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时期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开发及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开发论文,长三角地区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六朝时期(东吴、东晋、宋、齐、梁、陈)，长三角地区大致相当于当时所谓江东地区，具体指今安徽芜湖以东的长江南岸广大地区，包括今天的江苏省、安徽省的江南部分和浙江省的全境。这一地区，一方面承接了秦汉以来尤其是东汉以来社会经济发展和经济地理、政域地理的开拓业绩，再加上六朝时期为历朝都城所在地，人口的加速集聚和大幅度增加，铁制农具及牛耕技术的广泛推广，水利工程的兴修，总体上开发速度和规模不仅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同时也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地区，为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打下了基础，以至于唐代后期至两宋时期，长三角地区成了全国著名的经济区和经济中心。
一、农业的发展
六朝时，由于汉末和西晋永嘉之乱两次大的北民南移，人口快速增加，不仅劳动力得到了较大的充实，且带来了当时北方的先进生产技术，使这一地区的农业及整个区域经济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1.人口的集聚和增长
东吴时期，长三角地区人口增长方式主要是北方人民自发流入和通过武力掠夺等方式。由于东汉末期北方军伐纷争，战乱频繁，黄河流域出现了“千里无人烟”“白骨蔽平原”的惨相。人口大量死亡，生产、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相反南方却相对稳定，从而引动广大北方民众南迁，为本地区的持续开发提供了大量劳动力资源。如建安十八年(213)，淮南民众因不愿迁淮北，“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注：《三国志》卷47《吴主传第二》。）其中许多北方士人就南迁至长三角地区。在孙吴立国之前，就已有许多大姓迁居本地区，他们对孙吴立国起了很大的作用。（注：详见钮仲勋：《东汉末年及三国时代人口的迁徙》，《地理学资料》1959年第6期。）另外，通过武力掠夺的方式，也获取了大量的劳动力资源。如孙权连续两次西征黄祖，前后掠夺荆州民众数万之多。（注：《三国志》卷47《吴主传第二》。）建安十九年(214)，孙吴又破皖城，将数万人口迁居江东。（注：《三国志》卷47《吴主传第二》。）除了掠夺区外人口，充实劳动力外，还驱掠本地山区“山越”人出山，增加劳动力，实行“强者为兵，羸者补户”的政策。“山越”是古越人后裔，分布在本地区山区等地。（注：山越人是因为居住在浙江山区，所以叫“山越”。他们大多从事农业，使用兵器，“民多果劲”、“高尚气力”，善于战斗。）自孙策至孙皓约七十年间，东吴先后出兵征伐“山越”。孙吴利用“山越”人参与屯田，开发荒地，解决了大量劳动力。
东晋南朝时期，伴随本地区深入的开发，劳动力资源的需要更加突出，而大量北方移民的涌入填补了这一空缺。可以说，六朝时期长三角地区土地开发的深层动力，主要源自西晋末年以来北方人口南迁带来的充足劳动力及北方农耕技术的大规模传入。从永嘉(307～313)到宋文帝元嘉(424～453)间，共有四次北人南迁高潮，南迁人口约有90万，其中渡江约50万人，占长三角地区迁入人口一半以上。东晋南朝时期长三角地区的劳动力增幅较大，已由西晋时的1293417口增长到2028377口。（注：秦冬梅：《六朝时期江东农业开发述略》，《古今农业》1998年第3期。）人口的快速增加，加速了本地区农业的发展、商业的繁荣、经济地理和政域地理的开拓。
2.水利建设和农业生产的发展
在六朝时期，现长三角之浙北地区，尤其是湖州地区的水利建设事业尤为突出。吴兴郡“衿带重山，地多淤泽，泉流归集。疏决迟壅，时雨未过已至漂没，或方春辍耕，或秋沈稼”。（注：《宋书》卷99《二凶传》。）孙吴永安年间(258～264)，孙休在乌程县北三里迎禧门外筑青塘(梁太守柳恽重浚，又称柳塘)，青塘西至长兴，数十里，遏太湖之水以卫农田，是浙北地区吴兴至长兴的太湖障水堤岸，所谓“以绝水势之奔溃，以卫沿堤之良田，以通往来之行旅”。（注：(元)程郇：《新复青塘堤岸记》，载乾隆《湖州府志》，转引自汪家伦、张芳：《中国农田水利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由此，太湖东南水患困扰得到缓解，土地得到开发，对浙北地区经济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赤乌八年(245)，陈勋率领屯田兵开挖句容中道，不但改善了建康与会稽之间的水运条件，还给两岸地区带来了充足的水源，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发展。