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少数人”到“心智成熟的民众”——利维斯的文化批评与“共同体”形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同体论文,心智论文,少数人论文,民众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5)04-0098-08 DOI:10.3969/j.issn.1674-2338.2015.04.012 英国批评家利维斯(F.R.Leavis，1895-1978)一向是个富有争议性的人物。他一生好辩，树敌甚多，对他的批评也是多种多样，不少学者对利维斯的批判大多立足于其文化批评的开山之作《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Mass Civilization and Minority Culture，1930)①，并止步于片面理解其“少数人文化”论，给利维斯扣上“文化精英主义”的帽子。例如，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在《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1958)中断言“利维斯的少数人，本质上就是保存着文学传统和对语言最精细的鉴赏力的少数文人”。[1](P.272)王宁批判利维斯“表现出强烈的精英意识和对高雅文学经典的崇尚”。[2](P.117)周珏良提出：“利维斯既主张文化是少数人的事，当然会注意培养精英人物。”[3](P.57)邹赞声称：“利维斯理想中的文化就是文学，尤其是他在《伟大的传统》中设定的‘文学正典’!”[4](P.58)陆扬、王毅也提出：“F.R.利维斯是把文化主要定位在优秀的文学传统上面，能否欣赏这一传统的少数人，因此首先是趣味雅致高远的批评家。”[5](P.86)笔者认为，对利维斯“少数人文化”的理解必须结合他对“大众文明”的界定和批判，结合他的“共同体”想象，更不能忽视其对“心智成熟的民众”的关注和思考。 一、“少数人文化”再探 要正确理解利维斯的文化批评和他的“共同体”想象，首先要明确他的“少数人文化”(minority culture)，而利维斯饱受诟病的就是他提出的“少数人文化”。很多学者对其批判的立足点都是对《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有关表述的选择性引用： 在任何时代，敏锐的艺术和文学鉴赏要仰赖很少的一部分人：只有少数人能作出有创见的判断(那些简单的和大家熟悉的作品除外)。另外，能够通过本真的个人反应支持此类判断的人虽然数量稍多，但在整个社会仍占少数……②这少数人不仅能够欣赏但丁、莎士比亚、多恩、波德莱尔、哈代(仅举主要几例)，而且能辨识出其最新的后继者，因而在某一特定时期构成这个民族(或其分支)的良知。这种鉴赏力不仅属于孤立的美学王国，它意味着当理论和艺术、科学和哲学可能影响人们对生存状况以及生命本质的感受时，对其做出反应。依靠这少数人，我们才得以从过去人类最美好的经验中获益；他们使传统中最微妙、最易消亡的部分保持生机。依靠这少数人。美好生活的标准不言自明，据此我们明白什么更有价值？哪儿是前进的方向？理想的中心在哪里？他们守护的是——用一个值得深思的隐喻和转喻来打比方——美好生活赖以存在的语言及其变化的风格，没有它们，卓越的精神就会消亡而难以传承。我指的“文化”就是对这样一种语言的使用。[6](PP.3-5) 以上黑体字的部分经常被利维斯的批评者所引用，并由此得出利维斯持“文学精英主义”的结论。这些学者往往忽视了利维斯对“鉴赏力”的进一步阐释：“这种鉴赏力不仅属于孤立的美学王国：它意味着当理论和艺术、科学和哲学可能影响人们对生存状况以及生命本质的感受时，对其做出反应。”[6](P.5)因此，利维斯眼中的“少数人”不仅具有文学艺术的鉴赏力，还具有对其他领域影响人类生存状况的感知力。孟祥春对“少数人”的理解切中肯綮：“利维斯认为文学最终通向文学之外，所以，‘少数人’就势必不仅仅是‘文学内’的少数人。”[7](P.84) 上述引文的最后两句国内学者一般不会引用。细读原文，我们可以看出利维斯把文化看作“语言的运用”，是一种隐喻和转喻的说法。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最能体现“美好生活”和“卓越精神”的一部分。利维斯的这种说法难道不是事实吗？我们提到希腊文化，必然会想到荷马史诗。讲到基督教文化，必然会联系到圣经。讲到英国文艺复兴，怎么能离开莎士比亚？一个时期的语言成就无疑是其文化水平的重要表征，语言的贬值不是文化贬值的重要标志吗？ 