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后殖民主义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主义者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70年代末，以萨义德的《东方学》一书为标志，在西方世界形成了后殖民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真正产生广泛影响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即在苏东剧变以后，这与其代表人物，特别是其主要代表人物萨义德在这一时期非但没有放弃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反而借助于对东西方文化关系的研究，更加严厉、更加坚定地讨伐资本主义有关。
萨义德的《东方学》一书拉开了后殖民主义的序幕，也开创了立足于中心和边缘的结构来解释西方和东方的关系，并进一步通过这一解释揭露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的先河。苏东剧变后这些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讨伐，基本上是对《东方学》一书观点的继承和发展。所以有必要先了解该书的基本观点。
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强调，西方世界长期以来存在着这样一种信念：西方文化不仅属于西方，而且具有普世性，可以把西方文化视为一种全人类的标准。正是在这样一种信念的支配下，形成了“东方学”，而西方世界正是依靠炮制和宣传“东方学”来统治东方世界的。“东方学”始终把东方作为西方的“他者”来研究，作为西方的边缘来研究，作为西方的反面来研究。“东方学”家把东方视作有待解剖的标本，有待教化的学生，有待审判的嫌疑犯，甚至是有待改造的罪犯，使东方由异于西方的世界变成了有待改选的罪犯。“东方学”不断把东方作为一种边缘性存在，不断证实西方的中心位置。“东方学”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它建立在二元对立的基础上。这些对立包括：理性、发达、文明、高级的西方与非理性、落后、野蛮、低级的东方；不断进步的西方与永恒如一、始终不变的东方；自我界定的西方与没有能力界定自己的东方；作为主体的西方与作为客体的东方；作为普遍性的西方与作为特殊性的东方，等等。
萨义德认为，正是在“东方学”的影响下，西方完成了对东方的征服。他甚至这样说：每一个欧洲人，不管他会对东方发表什么看法，只要他受过“东方学”的教育，最终都几乎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一个帝国主义者，一个彻头彻尾的民族中心主义者。在现代“东方学”的兴起与英法等西方国家夺取东方大片殖民地之间，有着惊人的平行关系。西方殖民者越是要把东方人从所谓的黑暗中拯救出来，“东方学”中的东方的形象就被抹得越黑；而“东方学”家把东方的形象抹得越黑，殖民者也就越是需要拯救东方。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促成了殖民主义历史。
萨义德还指出：殖民统治者不但用西方的思想去理解东方，而且鼓励东方人用西方的方式理解和解释现实。“东方学”对东方民族文化身份的扭曲，最终有赖于东方人的自觉认同。“东方学”的最要害的地方是使自己不但得到了西方人而且得到了东方人的认同。萨义德说道：现代东方，参与了其自身的东方化。在“东方学”的影响下，东方人像西方人一样视西方的价值观为唯一可取的价值观，西方所走过的道路为人类社会唯一的道路，认为西方代表了人类的“现代”，东方则处于“传统”的地带，东方人除了重复西方的道路，别无他途。
苏东剧变后，萨义德继续进行其“东方学”的研究，继续通过这一研究揭露西方帝国主义对东方的文化入侵。由于这是在苏东剧变后，西方政要空前趾高气扬的背景下的研究，萨义德这种对当代资本主义富有特色的批判，格外引人注目。
萨义德在苏东剧变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反映在他于1993年出版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如果说在《东方学》中，萨义德主要以中东地区为对象，探讨了帝国主义是如何以话语想像地构想出所谓东方的形象，那么，在作为《东方学》的姊妹篇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中，他把视野扩展到了中东以外的其他殖民地，如非洲、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地区，他通过对简·奥斯汀、加缪和康拉德等文学作品的解读，进一步揭露了西方文学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即揭示西方帝国主义是如何通过这些文学叙事来建立其作为“他者”的殖民地的文化经验的。