孙皓时，在乌程西筑皋塘，县南筑孙塘。（注：《嘉泰吴兴志》卷19《渡堰》。）孙吴时期的青塘、皋塘、孙塘三大水利工程的兴建，对于浙北苕溪流域下游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两晋南朝时期，本地区水利建设进一步发展。西晋永嘉乱后，中原士人大量南迁，掀起了大规模的水利兴建。东晋水利建设业绩尤为突出。东晋咸和年间(326～334)，郄鉴在乌程开漕渎、官渎，“漕渎在府州治南，晋咸和中都督郄鉴开”。（注：《嘉泰吴兴志》卷5《河渎》。）“官渎在乌程县西二十七里，晋咸和中都督郄鉴开”。（注：《嘉泰吴兴志》卷5《河渎》。）东晋时，殷康任吴兴太守时，在吴兴开筑荻塘。荻塘“连袤东北，出迎春门外百余里。今在城者谓之横塘，城外谓之官塘。晋太守殷康所筑，围千余顷。”荻塘引余不溪、苕溪之水，自乌程县东“合流而东过旧馆，至南浔镇，入江南界，又东经震泽、平望二镇，与嘉兴之运河合”。后吴兴太守沈嘉重修荻塘，人获其利，改名为吴兴塘，灌田二千余顷（注：《嘉泰吴兴志》卷19《吴兴记》。）。此外，东晋咸安年间(371～372)，吴兴太守谢安在城西四里开谢塘，在长兴南筑官塘，后人称谢公塘。（注：《嘉泰吴兴志》卷5《河渎》。）在修筑荻塘的同时，已开始拓疏太湖溇港，向太湖排泄。
六朝时期，长三角其他地区的水利事业虽不能和浙北湖州地区相比，但也有较快的发展。
相对落后的皖南等地区，尤其是傍江沿岸地区，河湖较多。大规模开垦农田，水利兴修是关键。综合文献记载，三国时，孙吴招徕流民十余万人，其中有不少被安置在丹阳湖附近的沼泽地上，参加围湖造田。西晋末年，陈敏修筑练湖，灌田数百顷，（注：《元和郡县图志》卷25《润州丹阳县》。）且平原地区的开发已向低洼地拓展。东晋大兴四年(321)修筑了新丰塘，灌田八百顷。南朝梁期间，建有“当涂堰”等。（注：《梁书》卷41《萧恰传》。）皖南内地山区，地势高亢，当地民众因地制宜，修筑“土曷”，这是皖南山区一种较为普遍的水利工程。水利工程的建设，扩大了农田的灌溉范围，调节了水量的季节变化，为发展山区农业提供了保证，有力地促进了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在今浙东宁绍平原地区，兴修水利也普遍得到重视，收到了显著的效果。晋孔愉曾修复会稽句章县汉旧堰，“溉田二百余顷，皆成良业。”宋孔灵苻为会稽太守，上书迁山阴县“无赀之家于余姚(属吴兴)、鄞、郑(均属会稽)三县界，垦起湖田”。（注：《宋书》卷54《孔季恭等传论》。）当时会稽郡“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注：《宋书》卷54《孔季恭等传论》。）水利灌溉事业已很发达，到南齐时，兴修水利被广泛重视。尤其重要的是从孙权赤乌八年(245)开始开凿人工运河——破岗渎，大大缩短了会稽至京城建康的行程，极大地便利了与建康之间的交通往来，具有非常重要的经济意义。
在浙南地区，农田水利事业也有很好的开展和突破。丽水城西南的通济堰，是浙江省历史悠久的水利工程，也是浙西南最大的水利工程，人称浙江的都江堰，该工程建于南朝梁武帝天监四年(505)，由詹、南二司马创建。通济堰“灌田二十万亩，又蓄为陂湖，以备旱潦。自宋至元，皆修葺之，民被其利”。（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94《浙江》。）它不仅对丽水碧湖平原的农业生产起着重要的灌溉作用，而且也是研究我国古代水利的重要资料。
由于大兴水利，土地得以大量开辟，特别是平原沼泽湖田和山区河谷的开垦，使耕地面积大为增加，农业生产取得长足发展，六朝时期长三角地区的农业已逐渐赶上了黄河流域的水平。
二、手工业的兴盛
农业的发展为手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再加上历史时期手工业发展的经验和技术积累，六朝时期长三角地区的手工业生产和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
葛、麻纺织业。魏文帝曾称赞吴国生产的葛、麻布“江东为葛，宁比罗纨绮”。（注：《太平御览》卷816《布帛部三·罗》引《魏文帝诏》。）据《太平御览》卷820《布帛部七·布》引《魏略》载：“代郡黄布为细，乐浪练为精，太末布为白。”其中，太末(今浙江龙游)属于东阳郡，在六朝统治范围内。可见，六朝时期长三角地区的葛、麻纺织业技术水平之高。
