仅能满足他肉体上的需求，而且可以疗治他的精神创伤。当他从对荷花的情欲中醒来时，回到洪水退去后的土地，“当他看到田野里黑油油的沃土，爱情上的失意也消失了。他感觉到了脚上那湿润的泥土，嗅到了小麦垄沟里散发出来的泥土的芳香。”“他累了的时候，就躺到土地上睡一觉。土壤的养分渗透到他的肌肤里，使他的创伤得到愈合。”[21]土地的失而复得和人的悔悟再生之间有一种奇妙的对应关系：“地在人即劳作，地隐人即无为，地失人即堕落，地出人即振作。”[22]女人、孩子、家务都会让王龙厌倦、烦恼，但土地永远只会给他带来无尽的安慰。
这种土地恋歌带有明显的农民阶层的实用主义色彩。他对春风的喜悦，不是“二月春风似剪刀”式的审美，而是一种能给他带来丰收的“好兆头”；他对雨水的期盼，没有“润物细无声”的细腻感受，但喜雨的心情是一致的；他所爱的土地，也远不及“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中那“土地”的深邃内涵，而更多体现为对富足生活的向往，但这确是农民阶层的感情。作者完全站在农民的立场，感同身受并代其言说内心情感。这种真诚的写作态度换来的是作品感人的力量。
(二)生存悲歌
《大地》在抒写人对土地的强烈依恋和土地对人的回赠的同时，也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以饱含同情的细腻笔法历数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在各种自然灾害的打击下遭遇的种种苦难，以及人们为求生存而与自然进行的顽强抗争。
在小说《大地》中，赛珍珠着重再现了旱灾来临时人们遭受的触目惊心的艰难境况(在米高梅公司拍摄的同名电影中，为了加强视觉效果，着重表现的是在原著中略写的抗击蝗灾)。干旱让农民们颗粒无收，他们流尽最后一滴汗，打完最后一滴水，试图救活庄稼，但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绝望的人们吃完家中最后一粒粮食，又吃掉视为手足的耕牛，接着吃野菜，吃树皮，吃观音土，甚至有人开始吃人。但依然到处是饿死的人，为了活命，那些原本善良的人们卖儿卖女，甚至冲进邻家抢劫。因为饥饿，阿兰狠心扼死了新生的女儿。终于走投无路，王龙一家和大部分人不得不走上背井离乡的逃荒之路，成了寄居城市一角的流浪灾民。他们乞讨、拉洋车、拉货车甚至偷窃，躺在芦席搭成的低矮的窝棚里，遭人白眼，遭人耻笑。街铺上满是琳琅满目的各种食品，但他们却永远是被饥饿折磨的一群。更有像老秦那样连逃难的本钱和力气也没有的人就只得留在家中听天由命，苟延残喘。王龙逃难回乡七年后，家乡又遭水灾，洪水淹没了人们的土地，冲垮了人们的房屋，于是他们复又走上流离失所之路，或者铤而走险，成了盗匪。接着，在又一个春天，蝗虫飞来了，把即将成熟的庄稼全都吃光。到处都是战火，不时有军队经过这里，骚扰居民。多灾多难的人们就这样在旱灾、水灾、蝗灾等各种天灾和兵灾、匪灾等人祸的袭击下艰难度日。赛珍珠描写的一幕幕惨烈图景不仅真实可信，其写作立场也是出于对全世界受苦的人们同体连心的深切悲悯和同情，是基督之爱的世俗化体现。尽管在反映农民的生活方面赛珍珠可能并不全面，也不深刻，但她的写作立场与以往西方作家对中国人的鄙视和嘲弄的态度决然不同。这是毋庸置疑的。正如她在《受奖演说》中说的那样：“中国人民的生活多年来也就是我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始终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23]从这一点来看，《大地》最早的译者之一伍蠡甫的评论是站不住脚的：“它(《福地》)所错综起来的是：中国现实社会下的一切——荒灾的频仍，农民知识的浅陋，男子的贪鄙吝啬，女子的卑抑，兵匪等的威胁，以及不可胜数的水深火热。然而这些是不是事实呢？作者在揭穿这一切之后，有无抱着一般白色优越的心理，以侵略中国为救中国呢？或竟承认中国足以危害全世界的安宁，所以途穷变生便是黄祸猖獗之时呢？”[24]以此主观臆测的偏激态度而非学理的理性态度来解读文学作品，其结论难免让人心寒且无法信服。
(三)生命赞歌
尽管苦难层出不穷，但人们却依然以顽强的生命力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着，繁衍着，绵延着，生生不息，执着地追求美好的生活。赛珍珠以真挚的平民情怀绘制出这些普通民众平凡而又震撼人心的生命赞歌，使读者对他们坚韧地守护幸福生活的愿力和努力久久不能忘怀。