萨义德在该书的“前言”中直言：“本书写作的时代，可以说是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最后的一个超级大国而崛起的时代。”[1] (p.ⅩⅩⅥ)他认为，作为一个有着阿拉伯背景的知识分子，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质疑美国的强权政治。这本书最吸引人的地方正在于，它揭示出：当今美国鼓吹的“世界新秩序”的论调，与以前的老牌帝国主义使用过的花言巧语如出一辙，无非是“我们注定要领导世界”之类的话语。萨义德在这里针对当今美国的强权政治说了一段令人警醒的话：“首先令人遗憾的是，美国的现行政策我们都似曾相识。所有追求统治全球的宗主国中心都曾这样说过、做过。在干涉小国的事务时，总会诉诸权力和国家利益的托词；每当出现了麻烦时，或当土著奋起反抗，拒绝一个被帝国主义扶持的言听计从不得人心的统治者时，总是滋生一种摧毁人家的冲动。总是会有人声称‘我们’是例外的，我们不是帝国主义，不会重复老牌帝国主义所犯的错误。而这种声音的后面总是继续犯错误，就像越南战争和海湾战争证明的那样。更糟糕的是知识分子、艺术家和记者的立场。他们在国内问题上经常持进步的态度，充满使人钦佩的感情，但一旦涉及了以他们的名义在海外采取的行动时，却正相反。”[1] (p.ⅩⅩⅦ)
萨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最有力度的是题为“免受统治的未来”的最后一章，在这里，他集中抨击了当今美国霸权主义的实质，特别是抨击了当今美国利用文化来实施霸权主义的行径。他指出：“冷战的结束与苏联的解体无疑把世界的版图改变了。美国作为最后一个超级大国获得了胜利，它预示着世界将要由一个新的力量体系构成。”[1] (p.341)那么这一新的力量体系究竟是什么样的呢？他要人们睁大眼睛仔细瞧瞧下面这些事实：帝国主义无疑仍然是经济、政治与军事关系中最强大的力量。在这些关系中，经济不发达国家从属于经济发达国家。最大的特征是穷国与富国间存在着巨大经济差异。强大者变得更加强大，弱小者更加弱小、贫穷。二者之间的差距超过了至少在欧洲已不那么严重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差距。在这一世界格局中，美国占有支配地位，“我们今天是生活在一个美国正在不断地崛起的时代”。[1] (p.344)美国在当今世界上真正做到了为所欲为。
他特别提请人们注意当今美国控制世界的新特点：
其一，把自己的所作所为解释为“对全球的责任”。他认为，当今美国的政治生活患有严重的“偏执狂”。不论美国做什么，这些当权的美国领袖总喜欢把它的所作所为解释为“对全球的责任”。这种“全球责任论”是“与二战后美国的全球利益的不断扩充相一致的”，也同“知识精英们所提出的它拥有莫大力量的概念相符”。[1] (p.345)一些美国的知识精英反复宣传这样的观点：既然没有任何前殖民地人民或国家有能力向美国进行军事或经济挑战，那么那里的人民就应当对美国的行为加以克制。事实上，只有欧洲和美国有资格领导世界。而且美国正处于“青少年”，它正在履行曾经一度由英国担当的角色。1991年美国派65万士兵到6000英里以外去击退伊拉克对一个盟国的入侵，就被人说成这是受“一种使命感、历史的必要性和传道般的热情”所驱使。
其二，把自己的所作所为标榜为“合法的”。萨义德指出，美帝国主义的贪欲是建立在制订法律的基础之上的。美国声称要通过订立全世界的经济发展与军事部署程序来实现“国际利益”。在这一方面当今的美国与古罗马帝国无异。古代的罗马曾经占有了执行法律的合法权利，今天的美国自我制订的法令同样覆盖了包括中国和苏联在内的全世界。美国政府声称它的军用飞机有权在全球领土上空飞行。美国自以为可以凭借巨大财富就可以超越国际体系，充当法律的载体。美国人喜欢认为，凡是他们所想要的都是全人类所想要的，应当由他们来纠正世界上的错误，管它什么矛盾与不一致。“美国正不断地把自己关于法律与和平的观念强加给世界。非常令人吃惊的是，对此美国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进行一些尝试，而且还付诸实践。”[1] (p.346)从彻头彻尾的战争到政变和公开的颠簸，从暗杀到对“反政府军”的财力支持，它什么都做得出来。
