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企业与社会治理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16)03-0141-04 DOI:10.16354/j.cnki.23-1013/d.2016.03.028 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中，“社会治理”概念取代了先前的“社会管理”被首次使用，这标志着“社会治理”从学术概念向政治理念的转化。为了推动社会治理的实践，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等，都不断强调以社会治理创新提高社会治理水平这一关键问题。针对社会转型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实现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就成为理论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与社会企业 按照社会治理的本意，创新社会治理体制除了坚持政府主导外，更要强调注重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增强市场主体的社会责任。为形成推动社会发展的合力，需要按照共同治理原则，发挥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协同互补作用，充分体现多方参与。社会企业属于增强市场主体社会责任的一方，社会治理亟须解决的各种社会问题不仅是社会企业跨界发展的动因，也使它成为参与社会治理的创新主体。 (一)社会治理需要解决多主体参与问题 社会治理是以实现和维护群众权利为核心，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针对国家治理中的社会问题，完善社会福利，保障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有序和谐发展的过程[2]。社会治理的理念蕴含从“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在市场经济中，对于公共产品的供给存在着“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问题，即由于政府管理体制难以完全满足社会的个性化需求，市场体制也不能满足一些外部性强的资源配置问题。萨拉蒙等人认为，只有在社会、国家以及商业领域之间建立起相互支持、高度合作的关系，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和经济增长才有望实现[3]。因而，社会治理需要多主体的共同参与并相互扶持，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关系转变除了要求政府从管理到服务的理念过渡，在实践上，产生一种能够满足公共服务和社会需求的机制或主体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世界各国不断发展的第三部门即各种非营利组织被认为是公共精神形成的有力推手。非营利组织在提供社会服务、满足社会需求和解决社会问题等方面的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第三部门也存在将非营利组织的能力和作用过分夸大的倾向，忽略了它们本身所受到的各种内外限制[4]，如无法解决资金来源、作用、效能等问题，且难以评估其项目实施效果和社会目标改善情况。特别是在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先天不足，其服务社会的组织能力还需要一个发展的过程，所以，培育社会治理中协同合作的有力主体和机制成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落脚点应在于以公共精神为基础的公民或社会等多主体的实际参与程度。传统市场是独立于政府和第三部门的单独一部分，长期以来企业社会责任因为缺乏利润动力而常为营利企业所抛弃。多主体参与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要求发掘传统市场主体的企业社会责任，增强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公共意识，这种责任意识是公共精神在社会领域中的体现。面对社会和公共领域中亟待满足的需求，从社会创新中寻找解决社会问题有效方案，处于社会和市场交叉地带的社会企业便顺势出现。 (二)社会治理中亟须解决的各种社会问题需要跨界发展的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是一种新型的治理主体，它融合了社会目标和商业手段，以社会目标优先，以商业化的运作手段实现社会目标，是“目标驱动型”而不是“利润驱动型”组织。最早对社会企业定义进行讨论的国内学者于2003年提出社会企业具有社会性和经济性的双重属性，且社会企业使公益精神和商业利润达到有效平衡[5]。继而在2012年提出社会企业的共同特点为：履行社会目标、获取商业收入、实现目标群体需求、运行在不同法律形式下、非营利取向和利润再投资[6]。2002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社会企业是指利用市场资源和非市场资源使低技术工人重返工作岗位的组织[7]。目前，学术界对社会企业基本概念的认知比较一致，即使用市场化、商业化的手段达到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目的组织。 从其属性来看，社会企业与传统“利润最大化企业”的管理原则类似，但目标不同。社会企业与其他企业一样需要雇用员工、创造商品或提供服务，但社会企业关注能够带来社会效益的产品生产和服务，只以收回成本为目标，通过对产品和服务收取费用或指定价格来获取商业收入。社会企业的这种商业运作模式符合市场运行的核心要义。与传统企业不同，社会企业的目标驱动避免了传统市场中商业的“唯利是图”价值观，体现了市场的社会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在社会治理中的缺位，是社会企业的利润分配方式及社会目标导向的必然结果。 从其运作机制来看，社会企业可以个人独资、多人合资，可以由一个或多个投资者出资雇用职业经理人运营，或被政府、慈善机构等不同所有者所有。但社会企业与慈善、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组织的重要区别在于：社会企业获得的利润将被进一步用于企业投资，利润效益最终通过提供低价、便利、优质服务等方式传递给目标受益群体。企业盈余能够帮助社会企业进一步扩大规模——进入新的区域、改善产品和服务质量、促进研发、提高运营效率、引进新技术或改进营销途径及服务提供途径，从而使更深层次的低收入人群获益[8]。社会企业的利润全部或大部分用于实现社会目标或促进社会企业更好地发展，这一特征决定了社会企业的市场责任，使社会企业成为市场参与社会治理的有力主体。 总之，社会企业因其天然基因和存在的逻辑而可能成为解决社会治理问题的缓冲带，社会企业的社会性嵌入机制决定了其有能力成为满足公共服务和社会需求的主体。其中，社会企业家精神是公共精神的直接体现，社会企业资金自给自足的方式避免了传统非营利组织陷入资金困境的问题，而商业手段的量化结果正是检验其社会目标是否实现的良好工具。企业社会责任正慢慢转变为社会企业的运作方式，这是新的跨界发展的思路。 二、生产要素的社会性变革创新了社会企业的资源组合运作模式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企业也在不断地变化。社会企业的实践证明：以往对企业“唯利是图”的狭窄解释已经过时。现代意义的企业定义已经扩展，依据企业目标，企业既包括利润型企业，也包括公益型企业，它们都是企业。比如，我国的国有企业的划分中就存在利润型国有企业和公益型国有企业的分类。可以把追求经济利润型企业和追求公益目标型企业简称为营利企业和社会企业。现代企业含义的扩展，突破了以往在市场经济中早已形成的对企业的刻板印象——即企业都是唯利是图的，企业由于“市场失灵”的缘故不可能涉足公共和公益事业。 在对公益性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相对于刻板印象中的营利企业，社会企业的社会目标在商业运作中体现出弥漫性的特点。以往人们对企业特别是营利企业要求它履行社会责任，主要锁定在其所获利润的分配上，社会责任几乎就是慈善捐赠，营利企业一般是被动做慈善，地位仅仅是一个捐赠人。而社会企业的社会目标却可以通过企业家的管理才能与其他各生产要素的结合来实现，这就是它的弥漫性。在社会企业中，社会公益要素以不同程度和不同焦点嵌入在各个生产要素中，社会企业积极主动地进行运营管理从而实现其社会目标。对此，“生产要素的社会性变革论”[9]给出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生产要素的社会性变革论”根据技术经济学的生产要素理论开展对社会企业运行与发展的问题研究。任何企业都包含企业家才能、资本、劳动力、土地和技术这些生产要素。而生产要素的变革理论则关注社会性因素和各个生产要素的结合是如何促进了生产要素的社会性变革。在经济社会学中，嵌入性是指市场和社会之间存在着无法隔离的协调一致的关系，并且经济行为一定嵌入在社会关系体系之中，社会因素对经济行为具有影响力；任何经济行为都内含有社会因素对它的作用，即对经济决定的社会性控制能力和水平，它的约束程度和能力高低决定了经济和社会之间的协调程度。