除了对土地的热爱之外，王龙最关心的就是子嗣。在王龙夫妇的生活中，生育和土地是紧紧相连的。第一次听到阿兰怀孕的消息时，王龙激动不已，这可以说是他生命中历史性时刻：“轮到他们在这块土地上传宗接代了。”[25]生儿育女、子孙繁衍是和大地的耕耘、收获密切相关的。劳作(夫妇合力)—丰收(孕育子嗣)—买地(添丁进口)，是王龙期盼的生活节律，一旦这种节律被打破，王龙的生活就开始走向低谷。游手好闲的叔叔强索去王龙用以买地的钱，使第三个孩子——一个痴呆女儿的出生第一次让王龙感到添丁进口成为一种负担。这种负面情绪一出现，王家的运气随即陡转直下。而当他们时来运转、家道日隆时，阿兰又十分及时地为王龙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女，王家的人丁也随着财富的增加而愈加兴旺起来。赛珍珠用一个个激动人心的情节告诉我们：生命是美好的。
与土地一样质朴的人们也体现出与生俱来的生活智慧和顽强的意志力。肥沃的土地不仅为他们提供了物质保障，而且培植了人们强韧的生命力，阿兰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阿兰一生都在不停地操持、劳作、创造，除了最后病倒，她从来没有懈怠过，体现出惊人的生命潜力和能量。她临产之前还先为家人做好饭，生完孩子立即下地干活，除了肚子瘪了、神情有些倦怠外，没有任何变化，生育就如同生活中一个极其普通的环节。阿兰虽沉默寡言，反应迟缓，但她从不缺少生活的智慧和克服困境的意志力。在王龙面对灾难一筹莫展时，阿兰却总能从容应对各种变故，使全家人安渡难关。赛珍珠还着重表现了对生命的珍爱和怜惜。在最艰难的日子里，王龙夫妇一度想卖掉女儿换取回家的路费，但想到女儿可能有的遭遇，便决然打消了念头。在日后的生活中，王龙不止一次地为当初的决定感到庆幸，傻女成了他们最怜爱的孩子，王龙因为荷花辱骂孩子而对她感情淡漠起来。
质朴的人们不仅重视生，同样重视死。他们以特殊的方式对待死亡：死前就备好棺材，给生者描述他葬礼的情形，使他们得到精神安慰。人们像迎接生那样平静地迎接死，生死之间没有决然分明的界限，死亡并不神秘可怕，仅仅是生命的另一种形态而已。死去的人们仍然像生前一样按照长幼之序安葬在自己的土地中：王龙“在小山上一棵枣树下的庄稼地里挑了一块好地方做墓地……这么一来，他的一家牢牢地在这块地方扎了根，不论是生是死，他们都歇息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26]王龙在生前就为自己选好了墓址，并常去那里看看：“他使劲地看着他就要躺在那里的一小方土地，他看到自己埋在下面，永远置身于他自己的土地之中。”[27]“现在，除了他的吃喝和他的土地，他再也不想什么新的事情。但是他只想土地本身，他不再想地里的收成怎样，也不再想该播什么种子或别的事情。他有时弯下身，从地里抓些土放在手里。他手里攥着土坐着，仿佛他手指间的泥土充满了生命。他攥着土，感到心满意足。他想着土地，想着他绝好的棺材。仁慈的土地不慌不忙地等着他，一直等到他应该回到土里的时候。”[28]他们在土地上生，又在土地里死，他们都是土地的一种生命显现。这种受轮回思想影响的圆形死亡观念体现了典型的中国人心态：死亡即回归，死者回到祖先那里，与先辈团聚，死也是一种生，犹如现世，能再享幸福，如此循环不已。赛珍珠真实展现了中国人珍视现世生命的情感。
三、“真实”性——赛珍珠对传统中国的展示
《大地》自问世以来，就受到褒扬赞美和质疑诘难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这两种声音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质疑者和诘难者主要是针对其反映生活的真实性和真诚心而来，比如，认为赛珍珠描写的不能代表真正的中国，而是苦力和老妈子视角中的中国(江亢虎《一位中国学者对布克夫人小说的观察》)，或认为赛珍珠的作品反映的是一点“浮面的情形”，没有揭示本质的中国(鲁迅1933年11月15日《致姚克书》)，甚至疑惑她的用心是为白人侵略的合理性作舆论宣传(伍蠡甫《评〈福地〉》)。这些议论皆言出有因。依笔者之见，对《大地》真实性的评价应该基于作品诞生的时代背景及作家自身的文化背景，否则结论就难免偏颇。
《大地》的真实性首先应体现在与被19世纪以来西方作家妖魔化了的中国形象的对比中。与19世纪美国舞台上被丑化成“愚蠢而又可怜的畜生”“黄祸的化身”的中国劳工不同，赛珍珠以亲历亲闻为基础，以饱含人道主义的同情立场写出的中国社会是建立在客观、公正而严肃的写作态度上的。“赛珍珠忠实地刻画了中国人在中国背景下的生活，她完全了解他们的思想与感情。一个外国小说家没有沉溺于自己的幻想之中，而是深入地描写了我们昏暗的现实社会的底层，这是唯一的一次。”[29]