其三，把自己的所作所为说成是“具有一致性”。萨义德认为，当今的美国当权者总喜欢把自己的行动说成是举国一致的行动，似乎整个美国都相信其行径是在“保护它的利益、维护秩序、以正义对付非正义”。萨义德承认，这种把对海外的军事行动说成是举国一致的，确实有一定的根据。因为当今美国统治者的主流意见占有绝对优势，尽管有不同的声音存在，但这种声音一直未能有效地阻止美国的行动。“政府、决策者、军方、思想库、新闻媒体和学术界众口一词地赞同使用美国武力的必要性和正当性。”[1] (pp.347-348)与此同时，萨义德又指出，这种“一致性”实际上是“伪装起来的一致性”。当真的擂起战鼓，把几十万吨炸弹投放到一个遥远的敌国头上时，这种表面上的“一致性”就马上消失了。他这样说道：“统治定会引起抵抗；帝国之争必然会招致暴力，这种暴力或许会带来某种好处和快乐，但其必然结果则是两败俱伤。在对以往的帝国主义记忆犹新的时代，这仍然是真理。试看今日之世界，有政治头脑的人不计其数，不会有任何国家会乐于认可美国领导世界的历史使命是不可变更的。”[1] (p.348)
萨义德认为，上述这些新特点的形成与当今美国新的文化观念密切相关。他说：“虽然美国扩张主义主要是经济性质的，但它仍然有赖于不断公开说明的、关于美国自身的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并与它同步。”[1] (p.350)“强力与合法性双管齐下，一种力量存在于直接的统治中，另一种力量存在于文化领域。这两种力量的双管齐下是老牌帝国主义霸权的一个特点。在当今美国世纪中，其不同之处仅在于文化扩张的范围的突飞猛进。”[1] (p.352)这主要是由于传播与控制信息的工具的空前发展，而正是这些传播和控制信息的工具时常使美国人在不知不觉的状态下疯狂地介入对外扩张。
萨义德特别提到了美国所发动的文化战争对“恐怖主义”和“原教旨主义”这两个词汇的制造和使用。这两个词汇是当今媒体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如果人们想分析逊克派和什叶派、库尔德人和伊拉克人之间的政治冲突，就不能不借助于“恐怖主义”和“原教旨主义”这类词或形象。“这些词完完全全是由华盛顿和伦敦这样的宗主国的主流知识界挑选出来的。这些词使人望而生畏，但它们的真正内涵却未被分析或确定。它们代表了一种道德的力量，对使用这些词汇的人带有明显的赞赏，而由这些词汇所指称的人则在道德上处于防御的地位，并已经给他们定了罪。”[1] (p.375)被放大了的“恐怖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形象带来的惧怕和恐怖感加速了对占统治地位的规范的屈从。反对“恐怖主义”和“原教旨主义”蕴含着一种弘扬西方文化和西方美德的倾向，因为“恐怖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往往是作为后者的对立面加以宣传的，反对前者就是赞颂后者。“在这种心态下，‘别人’最终都会成为我们的敌人，因为他们企图毁掉我们的文明和生活方式。”[1] (p.376)
在萨义德看来，美国的统治者这种借助于文化来控制国内、征服世界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像今天这样，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实行如此大规模的干预，并且能得逞。正因为美国的这种文化政策得逞了，其外交政策也就得逞了。“外交政策的行家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从而也就史无前例地可以免于公众的监督。”[1] (p.390)千万不能低估美国新闻媒体对非西方世界的报道，更不能低估这种报道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功能。公众无法逃避新闻媒体的控制，加上有效的意识形态的配合，“使得美国对非西方世界的帝国主义态度保持了连续性”。“美国政策获得了与其宗旨完全吻合的主流文化的支持：支持那些专制的民心尽失的政权，支持对敢于抵抗美国盟国的殖民地反抗力量的暴力行为施加更大的暴力，支持对合理的民族主义采取持久不变的敌对态度。”[1] (p.391)美国之所以如此不可一世，主要在于目前它在国内有一种“共识力量”，而这种“共识力量”是由其新闻媒体制造出来的。萨义德这样说道：“美国在世界上所表现出来的强大力量是与其在国内的强大的‘共识力量’相一致的。这种由媒体制造出来的‘共识力量’是前所未有的。反对这个共识从来没有这样困难；而不自觉地屈从于它则从来没有这样容易和顺理成章。……今天，美国就具有这种力量，尽管它的经济实力在衰退。”[1] (pp.391-392)