更多学者把利维斯的“少数人文化”看作“少数人的文化”，把利维斯的“少数人”与“大众”对立起来。常见的批评论调是：利维斯“坚信文化总是少数人的专利。”[5](P.85)通读原文，我们看到利维斯一再强调的是少数人对“文化”的守护(in their keeping，利维斯从未说过文化是由少数人创造的)，他们守护的是“过去人类最美好的经验”，是“传统中最微妙、最易消亡的部分”，而使“美好生活”和“卓越的精神”赖以存在的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如此看来，利维斯的文化观仍然呼应着阿诺德对文化的界定：“最优秀的思想和言论(the best which has been thought and said in the world)”[8](P.viii)，这种文化必然是全人类的创造，而非“少数人的专利”。殷企平曾经令人信服地论证过一个观点，即“把‘精英文化’的标签贴在阿诺德身上，实在过于牵强”[9](P.88)。同样，给利维斯贴上“精英主义”标签，也有些牵强附会。 利维斯在对“文化”下定义之前，以阿诺德的《文化与无序》(Culture and Anarchy，1869)作为参照，指出在阿诺德时代，文化被公认为人类“最优秀的思想和言论”，无需更多的阐释；然而，在利维斯时代，有必要对“文化”再做界定，以别于流行报刊、电影、广播等大众媒介操纵下的“文化产物”。其实利维斯所谓的minority culture语带双关，一方面指任何时代，优秀文化都为少数人所守护；另一方面，少数人守护的文化曾经是强势文化(major culture)，是能引起大多数民众回应的文化，只是在利维斯时代，最优秀的文化成为“弱势文化”(minority culture)了。 因此，对利维斯“少数人文化”的理解必须结合其对mass civilization的界定和批判。mass civilization常被国内学者译为“大众文明”，并等同于“大众的文化”。这些学者进而把利维斯及其拥戴者视为“大众”的对立面：“他们首先是对大众不满，然后才迁怒于大众文化，而大众文化的甚嚣尘上又加重了他们对大众的不满。”[10](P.69)事实上，利维斯的mass civilization也是双关语。mass一词，在英语中既指“大众、民众”，也有“大批量”的意思，如工业化产品的大批量生产(mass-production)。在汉语中，“文明”和“文化”常被视作近义词或同义词，但在19世纪以降的英国文化批评语境中，“文明”(civilization)是与“文化”(culture)相对立的。现代“文明”是指以“机械的崛起”为标志的工业文明，而“文化”概念也演变为“对工业文明的焦虑”、“对于社会转型的焦虑”，而文化的功能也就是“化解这种焦虑”。[9](PP.5-9)阿诺德在《文化与无序》中指出：“文化为人类担负着重要的职责；在现代社会中，这种职责尤其重要。与希腊罗马文明相比，整个现代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机器文明，是外在文明，且有愈演愈烈之势。”[8](PP.14-15)利维斯继承了阿诺德的文化观，在本书开篇的题词中就引用了这段话，强调“文化”对“机械文明”相抗衡的作用，并在后文中指出：“‘文明’和‘文化’正成为对立的两个概念。不仅文化失去了力量和权威感，而且一些对文明最为无私的关注反而有意无意地加害文化。”[6](P.25) 关于利维斯所指的“大众文明”，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其实已经有较清楚的阐述： 如果我们的文明已沦为“大众文明”，对质量和严肃性漠不关心，我们要问，何以至此？事实上，“大众”究竟是何所指？是指依赖于普选权的民主，是指依赖于普及教育的文化，还是指依赖于能识文断字的大众读者群？如果我们发现“大众文明”的产物如此讨厌，我们是否应该把选举权、教育或识字能力看作罪魁祸首？或者我们用“大众文明”指代依赖于机器生产和工厂制度的工业文明？我们是否认为流行报社和广告之类的机构是这种生产制度的必然后果？或者说，我们是否认为机器文明和流行机构是某种重大变化和人类精神颓败的产物？[1](P.275) 细读利维斯，我们会发现利维斯的“大众文明”指的是工业技术发展带来的大批量生产的文化后果： 我们将会更高效，销售得更好，然后有更多的批量生产和标准化。如果批量生产和标准化仅体现在麦乐购连锁超市，我们还不至于感到绝望。但是，现如今批量生产的后果已比较严重地危及共同体的生活。例如，我们看到以出版业为代表的批量生产和标准化，显然这必将伴随着平庸化”。