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七艺”之流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七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07)01-0034-06
众所周知，在西方教育史上，“七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其全称为“七种自由技艺”(seven liberal arts或seven liberal arts and sciences)①，在这一概念背后，牵涉着众多的历史、观念、制度的问题。与其重要性颇不相称的是，目前国内尚无专门研究“七艺”的文章，并且在相关问题上存在不甚准确的认识。本文试图比较系统地梳理“七艺”的源流，以澄清对相关问题的认识。
一、哲学家与雄辩家：“七艺”教育的萌芽
古希腊施行城邦政治，自由民拥有参加公民大会，投票参与决策的权利。自由民们需要发表演说，表达政见。所有这些都要求公民拥有书写、表达、演说的能力，由此产生了对教育的迫切要求，在这些需求的基础之上，大约从公元前460年到公元前380年发生了一场“智者运动”，智者主要以传授辩证法和修辞术为业。与柏拉图相比，智者派的伊索克拉底所教授的内容更少思辨性，也较少关注科学与技术的层面，虽然他也教授数学、自然科学、历史等其他学科，但这些学科仅仅被认为是预备性的，学习修辞学并参与城邦治理才是最终目的。[1]
毕达哥拉斯发现了音程之间的数学比例关系，从而为音乐奠定了数学基础，使之成为数学学科之一。因此，“严格地说，毕达哥拉斯是四科的发明者”[2]。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学家阿其塔(Archytas of Tarentum，约公元前428-350)说，毕达哥拉斯社团的数学家们：
“给予了我们许多清楚的知识，包括恒星的运动与速度，恒星的升降，以及几何、数学、球面几何学(spherics，即天文学)，还有相当重要的音乐；这些都是姐妹学科。”[3]
公元前386年左右，柏拉图在雅典成立学园。据传柏拉图曾在学园前明示：不懂几何者莫进此门。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力主城邦统治者必须接受循序渐进的教育，此一教育始于幼年的“诗乐”(music,μουσικη)与“体育”。成年之后，材质上佳者还需接受算术、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天文学、和声学等五门教育，以使受教育者超越感官世界的层次，进入抽象的理念世界。这些课程加起来正好是七门，因此有学者将之称为柏拉图的“七科”教育，这“七科”教育显然与后来的“七艺”不同，但后五种教育即后来所称的四科教育。“诗乐”一般译为音乐(music)或“music-poetry”，主要由音调、节奏和歌词组成，与“和声学”是不同的课程[4]，“七艺”中的音乐，指的是这里的和声学。
由此可知，古希腊教育的内容大致已覆盖后来所称的“七艺”。不过，我们要特别指出古希腊教育和中世纪“七艺”教学的几点区别。
首先，古希腊没有“七艺”的说法。古希腊的自由技艺显然不仅限于后世的“七艺”，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明确指出绘画属于自由民基础学科。据弗里曼(Freeman,Kenneth John)研究，智者所传授的课程包括算术、几何、天文、文法、语源学、地理学、自然史、音律学、历史(包括神话、系谱学)、政治学、伦理学、宗教批评、记忆术、逻辑学、战略学、音乐、绘画、雕塑、诗歌等等，当然，最重要的是修辞学。[5]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古希腊典籍几乎全部散失，加之基督教对异教文化的视如仇敌，科学研究停滞不前，中世纪早期的教育才会变为以文法为主的、相对狭窄的“七艺”教育。
其次，这七门学科在古希腊并非和谐的整体。柏拉图非常敌视智者派，认为他们传授的雄辩术颠倒黑白，而修辞学也腐化真理。智者派最看重的修辞学在柏拉图的学园中被禁止传授。柏拉图的辩证法(本质上是哲学)与智者派传授的辩证法也有天壤之别。直到学园的第四代传人、公元前2世纪的斐洛(Philo of larissa，前145-前85)时候，文法和修辞才进入学园的课程大纲。[6] 但直到这时，也不存在“七艺”之说。笼统地说“古希腊的七艺”是不准确的②。
第三、在古希腊，音乐与声学是两门完全不同的课程，而在中世纪的“七艺”中，数学四科中的音乐其实是一门思辨性的、探讨音乐中的数学关系的课程，即古希腊的声学。
二、liberal arts之缘起及“七艺”概念的生成