美帝国主义逐渐地演变为文化帝国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现实使美国的统治者懂得必须这样做。萨义德指出，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这样一种情景：到处是难民和“船民”，到处是忐忑不安和伤痕累累的流动工人，到处是贫困但又顽强挣扎的无家可归者。他们的存在，使西方城市中忙于购买圣诞礼物的人暗淡无光。还有那些无法统计的移民和外来打工者，他们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世俗的和宗教的权贵们，挤身于日益不满的正在发出挑战的城市大众和差不多被遗忘的、没人关注的大量人群之间，必然求助于是一种新的统治方式。”[1] (p.396)这些难民、无家可归者和移民都是后殖民时代和帝国主义争斗的产物，他们的流动性和顽固不羁，使他们无法融入既定的秩序之中。只有对他们发动一场文化战争，实施文化征服，才能最大限度地减轻其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威胁。没有什么比求助于传统、民族或宗教属性和爱国主义更方便、更容易吸引人了。由于这种求助是凭借于大众媒体来扩大和传播的，从而它就显得格外强有力和行之有效。萨义德指出，随着苏东社会主义集团的解体，随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对集体经济的放弃，随着第三世界反帝民族主义的终结，“我们进入了一个巨大的不确定的新时代”。在这一新的时代，“从细微的日常生活到世界上的各种力量，都在折磨着本来就已经被困扰的人的灵魂，并且没有什么可以减轻它们的力量和缓和它们所造成的危机”。[1] (p.400)在这种情况下，唯有实施文化控制，才能使人麻木，失去对现实真实情况的认识能力。
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这部著作的结尾处告诫全人类，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正在全球范围内把文化与认同合为一体”。这一做法带来的最糟糕的结果是，“使人们相信他们只是，主要是，只能是白人、黑人或西方人、东方人”。萨义德承认，“正如人类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一样，他们也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和种族认同。没有人能否认悠久的传统、习惯、民族语言和文化地理的持续性”。但是他同时又指出，“除去畏惧和歧视以外，似乎没有理由死抱住这些东西的特殊和不同点不放，好像这是人类生活的全部”。正确的做法是不让人们只记住自己是白人或黑人，西方人或东方人，而应模糊这些界限，但倘若这样去做，就意味着“更充满同情、更具体、更相对地考虑他人”，亦意味着“不去企图统治他人，不去把别人分类，分贵贱，特别是不去不停地强调‘我们’的文化和国家是天下第一”。[1] (pp.407-408)问题在于，华盛顿的那些权贵愿意这样吗？在萨义德看来，这是全部问题的关键所在。
萨义德从发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至2003年逝世这10年时间里，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政治和文化的批判，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对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和整个第三世界利益的捍卫。这里仅以进入21世纪后他所发表的3篇文章为例加以说明。
2001年10月21日，萨义德在美国《国家周刊》上发表题为《无知的冲突》的文章，批驳了“9·11”之后在西方世界沉渣泛起的“文明冲突”论，批驳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利用这一理论煽起对阿拉伯世界的忿恨。他认为，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主要宣传这样一个论题：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政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一新阶段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文明的冲突将主导世界政治。未来的战争将依照文明的划分而进行。在他看来，塞缪尔·亨廷顿提出这一理论“关注的是相互敌对的决策者、福山之类的理论家以及那些为全球主义和宗教主义的兴起以及国家的消解而欢庆过的人”。[2] (p.22)塞缪尔·亨廷顿的这一理论的错误在于“没有阐述每一种文明的内在动力和多样性，没有关注现代大多数文化在关于每种文化的定义或阐述上存在着很大争议的事实，没有关注当我们以一种宗教或一种文明的姿态进行言说时其中可能包含的巨大的煽动性和全球的无知”。[2] (p.22)他认为，塞缪尔·亨廷顿这样做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他想将“文明”和“身份认同”纳入一条它们并非所是的轨道。
