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文学、地域文化与我的小说创作_小说论文

先锋文学、地域文化与我的小说创作_小说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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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03)04-0030-05

我看先锋文学

1985年之后,中国文坛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学思潮,它一反常态地跳到对中国文学形式 上的思考,就是说,文学到底什么是重要的。以前我们讲“写什么”很重要,你小说是 写什么的,是写革命传统历史的,是写主旋律的,或者写什么其他的东西的,这个很重 要。现在看来“怎么写”更重要。我有一部作品,就是2000年“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 排行榜”排第一部的,叫《重瞳》,副题叫“霸王自叙”。写的是楚汉相争、霸王别姬 的故事,我只是把它写成了一种有意义的东西。我用第一人称写这个小说,我在项羽的 故事里面居然写到了斯大林、孙中山、希特勒……这些是不可思议的。但这个小说反响 很大,到现在已经有7个版本的外文版,美国《世界日报》还在一个半月内连载了这部 小说。小说所叙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为什么人家还连载这部小说呢?别人感兴趣的就是 你怎么去写这个故事。后来有人写评论,说我的小说是“云霄之上的浪漫主义”,这句 话可能有溢美之辞,但是我觉得这个评论家是读懂了我的这篇小说的。我举这个例子, 并不是抬高我自己有什么了不起,我只是说我们这些作家和前辈作家是有不同的地方。 而同样一个东西,你用不同的处理方法,往往会呈现出另一番色彩。

1985年的那股文学潮流,实际上是集中在中国文学的一种形式革命,这在当代文学史 是开了个先河的。这以后,中国作家,尤其是些中青年作家,面目一新。另一个原因是 1985年前后,一些西方国家的作品大量的翻译到中国来了。让作家们感觉到像打开了一 个窗户:原来还有这样的小说,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像博尔赫斯,像卡夫卡,像拉 丁美洲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像林顿这些作家。还有,法国的“新小说”派作家罗伯· 格里耶,以及后来的米兰·昆德拉,等等。这些作家的作品出来以后,让人感觉到是一 种很奇异的风光,是一道很绚丽的色彩。它太具有诱惑了,你没有道理不去爱它。我不 知道我的同类作家承认不承认它,我是承认它,我是受到它的影响的,我不避开这一点 。很快,在86、87年,中国当代文坛就形成了一种思潮——先锋思潮。应该说,我也是 这个小说思潮的代表作家之一。每一次一谈先锋小说,我看到一些文章就把我的代表作 品说上几句,这倒不是一种荣誉,而是说我们那个时候确实为先锋小说做出了贡献。

先锋小说这个概念提出来,有两个具体的实例,可作为它的依据。第一个,这些作家 基本上是当时三十岁左右的年青人,如现在在同济大学当教授的马原,在清华大学当教 授的格非,还有余华、苏童、叶兆言、孙甘露,以及我本人,等等。这是一个依据。第 二个呢,这些作家的作品集中发表在《收获》、《钟山》、《花城》、《作家》这些刊 物上,你在《十月》、《当代》基本上是看不到他们的作品。为什么?这些作家强调自 己的文学立场。文学是有立场的,你不能叫我写什么我就写什么,而是我想写什么就写 什么。由于这两个基本事实的存在,因此很容易形成一个派别,形成一个队伍,所以批 评家这时候就把这些人,这个派别,这个队伍,叫做先锋派。尽管我们从来没接受我们 是先锋派,就像我自己在小说中调侃地说,没有哪个作家是先把旗帜打出来,然后才去 走路的;因为理论总是滞后的,创作总是向前的。但他们还要这么认为。我呢这样解释 ,我说先锋派既不是一个很荣誉的头衔,也不是一个很丢人的头衔,你要这么说,我就 这么算了,不跟你较这个真。但是我指出来,这些作家他们和传统上说的作家是完全不 一样的。他们更注重一种表达,一种形式上的表达,一种形式上的多元的、复杂的、飘 忽不定的东西。他们觉得这是最真实的东西,而且,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表达方式是完成 了作家和世界之间的一种沟通。因为一个小说家,他的责任是描绘这个世界,去呈现这 个世界,他不要去解释这个世界,更不要愚蠢地去为这个世界去作一种结论性的东西。 因此,他就把这幅图画告诉你,怎么判断是你的事。多少年前,我写过一篇理论文章叫 《小说家言》,其中举到一个例子。我说我们这些人的小说不好理解,作者和阅读者的 关系就像茶叶和水的关系。我是一个做茶叶的人,读者是烧水的人,你是一个很有智慧 的读者,你就能把水烧到一百度以上,这样我们俩一合作,就能沏出一杯非常好的茶; 你是个能力比较差的读者,你烧不开这个水,甚至用冷水,那就永远也沏不开我这壶茶 。这样创作者和阅读者之间就构成了一种参与和合作的关系。传统的小说,只是一个我 说你看的关系,它不允许你去想象,不需要你做过多的思考,它把你想说的都说出来, 并且强制性要求你去接受它的观点。这种小说,我觉得是不完美的小说。《红楼梦》之 所以有这么多人去研究它,就是由于《红楼梦》的主题永远是一个无限的空间,如果《 红楼梦》是那么单调,还能养活这么多的学者吗?正是由于它是一个不可限量的意识空 间,因此,《红楼梦》永远对于我们来讲是个迷宫,你在迷宫里面要探索,要去寻求。 所以说,中国历史上有些伟大的作品,都具有一种现代小说的基本特色。或者说,中国 当代先锋小说,与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学有一种内在的渊源关系。