亨利·马鲁(Henri Marrou)明确指出，“七艺”的术语是罗马的，而非希腊的[7] ③。历史学家帕克(H.Parker)也强调，在古希腊、古罗马世界，有很多别的科目也被认为是自由技艺，自由技艺的数目固定成后来的“七艺”，是相当晚的事情，不早于古罗马晚期。[8]
“liberal arts”的说法源自拉丁词“artes liberales”④。由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大多数哲学文献已散佚不存，我们无法确定谁最先使用artes liberales一词，西塞罗(前106-前43)使用过这个词，且谈到各门自由技艺之间的关系。他在《论义务》一书中谈到了建筑和医术，认为它们属于“包含较高智慧的职业”，因而“对于身份地位相称的人是合适的”。[9] 他的朋友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公元前116-公元前27)在《学科九卷》(Disciplinarum libri Ⅸ)中列举了九门自由技艺，即文法、修辞、逻辑、音乐、数学、几何、天文、医学以及建筑学，在瓦罗之后，建筑家维特鲁威(Vitruvius，约公元前70-公元前16年)也将建筑列为自由技艺。其后，塞涅卡在一封著名书信中回答了友人关于“自由学习”(Studia liberalia)的问题，指出自由学习(Studia liberalia)通过对智慧的追求使人获得自由，因而“人们认为它们值得自由民去学习”[10]。塞涅卡依次讨论了文法、音乐、几何、天文等自由技艺，并明确指出雕塑和绘画不能列为自由技艺。在古罗马，与“liberal arts”同义的词还有liberal studies(Studia liberalia)。塞涅卡在该信中即同时使用了“Studia liberalia”和“artes liberales”的说法[11]。
artes liberales乃从希腊词“enkyklios paideia”演变而来。[12] 为了对这一概念演变有更为清晰的认识。我们在这里尝试对arts、liberal arts这两个概念做一初步解释。
artes的希腊语写法为“τεχυη”(technai)，含有技术(techne)、技能(skill)、工艺(craft)、艺术(art)等多重意思。在古希腊，art包括“我们可以称之为工艺或科学的所有人类活动”，亚里士多德将art理解为一种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行为。而智者也将art定义为一个认知系统。[13] 概而言之，技艺(art)具有以下一些特点：首先，技艺不同于经验，它以理性为基础，是理性的、系统的知识形式；其次，技艺和经验等不同，它具有可传授性；最后，技艺和科学(epistēmē)不同，它与制作有关。亚里士多德的知识分类思想对后世的“七艺”理论影响很大。卡西奥多鲁(Cassiodorus，约480-575年)即明确引用亚里士多德关于技艺(art)和知识/科学的区分，指出文法、修辞属于技艺(art)，而数学、几何、天文、代数属于科学。不过，为什么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属于科学(epistēmē)的数学四科也被归入自由技艺之列呢？托马斯·阿奎那解释说，逻辑学及数学四科(算术、音乐、几何、天文)与纯粹的神学或自然哲学不同，既是技艺，又是科学，因为它们不仅包括知识，而且包括作为理性自身所导致的产物，比如三段论、计算、曲调、测量、对行星轨道的计算等等。与那些需要手工操作的技艺不同，它们仅仅是心灵的产物，而心灵是自由的根源，因此它们被称为自由技艺。反之，炼金术、医学需要手工劳作，所以不属于自由技艺。[14]
Liber在拉丁文中兼有自由与书籍两重意思。在古希腊罗马时代，知识领域划分为自由人的和非自由人的两类。所谓Liberal arts，是指适合于培养自由人(free man)的技艺或知识，与illiberal arts(artes illiberales)相对。依此，Liberal arts可译为“自由民学科”，或自由技艺、自由学科、自由知识等。其次，liberal arts源自encyclios paideia,指一种全面的基础性教育，可译为基础学科、博雅学科。[15]
“七艺”概念之形成及其在基督教世界的传播，圣奥古斯丁(公元354-430)居功至伟，他年轻时曾在埃及、罗马等地担任修辞学教师，并致力于自由技艺手册的写作，完成了《文法手册》及《音乐手册》的大部分。由于对天文学与占星术的联系感到不安，奥古斯丁用哲学来替代了天文学，并略去了瓦罗九艺中的医学与建筑。奥古斯丁曾在布道中说：“和五十这个数字一样，七这个数字是与圣灵(the Holy Spirit)相联系的”[16]，因此保留了这个有魔力的数字。奥古斯丁本人是否已经有七门学科的概念，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但后人大都认为奥古斯丁赞成“七艺”之说。更重要的是，奥古斯丁几乎是第一次在基督教世界中论证了异教文化的必要性与合法性：“异教徒各科学问……也含有适合真理之用的自由学科教育、极为卓绝的道德规则以及一种崇拜的真理。”[17] 由于奥古斯丁的权威地位以及七这个数字的神秘色彩，并通过马蒂纳斯·卡佩拉(Martianus Capella)、波伊提乌(Boethius,公元480-524)以及卡西奥多鲁斯(Cassiodorus，约480-575年)的继承与发展，“七艺”的说法逐渐流传开来。卡佩拉等三人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奥古斯丁的影响，正是在他们那里，“七艺”第一次成为一个明确的、固定的教育框架，此后“七艺”专指文法、修辞、逻辑、音乐、数学、几何、天文这七个学科。