萨义德忧心忡忡地看到，“9·11”事件以后，西方世界不断地推崇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西方世界与世界其他地区对立的范式一如既往”，美国的权贵们“用塞缪尔·亨廷顿的观点来吹捧西方的优越性，声言‘我们’是如何如何拥有莫扎特和米开朗斯基而他们却没有”。美国新闻媒体极力赞扬塞缪尔·亨廷顿对伊斯兰世界所进行的“无情、彻底而敏锐的”评论，它们“不是去启发读者，而是激起他们心中作为‘西方一员’的愤慨之情，以及告诉他们在当前形势下需要做什么”。[2] (p.23)正是在对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一片贩卖声中，“在西方(尤其在美国)，自封的斗士滥用了邱吉尔式的雄辩言辞，与它的憎恨者、劫掠者及破坏者展开了战斗”。[2] (p.23)
萨义德认为这里的关键在于，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及其贩卖者千方百计地要在西方世界与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阿拉伯世界之间划出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那么，这道鸿沟是否真的存在？他指出：“原始激情和精确的专业知识以某种方式结合能够证明以下说法是虚假的：在‘西方’和‘伊斯兰世界’之间、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在我们和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更不用说引起了无穷争论的身份认同和民族性这些概念了。”[2] (p.23)擅自划分界限、讨伐异己、以我们的善去反对他们的恶、去消灭恐怖主义、去完成终结国家的存在，并不会使假想的实体更为真实。他强调：“关于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这种无所助益的划分带来的问题是：它们误导和困扰了力图理解混乱的现实的人。”[2] (p.23)
萨义德强调，西方列强的使命是建立“西方”对其历史文化之敌的压倒优势。可惜它们在这样做时忽视了以下事实：在创造这种新的战线的过程中，西方利用了伊斯兰世界的人道主义、科学、哲学、社会学和历史编纂学等，在查理大帝时代和古典主义时期，伊斯兰因素就已经影响了西方世界，伊斯兰世界从一开始就内在于西方。基于对世界文明关系的这一认识，萨义德这样说道：“我们(包括西方人、穆斯林及其他人)都受到诸种文化的熏陶。既然这些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力图将它们割裂是徒劳无益的。这是充满张力的时代，用强势或弱势群体、关于理性或无知的世俗政治、关于正义与非正义的普遍原则等术语来进行思考要比漫无边际地寻找夸大的抽象概念要好，这种概念或许可以提供暂时的满足感，但几乎不能提供任何关于自我的知识或深邃的知识。‘文明的冲突’这样一个论题是一种策略，就像‘世界战争’一样，它有利于加强防御性的自豪，而无助于批判性地理解我们时代令人困惑的相互依赖。”[2] (p.24)萨义德在这里鲜明地表述了这样一个基本观点：目前在西方世界广泛流行的关于非西方世界，特别是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相互对立的观念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在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基础上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其目的是为干预、征服、统治、欺凌非西方世界制造根据和提供借口，而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这种水火不相容的截然对立。如果一定要对现存的世界作一剖析和划分的话，那么，引用正义与非正义、强势与弱势的概念显然要贴切得多。无论是萨义德对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荒谬性的分析，还是他对目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利用这一理论来实施霸权主义实质的揭露都是一针见血的。
2002年4月2日，萨义德又在由乔姆斯基参与组织的网站http://www.zmag.com上发表了题为《设想一下：幸存之后会发生什么》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根据中东局势，特别是巴以冲突的最新进展，尖锐地批评了美国的对外政策。他首先分析了巴以冲突的现状。他说，今天，任何一个与巴勒斯坦有关的人士都处于极度的震惊与愤怒之中。以色列在乔治·布什惊人的无知和荒唐的支持下，对巴勒斯坦发动了全方位的侵略。这次侵略比1971年和1982年的大规模侵略更为严重。今天的政治和道德氛围更加冷酷和简单化，美国的权力更加稳固，反恐战争已经完全占据了全球的议事日程。