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后,先锋小说就进入了低潮。到了九十年代初期,基本上就溃不 成军了,很多作家的创作方式或方法也改变了。包括余华的《活着》,后面的《许三观 卖血记》,叶兆言的小说,苏童的《妻妾成群》之后的小说。这些小说严格讲起来,不 能作为他们艺术上的最高的成就,但恰恰是使他们成为名作家的最好的一个佐证。如果 说先锋小说它有一个营垒,那么,这以后,这个营垒的这些干将们,下海的下海(我是 属于下海的),改变的改变,调整的调整,最后,这个小说思潮基本上就过去了。

地域文化与我的小说创作

今天上午,我去祭扫了陈独秀墓。安庆这一方水土能出陈独秀这样的一代宗师,是安 庆人的真正骄傲。我每次来都要去看一看,这是一个伟人。我去扫墓,也看到了一些有 限的文物,想到很多,感到现在的所谓文化人(包括学者、作家、教授等)与五四时期的 大师相比,差距不是两三句话可以讲清楚的。我在给《北京青年报》写专栏时提到陈独 秀的《敬告青年》,从今天的眼光看,其观点还是十分新潮、现代的。这就说明一个真 正的伟人,意识永远是超前的。当然,小说家也可以出大师,像卡夫卡这样的大师,作 品可以影响文坛一二百年。

从做小说的人讲,我个人感觉还是福克纳的那句话讲得好,福克纳一辈子也没有离开 密西西比州的那个家乡的小镇,依他的话讲,就是在邮票那么大的地方写了一辈子。这 不能简单理解为甘于寂寞,实际上是他能感到立足于本土文化有许多东西值得探寻,而 不像我们现在许多作家是好高骛远,迷恋时尚。写作这件事,路是越走越窄,而不是越 走越宽。你要感到写作的路越走越窄,这个方向肯定是不错的,你要感到越来越宽,那 么路就错了。学问做得高深的人总是觉得学问越来越难,而非越来越容易。对于一个作 家来说,他的作品多也未必是件好事,文学史上不就有张若虚的一篇《春江花月夜》“ 孤篇压全唐”的范例吗?

现在谈“地域文化与我的创作”的关系。在先锋派这个概念提出以前,有一场运动, 就是由韩少功发起的“寻根文学”,他当时提出传统文学中间(包括楚文化)的一些精髓 哪里去了?他写了一篇很著名的随笔《我们的根》。在韩少功看来,一种文化的衰退, 首先就是语言的衰退。我是同意这种观点的。当时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在当代文学史上 这次活动很重要。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地域文化,它是否等同于一种民风民俗、风土 人情?后来一讲地域文化,有人就认为是当地的方言、习俗、习惯等的拼盘。我认为这 是不确切的。地域文化应该反映一种文化意识。意识是属于形而上的,习俗是一种具象 ,是形而下的,这种意识可大可小。比如《阿Q正传》里面没有地域文化色彩吗?阿Q的 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人际关系,小说中营造的那种氛围,都是特定的地域文化意识的 反映。脱离了这些东西,《阿Q正传》本身也就难以存在了,所以我们今天说的地域文 化更多强调的是地域文化意识。只有从这个角度,这个高度作一个判断,才可能对地域 文化的理解,至少不会很偏狭。地域文化进入小说文本后,会是什么形态,这种观念的 东西进入小说,应该呈现怎样的面貌,不用说,这种意识应该渗透在小说的字里行间, 而不是作为一个标签贴上去。《马桥词典》对地域文化和文学的关系的阐述是很杰出的 ,再加上以前杭州的李杭育,他有几篇作品,像《沙灶遗风》、《最后一位渔佬儿》, 以及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都是与地域文化意识分不开的。这种意识在一定的高度将 会超越地域文化的界限,而成为一个民族性的东西,如《阿Q正传》不能说仅仅是一种 江浙文化的意识,而是整个华夏民族的意识。鲁迅和我们的距离,就在于他是从地域走 向民族,从民族走向世界,而我们往往局限在地域的框架里面。