这就指出了社会性因素与生产要素在企业中结合的基础和条件。在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外部供给条件下，通过激发企业家关注社会问题、承担社会责任的社会伦理精神，首先在“企业家才能”这唯一的能动性生产要素中植入社会价值理念，再通过社会企业家对企业的经济行为进行自觉地社会价值植入，制定社会性目标，协调效率平衡点，在管理中匹配其他要素资源。这一社会性嵌入机制促使了社会性要素同原有各生产要素的结合，引起了原来生产要素由利润性向经济性和社会性双重目标的转变，导致社会企业的产生和发展。 具体而言，第一，社会创新性思维将“社会”嵌入于以“创新性”为核心的“企业家才能”之中。社会企业家对创新的追求包含了信任互惠、公共责任、关注社会、人类发展和回报社会等非经济因素，他们坚信“商业手段与传统慈善相比具有更大的社会价值”[10]，其“社会”概念的核心在于社会目标的优先性，社会性目标优先的观念能够为企业家创新性地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价值导向。社会企业家精神直接影响到社会企业的使命与战略管理。第二，社会目标和资本要素的结合，使得投资和利润流向在社会企业中发生了不同于传统的改变，改变了传统“资本”唯经济利润的流向，表现在“利润性质”变成公共(益)性投资或者为解决贫困问题等社会问题所做出的投资运营。作为资本的公共益资金的流通与运营最终也能促成社会企业资本市场的出现，吸引公益创投资金，这些公益创投资金可来源于营利企业、个人、基金会、商业性小额信贷公司、政府和国际国内的非政府机构，这些资金的运作组织会以协会、爱心互助金、合作社、小贷银行等各种形式存在。可见，基于社会效益的投资更为实在。第三，社会企业非常关注“劳动力就业困境”，适应性地结合产品、岗位技能要求，专门指向弱势群体提供就业机会及就业培训，使其胜任工作岗位。按照市场运作模式，以雇佣推动就业弱势群体境况的改变，提升他们的职业生存能力和依靠劳动获得收入的自尊，避免其成为接受救济者，将被社会排斥在外的劳动力重新纳入市场之内。第四，社区的地域性资源代表了土地这一要素资源，新“土地”价值——强调含有社会性要求在内的社区整体利益对土地资源的使用，不仅优先使用当地人力物力等资源，还提出环保要求。一些社会企业探索利用当地资源，并在产品和土地资源的再使用和再循环问题上进行新的结合，目的是促进地区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第五，针对疑难社会问题的技术改造。如互联网技术为所有的市场运营模式开辟出无限的空间，社会企业也利用这些信息技术手段进行组织形态的改变。“互联网+”形成各种形式的网店、APP端、GIS系统、线上线下等技术手段，造就了技术信息型社会企业的出现。除此之外，社会企业也在积极探索众筹、P2P、O2O、PPP甚至风投等与信息技术加社会公益相结合的组织形式。 总之，在促进社会要素同生产要素有机结合方面，用市场的手段解决社会问题，首先要把社会性的观念嵌入到管理者的管理思想和管理要素之中，再通过“企业家的管理才能”将社会目标有机地嵌入在各生产要素之中，推动创新的灵感。社会企业将这样的创新融入到社会治理当中，在实践中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 三、通过社会创新解决社会问题：社会企业的功能及作用 社会企业与众不同的核心功能是造血功能，即能够以商业管理机制为实现社会公益目标造血。相比之下，以社会企业方式参与社会公共政策实施和服务，既克服了营利企业不关注社会问题或把企业的负外部性推向社会的问题，也克服了非营利机构运作效率不高的痼疾。因此，它创新了参与社会治理的组织形式和资源组合运作模式。社会企业的自给自足模式和满足特殊群体利益需求的特点，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政府与社会的摩擦，无形中解决了“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第三部门失效”产生的社会问题，弥补空白的同时催生了更多热心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从而符合社会治理的基本意涵。从社会企业的群体特征来看，社会企业更是融合多元主体参与共同解决社会问题的典范，这里的多元主体包括社会企业家、普通社会民众、某种特殊人群(社会弱势群体等)等，社会企业在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中发挥着实质性的作用。 第一，相对于传统营利企业，社会企业模式使企业社会责任升级为“社会企业家精神”，将被动的履行责任转化为主动的效率责任，不仅解决了社会贫困等问题，更提供了企业直接解决社会问题的新方案。