[6](PP.7-8) 值得注意的是，利维斯此处把“大众文明”直接看成了对共同体的威胁：“大众文明”/“大批量文明”的后果就是“劣币驱逐良币”，优秀文化遭到“批量生产”的“标准化文明”(standardized civilization)的挤压，沦为“弱势文化”，而以量取胜的流行消费文化则成了“大众文化”(mass culture)。显然，利维斯批判的“大众文化”，并非指人民群众创造的民间文化，并非共同体文化。利维斯批判的是工业化、商业化的现代传媒对大众的操纵和误导。他这样描述“大众文明”时代的“文化困境”： 和华兹华斯一起长大的读者行走在数量有限的文化符号之间，其变体还未达到铺天盖地的程度。因此他一路前行的时候，尚能获得辨别力。然而，现代读者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符号群，它们的变体和数量如此之多，叫人不知所措。除非他才具过人或天赋极高，否则委实难作甄别。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总体文化困境。[6](PP.18-19) 面对这样的困境，“少数人”对文化传统的坚守和传承显得尤为重要。但利维斯的“少数人”并非一个孤立的概念，而是与“民众”(public)紧密相连。他认识到，要解决大众文明时代的文化危机，光靠“少数人”的突围是不够的；“少数人”的文化守成，必须得到“心智成熟的民众”(the educated public)的回应和支持，否则文化传承就没有希望，共同体的生活就没有着落。本文以下将对这一话题做更深入的探讨。 二、心智成熟的民众 在《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中，利维斯已经注意到普通民众的重要性，那些“能够通过本真的个人反应”支持“少数人”发表独立创见的人即是利维斯心目中的“民众”，文化传统依靠“少数人”和“民众”的心气相求才得以传承和发展。令人遗憾的是，很多学者忽略了利维斯在其著述中对“民众”和“心智成熟的民众”(the educated public)的一再强调。 在《英诗新方位》(New Bearings in English Poetry，1932)中，利维斯再一次把脉时代的病症：不少编者对诗人诗作的大量涌现而欢呼雀跃，却没有意识到诗歌在现代社会已变得无足轻重，因为这个时代“缺乏诗歌评价的严肃标准，缺乏活跃的诗歌传统，也缺乏有见识和严肃兴趣的民众”。[11](P.6)利维斯推崇艾略特(T.S.Eliot)的诗歌“表达了一种现代性感受(a modern sensibility)，表达了个人与其时代血脉相连的情感方式与生活体验”[11](PP.75-76)；但反映时代精神的《荒原》只有少数人能欣赏的“被高雅”恰是现代文明丧失甄别力、良莠不分的症候。[11](P.104)论及“诗歌的未来”时，利维斯不无焦虑地指出：“这个时代缺乏心智成熟的民众”[11](P.211)；“现在有一定修养的读者也弃诗歌而去”，因为大批量生产的庸俗化读物使他们“失去阅读诗歌的能力”、“失去对新颖的、微妙的文字符号做出反应的能力”，但“没有民众的支持，诗歌几乎无以为继”。[11](PP.211-214) 利维斯夫人(Q.D.Leavis，1906-1981)所著《小说与阅读民众》(Fiction and the Reading Public，1932)呼应着利维斯对“民众”的关注。该书从人类学的视角对伊丽莎白时代以降英国民众阅读趣味的演变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此书献给利维斯，并引用了利维斯对“大众文明”的表述，可见利维斯思想在其背后的影响。在利维斯夫妇看来，在前工业化时代，少数人守护的文化是能够得到大多数民众的理解和回应的，那时的阅读群体虽然人数有限，但他们是“一个真正的共同体”(a genuine community)，能对文学作品产生“健康的自发的情感反应”[12](P.85)，如莎士比亚的戏剧雅俗共赏，班扬的《天路历程》家喻户晓，“少数人”通过《旁观者》《闲谈者》等刊物与民众有效沟通；19世纪英国民众的阅读趣味有所分化，但民众接触优秀文学的渠道仍然是畅通的。然而，到了20世纪，大众传媒、商业逻辑、商业标准影响一切，由此在读者中产生了高眉、平眉和低眉的分野③。[12](PP.31-32)廉价杂志逐渐影响大众的阅读习惯，阅读如同吸毒，变成不需思考的习惯性行为；在商业利益面前，真正的文学价值和标准遭到排斥。利维斯夫人在书中引用了一位“成功的”美国专栏作家的写作指南： 如果想被好杂志接纳就要记住，有些写作主题是禁忌，不管小说的价值如何。很少有期刊愿意发表不道德的或悲惨的故事。像托马斯·哈代那样对人生持悲观态度的作家们是不受流行杂志欢迎的，不管他们的文学艺术有多高超。[12](P.37) 在这样的环境中，民众的阅读能力每况愈下，“即使是受过教育的读者也几乎不愿意——或者说没有能力——阅读优秀的诗歌”。