安庆这块土地对我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和帮助。比如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日晕》,1 988年《清明》发出来了,能调动我的不仅是我作为安庆人、怀宁人的生活积累问题, 更多的是我自己在这块土地上这么多年积累的东西所形成的观念的东西在起作用,小说 中反映出的人物的状态、行为方式,在我看来与这块水土是有关系的。我在写这部小说 时,主要是用某种观念的东西对这块文化作一种观照,反过来是这种地域文化色彩的东 西对我本人的创作的参照,以至于到最近的长篇三部曲《独白与手势》(白、蓝、红)。 《白色》带有我个人某种履历的底色,我强调底色是一种履历的背景性,不是指背景上 的故事性,故事是虚构的。小说从1967年(包括1967年以前)写到今天,写一个男人三十 年的心灵史。我当时所亲历的东西栩栩如生,历历在目。现在一些读者都认为《白色》 比《蓝色》写得好,有一种沧桑感,从哲学层面上讲是一种属于真正个人化的写作,而 这种个人的东西和民族、和时代很难拆解开。我写了我最熟悉的东西。最熟悉的东西是 我血液中浸泡最深的东西,深入骨髓的东西,也就是和这块水土分不开的。《独白与手 势》出版后,许多搞批评的人问,如果你不写与你自己人生经历休戚相关的东西,你会 写出这样的力度吗?我说不能,因为那种刻骨铭心的东西,是无法想象的。如果大家看 过这部作品,将能看出哪儿是安庆,哪儿是怀宁,尽管书中我把安庆写成水市,把怀宁 写成石镇,但从地理关系、氛围是很容易辨别的。这种地域文化使作者笔下人物也是不 一样的,潘军我作为安庆的作家,苏童作为苏州的作家,我们两个人笔下的人物是不同 的。另外,作家本人的观察、表达、思维方式也不同,小说中散发的对文化的思考与传 统作家也不一样。之所以能形成这种东西,还是与地域文化对你的营造有关,哪怕你今 天是个前卫性、先锋性的作家,你不能忽视这种东西,这种东西会影响你的判断力。我 父亲是写戏剧的,我母亲是演黄梅戏的,从小家庭的这种气氛对我的影响也不一样,如 果我出身在干部家庭,也许逻辑层面的东西要多一些,正因为是个民间艺人的家庭,所 以更多地接触了鲜活、生动的东西。鲜活、生动的东西是富有灵性的,富有灵性的东西 往往是不固定的,那么作品也就充满了诗意。诗意是无形的东西,使你在阅读中感到有 一种诗的气息。诗意会使小说飞翔。

我的创作之路

1978年,我上了大学以后,就面临着一种选择,当时我就觉得我这个人应该搞创作, 希望自己能走上文学创作这条路。1981年,我就写了一个独幕话剧《前哨》,获得了全 国大学生文艺调演一等奖。这个话剧是由我本人自编、自导、自演的,剧中鲁迅就是我 演的。鲁迅的独一无二在于他的贡献上的两个方面:一是他完成了汉语言写作的使命, 他把胡适所提出的白话写作的口号变成了实践,这是功德无量的。二是他的思想有一种 超前性。一个伟大的作家,最后他毕竟与思想层面所接近。鲁迅的伟大,在于他的小说 ,是对中华民族、中国历史进行的反思;他表达的不仅仅是一种人生的状况,而且是对 人类历史的一种思考。这是鲁迅价值所在,他是当之无愧的大师。《鲁迅全集》我看了 五遍,十二卷本的,包括他的日记、书信。大学阶段,我很多精力是放在读书上。书是 读不完的,因此读书,首先要做个选择。你要根据你自己能力、兴趣、志向去做选择。 当我意识到要去写作的时候,将去成为一个作家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应该大量 去读一些书。我读书是凭我本人的眼光去做选择的,我不被舆论理论所左右。比如说, 同样是俄罗斯文学,我喜欢托尔斯泰,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不喜欢屠克涅夫之类的 。同样是法国文学,我喜欢福楼拜,我不喜欢巴尔扎克,但是并不等于说巴尔扎克不伟 大。我为什么告诉大家要用自己的眼光去做判断、去做选择?就是说这样的东西往往靠 得住。因此我一开始就有一种选择的目光。我在大学里读书,便不是一本本地读,而是 一个作家一个作家地读。在大学三年级的上学期,我就读了一个作家,就是美国的海明 威。海明威所有的中译本,我全部看完了。下学期,我只读了两个作家,一个是奥地利 的卡夫卡,一个是美国的福克纳。读这些作家的作品,你肯定会受到他们作品的影响, 由于这些作家的影响,也就导致了你自己进行创作的方式、方法的改变,思维观念的不 同,表达方式也不同。所以我在写小说的时候,一开始就不满足于传统文学、传统小说 的模式,我就觉得我应该写出另一种小说。这些作家对我来讲,在创作的初始阶段是起 到一定的影响作用的。