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默罕默德·尤努斯创办的格莱珉银行是社会企业商业创新的典型案例。1974年孟加拉经历饥荒，当地穷困妇女被迫借用高利贷缓解贫困，尤努斯将27美元借给了42个穷困妇女家庭，从而开始了他的小额信贷业务。格莱珉银行认为“信用”并不取决于抵押物或资本，而是有赖于正直的品格与积极的努力。“我们可以创造一种商业模式来解决特定问题，即‘社会化商业’的模式而非赚钱的生意模式，我投资是因为相信能够借此一劳永逸地解决某个社会问题”[11]。正是基于对“信用”这一社会因素在传统商业银行模式中的创新应用，格莱珉银行迅速在孟加拉和全世界扩张，尤努斯的“社会化商业”理念创造了惠及多个国家数以亿计贫困妇女的社会企业。 第二，社会企业具有推动公益项目创新、公益创业和社会影响力投资的作用。传统的非营利组织都具有解决某一社会问题的理念与价值追求，但能够将公益理念转化成社会企业的组织数量很少。Vision Spring网站数据显示，目前世界上约有七亿三千万人口未获得过视力矫正，其中九成居住在发展中国家。为解决贫困人群的视力矫正问题，乔丹·卡萨罗在2001年创立了Vision Spring，秉持“看得清楚，过得更好”的理念，卡萨罗在布基纳法索、尼日尔、马里、喀麦隆、坦桑尼亚等地雇佣当地村民走访偏远聚落，为贫困者推广矫正眼镜，一副平均只售卖4美元。Vision Spring至今已经在全球销售出超过一百万副眼镜，制造了二亿七千万美元的经济效益并创造了九千个就业机会。据2007年顾客追踪数据显示，获得视力矫正的贫困人民增加了35％的工作生产力，平均月收入提高20％。Vision Spring通过将有设计感的镜架卖给经济能力较好的消费者，获得收入以补贴低价眼镜的成本支出[12]48。这种方法不仅满足了贫困视力矫正患者的配镜需求，还用“交叉补贴”的方式实现了公益产品的自给自足，为公益性社会组织转变成社会企业提供了参考思路。 第三，社会企业还具有推动公民参与，促进社会融合的作用。以著名的香港“黑暗中的对话”为例，被蒙上眼睛的游客进入漆黑的环境中，在声音的引导下用触觉、听觉、嗅觉参与体验活动，旅程近尾声时游客才得知声音向导是熟悉黑暗的视障者。黑暗的不确定和不安全感让普通人体会到视障者所处的环境，增加了普通人对视障者面临困难的理解。而视障者生动的声音和出色的表达也获得了普通人的肯定“黑暗中对话”由此赋予了视障者崭新的角色，改变了普通人对视障者弱势地位的刻板印象。视障者获得自身认同的同时得到了普通人的社会接纳。“黑暗中的对话”还推出工作坊体验及培训项目方案，购买服务的公司团队通过项目获得沟通、团队建设、领导、同理心等软实力[12]139。视障者、游客、普通职员、公司管理层、企业家等多元主体在黑暗的孤单中相互理解，体会不同社会地位、社会处境的成员之间的融合和共通，而社会企业正是促进这一切改变的发起者。 第四，社会企业在市场中寻找有效的社会问题解决方式，创新了治理社会问题的新慈善。它既改变了人们旧的慈善观，又有可能颠覆人们对传统企业的认知模式，即引发组织创新。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和妻子普里西拉·陈在他们的爱女出生之日宣布将捐出其持有的99％Facebook公司股票，致力于人类潜力的释放和社会公平。夫妇俩于2015年12月1日在美国特拉维州成立了陈—扎克伯格计划，这个计划以有限责任公司(LLC)注册，具体目标是促进个性化学习、疾病的治疗、人和社区的连接等。他们明确指出将投资科技、教育、医疗等领域，公司将通过投资和捐赠等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方法将财富转化为社会影响力及公共政策，以倡导和实现他们所憧憬的公益慈善目标。不同于慈善组织，有限责任公司将允许扎克伯格夫妇对其资金拥有更大的控制权，比如把钱花在更多元的领域投资或者捐赠或者游说，也不必完全透明。我们欣喜地看到他们以450亿美元注资的有限责任公司采用了社会企业的运作模式，即他们以有限公司的形式从事非营利活动和社会影响力投资，把在商业中的成功方式带到社会问题的解决中。扎克伯格夫妇是具有“激进社会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与传统富翁的慈善捐赠路径不同，这就是社会创新的方式，就是社会治理中社会企业的力量。 社会企业在充分发挥创新作用的同时，扩大了多元化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可能性。它有效弥补了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的短板，成为参与社会治理的有力创新主体。而正是社会治理中亟待解决的各种问题，成为了社会企业跨界发展并繁荣的动因。 收稿日期：2016-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