纺织业 东晋南朝时期长三角地区蚕丝业已相当发达，据山谦之《吴兴记》载，吴郡、吴兴等地山区丘陵一带，普遍种植桑树。东阳、新安、乌伤(今金华)等地山区、丘陵一带，也普遍种植桑树。六朝时期长三角地区的丝织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吴国统治区域的诸暨、永安一带，以出产优质的蚕丝出名，成为宫廷御丝取给之处，所谓“诸暨、永安出御丝”。（注：《太平御览》卷814《布帛部一·丝》。）东晋南朝时期，因大量北方移民南迁，对丝织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中央政府提倡，地方政府也极力推动。同时，这一时期在养蚕技术方面也有了很大进步。浙江永嘉(今温州)地区的八辈蚕经过低温催青能控制其孵化时间（注：郑缉之：《永嘉郡记》，八辈蚕：就是一年内饲养八批蚕。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有一节专论“种桑柘”。他写道：“永嘉有八辈蚕：蚖珍蚕(三月绩)、柘蚕(四月初绩)、蚖蚕(四月初绩)、爱珍(五月绩)、爱蚕(六月末绩)、寒珍(七月末绩)、四出蚕(九月初绩)、寒蚕(十月绩)”。）。蚕丝业成为民间普遍的家庭副业，为唐宋长三角地区的丝织业发展打下了基础。另外，马均发明的先进的纺织工具“绫机”也已经传入，这一切，有力地促进了本地区纺织业的发展。
制瓷业 六朝时期，长三角地区制瓷业发展水平也较高，且分布已相当广泛。长三角浙江地区是我国瓷器生产最重要的发源地区和主要产区之一，境内的早期越窑、瓯窑、婺州窑、德清窑等都是具有独特风格的制瓷中心。如越窑的主要产区是今浙江上虞、余姚、绍兴一带，（注：“越窑”之名称从史料看最早出现于唐代，但是，在绍兴、上虞等在早期的瓷制品，与唐宋以来的越窑产品，因为是属同一连贯的越窑体系，所以习惯上将此前的在这一地区出现的瓷窑产品，也统称“越窑”。）据统计，仅上虞一地，孙吴时期的瓷窑已发现的就有30多处，比东汉时期同一地区存在的窑场增多四至五倍。两晋时期这一地区的窑场，更多达六十余处。六朝时期长三角地区质量较高的瓷窑遍布浙江、苏南各地，瓷业制作工艺精湛，为其进入流通领域、商品化打下了基础。
制纸业 西汉时虽已发明制纸和用纸，但是因质量差，产量低，使用并不普遍。但到了两晋时，长三角地区情况已全面改观，已出现不少制纸基地。在今浙江地区内，会稽有麻纸的生产，剡县剡溪(今嵊县曹娥江上游)有较大的滕皮纸生产作坊，（注：详见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纸产量也十分可观。
产茶业 魏晋南朝时期，长三角地区许多地方产茶，尤其是浙江地区和皖南地区，是产茶业的最主要基地之一，浙北湖州地区尤其著名。
制盐业 我国的海盐生产在春秋时就已达到相当规模。东晋以后，浙江地区盐业生产更见发达，如在海盐一带，“海滨广斥，盐田相望。吴煮海为盐，即盐官县境也”。（注：《初学记》卷8《江南道》第十引《舆地志》。）此时，海盐地名亦已改称为盐官。盐场产量巨大，政府日益重视盐税征收，海盐运销各地，丰富了商贸活动内涵。
矿冶业 这一时期该地区的矿冶业也是很有特色的。政府设有专门官吏进行管理，冶铸技术中水排鼓风应用已很普遍。会稽盛产铜、铁，是当时冶炼技术出名的地区。会稽所属的剡县(今浙江嵊州)三白山是南朝声名远扬的制造兵器的冶炼所。
三、城市和商贸的发展
六朝时期的长三角地区，伴随着水利交通事业的发展，农业经济、手工业的快速发展，城市化发展态势也由以前的迟滞状态呈现出了加速发展的趋势。城市化的主要动因源自州、郡、县的大量新增，需设立治所，从而形成城市；水上通道的开设和迅速发展，在一些关津、渡口、码头等形成的商业交易场所，也向商业性城市发展。
六朝时期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凭据其政治中心的优势，以及三吴地区发达的腹地经济基础，成为长三角地区最主要的商业大都会和中心城市。长三角地区尤其是苏南地区、浙东地区和浙北地区，城市化发展水平已达到较高的水平。其他如“宣城(今在安徽省境内)、毗陵(今江苏省常州)、吴郡(今江苏省苏州)、会稽(今浙江省绍兴)、余杭(今浙江省杭州)、东阳(今浙江省金华)，其俗亦同，然数郡川泽沃野，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注：《隋书》卷29《地理志·下》。）三吴地区的京口、广陵、宣城、毗陵、乌程、山阴、余杭、东阳等地，都是区域内的重要城市。东晋时长三角地区的浙江境内又增设了永嘉郡，下设永宁、安固、横阳、松阳四县，（注：《晋书》卷15《地理志·下》，又一说为永嘉郡领县五：永宁、安固、松阳、乐成、横阳。）还在同年修建郡城。城垣请郭璞规划设计，郡城形状如北斗，又称“斗城”。可见六朝时期长三角地区城市经济已有了较好的发展，已基本形成了以建康(南京)为中心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区和城市经济圈雏形，初步构成了城市网络和奠定现今长三角城市经济圈的基本格局。
六朝时期，长三角地区贸易非常发达。从贸易主体来分，可分为民间经商贸易、官僚经商贸易和地主经商贸易，甚至还有寺院经商贸易；从交易范围来看，可分为区内城乡贸易、城际贸易和区际长距离贸易和海外贸易等。