所有这一切是如何造成的？萨义德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美国利用新闻媒体尽其破坏功能。“媒体扮演了一个更具破坏性的角色，它几乎彻底脱离了35年来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非法占领的历史语境来突出巴勒斯坦人的自杀性攻击。”[3] (p.7)在他看来，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所做的一切都是由美国导演的一场经过周密和科学安排的运动的结果。“这场运动为以色列的行为提供了合法性，同时贬低和抹杀了巴勒斯坦人的行动。”[3] (p.7)这不只是保持强大军事实力的问题，而是组织舆论的问题，尤其是在美国和西方；这种力量来源于逐步有条不紊的工作，它使以色列处在容易让人产生认同的位置上，巴勒斯坦则被当成以色列的敌人，因而是可恶的、危险的、反对“我们的”，甚至“一提起‘巴勒斯坦’这个概念，每个美国人的脑海中马上会联想到‘恐怖主义’”。[3] (p.8)冷战结束以来，就组织舆论、塑造形象和思想方面而言，欧洲退到了一个几乎无足轻重的位置，而美国则成了主要的战场。
关键在于，以色列沙龙政府和美国布什政府的这种行径能否得逞？萨义德断然认为，不会得逞。他首先指出，沙龙对巴勒斯坦全面的否定和仇恨最终并不会带来任何政治或军事上的胜利，而其后果也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使他的努力和他的整个生涯深受其害。“不管沙龙多少次笨拙而愚蠢地为他的恐怖行为粉饰，一场对手无寸铁的人民发动的战争永远都不会像所梦想的那样带来真正持久的政治后果。巴勒斯坦人将永远不会撤离。另外，沙龙将毫无疑问地以耻辱告终，并且被他的人民唾弃。除了破坏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人的一切事物，沙龙没有任何别的计划，然而即使在他大发雷霆，紧紧抓住阿拉法特和恐怖行为不放的时候，他也只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他自身盲目和偏执。”[3] (p.7)其次他指出，作为沙龙政府后台的布什政府的处境也好不了多少。他说：“我们确信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民和其他国家的人正逐渐清醒过来，放弃对以色列的幻想，并且开始厌恶它，认为它像一个受美国保护的开销巨大的病人，它加深了美国的孤立，严重地损害了美国在其盟国和本国公民中的声誉。”[3] (p.7)鉴于上述基本分析，萨义德作为美籍巴勒斯坦人满怀信心地指出：“事实上，我们是一个完整的民族和完整的社会，尽管以色列对巴勒斯坦进行了残暴的攻击，我们的社会仍在运作。我们是一个完整的民族，因为我们有一个正在运作的社会，它在过去的54年中坚持了下来，它还将继续前进，尽管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在此期间遭到了各种侮辱，遭遇了历史的各种残酷转折、各种不幸、各种悲剧。”[3] (p.8)
2003年3月7日，即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夕，萨义德在美国Z杂志网站http://www.zmag.org上又发表了题为《全球危机》的论文。他在这篇短文中一方面分析了美国被“9·11”事件激发起来的爱国主义情绪，以及这种爱国主义所表现出来的表面上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则揭示这种表面上的一致性所掩盖着和隐藏着的美国内部的争端和矛盾。他说，自己作为一个在美国舒适地生活了多年的美国公民，只是由于自己有着巴勒斯坦的血统，从而还保留着局外人特有的一种比较的视野。他说，美国和以前的古典帝国的差异在于：虽然历史上每一个帝国都声称不会重蹈其前辈过度扩张的覆辙，但当前这个帝国在这样做的同时，却令人震惊地声明了它出于神圣的利他主义的动机，声明其动机是纯洁和善良的。而且更不可思议的是，美国政府声言的这种虚伪的美德还得到了那些前左翼和自由知识分子的认可，这些人以前曾反对美国的海外战争，如今却以狂热的爱国主义或犬儒主义精神支持美国政府发动战争。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转变？萨义德认为，“9·11”事件在其中确实起了作用。“对五角大楼和世贸中心的恐怖袭击被看成是不可理解的，没有人想到它们可能起源于海外深受美国干涉之苦的世界。”[4] (p.19)萨义德强调，恐怖主义是可憎的，但这些美国人没有认识到其根源在于美国的霸权主义使广大的第三世界人民深受其害，正因为如此，“在所有关于美国对阿富汗以及现在对伊拉克的反应所做的严肃分析中，历史感和均衡感都已经消失”。[4] (p.19)