《大地》的真实性体现在它在全景式地展示中国农村生活画卷的同时又细致刻画农民的真实心理。赛珍珠以单纯真挚的情怀写出了处于自然状态中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尤其是他们对土地的刻骨铭心的依恋。这代表了传统中国绝大多数人——无论城乡——的感情。费孝通先生在1947年初版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已经指出：“以现在的情形来看，这片大陆上最大多数的人是拖泥带水下田讨生活的。”“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30]农民本位是中国的传统，农民文化所规定的“农民性”在某种意义上同“国民性”相通。赛珍珠以她熟悉的农民阶层代表传统中国社会，并抓住了这个社会最基本的特征——对土地的强烈依恋，也即直接向土里讨生活的传统。费孝通先生对此有过很生动的解说。“最近我遇到一个到内蒙旅行回来的美国朋友，他很奇怪地问我：你们中原去的人，到了这最适宜于放牧的草原上，依然锄地播种，一家家划着小小的一方地，种植起来；真像是向土里一钻，看不到其他利用这土地的方法了……远在西伯利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我们的农民确是和泥土分不开了。”[31]发达的中国人最荣耀的时刻是衣锦还乡，离家的中国人最不能忘记的是怀揣乡土，辞世的中国人最大的心愿是魂归故里，叶落归根，赛珍珠用诗一般的语言讴歌了充满土气的东方民族和人民的生活，仅从这一点来说，《大地》的艺术真实性就不容忽视。“赛珍珠牢牢把握住了几千年农业文明和封建文化整合而成的中国人的传统生存状态——植物生存，其笔下的农民世界自足而完整，几乎完全没有被现代化所触动。土地之于农民，远远超出了求生本能、小生产者私有心理等功利性、物质性关系，它是诗，是歌，是宗教。”[32]
《大地》表现的是中国传统社会千古如斯的普遍的生活方式，虽然作者没有为我们展现变幻的时代风云，没有描绘激荡的时代浪花，但她却因此突出了这个民族最恒常因而也是本质的生活形态。那些在身在此中的当事人看来最稀松平常、熟视无睹因而认为无需多言的生活常规，恰恰是我们民族特性形成的决定性因素。每一次社会转型后最不易变更的超时空的特质，就是中华文明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民族无意识，也是炎黄子孙共有的胎记。被我们长期忽略的庐山真面，却在赛珍珠因距离、文化背景、审美心理的不同而产生的陌生化视角中崭露头角。
赛珍珠虽侧重描写了中国农民自然本性的一面，而对于其社会性的一面也并非全无涉足。她表现王龙对革命的不理解，革命者对“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的不公平的社会现实的揭露，丝毫未能引起他的触动。对富人他只有垂涎，没有怀疑和愤恨，当然更没有任何改变现存秩序的愿望。他的翻身做主就是有朝一日住进黄家大院取而代之，坐上黄家老夫人的太师椅，把一个丫头许配给如他当年一样穷苦的农民。王龙的理想就是保住土地，以便在贫—富的循环中一直立于优胜之地，这和希望自己子孙后代世世坐江山的封建帝王只有野心大小的区别，而无本质不同。赛珍珠对中国农民狭隘、自私、功利、缺少是非感和正义原则的劣根性的洞察与鲁迅等现代作家十分相近，只是因为立场不同，她没有鲁迅因肩负民族启蒙使命而产生的痛心疾首的焦灼感，而更多旁观者的超然和冷静。作为一个因机缘遇合而得以近距离自由观察汉民族生活的西方作家，赛珍珠所能具备的最充分的心理准备就是以发现真相的颖悟天分和洞察世事的敏锐目光观察这个民族，本着实事求是的立场理解这个民族，以“客观而无动于衷”的创作原则再现所见所感的真实，但如果再要求她提升一步，上升到自觉承担对国民进行启蒙教育的近现代思想家们的高度，则是勉为其难的。
赛珍珠创作《大地》是基于她对中国乡村的深入了解和深挚感情。她曾经帮助丈夫布克编写《中国农业经济》一书，并直接参与《中国土地利用》的撰写(二书都是早期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重要成果)，对中国农村有着深入的了解并掌握了不少翔实可信的资料，《大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这种研究的延伸，是她对皖北农村生活理解的一种艺术表达。直到今天，《大地》中描写过的那几年轮回一次的水、旱灾依然危害着民众，甚至因人们对自然的过度开发和肆意掠夺，这种灾害正愈演愈烈。1991年淮河流域洪水是百年不遇的，1998年洪水也是50年一遇的。不同的是，今天的民众在政府的大力干预和帮助下，其生活和生命安全能得到妥善安置，不会再流离失所。作为当代中国的读者和研究者，在解读这部旧作时，要重视赛珍珠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关注和关切。在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农业文明的国家里，在农村人口至今仍占多数的国家里，要想真正实现现代化，不真正重视农村，不解决农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不解决农民面临的各种民生问题，不消除居于世界首位的城乡差别，中国要真正全面实现现代化只能是美好的愿景。这是《大地》留给今人的启示，也是作品的生命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