所谓民间商贸是指小商贩即行商的商品贩卖活动。有许多史实对此进行了记载。如晋宋际时郭世道，“家贫无产业……与人共于山阴市货物”。（注：《宋书》卷91《郭世道传》附《郭原平传》。）其子郭原平，除生产木器产品外，还以种瓜为业，经常于市邑出卖自己生产的产品，史载：“以种瓜为业，世祖大明七年(463)大旱，瓜渎不复通船……乃步从他道，往钱塘货卖。”（注：《宋书》卷91《郭世道传》附《郭原平传》。）他们自己生产产品，自己出售，既是商品生产者，又是商品经营者。可见，六朝时期长三角地区的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经商普遍，民间商业已有一定的发展，甚至还有民间私下进行海外贸易的活动。当时长三角地区外贸港口主要是宁波、温州等。据《晋书·林邑传》等记载，海外贸易主要以官府间的“朝贡”贸易为主，但民间贸易也呈现不断扩展的趋势。出口商品主要是土特产、丝绸、纺织品、瓷器、茶叶、药材、铁器、手工艺品等，进口商品主要是金、银、珍珠、犀角、象牙、珊瑚、翡翠、玳瑁、香料、玻璃、铜器等。
六朝时期，除大量民间商业贸易外，官僚地主利用特权经商之风也很盛行，这也是六朝时期经济发展史上一个重要标志。官僚经商之风逐渐盛行，始于三国时。其中浙江地区的会稽郡，商品经济最为发达，官僚经商活动也格外活跃。如经营邸舍，以之作为旅馆，或出租牟利，或作为仓储以聚集及批发货物。会稽郡邸舍之多，令人咂舌，所谓“王公妃主，邸舍相望，扰乱所在，尤为民患”。（注：《南史》卷29《蔡兴宗传》。）拥有“邸舍”就意味着拥有土地房产，同时又用其作为资本经商，并兼营高利贷，是典型的官僚经商之例。官僚地主经商的目的是为了攫取更多的财富和暴利，但客观上也对当时商业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由于产品在长三角地区内和外不同地区种植结构的差异及城市化发展所带来的产品需求空间的扩大，在平原和山区之间、城乡之间存在着较大的价格差异和赢利空间，经济利益的驱动，推动了商品贸易的发展。
四、经济开发的特点
六朝时期，长三角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前相比，总体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其发展的基本特点可主要概括为如下五个方面。
1.发展快，但区域内部发展仍不平衡。六朝时期的长三角地区，就整体情况而言，比秦汉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和进步，但地区内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趋势并没改变，相反还进一步扩大了，尤其是苏南、浙北和浙东平原地区，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还是城市化水平，都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如浙北湖州地区，无论从农田水利建设、农业、手工业发展，还是从商业发展、城市化水平和政域地理开拓来看，在同期的长三角地区开发中，均处于突出的位置。长三角地区中心部分太湖流域的东西两个中心城市，吴兴郡治乌程(湖州)和吴郡郡治吴城(苏州)，这是长三角地区区域开发、发展的重要标志事件，为长三角地区的深入开发，增加了新的“增长极”，使长三角地区发展的空间格局日趋合理，长三角内部各区域基本上形成了自身的区域性“极化”中心。
2.农田水利和交通运输条件显著改善，在区域经济开发中作用突出。六朝时期长三角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与水运交通的不断完善密切相关。同时，水利建设也有着突出的地位，这不仅表现在灌溉水网的日趋完善，对长三角经济区的整体发展来说，更重要的是浙北湖州地区荻塘、浙东平原破岗渎开凿和浙东运河修通，对促进长三角内部各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加强区域内部之间的社会经济联系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荻塘开凿，它第一次以水路把浙北苕溪流域纳入太湖流域经济圈，并经江南古运河，使浙北湖州地区与镇江、丹阳、常州、无锡、苏州、平望、嘉兴连为一体，沟通苕溪流域与太湖流域东部平原的经济文化交往，加速了浙北地区包括现嘉兴地区在内的开发进程；浙东运河开凿，沟通姚江、甬江、钱清江、曹娥江等几条主要河流的运输通道；而孙吴立国后于赤乌八年(245)始开凿的人工运河“破岗渎”，自(句容)小其(今江苏省江宁)至云阳(今江苏省丹阳)，通会(稽)市，大大缩短了会稽至京城建康的行程，极大地便利了两地间的交通往来，是沟通整个浙东地区及太湖流域的重要通道，也是隋代江南运河的前身。
3.城市经济发展迅速，在区域经济开发中的扩散、带动作用明显。城市经济发展和商业繁荣中值得注意的是长三角地区城市间经济联系的加强，及由此导致的地区市场的逐渐形成。六朝时期长三角地区的开发热潮，主要原因是有了新的政治中心和城市网络。城市群的崛起、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以及随之而来的城际贸易发展和联系加强，已成为长三角地区区域经济开发和经济联系加强的凝聚源。