大学毕业的1982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青年文学》准备改为月刊,就派了一些编辑 到每个省去组稿。他们到安徽时,就想到了我,我于是写了一个短篇叫《拉大琴的人》 ,没想到《青年文学》很快就发表了,唯一的遗憾,就是把这个小说的题目改成了《啊 ,大提琴》。

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叫《日晕》。《日晕》写的是我自己在安庆地区有一年参加长江 防汛的经历。但它并不是去写一个抗洪的故事,我只是以天灾作为一种背景去写了一场 人祸,我写了人在特殊情况里面的一种特殊的状态和特殊的心态。这个小说是我在省委 宣传部业余时间写的。每天晚上七点半《新闻联播》以后,我就拎着一瓶水,带着一条 毛巾,还带着一瓶风油精,光着赤膀在办公室,写了一百个晚上。所以大家不要看我今 天很风光,出了四五十本书,但我要告诉你们,我也是吃过苦的。最聪明的人,不勤奋 是不行的……在这个之前,我还写过一个中篇,叫《白色沙龙》,发表在1987年《北京 文学》第10期,以头条的形式发表的,引起了一些广泛的关注。现在一些作家写我的评 论、作家论的时候,都把《白色沙龙》作为我本人的成名作,这还是有些道理的。前年 (200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一套丛书叫《中国当代作家选集》,其中也有我一卷。当 时他们要求入选《白色沙龙》,认为这是我的成名作,于是我选了。

我在这实际上是提到了我的处女作。如果从文字发表的那一天起,那是《前哨》,是 个话剧;如果从第一篇小说算起,那应该是我在《青年文学》创刊上发表的那篇《拉大 提琴的人》,是个短篇小说;如果说我的成名作,应该就是在《北京文学》发表的《白 色沙龙》;如果说我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日晕》, 最先发表在1988年的安徽《清明》杂志上。从第一篇小说到第一部长篇小说,虽然已写 了四五十万字,但是这个阶段还应该作为我本人的习作阶段,所以我创作的第一阶段应 该是习作阶段。习作阶段呢,说得严格一点也就是一种作文的延伸,它比作文好那么一 点点,它能发表了,能印成铅字,能出书,而且还能给人带来稿费和名誉。但是从我这 个人来讲,应该说,这个阶段还是习作阶段。但是我在创作的第一阶段,和别的作家有 明显的不同。无论是短篇,还是中篇,还是长篇,我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故事小 说的理解和传统的作家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些事情,我认为是故事,很精彩,但传 统的作家中间他们认为不是一个东西;比如说,我认为可以把它写成小说的他们往往认 为不能写成小说,充其量只能把它写成一篇散文。不要小看这些区别,它实际上就是一 个新潮作家和传统作家的一个最基本的分歧,就是你对素材的选择和处理。所以从那个 时候起,我对小说的理解就已经不一样了,我就意识到小说应该表达对这个世界的一种 态度,而不能仅仅满足于去说一个故事。故事永远是一种通俗层面的东西。

从1987年的《白色沙龙》到1992年我去海南岛之前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风》,这个阶 段,应该是我创作的第二个阶段,我自己把这个称为先锋实验阶段。我曾经出过一个两 卷本的选集,就叫做《潘军实验作品选》,是花城出版社出的。这个阶段感觉到那种写 作状态特别理想,知道自己是在做一件事情,没有任何迁就,没有任何迎合,更没有任 何的媚俗,而完全是按照自己主观的一种选择,主观的判断,主观的意识去进行创作。 《风》这篇小说,应该是作为我创作第二个阶段的一个总结。第二个阶段,就是从1987 年到1991年这个阶段,从《白色沙龙》到《风》,虽然说与我创作的第一个时期有局部 的交叉,但严格地讲,从《白色沙龙》以后,我的小说已经很鲜明地开始具有一种个人 的风格了。这个阶段,我的大量的先锋作品,比如说《南方的情绪》、《流动的沙滩》 、《爱情岛》、《蓝堡》,一直到《风》等等,可视为我第二个阶段代表性的作品。