马蒂纳斯·卡佩拉的生卒年已不可考，但可确定其年代要早于波伊提乌和卡西奥多鲁斯，因为卡西奥多鲁斯在《论神圣文献与世俗文献》明确地提到卡佩拉有一本名为《七艺》(the seven disciplines)的书。[18] 西方学界普遍认为，是卡佩拉第一次明确提出“七艺”这一说法，他在《墨丘利与文献学的联姻》(The marriage of Mercury and philology)中首次明确了“七艺”的内容，即文法、修辞、逻辑、音乐、数学、几何、天文。施塔尔指出，卡佩拉之所以略去了建筑和医学，是因为他觉得这两门学科与世俗功用联系太紧，因而显得不够liberal。[19] 马蒂纳斯所定义的“七艺”也一直为后世所沿用。
波伊提乌则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四科”(quadrivium)的说法。他还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多部逻辑学著作(被称为“旧逻辑”)、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以及波菲利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导论》，并依据希腊文献编写了四科(包算术、音乐、几何、天文)手册。这些手册一直为中世纪学校所采用。
卡西奥多鲁斯曾经在东哥特人的统治下担任行政要职，并曾与波伊提乌长期共事。退出公职后，他创办了威瓦里姆(Vivarium)修道院。卡西奥多鲁斯编有一本僧侣学习手册，名为《论神圣文献与世俗文献》(Institutes of Divine and Secular Learning)，该书第一部分讨论的是圣经经文的研读，并介绍了一些著名神父的生平与著作；第二部分逐次介绍了文法、修辞、辩证法、代数、音乐、几何、天文学等七门学科的内容。卡西奥多鲁斯视“七艺”为学习神学的必要准备，不遗余力地强调“七艺”和宗教的联系，将“七艺”与《圣经》中“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的经文联系起来。在他笔下，作为世俗学问的“七艺”并不是与神圣学问相对立的，上帝通过数字来创造宇宙万物，因此对数学的学习“值得赞赏”[20]。他甚至还说，“一个不懂算术的人与其他动物无异”[21]。正是通过他，“七艺”在中世纪获得了神圣而不可撼动的权威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卡西奥多鲁斯继承了古希腊的知识分类原则。在他的分类中，修辞学和文法属于技艺(arts)，而代数、几何、天文、音乐则属于知识(disciplines)或科学(sciences)。[22]
崇尚“修辞学”传统的古罗马在科学研究上几乎毫无建树，罗马帝国一朝覆亡，西方几乎断绝了与古希腊科学与自然哲学的联系，只有柏拉图的《蒂迈欧篇》、一些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以及其他少数作家的残篇断简流传下来。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些古罗马帝国晚期的人物便成了中世纪文化教育的矿山，其著作成为中世纪学校的主要教材，标示了中世纪教育的基本地图。尽管这些著作缺乏原创性，但正是它们保存了西方文化的火种。在古希腊罗马文明面临覆亡的危境下，他们弥合了神圣学问与世俗学问之间的裂缝，创造性地提出了“七艺”的概念，从课程的角度为未来一千多年的基督教文明规划了蓝图。要指出的是，虽然早在瓦罗时代就有九艺之说，但总的来说，大多数人接受的是一种很褊狭的以文法、修辞为主的教育，“对于体操、舞蹈、音乐、自然科学和哲学，如果要学习这些学科的话，它们或降低为文学和演讲术的副科，或在校外私下教授”[23]。相形之下，古罗马的文明遗产也偏重于“三艺”领域，在自然研究方面乏善可陈。