[12](P.185)面对这样的文化困境，利维斯夫妇并没有悲观失望，他们认为“少数人”可以在两方面做出努力，一是在研究领域，通过著书立说，提高民众的文化批判意识；二是深入学校教育工作，培养英国年轻一代对美国流行文化的“抵抗意识”；他们相信“少数人”“自觉的、方向明确的努力”，可以汇集“潜在的”民众的力量，重建“一个真正的共同体”。[12](PP.213-215) 利维斯与汤姆森(Denys Thompson)合著的《文化与环境》(Culture & Environment，1933)就是“少数人”与“民众”沟通、唤醒民众文化批判意识的又一次努力。在“使用说明”中，著者表明此书为普通读者(general reader)所写。[13](P.vii)在序言中，利维斯剖析了文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利维斯认为英国的前工业化社会是“一个体现鲜活文化的有机共同体(an organic community with a living culture it embodied)；民歌、民间舞蹈、科茨沃尔德的村舍以及手工艺品是这个有机共同体的文化符号，代表着更深层的意义：一种生活的艺术、一种有序规范的生活方式，它涉及社交艺术、交流的准则，它源自远古的经验，是对自然环境和岁月节奏的因应调整”。[13](PP.1-2)④这个“有机共同体”在工业文明的进程中消失了，但其所代表的文化传统在文学作品中得以保存，通过文学教育而有所传承；利维斯追忆往昔，并非要“复古”，而是希望英国民众了解文化传统，思考在现代文明的高歌猛进中失去了什么，从而培养“对文明总体进程的意识”，认识到“当前的物质环境和知识环境如何影响趣味、习惯、成见、生活态度以及生活质量”[13](PP.4-5)；工业文明造成消费文化的“批量生产”，不仅体现了现代文明对思想的机械控制，而且改变了民众品性。面对这样恶劣的“文化环境”，利维斯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但他对“教育”的内涵进行重新界定：现代环境所能提供的“教育”就是批量生产的标准化读物，因此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应该主要是“反现代文化环境的教育”，这就需要教育工作者付出更艰辛的努力。[13](P.106)显然，利维斯对“有机共同体”的回顾，对消费文化的剖析以及对“教育”的甄别，都是为了培育“心智成熟的民众”。 二战后英国高等教育不断发展。在《教育与大学》(Education and the University，1943)一书中，利维斯提出：大学是“文化传统的象征”，但文化传统与“僵化的传统主义”不同；文化传统是“在传统智慧指导下，对一种成熟的意识和价值感的传承”，是机械文明的反制力量。[14](PP.11,15)在利维斯看来，现代文明中大学教育的专业化发展不可避免，关键是如何培养一种“核心理解力”(a central intelligence)，使不同学科的知识发生有意义的联系；大学教育要培养“专家”，更要培养“有智见的人”(the educated man)。[14](PP.25,28)利维斯强调要在大学设立一个人文中心(a humane center)，联系不同的研究领域，而英文学院可担此重任，因为文学研究从文化传统中汲取智慧以应对当下的文化危机，文学研究不是纯粹的学术活动，而是对“理解力和感受力(intelligence and sensibility)”的训练，这些训练也是其他领域所需要的。[14](PP.34-35)因此，利维斯坚信文学批评应作为大学教育的核心，以培养具备“理解力和感受力”的“心智成熟的民众”为使命。 然而，英国战后随着技术功利主义的盛行，“科技进步”的话语不绝于耳。随着大众教育的发展，英国教育拨款大规模增加，但自然科学是主要受益者。[15](P.41)不少学者和政治家声称：保存和发展西方文明的任务“已经从人文学科转到了自然科学”。[15](P.22)斯诺(C.P.Snow)1959年推出的“两种文化”论，在貌似公允的姿态中把未来托付给“科学文化”，因为“科学是新兴文化，文学文化在后退”[16](P.17)，所以大学教育要回应技术革命的需求，培养更多的科技人才[16](P.34)。1961年利维斯发表演讲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驳斥。在利维斯眼中，斯诺代表的是庸俗文化，是“技术革命造成的文化恶果”，斯诺的演讲进入中学课堂，体现了英国当下良莠不分的文化状况[17](P.54)；斯诺提出的“两种文化”是个“伪命题”，只有“一种文化”，即文化传统。