今天再回头去看,把自己的作品从头翻一下,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那个时候,我竟 然能写出这样的句子:“梦像梯子一样竖立在我的面前”、“女人的嘴唇就像一道刚切 开的伤口”等等。这话现在就是写不出来。那时才能称得上真正的创作,对我个人创作 构成了一种不可估量的东西。李洁非先生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分析过我的小说,他是谈我 的城市小说,那个文章对我的评价很高,他说我的城市小说写得之所以跟别人不一样, 有深度,有魅力,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拥有一部作为中国先锋小说代表作家之一的历 史。我等于是拿那把枪对准现在的靶子,而那把枪确实是一把非常优秀的枪,因此跟现 在这些人,只是写什么酒吧,写妓女,这些城市小说是不一样。我写了城市的一种状态 ,写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距离,写人和环境之间的一种冲突和矛盾,制约与反制约,这 些作品在我后面的一个阶段就大量涌现了。现在谈论第二个阶段,我要说,如果没有第 二个阶段对自己素质上的一种磨练,我想后面的小说,就不可能写成现在这个样子。

1992年之后,我便去了海南,后来又到了郑州等地,开始了我的经商生涯。到了1996 年,我觉得我自己的预期目的达到了,应该写作了。我就重新恢复写作,以一篇小说《 结束的地方》结束了我为期五六年的经商生活。经商生活给带来了很多的财富,不仅仅 是金钱,其实我后来也赔了不少钱,更重要的是我和那些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虽然精 疲力尽,但我觉得我和社会最直接的东西进行了一次肉搏。

第三个阶段,也有一些特征性的东西,那个时候我自己明确地想到,写作品,不要忽 视读者。虽然你不要迁就读者,但是你心中要有读者。因为一个人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被 人看,那很可悲,一个作家主动去迎合市场,迎合读者,同样是可悲的。但是一个作家 能用心把自己的作品写得和读者亲和一点、亲近一点,这是可贵的。所以那时我觉得, 我要使我的小说更好读一点,更好看一点。这并不意味着放弃精神上一些品质性的东西 ,而应该有一种平易的姿态。所以从《结束的地方》开始,我一口气写了不少作品,比 如《海口日记》、《对门·对面》,包括后来的长篇小说《独白与手势》的《白》、《 蓝》、《红》三部曲。

一个作家的记忆决定他的写作方向。留在我记忆深处的东西是我难忘的一些东西,我 写出来,感到很亲切。我的小说第一人称很多,2000年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作过我 一个专题就是《潘军和小说》,主持人问我:“你的小说中有你的影子吗?”我说,不 要这样问,一个作家的体验是很真诚的,但既然是小说,它的故事,在进入文本以后它 就是虚构的,你不要去找“我”的影子。特别是像《海口日记》那篇小说出来以后,读 者来信80%的人都问:“这上面‘我’是你吗?”我对他们说,小说就是小说,在海南岛 我没有开过出租车,虽然我写的是一个作家在里面开出租车。

第三阶段写了一些书,其中一部分被改成电视剧,说明它们有可读性,有一种亲和力 。从那以后,一直到现在,陆陆续续写了一些东西。有些作品应该说是我本人还比较满 意的,像《重瞳》、《秋声赋》、《我的偶像崇拜年代》等等。

2000年以后,我本人又有一个调整,虽然不是创作上的那种分期,我觉得我自己已是4 0多岁的人了,我面临着创作阶段最后一个冲刺。和任何专业一样,最后的冲刺是最艰 苦的,也是你付出心血最巨大的,它所付出的劳动和心血可能是你前几次冲刺的总和都 不止。这就要有足够的准备,知识准备,心理准备,甚至体力上的准备。因为写字不管 是用笔写,还是用电脑敲,毕竟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把它弄出来。我现在已经出版了这么 多的书,发表、出版对我已经没有诱惑力了。我最关心的就是我能不能还能写得更好? 如果我还有这个能力,还有这个信心,我就会为这个目标去做最后一把努力。

收稿日期:2003-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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