三、以文法为主导的“七艺”教育：公元6-12世纪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古代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迅速衰落。统治西欧各地区的诸蛮族王国在文化教育方面无所作为，罗马基督教会就成了科学与教育的主要赞助者、承担者和传播者。在教会的努力下，陆续出现了一些修道院学校(Monastic School)、大教堂学校(cathedral school)和教区学校(Parish School)。在中世纪早期的修道院教育中，影响最大，为“七艺”教育的制度化奠定基础的是圣本尼狄克(St.Benedict)、伊西多尔(Isidore,of Seville)以及阿尔昆。
意大利修道士本尼狄克开创的本笃会修道院影响最大。修道院要求修士们阅读《圣经》，因此基本的读书识字能力成为必需。同时，修道院还招收幼童，并为其提供基本的教育。西班牙塞维尔的大主教伊西多尔(Isidore,of Seville,Saint,约公元560-636)的巨著《语源学》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该书的前三卷是关于“七艺”的，其中一卷修辞、一卷文法、一卷四科。《词源学》有一千多份手抄本，成为中世纪最通行的教材之一。
公元6-8世纪是欧洲教育水平最为低下的时期。这一时期修道院学校的主要课程是“七艺”。学生首先要学习拉丁语的词汇和句子。学生具备基本的会话能力后，教师即开始使用拉丁语教学。第一门正式的课程是文法，其内容是掌握一些基本的语法知识，并开始阅读一些寓言的片段和拉丁语的诗歌。第二门课程是修辞，和古罗马的雄辩术不同，这一时期的修辞并不注重演说技巧，其重点是训练学生写作法律文书、书信、修道院日志的技巧。逻辑学是第三门课程，教材主要是波伊提乌所翻译的亚里士多德的部分逻辑学著作。在“七艺”之中，“三艺”被认为是学习“四科”(数学、几何、天文、音乐)的准备，由于难度较大，“四科”的学生要少一些，且教学水平较低，教材大多为辑录著作，错误杂陈。在修道院中，首要的学习任务是基督教教义和《圣经》，“七艺”是为学习神学而准备的。在公元八世纪之前，神学教育与“三艺”教育占绝对主导地位，“三艺”之中，又以文法为主，文法教育的绝对优势一直持续到12世纪，直到其地位为逻辑学所取代为止。
在文化史上，公元8世纪末至9世纪初常被称为“加洛林王朝复兴”时期。公元787年，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大帝下令全国范围内修建修道院学校与大教堂学校，训练神职人员。为推进教育改革，查理曼大帝延请阿尔昆(约730-804)主持其事。阿尔昆在宫廷学校中开展的工作富有成效，极大提升了当时的文化水准。我们对当时的课程大纲所知甚少，但“七艺”应该包括其中，因为阿尔昆写过一本“三艺”教科书[24]。
在整个中世纪的初期，即一直到公元10世纪，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七艺”和圣经，神学被视为“七艺的女皇”[25]，“七艺”被认为是学习《圣经》的必要准备，特别是文法和修辞占据主导地位，文化教育基本上局限于为教会和宫廷服务，教育水平也停留在基本知识的传授上。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也乏善可陈，在中世纪的最初几百年中(约400-1000年)，西欧对自然科学的知识“几乎没有任何原创性的贡献”[26]。
11世纪迎来了欧洲学术的又一次复兴。这一时期，不仅大教堂学校日渐增多，城市中的世俗学校(包括城市拉丁语学校和城市或私立的写作、算学学校)也大量兴起。12世纪欧洲最重要的学术中心是巴黎的沙特尔修道院(Chartres)。沙特尔修道院不仅传授“三艺”，而且更注重“四科”(算术、几何、音乐、天文)。当然，所授课程不限于“七艺”，还包括物理学、伦理学。[27]
大学兴起后，宗教文化的主导地位依旧不变，只有与宗教联系的知识——比如宗教法、神学——被认为是更高级的(higher)、自足的知识，而艺学院所传授的知识(如“七艺”)被认为只具备预备性教育(propaedeutic)的价值。在12世纪以前，“七艺”几乎涵盖了当时大部分的知识领域，并藉着课程结构维持不变。但也是从12世纪开始，随着希腊学术的重新发现，医学、神学、法学等高级学科纷纷兴起，新逻辑学、伦理学、经济学等知识也纷至沓来，“七艺”的框架被迫做出调整。
四、从艺学院(faculty of arts)到哲学院(faculty of philosophy)：突破“七艺”之藩篱
公元11、12世纪，欧洲进入政治相对稳定的时期，城市文明开始复兴。与此同时，城市学校也发展了起来。经过这两个世纪规模浩大的翻译运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希波克拉底、阿基米得、盖伦、托勒密等古典作家的大量被中世纪拉丁世界所遗忘的作品被翻译成拉丁文，至12世纪末，拉丁基督教世界已经恢复了希腊以及阿拉伯哲学与科学中的主要部分。