[17](P.101)利维斯特意对自己所推崇的“文化传统”(cultural tradition)和斯诺所谓的“传统文化”(traditional culture)加以甄别，后者意味着沉湎于过往，“在生活和变化面前畏缩不前”，而“文化传统虽源于过去，但鲜活而又富有创造力地帮助我们应对当下的变化”[17](PP.105-106)；由此利维斯再次强调：“大学不仅仅是各个专业院系的组合，它更应该是体现洞察力、知识、判断力和责任感的人类意识的中心。”[17](P.75)利维斯在该演讲的美国版前言中又一次突出“心智成熟的民众”之重要： 在真正需要知识和精神权威的领域，严肃的标准被制造名人效应的力量所取代，这表明现代文明正走向一个可怕的境地。文评家要诉诸文学标准，则取决于是否存在能敏锐地回应批评并与批评家形成互动的民众。我相信在当今的英国(我所言仅限于英国)存在这样一个民众的基础；这个群体由许多有教养、有责任感的个人组成，正在形成某种知识共同体，但力量不够强大，未形成完全意义上的共同体，技术革命的后果阻碍其形成批评家所需要的一个群体。[17](P.81-82) 利维斯在其后的著述中持续着对“心智成熟的民众”的关注。在1969年的一次演讲中，利维斯提出60年代的校园骚乱、吸毒、青少年犯罪、性解放等问题体现了“技术功利社会的文化断裂和精神虚无”，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全社会应持续做出一种新的创造性的努力，努力培育一个心智成熟、见多识广、有责任心、有影响力的群体——一批让政治家、管理者、编辑、报业老板尊敬、依赖而又惧怕的民众”。[18](P.131)社会机构中唯有大学能担此重任： 哪怕只有一所大学能如我所愿成为创造性生活和人性的中心，都值得我们为此付出不懈的努力。那所大学也会因此声名鹊起，它会成为力量和勇气的源泉，与其他未获成功的大学互为鼓励；如果有一批大学如此，借助各自不断扩大的关系网络，就会形成一大批心智成熟的民众，他们是希望所在。[18](PP.131-132) 在两年后的一次演讲中利维斯对此进行了更为详尽的阐释：大众传媒无助于塑造“心智成熟的民众”，大学应该成为文明的创造中心，“我们有必要扩大真正负责的心智成熟的民众的力量，大学的功能就是塑造这样一个群体，保持他们的活力，培养他们的责任感，保持相当的影响力”。[18](P.201)利维斯把“心智成熟的民众”与精英和寡头政治区别开来： 心智成熟的民众即便被称作有教养的阶层……也不可能被看做寡头政治……更不应该被称作“精英人物”。……心智成熟的民众或阶层，由来自广泛的不同社会地位、不同经济利益和政治立场的人民组成，他们的重要性正在于他们思想倾向的多元和意识形态的非同一性……他们的活力不在于思想上的大一统而在于其创造性的差异，正是这种创造性的差异保持了文化传统的活力，而对文化传承的坚持构成了他们的统一性。[18](P.213) 可见，利维斯心中装的其实远远超过了少数精英的利益，他所关心的是如何使广大民众的心智得以成熟，或者说建设广大而知书达理的知识共同体。 三、构建“共同体”：“少数人”与“心智成熟的民众”的“共同追求” 利维斯的“文化”命题一直围绕着他对“少数人”和“心智成熟的民众”的关注和思考，二者之间的互动和创造性合作体现了利维斯对“共同体”的想象。 威廉斯曾指出“共同体”(Community)一词在英语中至少有以下四个含义：(一)平民或普通民众；(二)一个国家或有组织的社会；(三)具有聚合力的性质；(四)有着共同身份和特征的意味。[19](P.75)作为“文化”内涵的“共同体”常指后两个定义，即一个包含共同价值观或共同身份和特征的群体。在利维斯的“共同体”中，“少数人”与“心智成熟的民众”的共同价值观是对“文化传统”的坚守和传承。利维斯不否认科技和物质文明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但技术进步、物质水平的提高以及公平分配并非人类追求的唯一目标，人类的生存还有其他事关人性和人生意义的考量；而我们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和洞察则受益于文化传统”。[18](P.90)利维斯的文化传统“既非乌托邦式的，也非怀旧或复古的”，而是针对当下现实主义的。[18](P.192-193) 有学者批评利维斯夫妇总是以精英自居，“居高临下”指导大众“怎样阅读才符合人文传统……与阿诺德的贵族意识”一脉相承。[5](P.99)其实利维斯一直把少数人与民众的创造性合作(creative collaboration)和创造性争吵(creative quarrelling)作为构建共同体的途径。根据德国学者滕尼斯(Ferdinand 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