萨义德在这篇文章中还揭示了美国媒体在制造共识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他指出，美国由大众媒体主导的公共领域，正在建构、组合并控制各种讨论，无视多样性和差异现象。这说明美国的实用主义信仰在起着作用。他说：“这种行为背后的原因是美国对实用主义的信仰，他们把实用主义当成处理现实的哲学。”[4] (p.21)美国人在思想上信奉实用主义哲学，在行动上必然也持实用主义的态度。在当今美国，后现代的反唯名论与这种实用主义结成了同盟，这和分析哲学一道成为美国大学中很有影响力的一种思维方式。虽然一些“顽强的异议传统”，如黑格尔哲学和海德格尔哲学在主流话语内部发展起来，但被有意识地掩盖起来。实用主义在当今美国绝对占据着统治地位，美国人目前这种利用媒体制造共识，煽动爱国主义情绪，压制不同声音等行径，都是建立在这种实用主义思维方式的基础之上的。
难道在当今美国只有共识而没有矛盾和冲突吗？这正是萨义德着重思考的。他给自己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布什好斗的外交政策以及他那危险的、无知的、实用的见解背后的美国是团结一致的吗？美国的身份永远也不会改变了吗？在一个必须与美国的军事力量共存的世界中，美国是否还代表着某些东西，使世界其他地区无需噤若寒蝉就能与之打交道呢？他自己回答说：“我力陈以另一种方式看待美国，把它看成一个充满争议、动荡不宁的国家。我认为，把美国理解成一个经历着一种严重的身份冲突的国家更为准确。这种冲突类似于其他地区的别样的纷争。美国或许已经赢得了冷战的胜利，但其结果远不明朗，斗争也远未结束。”[4] (p.22)萨义德所做出的“美国或许已经赢得了冷战的胜利，但其结果远不明朗，斗争也远未结束”的判断，是十分尖锐而深刻的。在他看来，美国执政者集权化的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有其内在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必然会起作用，会把美国引向反面。
他说：“如果我们考察给人印象深刻的、强有力的、反对伊拉克战争的因素，那另一种迥异的美国图景就出现了。”[4] (p.21)在当今美国的各种反对力量中，他特别提到了“受理想主义激发的学生”，他说这是一个“原则性强、有时候是准无政府主义的群体”，“他们深深地怀疑全球化，尤其是怀疑经济全球化”。[4] (p.21)他还提到了被欧洲人、非洲人和亚洲人说成是“左派”的那些人，他说这些人是“重要而又令人敬畏的经验和良知的支持者”，虽然“两党制的控制是如此强有力，以致一个有组织的国会左翼运动或社会主义运动事实上从未存在过很长时间”。[4] (pp.21-22)他更提到了“非裔美国人”，说这些人相当激进，正在奋力抗议“警察的暴力、工作歧视以及住房和教育方面的不平等”。[4] (p.22)他说，许多群体和个人已经对“9·11”之后盲目的爱国主义做了抵御。他们维护公民自由，其中包括言论自由，这些自由受到所颁布的美国爱国法案的威胁。与此相关的是电脑空间的斗争，斗争的双方是官方的美国和非官方的美国。“在当前急剧的经济衰退过程中，某些问题，诸如贫富差距、公司高层的挥霍和腐败、贪婪的私有化方案给社会安全体制所带来的危险等，严重损害了独特的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盛名。”[4] (p.22)
坚持站在被压迫的弱小群体一边的萨义德，对未来还是充满了希望。他说，当今的美国，不同文化，尤其是移民文化，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全球化的一个或许是无意识的后果是有着共同利益的一些全球运动的形成，如人权运动、妇女运动、反战运动等。美国与这些运动并非没有任何联系，“我们必须透过美国表面上的一致，看到其中存在的诸多争端和矛盾，这些争端和矛盾同时也涉及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他强调：“这就是希望和激励之所在”。[4] (p.22)
萨义德仅仅是后殖民主义的一个代表人物，除他之外，还有许多代表人物，如斯皮娃(Gayatri Chakravory Spivak)、巴巴(Homi Bhabha)、范农(Franz Fanon)、霍尔 (Stuart Hall)、扬格(Rovert Young)等，他们的共同点是从后殖民主义理论出发，展开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独特的批判。他们的这种批判已经并将继续影响着人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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