大学创办之初，艺学院课程以文法、修辞为主，课程内容大多为基督教文献与古典文献，遵行一种文法形式主义的教育。而随着文化的复兴和知识的增长，学校可以获得的知识更多了。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被重新发现之后，其著作中丰富无比的各类知识以及学科分类原则，都开始对传统的“七艺”图式造成冲击。与此相应，艺学院的课程开始突破“七艺”的藩篱，“七艺已不再是一个能充分体现学校使命的体系了”[28]。
首先，在“七艺”之中，逻辑学从13世纪开始占据压倒性的地位，文法、修辞的重要性下降，退居末席；比如1250年，就有学者以《七艺的战争》(battle of the seven arts)为名，哀叹文法、修辞的衰落：“逻辑有学生，而学习文法的学生则越来越少；民法如日中天，教会法不可一世，凌驾所有其他学科之上”。[29] 四科仍保持传统的一般地位，在典型的中世纪本科课程中，算术和几何一般占8到10周时间，其中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就占去整整五周的时间[30]。
其次，在艺学院课程中，增加了三种哲学：伦理哲学、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哲学。1255年，教会终于解除了不准在巴黎大学教授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的禁令，亚里士多德的一系列自然科学著作，如《物理学》、《论动物》、《论动物繁殖》、《论植物》、《论灵魂》、《论生物》等纷纷成为艺学院的课程，囊括了宇宙论、物理学、天象学、心理学和自然史、生物学等各方面的知识。[31] 据魏瑟培(James A.Weisheipl)的研究，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占三个学期，《论天》占一个学期，《论动物》占六周，《伦理学》占四个月，《形而上学》则占两到三个学期。[32]
由此可见，13世纪中叶以后的大学本科教学，占主导地位的是逻辑与哲学。尤其是哲学，更被视为高于“七艺”的高深学问，具有统合各门学科的功能。英国大学史权威学者科班也评论说，中世纪英国大学的课程并不符“七艺”的理念，因为在“七艺”中，逻辑学占有压倒性的优势，而且很多内容逸出了“七艺”的范围。此外，大学从13世纪开始越来越多地回应社会中专业的、政府的、宗教的各方面需求，脱离了基督教人文主义者的理想[33]。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最大变化是很多哲学(科学)课程随着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发现而进入了艺术院，用法国史家孔佩雷的话来说，艺学院(faculty of arts)成功地变成了哲学院(faculty of philosophy)。[34]
“七艺”演进的另一新变是，中世纪初期的圣维克多学校的校长休格(Hugh of St.Victor)首次提出了七种“机械技艺”(seven mechanical arts)的划分，分别为纺织、军械、贸易、农业、狩猎、医学和戏剧。[35] 休格不仅认为这七门技艺具有理性的认知价值，而且在学校中加以讲授——虽然他的尝试并不成功。休格的举措提高了技术知识的地位，同时也相应地冲淡了自由技艺与机械技艺之间的阶级界线。
人文主义兴起并支配学校教育后，“七艺”中的“三艺”得到强调，但四科的传统却衰落了。早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所倡导的“人文学”(studia humanitatis)，大概包括文法、修辞、历史、希腊语、道德哲学、诗歌，原来“三艺”中的逻辑学被排除在外。[36]
五、结语：“七艺”作为传统
“七艺”的理念肇始于古希腊、古罗马，并通过西塞罗、瓦罗、圣奥古斯丁、马蒂纳斯、卡西奥德、伊西多尔等人传承、发展，在西方文明中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首先，在中世纪早期，西方的文明是通过“七艺”教科书得以保存的。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内，西欧的科学停滞不前，古希腊的学术成就也湮没无存，在这个时期之内，西方世界通过修道院、大教堂学校、教区学校等机构，通过一些残篇断简及“七艺”教材来传承文明。在文化发展衰颓委靡的困境之下，“七艺”成为组织知识的有效原则，它赋予知识以循序渐进的秩序。在基督教文明全面笼罩西方的背景下，神学知识被视为至高的知识，《圣经》被视为一切知识的本源。在对世俗学问普遍存在敌意的背景下，奥古斯丁等人论证了世俗学问的合法性，并赋予“七艺”以神圣的宗教地位，为西方文明的保存做出了巨大贡献。