4.制度和政策在六朝时期长三角地区区域经济开发中意义重大。六朝时期的统治者比之于以往历朝的统治者更重视江南经济的发展，其政策支持、扶植和鼓励对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客观上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政府在区域经济开发中的功能和作用得到了显现。秦汉时期，由于政治地理相对边缘化等原因，统治者不够重视或忽略江南的开发。自孙吴立国江东始，长三角地区及广大长江以南地区进入了较快的开发期，其中长三角地区作为腹心地区，开发发展速度尤快。一方面是制度推动，这主要表现为设立侨州郡和推行土断法等。这些制度的推行，使地方行政划一，消除了北来侨民与南方人民的待遇差别，调动了当地民众的开发积极性，并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另一方面是政策和措施的带动。自东吴始，随着区域性政治中心的建立，必然要求营造与之相适应的区域性经济基础，随之各种积极政策和措施相继出台，并有力地促进腹地长三角地区等的经济开发。
5.商业贸易的繁盛是推动六朝时期长三角地区经济开发和发展的又一个重要动因。六朝时期商人队伍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秦汉时的单一商人社会阶层结构，发展为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的复合结构，甚至寺院也参与经商，商人队伍开始复杂化。兴盛的民间商人资本、强劲的官僚商业资本和大地主、寺院资本投入商品流通市场，基本完成了社会对于商业的整合，使六朝时期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发展有了一个畅通的渠道，产品与市场之间有了很好的链接，极大地推动了城乡经济的联动发展、区内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区际贸易的兴盛，使手工产品、农产品商品化、市场化程度大大加深，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城市经济繁荣和商业的兴盛，加强了区域内各地社会经济的联系，对整个区域经济开发水平提升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五、余论
总的说来，六朝时期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开发在承接东汉良好发展势头基础上，又有了长足发展。它为唐宋时期全国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打好了基础。经唐、五代的发展，长三角地区腹地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环太湖经济区形成，封建经济重心开始南移。这是长三角地区开发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它不仅为两宋时期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也开启了以环太湖流域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区域社会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新的历史进程。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认识和探索长三角地区经济开发的历史轨迹，把握长三角地区区域经济圈形成的历史规律，有三个方面特别值得关注：首先，区域经济发展必须重视“增长极”问题。六朝时期及以后长三角地区经济开发史表明，城市化是引领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繁荣市场、发展贸易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发展不断提升的动力源；其次，制度、政策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有时往往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创新制度、创新政策，才能更好引领区域经济发展，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强劲动力；再次，开放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既要注重发展区域内部的贸易，加强区域内部的经济联系和交往，更要大力发展区际贸易、对外贸易，增强区域经济发展的活力，进一步开拓区域经济发展的广阔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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