其次，“七艺”成为固定的教育框架是一个漫长的衍变过程。福柯曾指出，大学的首要作用不是挑选人，而是挑选知识[37]。自由技艺、“七艺”的概念是建立在知识的分类与排斥原则之上的。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对于何者有资格被称为“自由技艺”，一向存在争论。我们现在所接受的“七艺”概念，在古希腊有所萌芽，成型于古罗马晚期。而“七艺”成为制度化的固定课程，则始于中世纪。正是在中世纪，“七艺”的影响达到巅峰，“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制度”[38]。“三艺”、“四科”之分，更是迟至加洛林王朝时期才出现。“七艺”概念的提出者几乎都是基督徒，这个概念从一开始就充满宗教色彩，并通过服务于宗教目的而获得合法性。因此，“七艺”主要是基督教文明的遗产，是中世纪的遗产。
再次，“七艺”表达了一种追求自由、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在中世纪的学者看来，“三艺”“四科”是不可分割的，每个学科之间都具有内在的联系。尽管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会侧重于“七艺”中的某一学科，而且很长一段时期内，四科的教学处于非常低的水平，但至少在理论上，它们被认为是内在地统一的。“七艺”表达了一种文化统合的理想，通过对“七艺”的学习，每个中世纪大学生都共享一个文明的基础，这成为了西方教育的一个伟大传统。
最后，至少从奥古斯丁开始，“七艺”就是一种基础性的教育，是通往更高智慧(神学、哲学)的预备科目与必由之路。“七艺”的理念认为，有一些人类知识的基本领域是每个人都需熟悉的，是通往高深知识的基础。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更致力于复兴古典自由教育理念，试图重新探讨中世纪“七艺”在现代教育中的地位，形成一个以经典名著和自由“七艺”为基础的通识教育课程。在欧美最近几十年的教育改革大讨论中，人们往往也会重返“七艺”、“自由技艺”这一原点，展望教育的未来。
注释：
①严格来说，应该是seven liberal arts and sciences。在西方的知识分类中，arts和sciences是不同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知识(sciences或knowledge)、技艺、实践智慧、努斯和智慧是真理的五种样式。知识(科学)是不变的、永恒的，不会生成也不会毁灭；而技艺主要关于可变化的事物，与制作(poiesis)有关。依据这一划分，“七艺”中的修辞、文法、辩证法属于arts，代数、天文、几何、音乐属于sciences,trivium当译为“三艺”，quadrivium当译为“四科”(即四门科学)。
②黄坤锦的说法“在西方，古代希腊柏拉图所创设的学园以及亚里士多德所设立的学苑中所研习的七艺”(黄坤锦，《大学通识教育的基本理念和课程规划》，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3)：26-37)是不准确的。柏拉图在学园中并不传授修辞学，其课程以数学学科以及辩证法为主。而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是“普遍学问与学术研究的场所”，所开设的课程非常广泛。这一点可以从亚里士多德流传下来的著作中得到印证。
③不少学者使用“古希腊的七艺”这一说法，或认为古希腊存在“七艺”课程，如郭晓明.课程知识与个体精神自由[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24；涂艳国.试论古典自由教育的含义.[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99(3)：15-18。这一说法至少不够严谨，因为古希腊没有“七艺”的说法。
④liberal arts在中文学界并无统一译法，各种译法包括自由民学科、自由技艺(李康，《教育思想的演进》，2003：55)、文雅学科(黄坤锦.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美国心灵的攀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4)、自由艺术(胡龙彪，拉丁教父波爱修斯[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25)、人文学科等。其中自由艺术的译法欠佳，因为古代arts和现代的艺术大相径庭，古希腊并没有现代的艺术概念。而人文学科的译法也易引起误解，且不说数学四科在现代被视为自然科学，而且在古代医学、建筑学、绘画等也曾被视为liberal arts，这些学科无论在何种意义上均不能理解为“人文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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